一個極端是把中國全面吹捧為發展典範，把它論述為落後國家步向盛世的理想模式。但另一種觀點就反過來是把中國描繪成一個邪惡帝國，為禍眾生。兩種觀點，都犯上以偏概全、以情害理的弊端，中間也許夾雜了更多的政治偏見、利益考慮，兩者都沒有基於客觀事實去以事論事，其論點對認識中國也沒有什麼幫助。
應該怎樣去看中國的發展，這大概是每個關心國家未來的人經常撫躬自問的問題。在喧鬧不休的「媚共」與「仇共」的謾罵聲中，大家都期望可以找到一個合理的視角去認真理解國家發展。就我個人而言，從事了中國研究一段時間，也一直抱幾個觀點去嘗試認識內地的變化，這裏也許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
首先，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總體上，中國固然已躋身於世界經濟領導地位，而國家也有能力在個別領域上如航天事業等大放異彩。但從人均角度來看，經濟發展要走的路依然相當遙遠，不少地方仍然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態。而事實上，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亦是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所遭遇。例如基層醫療服務不足、城鄉差距、生態危機、社會保障發展滯後等這些一直為外界所非議現象，其實在也是不少落後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到的難題，並非中國獨有。
與此相關的觀點是中國不單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更是一個背負沉重人口壓力的大國。也因為這個原因，國家要扭轉上述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往往需要更高速的增長率以作支持，否則便難以有足夠資源去改變現狀。然而要維持這種高增長，國家在平衡即時經濟成效與長遠社會代價時，往往重視前者而忽略後者。對環境破壞代價的忽視，正是這種急功近利的策思維的例子。龐大的人口數目也會直接令政策考慮變得更為複雜。就以城鄉差距為例，人望高處，農民希望能到城市闖闖，找份更高收入的工作，人之常情。但中國的難處在於這種自然的城鄉流動，是以過億的農民工湧進少數沿海發達城市的嚴峻考驗形式表達出來，這些城市面對這種爆炸性人口暴增，其所承受的管治壓力，非比尋常。以今天的上海為例，當地已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常住人口是外來人口，而其中民工也佔了相當的比例。因此假如單以個人自由去作分析，有時可能把問題過分簡化了。
國家發展過程有「路徑依賴」特徵
最後，我深信國家的發展過程有其「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特徵。這裏有兩層意思，首先是指我們要了解今天的中國，不能忽略國家昔日的發展邏輯的影響。從前國家以計劃經濟為主導，今天中國雖然全力鼓吹市場改革，但政府的角色依然明顯。國家雖然退出了企業的微觀管理，但以持股控股方式仍然對中國經濟起主導作用。國家精簡機構多年，但其行政手段至今依然十分有效。身處其中的企業與群眾，也相應孕育出一種對國家的獨有的期望與對弈邏輯，而這種互動的官民秩序，也難以完全從自由市場經濟的格局去理解。「路徑依賴」的第二層意思關乎我們怎樣評價各種改革的政策選擇。意思就是說去評估個別改革的得失，我們應該超越短期的成效去看問題，重點反而要眼於有關改變有沒有為未來發展訂下一個正確的方向。
任何改變，一經訂立，往往會左右制度的未來發展，而要推倒重來改變這種發展的代價都十分大，因為無論是因為官僚惰性又或者既得利益，不少人都會安於現狀。因此決策者大都對根本性的改革敬而遠之，傾向捨難取易沿現有方向發展。例如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固然尚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以股份制改造為例，股權一旦分到私人手上，群眾嘗到新制度的好處，改革便根本沒有回頭路可以走。這當中的最大啟示，就是我們看待國家的改革措施，沒有必要時刻把它與最佳模式、終極理想去作比較，而更應從具體政策的發展方向眼，細心分析相關改變對表達改革大業的「播種」作用。眼前的政策制度或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但假如今天「退一步」能成就明天的大步前進，這種次優選擇顯然也並非一無是處。
香港享有言論自由，與祖國接觸頻繁，對國家發展的資訊充分掌握，這些都是觀察中國得天獨厚的優勢。善用這些條件去為國家發展作出深入持平的批判，相信是港人對國家可以作出的重要貢獻之一。
作者是新力量發展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本文取材自城大專上學院與新力量網絡合辦的「通識及公共事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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