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政府早於1995年已經訂立《公開資料守則》，以行政指引方式規定部分政府資訊須向公眾公開，但近年有政府部門無理拒絕公開與公眾利益攸關的重要資訊，如食物三聚氰胺含量等，申訴專員黎年上周批評政府部門用盡方法拒絕透露資料，違反政策原意。政府運作須透明公開是普世認同的標準，不少國家都設有《資訊自由法》，規定政府必須把資訊盡量公開，香港只以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守則》作規範，實踐了超過10年，證明失效；所以，香港應該訂立《資訊自由法》，確保政府不能無理拒絕公眾及傳媒查閱政府資訊的要求，確保政府運作透明公開，接受公眾監察。
申訴專員黎年上周四公布，近兩年接獲約40宗相關投訴，因此主動調查政府推動《守則》的成效。其中個案包括：
●食環署曾以「避免引起公眾混淆、影響和食物生產商關係、可能被控誹謗」為由，拒絕公開檢測食物中三聚氰胺的濃度。申訴專員公署批評有關理由在《守則》根本沒有載列；
●屋宇署曾以「內部文件」為由，拒絕公開大廈維修保養照片及滲水事件調查報告，與《守則》不符；
●特首辦前年以個人資料為由，拒絕披露副局長薪酬，被批評雖然理由合乎《守則》，但沒有向公眾解釋清楚原因。
此外，申訴專員公署亦發現，1995至97年間政府有透過傳媒宣傳《守則》，但此後11年來都沒有宣傳，而政府對公開資料主任的培訓亦很少。
官員抱持舊思維
不重視市民知情權
政府運作須透明，是香港人信守的核心價值，規定政府必須合理地公開相關的資訊，是監察政府的一個好方法。透過要求政府公開文件，個人、團體、民間社會及傳媒等就可防止政府濫權，侵害人民利益。
申訴專員黎年批評，政府部門用盡方法拒絕透露資料，違反了政策原意，他不揣測背後是否有目的，「可能是怕麻煩或誤解守則」。綜觀上述的例子，官員的取態相信並非因為什麼「怕麻煩或誤解守則」，相反，香港公務員的特色正是對各種官式文件規條非常熟悉，問題癥結應是官員拒絕改變，仍以上世紀的舊思維辦事。
以食環署拒絕公布測試合格食物樣本三聚氰胺含量為例，官員明顯認為，官府已為市民做了最好的決定，食物既已合格，要求公布資料只是多此一舉，會引起公眾混淆及不必要的疑慮。但官員沒有意會到，公眾對食品安全有知情權，市民有權根據資料自行作出生活上的決定，官員拒絕公開資料明顯是抱「官府為大、市民為小」的心態，不重視市民的知情權。
此外，根據申訴專員的報告，1997至2004年民政事務局沒有為公開資料主任提供任何培訓，97年後的11年內沒有再透過媒體積極宣傳，政府內部在97至07年6月的10年間，只發出過3份文件提示各部門有關《守則》的條文。政府的舉動，令人質疑是故意拒絕宣傳《守則》，讓公眾無法知道自己的基本權益。根據規定，政府各部門須指派一名人員擔任公開資料主任，負責促進和監督《守則》的執行，以政府的表現而言，這職位實應改稱為「不公開資料主任」，以切合其負責拒絕公開資訊的「真實職能」。
美國早於1960年代已訂立《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訂明公眾有權要求聯邦政府部門公開相關的資訊，除非涉及指定國防機密、商業機密或資訊明顯侵害個人私隱等，與資訊自由相關的法例更是傳媒監察政府的「尚方寶劍」，經常藉此取得重要新聞線索。例如西雅圖一家電視台於2008年根據《資訊自由法》，要求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提交關於iPod爆炸事件的文件；08年美國通訊社彭博資訊要求美國聯儲局交代曾向哪家銀行借貸及涉及什麼抵押品，聯儲局拒絕後，彭博根據《資訊自由法》入稟法院。
要求政府自覺無效
唯有引入他律規管
上述例子可見，《資訊自由法》是公眾監察政府的重要武器，香港訂立無法律約束力的《守則》已有15年，要求政府自覺證實無效，唯有引入他律，立法規管。近月香港就高鐵撥款引發社會爭議，公共專業聯盟曾向政府索取高鐵可行性資料文件，但被當局以第三者拒絕、沒有知識產權、不覺得有重要公眾利益為由，拒絕披露，如果引入了《資訊自由法》，政府或許早已交出資料，一場社會爭議也有望以較和平理性的方法解決。
2010年1月31日 星期日
陶君行﹕起義的「話語權」爭奪戰
【明報專訊】有關起義的「爭議」，建制派上綱上線早已預期，但某些傳媒及評論者，為我們分析「起義」，提供另類視野，可說更值得深思與玩味。
那些意見大概認為起義的確令大部分人聯想到暴力革命，至少提升與北京的對抗姿態，尤其令中間或中產選民因而怯於投票。
起義於中共 是正面辭彙
首先，就起義這個辭彙，社民連已在記者招待會詳細解釋：「起義於中共而言，是正面的辭彙。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的傅作儀，帶領他的軍隊在北平向共軍『投誠』，中共將這段歷史稱作『起義來歸』；到1986年，台灣華航機師王錫爵劫機，投奔大陸，中共一樣稱之為『王錫爵起義來歸』。而且，在黨史中也有著名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如果有人硬要將我們用起義兩字，扭曲成暴力革命，則中共在他們眼中，也必然是個不值得擁護的負面政權。」若然是一個誤解的印象，借此機會給社會上一次通識課，何樂而不為？
再者，所謂的中間或中產選民，是否一如論者所言鐵板一塊？無論是政府、主流傳媒，以及經常出現於各大媒體的評論員，都會形容中產是「保守」和「追求穩定」的一群，再以此為基礎，倡議他們對公共政策的立論。然而，香港「中產」是一個從未經驗證的社群。現貴為行政會議成員的張炳良，在一篇回歸前的舊文〈新中產階級再探——順回應呂大樂先生〉就曾有以下論述：「由於新中產階級內部存在無可避免的分化，不同的組合基於本身在生產關係中的相對獨特性、功能角色、資源、生活機會、社會地位、政治利益等，在社會上的集體行動（如政治參與的形態和取向）表現方面都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分歧，因而新中產階級內部同時存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及進步性是絕對正常的。」
不單是中產，整體香港市民都經常被政府及傳媒，簡單地模糊化成一個群體，按不同時間和政治需要任意解讀以至扭曲。這明顯是特權階層身為當權者對全體香港市民的背叛。
已故的美國歷史學家基斯度化‧拿殊（Christopher Lasch, 1932-1994），他的其中一本名著《精英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描述美國近代政治被一眾商界及學術界的精英把持，與一般民眾卻愈行愈遠。他形容那些特權階級，送孩子到私立學校讀書（送子女到國際學校），投保醫療保險（光顧私家醫院），僱用私人司機及保鑣，實際上他們已經完全脫離大眾生活。可是，這一班人卻去為社會的大多數制定與他們無關的公共政策，情一如香港的傳媒高層，以及建制內的社會精英與名人。
許多自詡的「精英」們，卻一直懷疑普通公民是否具有理解及判斷複雜事務的能力，並認為民主辯論極易變成大吵大鬧，而很少理性的聲音。於是，精英的思想愈來愈褊狹，政治辯論大多數都限於「有話語權的階級」，對任何新觀念都無動於中，對那些可能會質疑其觀點和事件置諸不理。拿殊20年前的這番批判，卻可以用作特區政府拒絕與「80後」等反高鐵人士溝通，以及建制派封殺5位辭職議員宣讀聲明的背景解說。
「精英」怕「5區公投」所彰顯民意
香港管治我們的「精英」，以及和他們相配合為攫取各種利益的建制派政治集團，正正害怕透過「5區公投」所彰顯的民意，從此化解他們一直掌握的「話語權」，令香港人不能再被他們任意解讀，對於他們而言，的確是一場「革命」。我們的「起義」，變相迫使他們面對一個政府在現代社會的「應有之義」：政府是代表民意的機關，管治者不能向其授權者撒謊。於是，一句「全民起義」的宣傳口號為他們咄咄進逼，甚至在2004年攻擊七一遊行「還政於民」的口號，為的是要證明「話語權」仍是牢牢掌握在他們手上。
所以，在這場「話語權」的爭奪戰當中，我們必須繼續堅持「全民起義」，那是為捍衛「新民主運動」的本質，亦即由香港人真正擔當政制發展的主角。拿殊最後提醒我們：「民主需要觀點和意見的激烈交鋒……只有辯論，才能讓人了解有用的信息。沒有民主觀點的交鋒，大多數人就不會積極地去掌握知識，從而使自身成為有能力的公民。」
唯有將「話語權」帶回民間，在「5區公投」的過程引發全民大辯論，香港人從此對於當權的精英們，就是一個個具有公民意識的個體，而不再是一個個被任意解讀的香港故事。
作者是社會民主連線主席
那些意見大概認為起義的確令大部分人聯想到暴力革命，至少提升與北京的對抗姿態，尤其令中間或中產選民因而怯於投票。
起義於中共 是正面辭彙
首先，就起義這個辭彙，社民連已在記者招待會詳細解釋：「起義於中共而言，是正面的辭彙。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的傅作儀，帶領他的軍隊在北平向共軍『投誠』，中共將這段歷史稱作『起義來歸』；到1986年，台灣華航機師王錫爵劫機，投奔大陸，中共一樣稱之為『王錫爵起義來歸』。而且，在黨史中也有著名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如果有人硬要將我們用起義兩字，扭曲成暴力革命，則中共在他們眼中，也必然是個不值得擁護的負面政權。」若然是一個誤解的印象，借此機會給社會上一次通識課，何樂而不為？
再者，所謂的中間或中產選民，是否一如論者所言鐵板一塊？無論是政府、主流傳媒，以及經常出現於各大媒體的評論員，都會形容中產是「保守」和「追求穩定」的一群，再以此為基礎，倡議他們對公共政策的立論。然而，香港「中產」是一個從未經驗證的社群。現貴為行政會議成員的張炳良，在一篇回歸前的舊文〈新中產階級再探——順回應呂大樂先生〉就曾有以下論述：「由於新中產階級內部存在無可避免的分化，不同的組合基於本身在生產關係中的相對獨特性、功能角色、資源、生活機會、社會地位、政治利益等，在社會上的集體行動（如政治參與的形態和取向）表現方面都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分歧，因而新中產階級內部同時存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及進步性是絕對正常的。」
不單是中產，整體香港市民都經常被政府及傳媒，簡單地模糊化成一個群體，按不同時間和政治需要任意解讀以至扭曲。這明顯是特權階層身為當權者對全體香港市民的背叛。
已故的美國歷史學家基斯度化‧拿殊（Christopher Lasch, 1932-1994），他的其中一本名著《精英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描述美國近代政治被一眾商界及學術界的精英把持，與一般民眾卻愈行愈遠。他形容那些特權階級，送孩子到私立學校讀書（送子女到國際學校），投保醫療保險（光顧私家醫院），僱用私人司機及保鑣，實際上他們已經完全脫離大眾生活。可是，這一班人卻去為社會的大多數制定與他們無關的公共政策，情一如香港的傳媒高層，以及建制內的社會精英與名人。
許多自詡的「精英」們，卻一直懷疑普通公民是否具有理解及判斷複雜事務的能力，並認為民主辯論極易變成大吵大鬧，而很少理性的聲音。於是，精英的思想愈來愈褊狹，政治辯論大多數都限於「有話語權的階級」，對任何新觀念都無動於中，對那些可能會質疑其觀點和事件置諸不理。拿殊20年前的這番批判，卻可以用作特區政府拒絕與「80後」等反高鐵人士溝通，以及建制派封殺5位辭職議員宣讀聲明的背景解說。
「精英」怕「5區公投」所彰顯民意
香港管治我們的「精英」，以及和他們相配合為攫取各種利益的建制派政治集團，正正害怕透過「5區公投」所彰顯的民意，從此化解他們一直掌握的「話語權」，令香港人不能再被他們任意解讀，對於他們而言，的確是一場「革命」。我們的「起義」，變相迫使他們面對一個政府在現代社會的「應有之義」：政府是代表民意的機關，管治者不能向其授權者撒謊。於是，一句「全民起義」的宣傳口號為他們咄咄進逼，甚至在2004年攻擊七一遊行「還政於民」的口號，為的是要證明「話語權」仍是牢牢掌握在他們手上。
所以，在這場「話語權」的爭奪戰當中，我們必須繼續堅持「全民起義」，那是為捍衛「新民主運動」的本質，亦即由香港人真正擔當政制發展的主角。拿殊最後提醒我們：「民主需要觀點和意見的激烈交鋒……只有辯論，才能讓人了解有用的信息。沒有民主觀點的交鋒，大多數人就不會積極地去掌握知識，從而使自身成為有能力的公民。」
唯有將「話語權」帶回民間，在「5區公投」的過程引發全民大辯論，香港人從此對於當權的精英們，就是一個個具有公民意識的個體，而不再是一個個被任意解讀的香港故事。
作者是社會民主連線主席
國父難為--黃毓民主講『MP4高清版本』
名咀黃毓民為你介紹和解構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 在政治主張, 為人, 為政, 和治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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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8日 星期四
倪匡︰相罵用語研究
原刊於2010年1月22日蘋果日報 名采論壇 倪租界
相罵，粵語叫「嗌交」，上海話叫「尋相罵」，指的是一種人類行為。這種人類行為的具體表現方式，是使用語言，揭對方之短、咀咒對方、中國特色加上「問候」對方女性親屬，等等。這種人類行為普通之極，幾乎從人開始會說話，就伴隨而至，從此成為生活的一部份。任何人，或多或少而已，決無一人可以避免的。
相罵時使用的語言，不會是娓娓動聽那一種，俗稱「相嗌冇好口」，總是有那麼難聽就罵得那麼難聽，然而，在相罵的用語之中，卻很可以看出相罵雙方的用說話方式，進而探討其行為習慣，很可以研究一番。
以最近人所周知的相罵事件為例，甲、乙相罵，甲先罵乙：「黑底」，乙回罵「監躉」。這兩個詞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表了。但凡罵人，一定要有的放矢，也就是說，要罵得有事實根據，不然，就品斯下矣，也不起作用。甲罵乙黑底，乙在警方、法庭真有黑底記錄，那就罵得好，罵得妙，罵得到肉。若沒有，那就是污衊、是胡說，罵得毫無作用，反倒自暴其醜。反之，乙罵甲監躉，也是一樣，甲如沒做過囚犯，乙這樣罵甲，乙的人品就不堪得很了。
相罵繼續，甲又罵乙「你欠人錢」，乙回罵：「你騙人錢」。噫嘻乎！欠人錢，算什麼啊，也值得被罵？在罵人用語之中，最沒有殺傷力的，恐怕就是這一句了。因為欠人錢這種行為，並不構成被罵的條件。而騙人錢，那就大不相同了，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法律上，都欠虧觸犯，抵罵啊！
當然還有其他很多相罵語，甚至還有預言式的「你也會變監躉」，那便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既然人皆相罵，從他人相罵之中學到些東西，也正是通識教育啊。
原文連結：http://www.lsd.org.hk/index.php/doc/detail/2646轉載：大陸流行的調侃時事的短信
同樣是出國，領導叫考察，富人叫旅遊，百姓叫偷渡。
同樣是幹活，領導叫帶頭，富人叫創業，百姓叫打工。
同樣是說話，領導叫精神，富人叫名言，百姓叫廢話。
同樣是要求，領導叫意見，富人叫提案，百姓叫牢騷。
同樣是炒股，領導叫主力，富人叫遊資，百姓叫散戶。
中山領導流浪漢，澤東領導窮光蛋，
小平領導小商販，澤民領導貪污犯，
剩下我們怎麽辦？跟着錦濤混口飯，
濤哥說：“‘再窮也要過元旦’！祝您全家新年快樂，健康如意！”
一、吃飯的科學發展觀
吃自家以素爲主；
吃朋友以鮮爲主；
吃老闆以精爲主；
吃公家以貴爲主；
吃小蜜以奶爲主。
二、 你吃了嗎？
常與領導吃飯，升官是遲早的事；
常與大款吃飯，發财是遲早的事；
常與情人吃飯，腎虛是遲早的事；
常與異性吃飯，上床是遲早的事。
結論：想幹什麽的時候先吃飯。
這就是爲什麽“中國特色”是：大家一見面就問: “你吃了嗎？”
三、中國特色的腦筋急轉彎
１、問：邊做假藥廣告，邊痛斥假藥危害的是什麽？
答：江湖騙子。錯！是CCTV。
２、問：比上大學還貴的是什麽？
答：出國留學。錯！是幼稚園。
３、問：爲什麽有人從幾千米高直接跌落到千米以下，卻面不改色心不跳？
答：是在跳傘。錯！是中國股民；
４、問：明明口袋裏隻有30元，卻搞一大堆資料證明實際有100元的是什麽人？
答：騙子。錯! 是統計局。
答：騙子。錯! 是統計局。
四、 人不由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人在婚姻，愛不由己；
人在官場，話不由己；
人在單位，事不由己；
人在世上，命不由己；
人生無奈，有何歸己？
享受生活，善待自己。
五、金融危機下的生活秘訣
１.不要添加情人；
２.及時甩掉外遇；
３.維持現有孩子數量；
４.多在家做飯，少在外做愛；
５.多發資訊少打電話；
６.坐别人的車走自己的路；
７.吃自己的飯讓别人買單；
８.盡量轉發别人資訊，節省自己的腦力；
９.快樂着别人的快樂。
六、心态平和永遠最美
不要活得太累，不要忙得太疲憊。
想吃了不要嫌貴，想穿了不要嫌浪費。
心煩了找知己約會，瞌睡了倒頭就睡。
心态平和永遠最美，天天快樂才是大富大貴。
七、笑一笑
北京某高幹子弟和山西煤老闆兒子吃飯， 高幹子弟大聲道：“給老子一百萬，在北京沒有我辦不到的事”。
煤老闆兒子聽後小聲說：“哥，我給你一個億，能不能把天安門城樓上那張照片換成我爹的？”。
八、漫談人生
20歲以後，故鄉與外地一樣；
30歲以後，白天與晚上一樣；
40歲以後，有沒有學曆一樣；
50歲以後，漂亮與醜陋一樣；
60歲以後，官大與官小一樣;
九、舊詞新用
過去叫痛快，現在叫爽；
過去叫關系密切，現在叫零距離接觸；
過去叫瘦弱，現在叫骨感；
過去叫減肥，現在叫減肥；
過去叫半老徐娘，現在叫資深美人。
挨餓這事，幹得好就叫減肥；
掐人這事，幹得好就叫按摩；
發呆這事，幹得好就叫深沉；
偷懶這事，幹得好就叫享受；
死皮賴臉這事，幹得好就叫執着。
同樣是幹活，領導叫帶頭，富人叫創業，百姓叫打工。
同樣是說話，領導叫精神，富人叫名言，百姓叫廢話。
同樣是要求，領導叫意見，富人叫提案，百姓叫牢騷。
同樣是炒股，領導叫主力，富人叫遊資，百姓叫散戶。
中山領導流浪漢，澤東領導窮光蛋，
小平領導小商販，澤民領導貪污犯，
剩下我們怎麽辦？跟着錦濤混口飯，
濤哥說：“‘再窮也要過元旦’！祝您全家新年快樂，健康如意！”
一、吃飯的科學發展觀
吃自家以素爲主；
吃朋友以鮮爲主；
吃老闆以精爲主；
吃公家以貴爲主；
吃小蜜以奶爲主。
二、 你吃了嗎？
常與領導吃飯，升官是遲早的事；
常與大款吃飯，發财是遲早的事；
常與情人吃飯，腎虛是遲早的事；
常與異性吃飯，上床是遲早的事。
結論：想幹什麽的時候先吃飯。
這就是爲什麽“中國特色”是：大家一見面就問: “你吃了嗎？”
三、中國特色的腦筋急轉彎
１、問：邊做假藥廣告，邊痛斥假藥危害的是什麽？
答：江湖騙子。錯！是CCTV。
２、問：比上大學還貴的是什麽？
答：出國留學。錯！是幼稚園。
３、問：爲什麽有人從幾千米高直接跌落到千米以下，卻面不改色心不跳？
答：是在跳傘。錯！是中國股民；
４、問：明明口袋裏隻有30元，卻搞一大堆資料證明實際有100元的是什麽人？
答：騙子。錯! 是統計局。
答：騙子。錯! 是統計局。
四、 人不由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人在婚姻，愛不由己；
人在官場，話不由己；
人在單位，事不由己；
人在世上，命不由己；
人生無奈，有何歸己？
享受生活，善待自己。
五、金融危機下的生活秘訣
１.不要添加情人；
２.及時甩掉外遇；
３.維持現有孩子數量；
４.多在家做飯，少在外做愛；
５.多發資訊少打電話；
６.坐别人的車走自己的路；
７.吃自己的飯讓别人買單；
８.盡量轉發别人資訊，節省自己的腦力；
９.快樂着别人的快樂。
六、心态平和永遠最美
不要活得太累，不要忙得太疲憊。
想吃了不要嫌貴，想穿了不要嫌浪費。
心煩了找知己約會，瞌睡了倒頭就睡。
心态平和永遠最美，天天快樂才是大富大貴。
七、笑一笑
北京某高幹子弟和山西煤老闆兒子吃飯， 高幹子弟大聲道：“給老子一百萬，在北京沒有我辦不到的事”。
煤老闆兒子聽後小聲說：“哥，我給你一個億，能不能把天安門城樓上那張照片換成我爹的？”。
八、漫談人生
20歲以後，故鄉與外地一樣；
30歲以後，白天與晚上一樣；
40歲以後，有沒有學曆一樣；
50歲以後，漂亮與醜陋一樣；
60歲以後，官大與官小一樣;
九、舊詞新用
過去叫痛快，現在叫爽；
過去叫關系密切，現在叫零距離接觸；
過去叫瘦弱，現在叫骨感；
過去叫減肥，現在叫減肥；
過去叫半老徐娘，現在叫資深美人。
挨餓這事，幹得好就叫減肥；
掐人這事，幹得好就叫按摩；
發呆這事，幹得好就叫深沉；
偷懶這事，幹得好就叫享受；
死皮賴臉這事，幹得好就叫執着。
五區公投, 全民起義! 立法會五議員辭職宣言!
黃毓民發言全文
為義受壓迫的人有福了！
一、主席，首先感謝你批准本人及其餘四位辭職的議員發言，藉此將我們辭職的理由，存照於立法會紀錄，成為香港立法機關歷史文獻的一部分。
本人一直深信，香港市民並非只是簡單定義的經濟動物。港人是有政治理想的。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就是港人努力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的最好例證。如今香港的民主發展，已經滯後於當世所有已發展地區，本人生逢其時，身在其位，實在無法逃避這一代人對民主運動的承擔，上承「七一精神」，投入新一波的民主運動，為打破困局而勇於嘗試，是以，我們權衡輕重，才決定辭去議會席位，觸發補選，造成「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香港人。
台灣民進黨創黨成員林濁水，在2008年總統大選後的座談會，對一眾香港民主派人士說過這樣的一番話：「如果台灣民主真的已因政權二次和平輪替而確立，民主已是台灣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追求的目標，那麼，追求民主的神聖性旅程也告一段落，政治將歸於平淡，但香港的朋友卻不必擔心以後再看不到令人興奮的選舉熱鬧，因為香港社會仍處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所以在台灣失落的神聖性注定會在香港重生，你們注定會是個神聖過程的參與者或領導者。」林濁水先生這番話，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然！
只是我們的嘗試，也實在太過委屈求全了：香港沒有「公投法」，我們必須先放棄議席，才能換來港人為政制發展投下一票的基本權利。且於未來數月，我們除了為5區公投運動付出無窮的心力，也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誠如梁國雄議員所言，我們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手無寸鐵，荏弱難持；對於一些人最近的各種指控及羅織構陷罪名，我們只能說一句﹕我們手上沒有任何武器，只得5封辭職信，試問何罪之有？
二、溫家寶總理在去年（2009年）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表的國務院工作報告中提出：「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鄉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要健全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完善基層民主管理制度，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共事業。」
「五區公投運動」恰恰引證溫家寶所講的：「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特區政府恐怕是在中國土地上最有條件「依法實行民主選舉」，「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政府；然而，面對權貴及既得利益者的沆瀣一氣，以強大的力量阻撓政制發展的民主化，政制發展之路，已是退無可退。反高鐵運動風起雲湧，以及政制發展諮詢的行禮如儀，清晰告訴人們：政治權貴對於基層民生及政治層面的絕對操控，已令香港社會陷入深層的矛盾，以及面臨空前嚴峻的危機。就連社會主義祖國，至少在形式上也宣示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我們的特區政府卻無動於中，對追求民主有尊嚴的自覺的香港人，此時此刻必須為將來作出一個理性的抉擇。
引述溫家寶的話之後，我想講講歷史，回到從前：
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作了一番著名的窯洞對話：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文匯出版社2000版。）
然而，100多年來，在中國土地上，民主與專制反覆較量的結果是，專制主義始終是陰魂不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極權思想始終是無法解放。
所以，中國特區的「五區公投運動」遭遇打擊、抹黑，甚至可能會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人們就不必感到驚詫了。
三、相信廣大市民都已經知道，甚至亦感受到，我們作為推動5區公投運動的推手，已經因為推動民主而遇上巨大的壓力。在黑暗之中，在人的智慧窮盡之時，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只可以學習教會歷代聖徒，向我的上帝祈禱。
我求神賜我和平的心，接納那些不應改變的，賜我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勇氣；去改變那些我要去改變的；更求神的智慧，去辨別哪些是應改變，哪些是應接納的。
於是我在聖經中，尋求耶穌基督的亮光。重溫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給我很大的安慰。登山寶訓記載的八福，其中兩次提到「義」。
耶穌應許我們公義，也叫我們選擇公義的路。八福中的「饑渴慕義」的「義」，是公義。義者，宜也，即是尋求合宜的對待。歷世歷代尋求「合宜對待」的人豈止有千千萬萬。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戰爭中無故犧牲、在發表良心言論時被監禁、在堅持信仰時被打壓、在維護自己權益的時候被傷害。人類經過無數的戰爭，受苦受難、流淚流血、家庭離亂等等，從這些慘痛的經驗，人類學習到要以文明的方法，去合宜對待每一個人。兩千多年前希臘哲學家一個「民主」概念，發展至今日現代國家發展成熟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身處不民主地區的人，對於社會公義，有無限的饑渴。在聖經「八福」中，我看見耶穌基督的應許，神說：「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他們必得飽足。」（馬太福音5：6）
民主制度這一個理想，可望而不可即。港人在回歸後，仍然生活在不民主、不合宜的制度下，社會有太多不公義，人民有太多冤屈。不能掌握政制發展的決定權，人民對公義的饑渴不會停止。
以下這段經文，更令我心無窒礙，向覑標杆前進：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難造各樣壞話譭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馬太福音5：10－12）
耶穌基督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不從門進羊圈，倒從別處爬進去的，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那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祂又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約翰福音10：1－14）
所以，「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個主張，就是要讓那些想要當人民僕人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從大門進入，參與普選制度，取得人民的授權。
四、面對非比尋常的壓力，基督徒應該如何？在哥林多後書中，使徒保羅說：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我相信，與我參與辭職的同事必然同意：我們的議席只是器皿——承載人民意志的器皿。人民對政制發展的決定，才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寶貝，促成人民意志的表達，才是我們從政的最終目的！擁有這個寶貝，我們可以面對四面楚歌，可以面對心裏難受，被某些人天天痛罵，甚至冒覑失敗被打倒的風險，仍然可以守住使命，堅持到底。
我們要帶覑使命離開這一個議事廳。當了一年多議員，我想感謝主席，與及這裏大部分的同事對我和兩位社民連黨友的包容。
願上帝與你們同在！
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
陳偉業發言全文
主席，本人此次同黃毓民、梁國雄、陳淑莊、梁家傑一同辭職，是以「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作為請辭的理念。本人是次請辭是因為不滿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依然存在。本人是次請辭是不滿貧富懸殊加劇，貧窮問題不斷惡化，而問題至今未獲改善。辭職是希望可以為停滯不前的民主制度帶來更大的改變，辭職是希望可以促進新的思維，推動香港民主政制邁步向前。「國家之本，在於人民」，我們絕不能目睹港人的權益被踐踏，而不採取行動。
平等民主的理念，其實早已被多位偉大的政治家所認同。由約翰．亞當斯、富蘭克林、杰斐遜等著名的政治家及政治理論家草擬的美國獨立宣言便提到﹕「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由此可見，只有由被統治者選出的政府，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若政府不能保障此等權利，人民便有權更換政府、廢除政府。
在太平洋的另一彼岸，我們所敬仰的國父孫中山亦指出，選舉政府的權利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孫中山民權理念中，人民擁有的4種權利，便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及複決權，只有人民擁有此4個權利，政府及人民的力量才可互相制衡，所以他說「用人民的4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5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此外，他更說﹕「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爭取民主的主要目的，便是打破政治上的不平等。
一個平等、一人一票產生政府及議會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現在存在的眾多制度中最佳的制度，而普遍及平等的民主制度更能自我完善，自我醫治。一人一票的真民主制度，已成為現今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大量殖民地獲得獨立，在獨立的過程中亦建立了普及而平等的民主制度，但同樣曾是殖民地現時每年人均所得高達3萬美元的香港，真正的民主仍是遙不可及。基層市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慘遭破壞，我們怎能不為此感到憤怒。
從政四分一世紀以來，本人眼見政策制訂的傾斜，資源的浪費，人權被踐踏，個人尊嚴被侵犯。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急劇惡化，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 0.451茘升至2006年的0.533，月入6000元以下的家庭，由2001年的25萬戶急增至2009年的30萬戶以上，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口更達 120萬。在自己接觸的街坊之中，不少居民長期生活在絕望中，部分居民更因抵受不了煎熬而自殺身亡。面對此等景，本人經常徹夜難眠。在不公義的情下，一個又一個無助及無辜的善良市民被迫跌進無底的深淵。
儘管市民的生活質素每愈下，香港的民主發展仍然是原地踏步，本人曾參與推動八八直選，更是190方案的簽署人。在1990年，更因為反對《基本法》的雙查方案，在立法會門口絕食50小時，為爭取盡快實現普選負責而組織的遊行、請願、簽名運動等等更不計其數，但在封建閉塞的制度下，市民對民主的渴求及呼喚仍然慘遭漠視。本人曾經用各種理性的方法試圖游說官員及各黨派，游說他們接受真正的民主，但最後均是徒勞無功。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懷抱，本應可以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帶來新希望，因為基本法給予民主發展一定的空間，香港原本可以以循序漸進的形式推進及逐步建立平均的民主制度，但最終卻基於制度的偏頗，政制的改革一再拖延。回歸12年至今，實現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真普選之日仍然是遙遙無期。
面對灰暗的民主發展前景，我們不可以繼續啞忍，更不可以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因為接受現實就等同自尋死路，等同眼見數以百萬計市民面對苦楚而不施援手，眼見弱勢社群被欺壓而不發聲，眼見制度的傾斜而不表示異議。魯迅曾說﹕「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滅亡。」慘被欺壓的香港市民不應再沉默，否則便會被沉默吞噬。
為了讓市民清楚地就實現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表態，讓當權者清楚知道市民的民主訴求，我和另外4位議員，將會以新思維、新策略、新方向推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
我們是基於民主運動的新思維，而辭任議員職位，令5區變相公投得以落實。過去多年來，民主運動均限於四部曲：即請願、簽名、遊行、示威。雖然該四部曲能動員群眾為民主的訴求發聲，但這些運動均是短暫的，參與運動的人數更慘被低估，從而令該等運動對社會的衝擊及影響慘被淡化。有鑑於此，近年社民連透過議會內外的抗爭，令香港市民醒覺現時社會及政治制度的不公義，而5區變相公投得以實現便是議會內外抗爭的最佳例子。
5區總辭可以創造出5區補選的局面，泛民的候選人便可以以盡快實現雙普選，包括2012年落實雙普選及廢除功能組別為單一政綱，因而令變相公投得以落實。市民便可以透過投票給泛民的候選人，清晰無誤地表達他們對雙普選的訴求。泛民候選人的票數，將會成為永遠不能改變的事實，沒有人能透過各種手段淡化市民對雙普選的訴求。
5區變相公投亦體現了新民主運動的嶄新策略。我們透過群眾組織動員推動民主。我們會以一會四部五區為推動5區變相公投的骨幹，組織市民參與5區變相公投運動，一會即聯合選舉委員會，成員由社會民主連線及公民黨的主要成員組織，主要負責制訂選舉策略。四部則包括四部即就選舉事務提供行政支援的4個部門，包括秘書部、宣傳部、財政部及對外事務部。而五區是指5個立法會選區，即港島區、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及新界東。該5個選區中候選人或該候選人的代理人為正召集人，而另一黨則派一人為副召集人。
然而，一會四部五區仍然需要地區人士及青年人的參與，才能發揮應有的效用。我們將會按照區議會選區劃分405個小組，由當區區議員、地區發展者、地區核心成員招募有意推動5區變相公投一萬名義工，共同策劃及制定合乎地區情的宣傳及推廣策略。我們更會成立2012青年團，青年團主要由16至30歲的青年組成，並按照情分成不同小組，小組可以按照地區、地域、工作性質、功能或成員的個別興趣而成立，負責向全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宣傳5區變相公投運動，藉此加強年輕人的政治意識，增加他們的政治閱歷，令他們可為漫長而艱苦的民主運動接棒。
5區變相公投運動更會為香港的民主發展開創新方向。過去的民主運動，均是爭取落實一個普及而平等的民主制度，透過一人一票選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並由直選議員代市民發聲及監察政府施政。在5區變相公投運動，補選不單是一個選擇代議士的選舉，更是讓市民共同參與，決定香港民主的路向。過去多年來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市民，可以透過5區變相公投，直接地就政制發展的方向及形式，透過手上神聖的選票作出清晰的表態。5區變相公投運動，將會令市民認識到直接民主的可貴，直接民主便可深入民心，成為香港市民爭取民主的終極目標及新方向。
總結在回歸之前，香港人被視為英國殖民地的二等公民。回歸後，香港人在不民主的畸型政治制度下，卻淪為倪匡所說的三等公民，因為一等公民是擁有特首投票權、功能組別投票權及地區直選議員投票權的公民，但一般市民卻只能有權就直選立法會議員投票。
既然我們已回歸祖國懷抱，我們更應該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應對欺壓及剝削啞忍。毛澤東曾說中國人民站起來，現在香港的中國人亦應該站起來，不應再依賴不民主選舉的政府或中央的施捨，而應把握這次5區變相公投的寶貴機會，將自己的前途以至下一代的政治權利，緊握在自己的手裏，運用寶貴的一票，清清楚楚地向極權說不，向雙普選說得。香港人爭取普選已經超過20年，我們不應該無限期地等待，孫中山曾說：「自己應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應為之事，勿待明日。」今日便是香港人用手上神聖的一票共同起義之時。
最後，主席我希望能引述譚嗣同的《獄中題壁》，同參與5區變相公投運動的朋友，特別是4位辭去立法會議員職位的同事共勉。為了推動香港民主，我們個人小小的犧牲，是在所不惜：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梁家傑發言全文
主席，昨日我已按照立法會條例第14條，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了辭去本人立法會議員職位的通知書，辭職會在1月29日生效。現在，我謹按議事規則第28A例，解釋我決定辭職的理由。
主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普世人類的權利。按照《基本法》的保證，盡早實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表達了反對強行通過23條立法，及要求 07、08雙普選的強烈訴求。2004年七一大遊行，更以07、08雙普選作單一口號，再有數十萬人上街。香港人早已明白，民主與人權、自由、法治是分不開的。
本人在2004年及2008年參選立法會，目標就是在議會之中，代表香港市民爭取一人一票，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香港人無論有權無權、有錢無錢、無分貴賤，都享有一樣的尊嚴，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想要的家。今日，我的辭職並不是代表我放棄這個目標，反而是藉覑我和另外4位議員辭職，將這個目標更有力地推進一步。
其實民主，不但和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分不開；民主與經濟、民生，由誰來決定公共資源如何運用，能否推動平衡的公共政策和改善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同樣是息息相關。沒有公平的制度，就沒有平衡的政策，公道的社會。
香港現行的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香港市民無權選特首，共有800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這個權利，而800名選委之中，只有30名立法會直選議員直接由全體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其他委員，絕大部分由功能界別所推選，誰要選特首，都要爭取這些業界代表而不是市民大眾的支持。這個制度，造成政府政策，結構性向工商界利益傾斜。
在立法會方面，330多萬廣大市民，只能選30名議員，另外30席則由不夠23萬選民選出，而30席功能界別議席中的24席，更由總數少於5萬選民選出，但在分組點票機制之下，15名功能界別議員的反對，已足夠否決任何議員議案。在這情之下，攸關民生與推動民主的議案，一次又一次地被本會否決。不斷的內耗，造成市民、政府和香港三輸的困局。
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必須改變，不但為了人權法治、不但為了經濟民生、更為了良好管治，政通人和。政制改革是關鍵和迫切的要務。
達致普選，就是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然而特區政府2005年以及2009年的政改方案都不願提出任何改變、減少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2009年 11月18日，當局提出了所謂政改諮詢文件。既無路線圖，更無就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渴求，作出半點承擔。最令人憤怒的是，雖然政府公開承認功能組別的選舉，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在取消功能組別的核心問題上，則向本會多次表明：由於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不會得到大部分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所以不會提出這些建議，要留待2017年後才處理。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政府方案是把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直接加大了3個基於功能界別的議席，但論其「民主成分」，則比05年方案還低。
主席，如果政府會否取消功能議席要先問功能界別議員是否同意，而功能界別議員要清楚表示不同意，即是實施普選的進程已墮入困局。
既然在取消功能議席這重大問題上，議會已陷入困局，政府亦無意斡旋，那就應該交付全民表態決定，以打破困局。香港沒有公投法，但是按照《立法會條例》，本會議員可以依法辭職，而議席出缺，當局就須按照法例舉行補選。5區舉行補選，每位市民都有權投票，每票等值，透過票箱，表示對廢除功能組別是否支持，而選民的支持度藉選票數目量化，實質上就成了變相公投，讓市民清楚表態。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政府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相信，這麼直接而清晰，量化的表態，必能構成重大的力量，特區與中央當局，以至功能界別的議員和選民，都不逆民眾的意向而行。
雖然我從政日子不長，但我深信只要秉持重原則、行公義的精神，市民是會理解和支持的。為了推動這個目標，為所有選民爭取這個投票權，我的辭職是積極正面，有意義而完全值得的。我的辭職所表達的，是為了貫徹讓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信念，亦表達對廣大市民的信任。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會停滯於遊行、請願，而是會邁向直接參與。我希望我的辭職，會推開大門，讓民主運動踏入新階段。
梁家傑
陳淑莊發言全文
主席，本人將於2010年1月29日，辭去議員職務，以成就「五區補選，變相公投」的運動，讓市民可以表達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要求。香港爭取民主20多年，普選的目標似近還遠。此時此刻，民主運動實在需要注入新思維和新力量。
民主必須以人民的權利和福祉為本位。熱愛民主的朋友，除了要目標明確，也需懂得寸土必爭。哪怕有時逆水行舟，形勢比人弱，仍然要頂天立地，堅守承諾。因為本人深信民主，所以相信市民的判斷，選擇了在爭取民主的路上與市民同行。本人深信民主運動最重要的力量，不應該是黨派的席位和個別的政治人物，而是人民本身。
今天我請辭，就是為了成就一次全民直接參與，爭取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的運動。
民主真的會來嗎？20多年漫長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回的感覺，都令不少朋友開始懷疑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因為沒有人能夠預知未來，所以在重重困難中感到愈來愈困惑的大有人在。這些複雜的心情也在公民社會中瀰漫，卻無阻大部分市民依然強烈期望2012雙普選的夢想可以成真。
香港是不是變成了《等待果陀》的主角？回歸以來，我不只一次要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從04年人大釋法，拒絕07/08普選，到07年人大否決2012普選，到近日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部分人士的言論，都令我對香港能否最終實現真普選的前境憂心忡忡，不吐不快。如果爭取民主的朋友不站起來向這些不公道的事情齊聲說不，恐怕單憑一己之力，聲嘶力竭，都不會成功。
然而，我相信，香港人擁抱的民主夢，始終如一。我相信，香港人一向引以為傲的拼搏精神。我相信，今天由5個泛民主派議員請辭所引發的5區公投運動，正是發動全民參與的一次機會。
今天我請辭，正是要為成就一場屬於香港人的公投運動，就「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重大議題，讓港人認真考慮，然後將港人的意願量化，凝聚清晰的取向。因為我深信，只有將決定的一票交回人民手中，化被動為主動，才能擺脫這個悶局。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我們親身見證了「人民的力量」的偉大，當時勢必通過的23條在我們千千萬萬港人的腳步下拉倒。起初，你和我都不相信改變會由此而來，但香港人做得了。今天政制一役，不比7年前的23條一仗輕易。5區公投運動涉及的不再是抽象的時間表，而是在此關鍵一刻，我們覺得自己可以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做什麼？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不是一開始就投身民主運動。我是半途出家，加入爭取民主行列。06年，我和一班民主同路人組織公民黨，為公義、民主而奮鬥。一年後，我選擇參加區議會選舉，第一次接受直選洗禮，走入政壇。當日的決定，改變了一生。沒有那場選舉，我就不會參加立法會選舉。在兩年前的立法會選舉的向選民承諾爭取雙普選，為建設更公道的香港而努力。在選民的支持下，我有幸當選立法會議員。
然而，參與愈深入，就愈發現無論同事多努力，始終被局限在一個不民主的框架。我想，要推動社會公義，在議會為民請命固然重要。同時，必須走入群眾，結合民主與民生，雙線並行。年多的立法會議員生涯，卻讓我親身見證這個議會制度如何不合時宜。就連特區政府也承認，現行的功能組別選舉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而功能組別連帶的分組點票，也令民選議員的議案較難通過。
高鐵撥款一役，讓我感受甚深。作為議會新人，總有一份額外的衝勁，希望可以為改變社會而努力，讓市民感到立法會做好憲制賦予的責任。功能組別這玩意兒，倒叫我感到無奈。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也因覑制度的獨有設計而有時感到沮喪，慨嘆議會不知道怎樣向市民問責，不明白人民聲音，這樣的制度怎不教人傷心？
這場運動可能是強弱懸殊的對決。但是，我亦深信自己的辭職，可以讓香港市民重新思考民主的真義，以實在的票去推動政制改革，有機會促成真正的全民參與。人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我希望市民理解和接受我的請辭，並非放棄香港，也非背棄你們當日投下的選票。我對你們的承諾，至今我仍牢牢地記覑，不斷提醒和訓勉自己。今天我的請辭，其實是兌現爭取民主普選的承諾，也是本覑昔日參選的勇氣和承擔。將自己的議席放下，讓你們有機會以手中的一票，表達你們心中的真正意願。
假若往後走到街上，宣傳5區變相公投運動信息時，希望能遇上你們，也希望你們會明白和支持我的決定，向我展示你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的笑容。假若你有保留和疑惑，我和義工團隊都樂意向你們解釋請辭的決定。這是走入群眾的新民主運動，希望你們可以藉這場運動，和我一起為爭取民主再接再厲，一同創造歷史。
民主，就是香港的使命，也就是我的使命。今天，作為香港人的你們將如何對待這場變相公投運動呢？但願在大街小巷上千千萬萬的香港人都有同感，並且伸出友誼之手，積極參與，仗義執言。
在座的議員，今天，就是改變的時刻，也是歷史的時刻。進退，繫於一念之間。今天留守議會的議員同事，多謝你們緊守崗位，繼續發揮監察政府的角色。我相信我們互相補合，定能為香港民主道路創出新天！我亦呼籲所有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這次運動的策略，合法合理，可以讓市民強而有力地用實在的一票、寶貴的一票、莊嚴的一票，直接參與「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新民主運動。
但願今天我的離開所成就的「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運動，最終帶來的，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的民主議會和特首，也是向我們真正問責的制度。我深信，公平的制度，民主的決策，美好的香港，指日可待！多謝主席。
陳淑莊
為義受壓迫的人有福了！
一、主席，首先感謝你批准本人及其餘四位辭職的議員發言，藉此將我們辭職的理由，存照於立法會紀錄，成為香港立法機關歷史文獻的一部分。
本人一直深信，香港市民並非只是簡單定義的經濟動物。港人是有政治理想的。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就是港人努力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的最好例證。如今香港的民主發展，已經滯後於當世所有已發展地區，本人生逢其時，身在其位，實在無法逃避這一代人對民主運動的承擔，上承「七一精神」，投入新一波的民主運動，為打破困局而勇於嘗試，是以，我們權衡輕重，才決定辭去議會席位，觸發補選，造成「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香港人。
台灣民進黨創黨成員林濁水，在2008年總統大選後的座談會，對一眾香港民主派人士說過這樣的一番話：「如果台灣民主真的已因政權二次和平輪替而確立，民主已是台灣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追求的目標，那麼，追求民主的神聖性旅程也告一段落，政治將歸於平淡，但香港的朋友卻不必擔心以後再看不到令人興奮的選舉熱鬧，因為香港社會仍處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所以在台灣失落的神聖性注定會在香港重生，你們注定會是個神聖過程的參與者或領導者。」林濁水先生這番話，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然！
只是我們的嘗試，也實在太過委屈求全了：香港沒有「公投法」，我們必須先放棄議席，才能換來港人為政制發展投下一票的基本權利。且於未來數月，我們除了為5區公投運動付出無窮的心力，也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誠如梁國雄議員所言，我們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手無寸鐵，荏弱難持；對於一些人最近的各種指控及羅織構陷罪名，我們只能說一句﹕我們手上沒有任何武器，只得5封辭職信，試問何罪之有？
二、溫家寶總理在去年（2009年）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表的國務院工作報告中提出：「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鄉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要健全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完善基層民主管理制度，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共事業。」
「五區公投運動」恰恰引證溫家寶所講的：「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特區政府恐怕是在中國土地上最有條件「依法實行民主選舉」，「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政府；然而，面對權貴及既得利益者的沆瀣一氣，以強大的力量阻撓政制發展的民主化，政制發展之路，已是退無可退。反高鐵運動風起雲湧，以及政制發展諮詢的行禮如儀，清晰告訴人們：政治權貴對於基層民生及政治層面的絕對操控，已令香港社會陷入深層的矛盾，以及面臨空前嚴峻的危機。就連社會主義祖國，至少在形式上也宣示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我們的特區政府卻無動於中，對追求民主有尊嚴的自覺的香港人，此時此刻必須為將來作出一個理性的抉擇。
引述溫家寶的話之後，我想講講歷史，回到從前：
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作了一番著名的窯洞對話：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文匯出版社2000版。）
然而，100多年來，在中國土地上，民主與專制反覆較量的結果是，專制主義始終是陰魂不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極權思想始終是無法解放。
所以，中國特區的「五區公投運動」遭遇打擊、抹黑，甚至可能會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人們就不必感到驚詫了。
三、相信廣大市民都已經知道，甚至亦感受到，我們作為推動5區公投運動的推手，已經因為推動民主而遇上巨大的壓力。在黑暗之中，在人的智慧窮盡之時，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只可以學習教會歷代聖徒，向我的上帝祈禱。
我求神賜我和平的心，接納那些不應改變的，賜我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勇氣；去改變那些我要去改變的；更求神的智慧，去辨別哪些是應改變，哪些是應接納的。
於是我在聖經中，尋求耶穌基督的亮光。重溫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給我很大的安慰。登山寶訓記載的八福，其中兩次提到「義」。
耶穌應許我們公義，也叫我們選擇公義的路。八福中的「饑渴慕義」的「義」，是公義。義者，宜也，即是尋求合宜的對待。歷世歷代尋求「合宜對待」的人豈止有千千萬萬。世界上有很多人在戰爭中無故犧牲、在發表良心言論時被監禁、在堅持信仰時被打壓、在維護自己權益的時候被傷害。人類經過無數的戰爭，受苦受難、流淚流血、家庭離亂等等，從這些慘痛的經驗，人類學習到要以文明的方法，去合宜對待每一個人。兩千多年前希臘哲學家一個「民主」概念，發展至今日現代國家發展成熟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身處不民主地區的人，對於社會公義，有無限的饑渴。在聖經「八福」中，我看見耶穌基督的應許，神說：「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他們必得飽足。」（馬太福音5：6）
民主制度這一個理想，可望而不可即。港人在回歸後，仍然生活在不民主、不合宜的制度下，社會有太多不公義，人民有太多冤屈。不能掌握政制發展的決定權，人民對公義的饑渴不會停止。
以下這段經文，更令我心無窒礙，向覑標杆前進：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難造各樣壞話譭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馬太福音5：10－12）
耶穌基督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不從門進羊圈，倒從別處爬進去的，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那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門的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祂又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約翰福音10：1－14）
所以，「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個主張，就是要讓那些想要當人民僕人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從大門進入，參與普選制度，取得人民的授權。
四、面對非比尋常的壓力，基督徒應該如何？在哥林多後書中，使徒保羅說：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我相信，與我參與辭職的同事必然同意：我們的議席只是器皿——承載人民意志的器皿。人民對政制發展的決定，才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寶貝，促成人民意志的表達，才是我們從政的最終目的！擁有這個寶貝，我們可以面對四面楚歌，可以面對心裏難受，被某些人天天痛罵，甚至冒覑失敗被打倒的風險，仍然可以守住使命，堅持到底。
我們要帶覑使命離開這一個議事廳。當了一年多議員，我想感謝主席，與及這裏大部分的同事對我和兩位社民連黨友的包容。
願上帝與你們同在！
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
陳偉業發言全文
主席，本人此次同黃毓民、梁國雄、陳淑莊、梁家傑一同辭職，是以「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作為請辭的理念。本人是次請辭是因為不滿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依然存在。本人是次請辭是不滿貧富懸殊加劇，貧窮問題不斷惡化，而問題至今未獲改善。辭職是希望可以為停滯不前的民主制度帶來更大的改變，辭職是希望可以促進新的思維，推動香港民主政制邁步向前。「國家之本，在於人民」，我們絕不能目睹港人的權益被踐踏，而不採取行動。
平等民主的理念，其實早已被多位偉大的政治家所認同。由約翰．亞當斯、富蘭克林、杰斐遜等著名的政治家及政治理論家草擬的美國獨立宣言便提到﹕「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由此可見，只有由被統治者選出的政府，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若政府不能保障此等權利，人民便有權更換政府、廢除政府。
在太平洋的另一彼岸，我們所敬仰的國父孫中山亦指出，選舉政府的權利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孫中山民權理念中，人民擁有的4種權利，便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及複決權，只有人民擁有此4個權利，政府及人民的力量才可互相制衡，所以他說「用人民的4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5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此外，他更說﹕「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爭取民主的主要目的，便是打破政治上的不平等。
一個平等、一人一票產生政府及議會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現在存在的眾多制度中最佳的制度，而普遍及平等的民主制度更能自我完善，自我醫治。一人一票的真民主制度，已成為現今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大量殖民地獲得獨立，在獨立的過程中亦建立了普及而平等的民主制度，但同樣曾是殖民地現時每年人均所得高達3萬美元的香港，真正的民主仍是遙不可及。基層市民的生存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慘遭破壞，我們怎能不為此感到憤怒。
從政四分一世紀以來，本人眼見政策制訂的傾斜，資源的浪費，人權被踐踏，個人尊嚴被侵犯。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急劇惡化，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 0.451茘升至2006年的0.533，月入6000元以下的家庭，由2001年的25萬戶急增至2009年的30萬戶以上，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口更達 120萬。在自己接觸的街坊之中，不少居民長期生活在絕望中，部分居民更因抵受不了煎熬而自殺身亡。面對此等景，本人經常徹夜難眠。在不公義的情下，一個又一個無助及無辜的善良市民被迫跌進無底的深淵。
儘管市民的生活質素每愈下，香港的民主發展仍然是原地踏步，本人曾參與推動八八直選，更是190方案的簽署人。在1990年，更因為反對《基本法》的雙查方案，在立法會門口絕食50小時，為爭取盡快實現普選負責而組織的遊行、請願、簽名運動等等更不計其數，但在封建閉塞的制度下，市民對民主的渴求及呼喚仍然慘遭漠視。本人曾經用各種理性的方法試圖游說官員及各黨派，游說他們接受真正的民主，但最後均是徒勞無功。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懷抱，本應可以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帶來新希望，因為基本法給予民主發展一定的空間，香港原本可以以循序漸進的形式推進及逐步建立平均的民主制度，但最終卻基於制度的偏頗，政制的改革一再拖延。回歸12年至今，實現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真普選之日仍然是遙遙無期。
面對灰暗的民主發展前景，我們不可以繼續啞忍，更不可以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因為接受現實就等同自尋死路，等同眼見數以百萬計市民面對苦楚而不施援手，眼見弱勢社群被欺壓而不發聲，眼見制度的傾斜而不表示異議。魯迅曾說﹕「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滅亡。」慘被欺壓的香港市民不應再沉默，否則便會被沉默吞噬。
為了讓市民清楚地就實現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表態，讓當權者清楚知道市民的民主訴求，我和另外4位議員，將會以新思維、新策略、新方向推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
我們是基於民主運動的新思維，而辭任議員職位，令5區變相公投得以落實。過去多年來，民主運動均限於四部曲：即請願、簽名、遊行、示威。雖然該四部曲能動員群眾為民主的訴求發聲，但這些運動均是短暫的，參與運動的人數更慘被低估，從而令該等運動對社會的衝擊及影響慘被淡化。有鑑於此，近年社民連透過議會內外的抗爭，令香港市民醒覺現時社會及政治制度的不公義，而5區變相公投得以實現便是議會內外抗爭的最佳例子。
5區總辭可以創造出5區補選的局面，泛民的候選人便可以以盡快實現雙普選，包括2012年落實雙普選及廢除功能組別為單一政綱，因而令變相公投得以落實。市民便可以透過投票給泛民的候選人，清晰無誤地表達他們對雙普選的訴求。泛民候選人的票數，將會成為永遠不能改變的事實，沒有人能透過各種手段淡化市民對雙普選的訴求。
5區變相公投亦體現了新民主運動的嶄新策略。我們透過群眾組織動員推動民主。我們會以一會四部五區為推動5區變相公投的骨幹，組織市民參與5區變相公投運動，一會即聯合選舉委員會，成員由社會民主連線及公民黨的主要成員組織，主要負責制訂選舉策略。四部則包括四部即就選舉事務提供行政支援的4個部門，包括秘書部、宣傳部、財政部及對外事務部。而五區是指5個立法會選區，即港島區、九龍西、九龍東、新界西及新界東。該5個選區中候選人或該候選人的代理人為正召集人，而另一黨則派一人為副召集人。
然而，一會四部五區仍然需要地區人士及青年人的參與，才能發揮應有的效用。我們將會按照區議會選區劃分405個小組，由當區區議員、地區發展者、地區核心成員招募有意推動5區變相公投一萬名義工，共同策劃及制定合乎地區情的宣傳及推廣策略。我們更會成立2012青年團，青年團主要由16至30歲的青年組成，並按照情分成不同小組，小組可以按照地區、地域、工作性質、功能或成員的個別興趣而成立，負責向全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宣傳5區變相公投運動，藉此加強年輕人的政治意識，增加他們的政治閱歷，令他們可為漫長而艱苦的民主運動接棒。
5區變相公投運動更會為香港的民主發展開創新方向。過去的民主運動，均是爭取落實一個普及而平等的民主制度，透過一人一票選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並由直選議員代市民發聲及監察政府施政。在5區變相公投運動，補選不單是一個選擇代議士的選舉，更是讓市民共同參與，決定香港民主的路向。過去多年來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市民，可以透過5區變相公投，直接地就政制發展的方向及形式，透過手上神聖的選票作出清晰的表態。5區變相公投運動，將會令市民認識到直接民主的可貴，直接民主便可深入民心，成為香港市民爭取民主的終極目標及新方向。
總結在回歸之前，香港人被視為英國殖民地的二等公民。回歸後，香港人在不民主的畸型政治制度下，卻淪為倪匡所說的三等公民，因為一等公民是擁有特首投票權、功能組別投票權及地區直選議員投票權的公民，但一般市民卻只能有權就直選立法會議員投票。
既然我們已回歸祖國懷抱，我們更應該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應對欺壓及剝削啞忍。毛澤東曾說中國人民站起來，現在香港的中國人亦應該站起來，不應再依賴不民主選舉的政府或中央的施捨，而應把握這次5區變相公投的寶貴機會，將自己的前途以至下一代的政治權利，緊握在自己的手裏，運用寶貴的一票，清清楚楚地向極權說不，向雙普選說得。香港人爭取普選已經超過20年，我們不應該無限期地等待，孫中山曾說：「自己應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應為之事，勿待明日。」今日便是香港人用手上神聖的一票共同起義之時。
最後，主席我希望能引述譚嗣同的《獄中題壁》，同參與5區變相公投運動的朋友，特別是4位辭去立法會議員職位的同事共勉。為了推動香港民主，我們個人小小的犧牲，是在所不惜：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梁家傑發言全文
主席，昨日我已按照立法會條例第14條，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了辭去本人立法會議員職位的通知書，辭職會在1月29日生效。現在，我謹按議事規則第28A例，解釋我決定辭職的理由。
主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普世人類的權利。按照《基本法》的保證，盡早實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表達了反對強行通過23條立法，及要求 07、08雙普選的強烈訴求。2004年七一大遊行，更以07、08雙普選作單一口號，再有數十萬人上街。香港人早已明白，民主與人權、自由、法治是分不開的。
本人在2004年及2008年參選立法會，目標就是在議會之中，代表香港市民爭取一人一票，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香港人無論有權無權、有錢無錢、無分貴賤，都享有一樣的尊嚴，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想要的家。今日，我的辭職並不是代表我放棄這個目標，反而是藉覑我和另外4位議員辭職，將這個目標更有力地推進一步。
其實民主，不但和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分不開；民主與經濟、民生，由誰來決定公共資源如何運用，能否推動平衡的公共政策和改善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同樣是息息相關。沒有公平的制度，就沒有平衡的政策，公道的社會。
香港現行的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香港市民無權選特首，共有800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這個權利，而800名選委之中，只有30名立法會直選議員直接由全體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其他委員，絕大部分由功能界別所推選，誰要選特首，都要爭取這些業界代表而不是市民大眾的支持。這個制度，造成政府政策，結構性向工商界利益傾斜。
在立法會方面，330多萬廣大市民，只能選30名議員，另外30席則由不夠23萬選民選出，而30席功能界別議席中的24席，更由總數少於5萬選民選出，但在分組點票機制之下，15名功能界別議員的反對，已足夠否決任何議員議案。在這情之下，攸關民生與推動民主的議案，一次又一次地被本會否決。不斷的內耗，造成市民、政府和香港三輸的困局。
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必須改變，不但為了人權法治、不但為了經濟民生、更為了良好管治，政通人和。政制改革是關鍵和迫切的要務。
達致普選，就是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然而特區政府2005年以及2009年的政改方案都不願提出任何改變、減少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2009年 11月18日，當局提出了所謂政改諮詢文件。既無路線圖，更無就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渴求，作出半點承擔。最令人憤怒的是，雖然政府公開承認功能組別的選舉，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在取消功能組別的核心問題上，則向本會多次表明：由於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不會得到大部分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所以不會提出這些建議，要留待2017年後才處理。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政府方案是把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直接加大了3個基於功能界別的議席，但論其「民主成分」，則比05年方案還低。
主席，如果政府會否取消功能議席要先問功能界別議員是否同意，而功能界別議員要清楚表示不同意，即是實施普選的進程已墮入困局。
既然在取消功能議席這重大問題上，議會已陷入困局，政府亦無意斡旋，那就應該交付全民表態決定，以打破困局。香港沒有公投法，但是按照《立法會條例》，本會議員可以依法辭職，而議席出缺，當局就須按照法例舉行補選。5區舉行補選，每位市民都有權投票，每票等值，透過票箱，表示對廢除功能組別是否支持，而選民的支持度藉選票數目量化，實質上就成了變相公投，讓市民清楚表態。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政府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相信，這麼直接而清晰，量化的表態，必能構成重大的力量，特區與中央當局，以至功能界別的議員和選民，都不逆民眾的意向而行。
雖然我從政日子不長，但我深信只要秉持重原則、行公義的精神，市民是會理解和支持的。為了推動這個目標，為所有選民爭取這個投票權，我的辭職是積極正面，有意義而完全值得的。我的辭職所表達的，是為了貫徹讓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信念，亦表達對廣大市民的信任。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會停滯於遊行、請願，而是會邁向直接參與。我希望我的辭職，會推開大門，讓民主運動踏入新階段。
梁家傑
陳淑莊發言全文
主席，本人將於2010年1月29日，辭去議員職務，以成就「五區補選，變相公投」的運動，讓市民可以表達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要求。香港爭取民主20多年，普選的目標似近還遠。此時此刻，民主運動實在需要注入新思維和新力量。
民主必須以人民的權利和福祉為本位。熱愛民主的朋友，除了要目標明確，也需懂得寸土必爭。哪怕有時逆水行舟，形勢比人弱，仍然要頂天立地，堅守承諾。因為本人深信民主，所以相信市民的判斷，選擇了在爭取民主的路上與市民同行。本人深信民主運動最重要的力量，不應該是黨派的席位和個別的政治人物，而是人民本身。
今天我請辭，就是為了成就一次全民直接參與，爭取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的運動。
民主真的會來嗎？20多年漫長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回的感覺，都令不少朋友開始懷疑集體的智慧和力量。因為沒有人能夠預知未來，所以在重重困難中感到愈來愈困惑的大有人在。這些複雜的心情也在公民社會中瀰漫，卻無阻大部分市民依然強烈期望2012雙普選的夢想可以成真。
香港是不是變成了《等待果陀》的主角？回歸以來，我不只一次要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從04年人大釋法，拒絕07/08普選，到07年人大否決2012普選，到近日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部分人士的言論，都令我對香港能否最終實現真普選的前境憂心忡忡，不吐不快。如果爭取民主的朋友不站起來向這些不公道的事情齊聲說不，恐怕單憑一己之力，聲嘶力竭，都不會成功。
然而，我相信，香港人擁抱的民主夢，始終如一。我相信，香港人一向引以為傲的拼搏精神。我相信，今天由5個泛民主派議員請辭所引發的5區公投運動，正是發動全民參與的一次機會。
今天我請辭，正是要為成就一場屬於香港人的公投運動，就「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重大議題，讓港人認真考慮，然後將港人的意願量化，凝聚清晰的取向。因為我深信，只有將決定的一票交回人民手中，化被動為主動，才能擺脫這個悶局。
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我們親身見證了「人民的力量」的偉大，當時勢必通過的23條在我們千千萬萬港人的腳步下拉倒。起初，你和我都不相信改變會由此而來，但香港人做得了。今天政制一役，不比7年前的23條一仗輕易。5區公投運動涉及的不再是抽象的時間表，而是在此關鍵一刻，我們覺得自己可以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做什麼？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不是一開始就投身民主運動。我是半途出家，加入爭取民主行列。06年，我和一班民主同路人組織公民黨，為公義、民主而奮鬥。一年後，我選擇參加區議會選舉，第一次接受直選洗禮，走入政壇。當日的決定，改變了一生。沒有那場選舉，我就不會參加立法會選舉。在兩年前的立法會選舉的向選民承諾爭取雙普選，為建設更公道的香港而努力。在選民的支持下，我有幸當選立法會議員。
然而，參與愈深入，就愈發現無論同事多努力，始終被局限在一個不民主的框架。我想，要推動社會公義，在議會為民請命固然重要。同時，必須走入群眾，結合民主與民生，雙線並行。年多的立法會議員生涯，卻讓我親身見證這個議會制度如何不合時宜。就連特區政府也承認，現行的功能組別選舉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而功能組別連帶的分組點票，也令民選議員的議案較難通過。
高鐵撥款一役，讓我感受甚深。作為議會新人，總有一份額外的衝勁，希望可以為改變社會而努力，讓市民感到立法會做好憲制賦予的責任。功能組別這玩意兒，倒叫我感到無奈。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也因覑制度的獨有設計而有時感到沮喪，慨嘆議會不知道怎樣向市民問責，不明白人民聲音，這樣的制度怎不教人傷心？
這場運動可能是強弱懸殊的對決。但是，我亦深信自己的辭職，可以讓香港市民重新思考民主的真義，以實在的票去推動政制改革，有機會促成真正的全民參與。人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我希望市民理解和接受我的請辭，並非放棄香港，也非背棄你們當日投下的選票。我對你們的承諾，至今我仍牢牢地記覑，不斷提醒和訓勉自己。今天我的請辭，其實是兌現爭取民主普選的承諾，也是本覑昔日參選的勇氣和承擔。將自己的議席放下，讓你們有機會以手中的一票，表達你們心中的真正意願。
假若往後走到街上，宣傳5區變相公投運動信息時，希望能遇上你們，也希望你們會明白和支持我的決定，向我展示你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的笑容。假若你有保留和疑惑，我和義工團隊都樂意向你們解釋請辭的決定。這是走入群眾的新民主運動，希望你們可以藉這場運動，和我一起為爭取民主再接再厲，一同創造歷史。
民主，就是香港的使命，也就是我的使命。今天，作為香港人的你們將如何對待這場變相公投運動呢？但願在大街小巷上千千萬萬的香港人都有同感，並且伸出友誼之手，積極參與，仗義執言。
在座的議員，今天，就是改變的時刻，也是歷史的時刻。進退，繫於一念之間。今天留守議會的議員同事，多謝你們緊守崗位，繼續發揮監察政府的角色。我相信我們互相補合，定能為香港民主道路創出新天！我亦呼籲所有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支持變相公投運動。這次運動的策略，合法合理，可以讓市民強而有力地用實在的一票、寶貴的一票、莊嚴的一票，直接參與「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新民主運動。
但願今天我的離開所成就的「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運動，最終帶來的，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的民主議會和特首，也是向我們真正問責的制度。我深信，公平的制度，民主的決策，美好的香港，指日可待！多謝主席。
陳淑莊
2010年1月27日 星期三
2010年1月24日 星期日
轉載：关于罢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的公民建议书 (请广传，网友力量是巨大的，谢谢大家了~)
尊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我们是普通的中国公民，也是经常使用互联网的“网民”。由于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采用粗暴的方式整治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社会的恐慌，造成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我们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和第六十三条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九条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罢免工业和信息化部现任部长李毅中。
我们注意到，自2009年中工信部强制要求全国的电脑用户安装“绿坝”软件的阴谋破产后，工信部近日又通过野蛮而粗暴的方式整治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自 2009年12月以来，李毅中领导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及下属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开展了互联网域名注册信息专项治理行动，禁止国内个人域名注册，禁止IDC机房提供虚拟主机服务，停止解析未备案网站的域名，重新备案许可互联网论坛，还有传言说将实施“境外注册的域名将不得用于开展中国业务” 和“境外域名将实施白名单制度”等。有公民戏言，现在只差拔掉网线了！而新年伊始，各地的移动通信公司又开始整治手机用户，一旦用户发送“黄色低俗信息”，将被暂停短信功能。
我们认为，李毅中及其领导的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在以上工作中犯了以下错误：
1、 不懂得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互联网发展趋势，未履行好“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职能，执政能力低下。
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它随之又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进行，互联网为我们提供娱乐、学习、甚至是工作的资源，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进行创业。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信息化又肩负着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任。互联网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获得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国务院特别赋予了工信部“管理通信业，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职能，力图通过政府行为来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
据一些专家分析，在工信部近期采取的整治行动中，有十多万家网站被关闭，大量手机用户的短信功能将被暂停。我们认为，这违背了工信部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职责，是反信息化而行之，既损害电子信息产业的自身发展，又将影响到信息化对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贻害无穷。更重要的是，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普通公民之间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交往，制约了信息产业的发展，违反了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有关规定，损害了国家形象，将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2、 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和信息权，损害了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或谋生，连过去信息极为闭塞的农民也从互联网了解商情。而工信部强行关闭网站和停止域名解析以及施压中止托管服务等，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也侵犯了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娱乐和工作的权利，还侵犯了公民依据个人兴趣获取信息的知情权。
互联网是很多创业者的合法财产，有很多公民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创业的。而禁止国内个人域名注册，打碎了很多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梦想。国家把就业作为 “保稳定”的重中之重，再三强调要抓好大学生的就业工作，但工信部却在逼迫大学生们失去谋生之路。中新社去年12月17日就曾报道，贵州一名通过互联网进行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因为个人未备案的网站被关闭而刺死负责审批备案的官员。如果对互联网的管制继续加强，类似的悲剧还会出现，这对国家的发展将贻害无穷。
我们也注意到，工信部在采取有关行动的同时，并没有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工信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各大移动通信公司至今还没有公开上述政策的具体文件，也没有公开认定“黄色低俗信息”等内容的判断标准。这也导致承担网站托管、移动通信运营等职能的服务商和使用者无法了解有关的政策内容，有些服务商因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愿提供服务，大量网站被关停或无法打开，移动手机用户的短信功能被暂停。
更严重的是，在这些用户的权利遭到侵害后，也没有相关的权利救济措施，违反了“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基本法治原则，与中央领导人声称的“法治社会”背道而驰。
我们认为，尽管互联网在为人们提供信息交流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信息，但对这些负面信息的甄别责任应由网民自己承担，政府无权插手审查。我们对自己甄别这些信息的能力有信心，但对政府官员这方面的能力丝毫没有信息，他们令我们很失望！
3、 整治运动扩大化，加深了社会恐慌情绪，违背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
打击淫秽色情网站确实合情合理。但不幸的是，“孩子”和“脏水”被工信部一起泼掉了，很多健康的网站也因为看上去不那么健康而受到牵连。例如，很多担负艾滋病知识宣传和性健康教育的网站也惨遭关闭或无法登陆，许多公益组织失去了向高危行为人群提供健康服务的信息平台。这违背了我国防治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策略。
如果仅仅是扫黄也罢了，但实际上全国所有网站都接受了排查。一些托管商在工信部的巨大压力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关闭了所有托管网站。实际关闭的网站有十多万家，但淫秽色情网站毕竟是少数，不可能达到如此惊人的数目。我们不得不认为工信部在重蹈五十多年前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覆辙，在盲目地制造社会恐慌。
工信部千方百计地为人们使用互联网设置障碍、试图阻隔国内外的信息交流，让人想到一千九百多年前那个滥施暴政的周厉王。工信部的种种举措也是想堵住老百姓的嘴巴，只是技术上更加先进一点罢了。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最终却被赶走了。难道工信部没有吸取这么经典的历史教训？如此制造社会恐慌，只会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并制造出更多的矛盾，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李毅中不能充分认识自己及其所在部门的职能，更不了解当前的社会形势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在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又盲目激化和制造社会矛盾。因此，他不适合继续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我们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向将于3月5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罢免现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的议案。
此致！
建议人：万延海，北京居民，身份证号：310104196311202816，电话和传真：010-88114683
建议时间：2010年1月21日
我们是普通的中国公民，也是经常使用互联网的“网民”。由于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采用粗暴的方式整治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社会的恐慌，造成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我们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和第六十三条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九条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罢免工业和信息化部现任部长李毅中。
我们注意到，自2009年中工信部强制要求全国的电脑用户安装“绿坝”软件的阴谋破产后，工信部近日又通过野蛮而粗暴的方式整治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自 2009年12月以来，李毅中领导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及下属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开展了互联网域名注册信息专项治理行动，禁止国内个人域名注册，禁止IDC机房提供虚拟主机服务，停止解析未备案网站的域名，重新备案许可互联网论坛，还有传言说将实施“境外注册的域名将不得用于开展中国业务” 和“境外域名将实施白名单制度”等。有公民戏言，现在只差拔掉网线了！而新年伊始，各地的移动通信公司又开始整治手机用户，一旦用户发送“黄色低俗信息”，将被暂停短信功能。
我们认为，李毅中及其领导的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在以上工作中犯了以下错误：
1、 不懂得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互联网发展趋势，未履行好“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职能，执政能力低下。
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它随之又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进行，互联网为我们提供娱乐、学习、甚至是工作的资源，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进行创业。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信息化又肩负着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任。互联网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获得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国务院特别赋予了工信部“管理通信业，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职能，力图通过政府行为来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
据一些专家分析，在工信部近期采取的整治行动中，有十多万家网站被关闭，大量手机用户的短信功能将被暂停。我们认为，这违背了工信部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职责，是反信息化而行之，既损害电子信息产业的自身发展，又将影响到信息化对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贻害无穷。更重要的是，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普通公民之间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交往，制约了信息产业的发展，违反了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有关规定，损害了国家形象，将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2、 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和信息权，损害了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或谋生，连过去信息极为闭塞的农民也从互联网了解商情。而工信部强行关闭网站和停止域名解析以及施压中止托管服务等，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也侵犯了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娱乐和工作的权利，还侵犯了公民依据个人兴趣获取信息的知情权。
互联网是很多创业者的合法财产，有很多公民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创业的。而禁止国内个人域名注册，打碎了很多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梦想。国家把就业作为 “保稳定”的重中之重，再三强调要抓好大学生的就业工作，但工信部却在逼迫大学生们失去谋生之路。中新社去年12月17日就曾报道，贵州一名通过互联网进行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因为个人未备案的网站被关闭而刺死负责审批备案的官员。如果对互联网的管制继续加强，类似的悲剧还会出现，这对国家的发展将贻害无穷。
我们也注意到，工信部在采取有关行动的同时，并没有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工信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各大移动通信公司至今还没有公开上述政策的具体文件，也没有公开认定“黄色低俗信息”等内容的判断标准。这也导致承担网站托管、移动通信运营等职能的服务商和使用者无法了解有关的政策内容，有些服务商因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愿提供服务，大量网站被关停或无法打开，移动手机用户的短信功能被暂停。
更严重的是，在这些用户的权利遭到侵害后，也没有相关的权利救济措施，违反了“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基本法治原则，与中央领导人声称的“法治社会”背道而驰。
我们认为，尽管互联网在为人们提供信息交流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信息，但对这些负面信息的甄别责任应由网民自己承担，政府无权插手审查。我们对自己甄别这些信息的能力有信心，但对政府官员这方面的能力丝毫没有信息，他们令我们很失望！
3、 整治运动扩大化，加深了社会恐慌情绪，违背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
打击淫秽色情网站确实合情合理。但不幸的是，“孩子”和“脏水”被工信部一起泼掉了，很多健康的网站也因为看上去不那么健康而受到牵连。例如，很多担负艾滋病知识宣传和性健康教育的网站也惨遭关闭或无法登陆，许多公益组织失去了向高危行为人群提供健康服务的信息平台。这违背了我国防治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策略。
如果仅仅是扫黄也罢了，但实际上全国所有网站都接受了排查。一些托管商在工信部的巨大压力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关闭了所有托管网站。实际关闭的网站有十多万家，但淫秽色情网站毕竟是少数，不可能达到如此惊人的数目。我们不得不认为工信部在重蹈五十多年前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覆辙，在盲目地制造社会恐慌。
工信部千方百计地为人们使用互联网设置障碍、试图阻隔国内外的信息交流，让人想到一千九百多年前那个滥施暴政的周厉王。工信部的种种举措也是想堵住老百姓的嘴巴，只是技术上更加先进一点罢了。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最终却被赶走了。难道工信部没有吸取这么经典的历史教训？如此制造社会恐慌，只会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并制造出更多的矛盾，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李毅中不能充分认识自己及其所在部门的职能，更不了解当前的社会形势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在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又盲目激化和制造社会矛盾。因此，他不适合继续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我们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向将于3月5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罢免现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的议案。
此致！
建议人：万延海，北京居民，身份证号：310104196311202816，电话和传真：010-88114683
建议时间：2010年1月21日
原文連結： http://www.discuz.net/thread-1553155-1-1.html
2010年1月22日 星期五
明報：30年過去了 文字獄判刑只少了4年
【明報專訊】昨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09年經濟資料；同一天，因為起草和推動聯署《零八憲章》被判監11年的劉曉波，他在案件審訊時的兩份文件亦在網上披露。長期關心中國經濟和政治情的人，當看到中國經濟亮麗興旺，劉曉波自辯理據和最後陳述的表白，都會唏噓嘆息。
劉曉波是繼30年前，1979年魏京生被中共以言入罪、判囚15年以來，較受矚目的同類文字獄案件。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展贏得舉世欽羨，卻在民主人權法治趑趄不前，遠遠落後於文明準則。當年中共囚禁魏京生15年，現在囚禁劉曉波11年，莫非這4年差距，可視為中共人權法治的「進步」？
魏京生劉曉波
推動民主有志一同
劉曉波和魏京生都是因為文字繫獄，他們身處不同年代，推動民主卻有志一同。1979年，魏京生對鄧小平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認為若沒有第5個現代化──民主，一切現代化都不過是一個新的謊言。30年後，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要求執政黨進行還政於民的改革，最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國家。兩人所處時空不同，國家內外狀也有較大差異，但是中國需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卻完全一致。
當年，魏京生被指「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誹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打所謂言論自由、要民主要人權的旗號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等；現在雖然沒有了反革命宣傳的提法，馬列毛也鮮有提起，但是30年後，劉曉波被指「以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誹謗並煽動他人推翻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何其相似，顯示中共文字獄的實質，並無改變。
當年魏京生在法庭的自辯，據後來傳出的現場實錄，其辯才機鋒凌厲，觀點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有人就以「不知道是中共審判了魏京生，還是魏京生審判了中共」視之。今日劉曉波的《我的自辯》，從中國憲法有關規定、中國已經簽署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他的政治改革主張、歷史潮流等多方面，反駁當局指控他的罪名，都是有理有據。不過，中共要做的是政治審判、以言入罪，魏京生和劉曉波「當然有罪」。這是中共30年不變的「堅持」。
劉曉波沒有敵人
困頓中看到進步
劉曉波另一份文件《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寫得氣度恢宏，有理有節，情文並茂。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劉曉波兩次坐牢，又被長年監控，但是他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都不視為敵人，尊重他們的職業和人格，劉曉波並點名指兩位檢察官在對他的詢問中，表示「我能感受到他們的尊重和誠意」。
關於羈押他的北京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劉曉波曾經兩度進出，他以切身經歷，坦言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看守所有了極大改善和進步，並特別提到其人性化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和溫暖。劉曉波視此為進步，基於信念和親身經歷，劉曉波「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事實上，當年魏京生的案件，以當時中國的情，也是一種進步。試想，在四人幫橫行年代，魏京生的案件，中共不會給予正式審訊，要是長期繫獄，折磨至死為止，其家人也會遭到株連，受到諸般逼害。魏京生以言入罪，當權者肯定可恥，但是相對於無法無天的大網垂天年代，魏京生的遭遇算是一種「進步」。劉曉波也看到執法者和中共對待在押人員的進步。只是在「懲罰」異見人士，以魏京生和劉曉波前後30年比較，劉曉波被少判了4年。這4年，算是中共30年來的「進步」？
中國在中共領導下，30年來在經濟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中共在民主自由人才法治的觀念，則是大大落後。國家統計局發布2009年的經濟資料，去年全年GDP增幅達8.7%，在歐美、日本經濟仍在低谷掙扎之際，這個增幅肯定引來欽羨目光，有外國傳媒認為，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2大經濟體。雖然有人認為包括匯率因素，中國是否超過日本，仍有爭議。不過，以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超過日本是遲早的事。
30年前，中國剛改革開放，國家一窮二白，現在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約2.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30年前有多少？據紀錄，1979年是8.4億美元，1980年是12.96億美元，少得可憐，與現今相比，連一個零頭也不到。在數字上，中國經濟之成就、外匯儲備之多，是人類歷史上僅有的大躍進；不過，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方面，30年來，中共卻交不出合格的成績單。
需再顯改革開放智慧魄力
中共應帶領人民走民主大道
1979年，魏京生被投入文字獄，當時《明報》寫了一篇社評，題為〈觀念上的差距15年〉，說「魏京生的15年刑期，可以說是中共和西方自由國家之間，關於民主、自由、人權、司法等觀念上的差距。3年之前（即1976年四人幫仍然當道之時），差距是無限大，現在已縮短為15年。或許可以期望，這種差距將來能縮為12年、10年。如果魏京生在中國大陸做這種事完全無罪，那麼中國和西方民主自由國家根本就一樣了」。30年後，又有劉曉波的文字獄，我們應該怎麼說好呢？
我們認為，以中國現在的國力和人民的自信程度，那個所謂「差距」毋須逐步縮短，中國應該是、也必須是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度，這是中國人民應得的、也是國家得以健康正常發展的必要元素。30年才在文字獄少判4年，絕對不是進步，也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情。我們希望中共拿出30年前改革開放的大智慧和大魄力，帶領中國人民走上文明國家的大道，使中國人民不單以經濟成就為傲，在政治生活方面也可以抬頭挺胸做人。
劉曉波是繼30年前，1979年魏京生被中共以言入罪、判囚15年以來，較受矚目的同類文字獄案件。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展贏得舉世欽羨，卻在民主人權法治趑趄不前，遠遠落後於文明準則。當年中共囚禁魏京生15年，現在囚禁劉曉波11年，莫非這4年差距，可視為中共人權法治的「進步」？
魏京生劉曉波
推動民主有志一同
劉曉波和魏京生都是因為文字繫獄，他們身處不同年代，推動民主卻有志一同。1979年，魏京生對鄧小平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認為若沒有第5個現代化──民主，一切現代化都不過是一個新的謊言。30年後，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要求執政黨進行還政於民的改革，最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國家。兩人所處時空不同，國家內外狀也有較大差異，但是中國需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卻完全一致。
當年，魏京生被指「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誹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打所謂言論自由、要民主要人權的旗號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等；現在雖然沒有了反革命宣傳的提法，馬列毛也鮮有提起，但是30年後，劉曉波被指「以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誹謗並煽動他人推翻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何其相似，顯示中共文字獄的實質，並無改變。
當年魏京生在法庭的自辯，據後來傳出的現場實錄，其辯才機鋒凌厲，觀點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有人就以「不知道是中共審判了魏京生，還是魏京生審判了中共」視之。今日劉曉波的《我的自辯》，從中國憲法有關規定、中國已經簽署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他的政治改革主張、歷史潮流等多方面，反駁當局指控他的罪名，都是有理有據。不過，中共要做的是政治審判、以言入罪，魏京生和劉曉波「當然有罪」。這是中共30年不變的「堅持」。
劉曉波沒有敵人
困頓中看到進步
劉曉波另一份文件《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寫得氣度恢宏，有理有節，情文並茂。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劉曉波兩次坐牢，又被長年監控，但是他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都不視為敵人，尊重他們的職業和人格，劉曉波並點名指兩位檢察官在對他的詢問中，表示「我能感受到他們的尊重和誠意」。
關於羈押他的北京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劉曉波曾經兩度進出，他以切身經歷，坦言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看守所有了極大改善和進步，並特別提到其人性化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和溫暖。劉曉波視此為進步，基於信念和親身經歷，劉曉波「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事實上，當年魏京生的案件，以當時中國的情，也是一種進步。試想，在四人幫橫行年代，魏京生的案件，中共不會給予正式審訊，要是長期繫獄，折磨至死為止，其家人也會遭到株連，受到諸般逼害。魏京生以言入罪，當權者肯定可恥，但是相對於無法無天的大網垂天年代，魏京生的遭遇算是一種「進步」。劉曉波也看到執法者和中共對待在押人員的進步。只是在「懲罰」異見人士，以魏京生和劉曉波前後30年比較，劉曉波被少判了4年。這4年，算是中共30年來的「進步」？
中國在中共領導下，30年來在經濟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中共在民主自由人才法治的觀念，則是大大落後。國家統計局發布2009年的經濟資料，去年全年GDP增幅達8.7%，在歐美、日本經濟仍在低谷掙扎之際，這個增幅肯定引來欽羨目光，有外國傳媒認為，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2大經濟體。雖然有人認為包括匯率因素，中國是否超過日本，仍有爭議。不過，以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超過日本是遲早的事。
30年前，中國剛改革開放，國家一窮二白，現在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約2.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30年前有多少？據紀錄，1979年是8.4億美元，1980年是12.96億美元，少得可憐，與現今相比，連一個零頭也不到。在數字上，中國經濟之成就、外匯儲備之多，是人類歷史上僅有的大躍進；不過，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方面，30年來，中共卻交不出合格的成績單。
需再顯改革開放智慧魄力
中共應帶領人民走民主大道
1979年，魏京生被投入文字獄，當時《明報》寫了一篇社評，題為〈觀念上的差距15年〉，說「魏京生的15年刑期，可以說是中共和西方自由國家之間，關於民主、自由、人權、司法等觀念上的差距。3年之前（即1976年四人幫仍然當道之時），差距是無限大，現在已縮短為15年。或許可以期望，這種差距將來能縮為12年、10年。如果魏京生在中國大陸做這種事完全無罪，那麼中國和西方民主自由國家根本就一樣了」。30年後，又有劉曉波的文字獄，我們應該怎麼說好呢？
我們認為，以中國現在的國力和人民的自信程度，那個所謂「差距」毋須逐步縮短，中國應該是、也必須是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度，這是中國人民應得的、也是國家得以健康正常發展的必要元素。30年才在文字獄少判4年，絕對不是進步，也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情。我們希望中共拿出30年前改革開放的大智慧和大魄力，帶領中國人民走上文明國家的大道，使中國人民不單以經濟成就為傲，在政治生活方面也可以抬頭挺胸做人。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30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我的自辯》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起訴書》（京一分檢刑訴（2009）247號）列舉了六篇文章和《零八憲章》，並總中引述了三百三十多字據此指控我觸犯了《刑法》第105條第2款之規定，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對《起訴書》所列舉事實，除了說我「在徵集了三百餘人的簽名後」的事實陳述不準確之外，對其他的事實，我沒有異議。那六篇文章是我寫的，我參與了《零八憲章》，但我徵集的簽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簽名不是我徵集的。至於據此指控我犯罪，我無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面對預審警官、檢察官和法官的詢問，我一直堅持自己無罪。現在，我將從中國憲法中的有關規定、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我的政治改革主張、歷史潮流等多方面為自己進行無罪辯護。
一、改革開放帶來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國人的人權意識的日益覺醒，民間維權的此起彼伏，推動中國政府在人權觀念上的進步。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遂使人權保障成為依法治國的憲法原則。這些國家必須尊重和保障的人權，就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諸項公民權利，言論自由便是基本人權之一。我的言論所表達的不同政見，是一個中國公民在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剝奪，反而必須得到國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護。所以，起訴書對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為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違反了中國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獄在當代中國的延續，理應受到道義的譴責和違憲追究。《刑法》第105條第二款也有違憲之嫌，應該提請全國人大對其進行合憲性審查。
二、《起訴書》根據所引的幾段話就指控我「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欲加之罪。因為「造謠」是造、編造虛假信息，中傷他人。「誹謗」是無中生有地詆譭他人的信譽與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實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譽與利益。而我的言論皆為批評性的評論，是思想觀點的表達，是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也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所以，我的言論與造謠、誹謗風馬牛不相及。換言之，批評不是造謠，反對更不是誹謗。
三、《起訴書》根據《零八憲章》的幾段言論指控我誣蔑執政黨，「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這指控有斷章取義之嫌，它完全無視《零八憲章》的整體表述，無視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貫觀點。
首先，《零八憲章》指出的「人權災難」都是發生在當代中國的事實，「反右」錯劃了五十多萬右派，「大躍進」造成了上千萬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國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許多人死了，許多人被投入監獄。這些事實都是舉世公認的「人權災難」，確實為中國的發展帶來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至於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不過是要求執政黨進行還政於民的改革，最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國家。
其次，《零八憲章》所申明的價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張，其長遠目標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聯邦共和國，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條，其改革方式是漸進的和平的方式。這是有感於現行的跛足改革的種種弊端，要求執政黨變跛足為雙足，即政治與經濟同步並進的均衡改革。也就是從民間的角度推動官方盡快啟動還政於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間壓力敦促政府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從而形成官民互動的良性合作，以盡早實現國人的百年憲政之夢想。
再次，從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裏，我所表達的中國政治改革的觀點，一直是漸進、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這種漸進式改革主張，在我的《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一文中有明確的表述：通過致力於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民間維權的擴張、民間自主性的上升、民間社會的發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壓力，以推動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實上，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創新性質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實施，其最根本的動力皆來自民間的自發改革，民間改革的認同性和影響逐漸擴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間的創新嘗試，從而變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決策。
總之，漸進、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互動，是我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詞。因為這種方式代價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變革的基本常識，有序、可控的社會變革必定優於無序、失控的變革。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所以，我反對獨裁化或壟斷化的執政方式，並不是「煽動顛覆現政權」。換言之，反對並不等於顛覆。
四、中國有「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西諺有「狂妄必遭天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開言論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確。特別是我的時評類文章，不嚴謹的論證，情緒化的宣泄，錯誤的表述，以偏概全的結論……在所難免。但是，這些有局限性的言論，與犯罪毫無關系，不能作為治罪的依據。因為，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僅包括發表正確觀點的權利，也包括發表錯誤言論的權利。正確的言論和多數的意見需要保護；不正確的言論和少數的意見，同樣需要權利的保護。正所謂：我可以不贊成或反對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公開表達不同觀點的權利，哪怕你所表達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才是言論自由的精義。對此，中國古代傳統中也有過經典的概括。我把這種概括稱為二十四字箴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因為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論自由的要義，才能讓每一代國人耳熟能詳，流傳至今。我認為，其中「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完全可以作為當代國人對待批評意見的座右銘，更應該成為當權者對待不同政見的警示。
五、我無罪，因為對我的指控有違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準則。早在1948年，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就參與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五十年後的1998年，中國政府又向國際社會作出了簽署聯合國制定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莊嚴承諾。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把言論自由列為最基本的普世人權，要求各國政府必須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有義務遵守聯合國制定的人權公約，有責任踐行自己的承諾，也應該模範地執行聯合國發布的人權保障條款。惟其如此，中國政府才能切實保障本國國民的人權，為推動國際人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從而顯示出一個大國的文明風範。
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完全履行自己的義務和兌現自己的承諾，並沒有把紙上的保證落實為現實的行動，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承諾而無兌現，仍然是中國政府在應對國際社會的批評時的常態。現在對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證。顯然，這樣的因言治罪，與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的身分相悖，有損於中國的政治形象和國家利益，無法在政治上取信於文明世界。
六、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當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獄都是反人道反人權的行為，有悖於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時代潮流。回顧中國歷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時代，從秦到清，文字獄的盛行，歷來都是一個政權的執政污點，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秦始皇有統一中國之功，但其「焚書坑儒」之暴政卻遺臭萬年。漢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閹割太史公司馬遷之舉則倍受病詬。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頻繁的文字獄也只能留下罵名。相反，漢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廢除過因言治罪的「誣謗罪」，由此贏得了開朝仁君的美名和歷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由弱而強，最終戰勝國民黨，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獨裁爭自由」的道義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經常發文抨擊蔣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為因言獲罪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多次論及言論自由及基本人權。但1949年後，從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槍斃，張志新被割喉，言論自由在毛時代消失了，國家陷於萬馬齊瘖的死寂。改革以來，執政黨撥亂反正，對不同政見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會的言論空間不斷擴大，文字獄大幅度減少，但因言治罪的傳統並沒有完全滅絕。從四·五到六·四，從民主牆到零八憲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時有發生。我此次獲罪，不過是最近的文字獄而已。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言論自由早已成為多數國人的共識，文字獄卻是千夫所指。從客觀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監獄的高牆關不住自由的表達。一個政權不可能靠壓抑不同政見來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獄來達成長治久安。因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訴諸筆桿子來解決，一旦動用槍桿子解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造成人權災難。只有從制度上根絕文字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國民身上；只有當國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得到制度化的現實保障，文字獄才會在中國大地上滅絕。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人權原則，違反了聯合國發布的國際人權公約，有悖於普世道義與歷史潮流。我為自己所做的無罪辯護，希望能夠得到法庭的採納，從而讓此案的裁決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開先河的意義，經得起中國憲法之人權條款與國際人權公約的審查，也經得起道義的追問和歷史的檢驗。
謝謝大家！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監守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政治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我的自辯》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起訴書》（京一分檢刑訴（2009）247號）列舉了六篇文章和《零八憲章》，並總中引述了三百三十多字據此指控我觸犯了《刑法》第105條第2款之規定，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對《起訴書》所列舉事實，除了說我「在徵集了三百餘人的簽名後」的事實陳述不準確之外，對其他的事實，我沒有異議。那六篇文章是我寫的，我參與了《零八憲章》，但我徵集的簽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簽名不是我徵集的。至於據此指控我犯罪，我無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面對預審警官、檢察官和法官的詢問，我一直堅持自己無罪。現在，我將從中國憲法中的有關規定、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我的政治改革主張、歷史潮流等多方面為自己進行無罪辯護。
一、改革開放帶來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國人的人權意識的日益覺醒，民間維權的此起彼伏，推動中國政府在人權觀念上的進步。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遂使人權保障成為依法治國的憲法原則。這些國家必須尊重和保障的人權，就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諸項公民權利，言論自由便是基本人權之一。我的言論所表達的不同政見，是一個中國公民在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剝奪，反而必須得到國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護。所以，起訴書對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為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違反了中國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獄在當代中國的延續，理應受到道義的譴責和違憲追究。《刑法》第105條第二款也有違憲之嫌，應該提請全國人大對其進行合憲性審查。
二、《起訴書》根據所引的幾段話就指控我「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欲加之罪。因為「造謠」是造、編造虛假信息，中傷他人。「誹謗」是無中生有地詆譭他人的信譽與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實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譽與利益。而我的言論皆為批評性的評論，是思想觀點的表達，是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也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所以，我的言論與造謠、誹謗風馬牛不相及。換言之，批評不是造謠，反對更不是誹謗。
三、《起訴書》根據《零八憲章》的幾段言論指控我誣蔑執政黨，「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這指控有斷章取義之嫌，它完全無視《零八憲章》的整體表述，無視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貫觀點。
首先，《零八憲章》指出的「人權災難」都是發生在當代中國的事實，「反右」錯劃了五十多萬右派，「大躍進」造成了上千萬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國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許多人死了，許多人被投入監獄。這些事實都是舉世公認的「人權災難」，確實為中國的發展帶來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至於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不過是要求執政黨進行還政於民的改革，最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國家。
其次，《零八憲章》所申明的價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張，其長遠目標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聯邦共和國，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條，其改革方式是漸進的和平的方式。這是有感於現行的跛足改革的種種弊端，要求執政黨變跛足為雙足，即政治與經濟同步並進的均衡改革。也就是從民間的角度推動官方盡快啟動還政於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間壓力敦促政府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從而形成官民互動的良性合作，以盡早實現國人的百年憲政之夢想。
再次，從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裏，我所表達的中國政治改革的觀點，一直是漸進、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這種漸進式改革主張，在我的《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一文中有明確的表述：通過致力於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民間維權的擴張、民間自主性的上升、民間社會的發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壓力，以推動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實上，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創新性質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實施，其最根本的動力皆來自民間的自發改革，民間改革的認同性和影響逐漸擴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間的創新嘗試，從而變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決策。
總之，漸進、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互動，是我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詞。因為這種方式代價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變革的基本常識，有序、可控的社會變革必定優於無序、失控的變革。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所以，我反對獨裁化或壟斷化的執政方式，並不是「煽動顛覆現政權」。換言之，反對並不等於顛覆。
四、中國有「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西諺有「狂妄必遭天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開言論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確。特別是我的時評類文章，不嚴謹的論證，情緒化的宣泄，錯誤的表述，以偏概全的結論……在所難免。但是，這些有局限性的言論，與犯罪毫無關系，不能作為治罪的依據。因為，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僅包括發表正確觀點的權利，也包括發表錯誤言論的權利。正確的言論和多數的意見需要保護；不正確的言論和少數的意見，同樣需要權利的保護。正所謂：我可以不贊成或反對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公開表達不同觀點的權利，哪怕你所表達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才是言論自由的精義。對此，中國古代傳統中也有過經典的概括。我把這種概括稱為二十四字箴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因為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論自由的要義，才能讓每一代國人耳熟能詳，流傳至今。我認為，其中「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完全可以作為當代國人對待批評意見的座右銘，更應該成為當權者對待不同政見的警示。
五、我無罪，因為對我的指控有違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準則。早在1948年，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就參與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五十年後的1998年，中國政府又向國際社會作出了簽署聯合國制定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莊嚴承諾。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把言論自由列為最基本的普世人權，要求各國政府必須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有義務遵守聯合國制定的人權公約，有責任踐行自己的承諾，也應該模範地執行聯合國發布的人權保障條款。惟其如此，中國政府才能切實保障本國國民的人權，為推動國際人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從而顯示出一個大國的文明風範。
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完全履行自己的義務和兌現自己的承諾，並沒有把紙上的保證落實為現實的行動，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承諾而無兌現，仍然是中國政府在應對國際社會的批評時的常態。現在對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證。顯然，這樣的因言治罪，與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的身分相悖，有損於中國的政治形象和國家利益，無法在政治上取信於文明世界。
六、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當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獄都是反人道反人權的行為，有悖於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時代潮流。回顧中國歷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時代，從秦到清，文字獄的盛行，歷來都是一個政權的執政污點，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秦始皇有統一中國之功，但其「焚書坑儒」之暴政卻遺臭萬年。漢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閹割太史公司馬遷之舉則倍受病詬。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頻繁的文字獄也只能留下罵名。相反，漢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廢除過因言治罪的「誣謗罪」，由此贏得了開朝仁君的美名和歷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由弱而強，最終戰勝國民黨，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獨裁爭自由」的道義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經常發文抨擊蔣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為因言獲罪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多次論及言論自由及基本人權。但1949年後，從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槍斃，張志新被割喉，言論自由在毛時代消失了，國家陷於萬馬齊瘖的死寂。改革以來，執政黨撥亂反正，對不同政見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會的言論空間不斷擴大，文字獄大幅度減少，但因言治罪的傳統並沒有完全滅絕。從四·五到六·四，從民主牆到零八憲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時有發生。我此次獲罪，不過是最近的文字獄而已。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言論自由早已成為多數國人的共識，文字獄卻是千夫所指。從客觀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監獄的高牆關不住自由的表達。一個政權不可能靠壓抑不同政見來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獄來達成長治久安。因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訴諸筆桿子來解決，一旦動用槍桿子解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造成人權災難。只有從制度上根絕文字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國民身上；只有當國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得到制度化的現實保障，文字獄才會在中國大地上滅絕。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人權原則，違反了聯合國發布的國際人權公約，有悖於普世道義與歷史潮流。我為自己所做的無罪辯護，希望能夠得到法庭的採納，從而讓此案的裁決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開先河的意義，經得起中國憲法之人權條款與國際人權公約的審查，也經得起道義的追問和歷史的檢驗。
謝謝大家！
2010年1月21日 星期四
余若薇﹕公投如何挑戰法律？
【明報專訊】公民黨與社民連宣布推動「5區公投運動」後，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罕有地高調「表示嚴重關注」，指這個運動「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沒有法律效力」，「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不符，是從根本上違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
根據香港法律，凡法例沒有禁止的，便是合法。而是否有法律效力，與是否違法，是兩碼子事。2003年50萬人上街，促使特區政府撤回了《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建議；遊行沒有法律效力，但遊行並不違法。《基本法》附件一、二說明修改行政長官與立法會選舉辦法的法定程序，沒有提到公投；公投無法律效力，但公投並不違法。
究竟公投運動違反了憲法或法例哪個條文哪個章節？至今未有人清楚說明。
「5區公投運動」「為民主而來」
「5區公投運動」的議題是「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若問這公投「為何而來？」，簡單答覆是「為民主而來」，為實現《基本法》第45條及68條香港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
許多地方有公投制度，例如冰島、瑞士、美國，奧地利、丹麥、愛爾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荷蘭、挪威、意大利、波蘭、葡萄牙，交由全民投票，處理具爭議性的項目。提案者是官方或人民、提案人數、投票率等等規則，各地不同，沒有劃一標準。
去年底，瑞士就是否禁止修建清真寺尖塔（宣禮塔）舉行全民公投，結果57.5%選民投反對票，政府遵照公投結果，不准建新的宣禮塔，現有4座不受影響。因金融風暴而負債累累的冰島擬於今年3月舉行公投，決定與英國、荷蘭的還債條款。
其實，20年前《基本法》起草委員也曾採取開放態度，視公投為一種具法律效力的收集民意方式，藉以決定香港的政制改革，而非把公投定性為抗爭、作反、違法。1989年2月21日公布的《基本法》第2份草稿中，附件一如下﹕「第三任行政長官的任內，立法會可以擬訂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是否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附件二﹕「在第四屆立法會的任內，立法會擬訂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立法會議員是否應全部由普選產生……」
當時附件一、二草稿仔細訂明公投的條件和法律效力﹕「上述全體選民投票的舉行，必須獲得立法會議員多數的通過，徵得行政長官同意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批准，方可進行，投票結果，必須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合法選民的贊成，方為有效，付諸實施。」
公投並非大逆不道 洪水猛獸
歷史證明，公投並非大逆不道，洪水猛獸。後來《基本法》定稿剔除了公投內容，不是因為它違法違憲。
奇怪的是，特區政府一直強調「5區公投運動」只是補選，不承認它是具法律效力的公投，也就是一場只屬於香港內部事務的補選，國務院港澳辦的「嚴重關注」與特區政府的故作淡然自相矛盾。
特區政府施政專橫，香港人無力感日增，最近不少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市民即使不滿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但無奈地接受。公民黨希望盡最大努力，推動變相公投，將政制改革的選擇權歸還市民，以一種和平方式，透過票箱，量化民意，向當權者表達對實現真普選與廢除功能組別的決心。
在有限的鳥籠空間，竭盡所能爭取最大的公道，不就是香港人最擅長的嗎？
作者是5區公投運動總發言人
根據香港法律，凡法例沒有禁止的，便是合法。而是否有法律效力，與是否違法，是兩碼子事。2003年50萬人上街，促使特區政府撤回了《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建議；遊行沒有法律效力，但遊行並不違法。《基本法》附件一、二說明修改行政長官與立法會選舉辦法的法定程序，沒有提到公投；公投無法律效力，但公投並不違法。
究竟公投運動違反了憲法或法例哪個條文哪個章節？至今未有人清楚說明。
「5區公投運動」「為民主而來」
「5區公投運動」的議題是「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若問這公投「為何而來？」，簡單答覆是「為民主而來」，為實現《基本法》第45條及68條香港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
許多地方有公投制度，例如冰島、瑞士、美國，奧地利、丹麥、愛爾蘭、匈牙利、保加利亞、荷蘭、挪威、意大利、波蘭、葡萄牙，交由全民投票，處理具爭議性的項目。提案者是官方或人民、提案人數、投票率等等規則，各地不同，沒有劃一標準。
去年底，瑞士就是否禁止修建清真寺尖塔（宣禮塔）舉行全民公投，結果57.5%選民投反對票，政府遵照公投結果，不准建新的宣禮塔，現有4座不受影響。因金融風暴而負債累累的冰島擬於今年3月舉行公投，決定與英國、荷蘭的還債條款。
其實，20年前《基本法》起草委員也曾採取開放態度，視公投為一種具法律效力的收集民意方式，藉以決定香港的政制改革，而非把公投定性為抗爭、作反、違法。1989年2月21日公布的《基本法》第2份草稿中，附件一如下﹕「第三任行政長官的任內，立法會可以擬訂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是否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附件二﹕「在第四屆立法會的任內，立法會擬訂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立法會議員是否應全部由普選產生……」
當時附件一、二草稿仔細訂明公投的條件和法律效力﹕「上述全體選民投票的舉行，必須獲得立法會議員多數的通過，徵得行政長官同意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批准，方可進行，投票結果，必須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合法選民的贊成，方為有效，付諸實施。」
公投並非大逆不道 洪水猛獸
歷史證明，公投並非大逆不道，洪水猛獸。後來《基本法》定稿剔除了公投內容，不是因為它違法違憲。
奇怪的是，特區政府一直強調「5區公投運動」只是補選，不承認它是具法律效力的公投，也就是一場只屬於香港內部事務的補選，國務院港澳辦的「嚴重關注」與特區政府的故作淡然自相矛盾。
特區政府施政專橫，香港人無力感日增，最近不少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市民即使不滿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但無奈地接受。公民黨希望盡最大努力，推動變相公投，將政制改革的選擇權歸還市民，以一種和平方式，透過票箱，量化民意，向當權者表達對實現真普選與廢除功能組別的決心。
在有限的鳥籠空間，竭盡所能爭取最大的公道，不就是香港人最擅長的嗎？
作者是5區公投運動總發言人
劉曉波無罪自辯全文
中國著名異見人士劉曉波被北京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1年，他在庭上作出無罪自辯。
以下為自辯全文：
我的自辯--劉曉波
《起訴書》（京一分檢刑訴[2009]247號）列舉了六篇文章和《零八憲章》，並總中引述了三百三十多字據此指控我觸犯了《刑法》第105條第2款之規定，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對《起訴書》所列舉事實，除了說我“在徵集了三百餘人的簽名後”的事實陳述不準確之外，對其他的事實，我沒有異議。那六篇文章是我寫的，我參與了《零八憲章》，但我徵集的簽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簽名不是我徵集的。至於據此指控我犯罪，我無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面對預審警官、檢察官和法官的詢問，我一直堅持自己無罪。現在，我將從中國憲法中的有關規定、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我的政治改革主張、歷史潮流等多方面為自己進行無罪辯護。
一、改革開放帶來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國人的人權意識的日益覺醒，民間維權的此起彼伏，推動中國政府在人權觀念上的進步。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遂使人權保障成為依法治國的憲法原則。這些國家必須尊重和保障的人權，就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諸項公民權利，言論自由便是基本人權之一。我的言論所表達的不同政見，是一個中國公民在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剝奪，反而必須得到國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護。所以，起訴書對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為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違反了中國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獄在當代中國的延續，理應受到道義的譴責和違憲追究。《刑法》第105條第二款也有違憲之嫌，應該提請全國人大對其進行合憲性審查。
二、《起訴書》根據所引的幾段話就指控我“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欲加之罪。因為“造謠”是捏造、編造虛假資訊，中傷他人。“誹謗”是無中生有地詆毀他人的信譽與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實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譽與利益。而我的言論皆為批評性的評論，是思想觀點的表達，是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也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所以，我的言論與造謠、誹謗風馬牛不相及。換言之，批評不是造謠，反對更不是誹謗。
三、《起訴書》根據《零八憲章》的幾段言論指控我誣衊執政黨，“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這指控有斷章取義之嫌，它完全無視《零八憲章》的整體表述，無視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貫觀點。
首先，《零八憲章》指出的“人權災難”都是發生在當代中國的事實，“反右”錯劃了五十多萬右派，“大躍進”造成了上千萬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國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許多人死了，許多人被投入監獄。這些事實都是舉世公認的“人權災難”，確實為中國的發展帶來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至於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不過是要求執政黨進行還政於民的改革，最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國家。
其次，《零八憲章》所申明的價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張，其長遠目標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聯邦共和國，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條，其改革方式是漸進的和平的方式。這是有感於現行的跛足改革的種種弊端，要求執政黨變跛足為雙足，即政治與經濟同步並進的均衡改革。也就是從民間的角度推動官方儘快動還政於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間壓力敦促政府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從而形成官民互動的良性合作，以儘早實現國人的百年憲政之夢想。
再次，從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裏，我所表達的中國政治改革的觀點，一直是漸進、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這種漸進式改革主張，在我的《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一文中有著明確的表述：通過致力於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民間維權的擴張、民間自主性的上升、民間社會的發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壓力，以推動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實上，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創新性質的改革措施的出臺和實施，其最根本的動力皆來自民間的自發改革，民間改革的認同性和影響逐漸擴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間的創新嘗試，從而變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決策。
總之，漸進、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互動，是我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字。因為這種方式代價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變革的基本常識，有序、可控的社會變革必定優於無序、失控的變革。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所以，我反對獨裁化或壟斷化的執政方式，並不是“煽動顛覆現政權”。換言之，反對並不等於顛覆。
四、中國有“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西諺有“狂妄必遭天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開言論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確。特別是我的時評類文章，不嚴謹的論證，情緒化的宣泄，錯誤的表述，以偏蓋全的結論……在所難免。但是，這些有局限性的言論，與犯罪毫無關係，不能作為治罪的依據。因為，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僅包括發表正確觀點的權利，也包括發表錯誤言論的權利。正確的言論和多數的意見需要保護；不正確的言論和少數的意見，同樣需要權利的保護。正所謂：我可以不贊成或反對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公開表達不同觀點的權利，哪怕你所表達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才是言論自由的精義。對此，中國古代傳統中也有過經典的概括。我把這種概括稱為二十四字箴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因為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論自由的要義，才能讓每一代國人耳熟能詳，流傳至今。我認為，其中“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完全可以作為當代國人對待批評意見的座右銘，更應該成為當權者對待不同政見的警示。
五、我無罪，因為對我的指控有違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準則。早在1948年，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就參與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五十年後的1998年，中國政府又向國際社會作出了簽署聯合國制定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莊嚴承諾。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把言論自由列為最基本的普世人權，要求各國政府必須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有義務遵守聯合國制定的人權公約，有責任餞行自己的承諾，也應該模範地執行聯合國發佈的人權保障條款。惟其如此，中國政府才能切實保障本國國民的人權，為推動國際人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從而顯示出一個大國的文明風範。
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完全履行自己的義務和兌現自己的承諾，並沒有把紙上的保證落實為現實的行動，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承諾而無兌現，仍然是中國政府在應對國際社會的批評時的常態。現在對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證。顯然，這樣的因言治罪，與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的身份相悖，有損於中國的政治形象和國家利益，無法在政治上取信于文明世界。
六、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當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獄都是反人道反人權的行為，有悖於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時代潮流。回顧中國歷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時代，從秦到清，文字獄的盛行，歷來都是一個政權的執政污點，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秦始皇有統一中國之功，但其“焚書坑儒”之暴政卻遺臭萬年。漢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閹割太史公司馬遷之舉則倍受病詬。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頻繁的文字獄也只能留下名。相反，漢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廢除過因言治罪的“誣謗罪”，由此贏得了開朝仁君的美名和歷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由弱而強，最終戰勝國民黨，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獨裁爭自由”的道義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經常發文抨擊蔣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為因言獲罪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多次論及言論自由及基本人權。但1949年後，從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槍斃，張志新被割喉，言論自由在毛時代消失了，國家陷於萬馬齊喑的死寂。改革以來，執政黨撥亂反正，對不同政見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會的言論空間不斷擴大，文字獄大幅度減少，但因言治罪的傳統並沒有完全滅絕。從四‧五到六‧四，從民主牆到零八憲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時有發生。我此次獲罪，不過是最近的文字獄而已。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言論自由早已成為多數國人的共識，文字獄卻是千夫所指。從客觀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監獄的高牆關不住自由的表達。一個政權不可能靠壓抑不同政見來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獄來達成長治久安。因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訴諸筆桿子來解決，一旦動用槍桿子解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造成人權災難。只有從制度上根絕文字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國民身上；只有當國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得到制度化的現實保障，文字獄才會在中國大地上滅絕。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人權原則，違反了聯合國發佈的國際人權公約，有悖於普世道義與歷史潮流。我為自己所做的無罪辯護，希望能夠得到法庭的採納，從而讓此案的裁決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開先河的意義，經得起中國憲法之人權條款與國際人權公約的審查，也經得起道義的追問和歷史的檢驗。
謝謝大家！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自由亞洲電台)
以下為自辯全文：
我的自辯--劉曉波
《起訴書》（京一分檢刑訴[2009]247號）列舉了六篇文章和《零八憲章》，並總中引述了三百三十多字據此指控我觸犯了《刑法》第105條第2款之規定，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對《起訴書》所列舉事實，除了說我“在徵集了三百餘人的簽名後”的事實陳述不準確之外，對其他的事實，我沒有異議。那六篇文章是我寫的，我參與了《零八憲章》，但我徵集的簽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簽名不是我徵集的。至於據此指控我犯罪，我無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面對預審警官、檢察官和法官的詢問，我一直堅持自己無罪。現在，我將從中國憲法中的有關規定、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我的政治改革主張、歷史潮流等多方面為自己進行無罪辯護。
一、改革開放帶來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國人的人權意識的日益覺醒，民間維權的此起彼伏，推動中國政府在人權觀念上的進步。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遂使人權保障成為依法治國的憲法原則。這些國家必須尊重和保障的人權，就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諸項公民權利，言論自由便是基本人權之一。我的言論所表達的不同政見，是一個中國公民在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剝奪，反而必須得到國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護。所以，起訴書對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為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違反了中國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獄在當代中國的延續，理應受到道義的譴責和違憲追究。《刑法》第105條第二款也有違憲之嫌，應該提請全國人大對其進行合憲性審查。
二、《起訴書》根據所引的幾段話就指控我“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欲加之罪。因為“造謠”是捏造、編造虛假資訊，中傷他人。“誹謗”是無中生有地詆毀他人的信譽與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實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譽與利益。而我的言論皆為批評性的評論，是思想觀點的表達，是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也沒有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所以，我的言論與造謠、誹謗風馬牛不相及。換言之，批評不是造謠，反對更不是誹謗。
三、《起訴書》根據《零八憲章》的幾段言論指控我誣衊執政黨，“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這指控有斷章取義之嫌，它完全無視《零八憲章》的整體表述，無視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貫觀點。
首先，《零八憲章》指出的“人權災難”都是發生在當代中國的事實，“反右”錯劃了五十多萬右派，“大躍進”造成了上千萬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國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許多人死了，許多人被投入監獄。這些事實都是舉世公認的“人權災難”，確實為中國的發展帶來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至於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不過是要求執政黨進行還政於民的改革，最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國家。
其次，《零八憲章》所申明的價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張，其長遠目標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聯邦共和國，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條，其改革方式是漸進的和平的方式。這是有感於現行的跛足改革的種種弊端，要求執政黨變跛足為雙足，即政治與經濟同步並進的均衡改革。也就是從民間的角度推動官方儘快動還政於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間壓力敦促政府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從而形成官民互動的良性合作，以儘早實現國人的百年憲政之夢想。
再次，從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裏，我所表達的中國政治改革的觀點，一直是漸進、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這種漸進式改革主張，在我的《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一文中有著明確的表述：通過致力於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民間維權的擴張、民間自主性的上升、民間社會的發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壓力，以推動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實上，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創新性質的改革措施的出臺和實施，其最根本的動力皆來自民間的自發改革，民間改革的認同性和影響逐漸擴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間的創新嘗試，從而變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決策。
總之，漸進、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互動，是我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字。因為這種方式代價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變革的基本常識，有序、可控的社會變革必定優於無序、失控的變革。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所以，我反對獨裁化或壟斷化的執政方式，並不是“煽動顛覆現政權”。換言之，反對並不等於顛覆。
四、中國有“滿招損、謙受益”的古訓，西諺有“狂妄必遭天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開言論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確。特別是我的時評類文章，不嚴謹的論證，情緒化的宣泄，錯誤的表述，以偏蓋全的結論……在所難免。但是，這些有局限性的言論，與犯罪毫無關係，不能作為治罪的依據。因為，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僅包括發表正確觀點的權利，也包括發表錯誤言論的權利。正確的言論和多數的意見需要保護；不正確的言論和少數的意見，同樣需要權利的保護。正所謂：我可以不贊成或反對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公開表達不同觀點的權利，哪怕你所表達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才是言論自由的精義。對此，中國古代傳統中也有過經典的概括。我把這種概括稱為二十四字箴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因為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論自由的要義，才能讓每一代國人耳熟能詳，流傳至今。我認為，其中“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完全可以作為當代國人對待批評意見的座右銘，更應該成為當權者對待不同政見的警示。
五、我無罪，因為對我的指控有違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準則。早在1948年，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就參與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五十年後的1998年，中國政府又向國際社會作出了簽署聯合國制定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莊嚴承諾。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把言論自由列為最基本的普世人權，要求各國政府必須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有義務遵守聯合國制定的人權公約，有責任餞行自己的承諾，也應該模範地執行聯合國發佈的人權保障條款。惟其如此，中國政府才能切實保障本國國民的人權，為推動國際人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從而顯示出一個大國的文明風範。
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完全履行自己的義務和兌現自己的承諾，並沒有把紙上的保證落實為現實的行動，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承諾而無兌現，仍然是中國政府在應對國際社會的批評時的常態。現在對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證。顯然，這樣的因言治罪，與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的身份相悖，有損於中國的政治形象和國家利益，無法在政治上取信于文明世界。
六、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當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獄都是反人道反人權的行為，有悖於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時代潮流。回顧中國歷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時代，從秦到清，文字獄的盛行，歷來都是一個政權的執政污點，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秦始皇有統一中國之功，但其“焚書坑儒”之暴政卻遺臭萬年。漢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閹割太史公司馬遷之舉則倍受病詬。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頻繁的文字獄也只能留下名。相反，漢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廢除過因言治罪的“誣謗罪”，由此贏得了開朝仁君的美名和歷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由弱而強，最終戰勝國民黨，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獨裁爭自由”的道義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經常發文抨擊蔣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為因言獲罪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也多次論及言論自由及基本人權。但1949年後，從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槍斃，張志新被割喉，言論自由在毛時代消失了，國家陷於萬馬齊喑的死寂。改革以來，執政黨撥亂反正，對不同政見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會的言論空間不斷擴大，文字獄大幅度減少，但因言治罪的傳統並沒有完全滅絕。從四‧五到六‧四，從民主牆到零八憲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時有發生。我此次獲罪，不過是最近的文字獄而已。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言論自由早已成為多數國人的共識，文字獄卻是千夫所指。從客觀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監獄的高牆關不住自由的表達。一個政權不可能靠壓抑不同政見來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獄來達成長治久安。因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訴諸筆桿子來解決，一旦動用槍桿子解決筆桿子的問題，只能造成人權災難。只有從制度上根絕文字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國民身上；只有當國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得到制度化的現實保障，文字獄才會在中國大地上滅絕。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人權原則，違反了聯合國發佈的國際人權公約，有悖於普世道義與歷史潮流。我為自己所做的無罪辯護，希望能夠得到法庭的採納，從而讓此案的裁決在中國法治史上具有開先河的意義，經得起中國憲法之人權條款與國際人權公約的審查，也經得起道義的追問和歷史的檢驗。
謝謝大家！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自由亞洲電台)
2010年1月19日 星期二
60年媒体的演变以及新闻审查
中国13.10.2009
60年媒体的演变以及新闻审查
为确认其权威，今天正在以中国政府以烟花和军事游行的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纪念日。但是，仍然需要通过中国媒体的角度同时以中国人民的知情权的名义来评估这过去的60年。 无国界记者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这一庆典，通过突出某些日期来阐明媒体在中国的演变。
过去60年，对于毛泽东政权时期的新闻工作者是很艰难的，因为他们不过是想把新闻传媒变成起宣传工具而已。虽然，如今对于记者和博客作者不再被极权主义牢牢掌控，但是对于他们的审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共产党继续其对于新闻机构新华社，纸制媒体如人民日报以及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直接控制。 在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新闻媒体是有一定的新闻自由的，而毛泽东取得政权以后则取消了私人经营的新闻媒体并且打压多样化的意见。虽然，中国的记者一直受到政党的审查，首先是国民党的，然后是日本占领者的，但是当时新兴的新闻自由却被共产党镇压。编辑自由在1949年之后完全结束。知识分子，包括记者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都生活在来自政权任意迫害而产生的永久恐惧之中。当时，对于人类的生命的损失是相当惊人的。许多记者被杀害或者"自杀"，然而大众却不得不承受这许多年另人厌烦的宣传。一些记者放弃了他们的职道德，而积极加入竭尽全力推广党的利益的活动中。从中国开始进入改革以来，记录有比以前有了一些变化，总体上记者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这个慷慨的政权却没有授予记者更多的自由，记者仍然在冒着被解雇和投进监狱的危险工作。自从90年代末期，网络为记者和博客作者提供了新的远景。从一方面来讲，这一新的技术对于国家和地方权威施加压力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也成为政府强大的宣传工具
10月1 日之前—新兴的媒体空间
直到1890年，西方式的媒体模式才得以中国出现。中国的第一批报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他们主要是传教士或者生商人。同时，在国外接受了新闻学的进步的中国年轻学生也引进了报道技术。 随着1919年5月4日，被中国知识分子称为年轻共和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运动之后，出现了一些批判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的出版物。当时，记者敢于提出有关人权，刑法法典 ，死刑以及行政改革方面的主题。但是，国民党对于媒体独立性的敌意在1930年代有所加强。 虽然，在20世纪的上半页依然存在新闻审查，但是毫无疑问，由于当时政权的软弱，以及因为受到西方国家在其领土内存在的影响，使得新闻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直到1941都存在，由张季孪创办的<大公报>就是这一模式的一个例子，作为独立的媒体他们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某些决定，而不是作日本人或者中共的口舌。
1949: 创造宣传机器
报纸的力量和作用由其能够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向群众发布，党的路线，方针，具体政策，目标以及工作方法组成的。这是 1961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和记者为什么要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时所做的解释。在抵抗年代，毛泽东向北京和中国的其它地方引进了列宁主义的新闻模式。正如法国学者所写对于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宣传，大众媒体如印刷，广播、电视、电影、海报是最主要的角色。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媒体被不仅看作是社会收集和宣传政治口号的鼓动动者，也是其组织者。 6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cpc继续跟随毛泽东群众路线。中共领导人管理群众。因为，他们不是被人民选举产生，因此他们被认为是党而不是人民。当这个意志传达给媒体时，新闻变成了由上到下的交流手段，也是党教育群众的手法以及由此来动员人民的意愿来支持社会主义。然而，大众媒体不被允许报道内部的政策进程，特别是党内的纷争。
在中国官方媒体就是当的口舌，同时也是他们的耳朵和眼睛。许多由新华社记者撰写的报道，从来没有出版过，它们被直接送到党的领导人那里。 在中共的领导下，华文媒体的发展，一直存在四个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一阶段，私有的新闻媒体受到压制，新闻媒体的多元化被中共取消，而建立了如新华社这样强大的宣传机器。 在大跃进期间，由于阶级斗争中央对于媒体的控制加强。由于，当时单方立场的媒体被要求将工业化发展作为首要报道，出现了对于成千上万中国农民饿死的现实失实报道，
1956年5月2 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5月毛发表百花齐放讲话，紧接着这一运动是对于公开说话的知识分子的镇压运动。这是毛利用媒体的非常显著的例子。百花齐放和其后的打倒右派运动都是通过媒体发动的。他的第一个讲话看上去，将部分解除到那时为止依然捆扰着记者的威胁。毛本人也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由此来完善党。人民日报随后发表了非常简短地宣布，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都会存在所有的有关同意或反对于的主题。另外一个开放言论的标志是，新华社社长去访问伦敦和巴黎，向欧洲新闻工作模式学习。一名人民日报的编辑曾还批评政治领导人的仓促行为道，一夜之间做所有的事情。
1957年5月17日，第一份呼吁建立民主园的大字报被贴在北京一所著名的高校。第一个通过张贴大字报来表达其想法的作者，很快被当接纳，这作为鼓励群众和此后的公民社会说出其不满的一个经常性的手段。 这一时期的言论开放，没有持续太久。1957发动了一场反右运动。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宣布那些试图利用修正运动达到阶级斗争者。最后，大约有40,000右派，包括许多记者和知识分子被送到再教育集中营。
196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修正主义》一文，批评1961年的戏剧〈海瑞〉，这一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历史学家吴晗被认为是异端分子，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宣传部部长姚文元，谴责吴晗借此剧含蓄地批评毛泽东思想。
随后吴晗被逮捕，并在三年后判处死刑。他的妻子被迫自杀。他们的女儿被送到精神病院，并在1976年在那里自杀。 正是这篇批评一部文学作品的文章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同时也被独裁者和他们的跟随者作为其消除在报刊上的所有辩论工作的手段达十年多。疯狂得独裁者迫使记者实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那些被怀疑有怀，旧中国，倾向的作家和记者遭到迫害、侮辱，监禁或杀害。
1988年东——记录片〈河殇〉巧妙地批评党
80年代，一股自由的春风吹进中国大地，由此很多记者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时局。1998年冬，由国家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六集记录片〈河殇〉正是这一自由风的一个例子。 记录片〈河殇〉描述被认为了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泥土淤积的现状，由此分析指出中国当前停滞前的现状是由中国领导人的孤立，保守主义造成的结果。作者认为，这一现状的解决方法是向海洋开放，象征着日本和西方。
正当这部纪录片变得非常受欢迎之时，政府决定暂停其播放。〈河殇〉事件成为几个月后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的先驱，同时也成为中共认识到给予新闻太多的自由会对其合法性产生威胁。 天安门事件之后，纪录片的编剧苏晓康不得不逃到香港，而其他一些曾为这一纪录片工作的工作人员被逮捕。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污蔑示威者
当1989年4月15日，中共国家前总书记去世之时，北京的数千名学生举行了一系列和平的游行示威支持这位由于被认为推行太多的改革而被革职的中国式现代化人物。 为了镇压甚至污蔑学生运动，1989年4月26发表社论指责他们是，不正常的行为，评论中说，(http://bbs.service.sina.com.cn/thread-9-0/tree-161351-1821-11132-.html) 这一小撮人的目的是企图鼓惑中国人民并在家制造混乱，由此破坏国家的稳定与团结。而这一社论并没有使得反抗达到镇压的效果，而是这样的污蔑和居高临下的言论使得运动的焰火更加高涨。党内的改革派试图收回评论，并与学生进行对话但是没有生效。这些改革派中包括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他在六四屠杀之后被罢免，并且直到去世都被软禁在家。由于得到当时已经83岁的邓小平的支持，中国的守旧派依然非常的牢固。于是，国家媒体和年轻的示威者之间的对话很快终结。新闻自由是当时示威者的诉求之一，而且有很多的记者参加了这一运动。其结果却是一场大的肃整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许多的记者包括，王军涛等在监狱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在六四屠杀之后许多逃亡国外的中国记者表示媒体对民主运动的支持。此后，许多记者如石涛这样因为谈及八九运动而遭到逮捕。
1997年9月1日——创立直言不讳的日报
在中国的南方城市广州，中国政府稍微放松了对媒体的压力，1997年9月在这里创立了〈南方都市报〉。因其直言不讳的风格受到赞誉，与官方媒体另人厌烦的言辞相比，它能够完成作为媒体应该其到的监督者的角色，它揭发了许多在中国快速发展中所产生的一些丑闻。 经常受到当局的，肃整， 该报纸谴责邻近省份的官员。南方都市报的成功显示了中国大众对于积极生动报道的渴求。在它之后有更多类似的报纸相继推出。南方都市报作为媒体角色的最成功的案例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年轻的设计师由于没有居住证而被警方逮捕，并在三天后发现其死亡。地方政府企图隐瞒这一事件，但是在南方都市报和网友的压力下，事件责任警察被逮捕，并对居住许可法进行了修订。然而，随后报纸大胆的编辑被捕入狱。
2003年3月——互联网的运用使得掩盖真相变得困难
在开始犹豫运用互联网的十年时间，互联网开始在2003成为揭露腐败和权利滥用的主要工具，并且对地方和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2００３年，中央政府对于媒体报道非典的报道的审查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由于地方报纸对于不明原因死亡的报道，这样的审查只能增加危险性。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和香港媒体的报道，中国政府依然对大陆的华文媒体进行严格的审查，但是全世界却对这一流行病的知晓变得越来越清楚。在网络上已有很多诉求，他们指出在中国信息的自由流通，既对民主发展也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重要的作用。
经历了60年的审查之后，中国的媒体应该获得独立。我们呼吁结束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暑，国家广电总局对于媒体的控制。
http://www.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416
60年媒体的演变以及新闻审查
为确认其权威，今天正在以中国政府以烟花和军事游行的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纪念日。但是，仍然需要通过中国媒体的角度同时以中国人民的知情权的名义来评估这过去的60年。 无国界记者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这一庆典，通过突出某些日期来阐明媒体在中国的演变。
过去60年，对于毛泽东政权时期的新闻工作者是很艰难的，因为他们不过是想把新闻传媒变成起宣传工具而已。虽然，如今对于记者和博客作者不再被极权主义牢牢掌控，但是对于他们的审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共产党继续其对于新闻机构新华社，纸制媒体如人民日报以及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直接控制。 在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新闻媒体是有一定的新闻自由的，而毛泽东取得政权以后则取消了私人经营的新闻媒体并且打压多样化的意见。虽然，中国的记者一直受到政党的审查，首先是国民党的，然后是日本占领者的，但是当时新兴的新闻自由却被共产党镇压。编辑自由在1949年之后完全结束。知识分子，包括记者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都生活在来自政权任意迫害而产生的永久恐惧之中。当时，对于人类的生命的损失是相当惊人的。许多记者被杀害或者"自杀"，然而大众却不得不承受这许多年另人厌烦的宣传。一些记者放弃了他们的职道德，而积极加入竭尽全力推广党的利益的活动中。从中国开始进入改革以来，记录有比以前有了一些变化，总体上记者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这个慷慨的政权却没有授予记者更多的自由，记者仍然在冒着被解雇和投进监狱的危险工作。自从90年代末期，网络为记者和博客作者提供了新的远景。从一方面来讲，这一新的技术对于国家和地方权威施加压力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也成为政府强大的宣传工具
10月1 日之前—新兴的媒体空间
直到1890年，西方式的媒体模式才得以中国出现。中国的第一批报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他们主要是传教士或者生商人。同时，在国外接受了新闻学的进步的中国年轻学生也引进了报道技术。 随着1919年5月4日，被中国知识分子称为年轻共和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运动之后，出现了一些批判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的出版物。当时，记者敢于提出有关人权，刑法法典 ，死刑以及行政改革方面的主题。但是，国民党对于媒体独立性的敌意在1930年代有所加强。 虽然，在20世纪的上半页依然存在新闻审查，但是毫无疑问，由于当时政权的软弱，以及因为受到西方国家在其领土内存在的影响，使得新闻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直到1941都存在，由张季孪创办的<大公报>就是这一模式的一个例子，作为独立的媒体他们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某些决定，而不是作日本人或者中共的口舌。
1949: 创造宣传机器
报纸的力量和作用由其能够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向群众发布，党的路线，方针，具体政策，目标以及工作方法组成的。这是 1961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和记者为什么要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时所做的解释。在抵抗年代，毛泽东向北京和中国的其它地方引进了列宁主义的新闻模式。正如法国学者所写对于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宣传，大众媒体如印刷，广播、电视、电影、海报是最主要的角色。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媒体被不仅看作是社会收集和宣传政治口号的鼓动动者，也是其组织者。 6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cpc继续跟随毛泽东群众路线。中共领导人管理群众。因为，他们不是被人民选举产生，因此他们被认为是党而不是人民。当这个意志传达给媒体时，新闻变成了由上到下的交流手段，也是党教育群众的手法以及由此来动员人民的意愿来支持社会主义。然而，大众媒体不被允许报道内部的政策进程，特别是党内的纷争。
在中国官方媒体就是当的口舌，同时也是他们的耳朵和眼睛。许多由新华社记者撰写的报道，从来没有出版过，它们被直接送到党的领导人那里。 在中共的领导下，华文媒体的发展，一直存在四个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一阶段，私有的新闻媒体受到压制，新闻媒体的多元化被中共取消，而建立了如新华社这样强大的宣传机器。 在大跃进期间，由于阶级斗争中央对于媒体的控制加强。由于，当时单方立场的媒体被要求将工业化发展作为首要报道，出现了对于成千上万中国农民饿死的现实失实报道，
1956年5月2 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5月毛发表百花齐放讲话，紧接着这一运动是对于公开说话的知识分子的镇压运动。这是毛利用媒体的非常显著的例子。百花齐放和其后的打倒右派运动都是通过媒体发动的。他的第一个讲话看上去，将部分解除到那时为止依然捆扰着记者的威胁。毛本人也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由此来完善党。人民日报随后发表了非常简短地宣布，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都会存在所有的有关同意或反对于的主题。另外一个开放言论的标志是，新华社社长去访问伦敦和巴黎，向欧洲新闻工作模式学习。一名人民日报的编辑曾还批评政治领导人的仓促行为道，一夜之间做所有的事情。
1957年5月17日，第一份呼吁建立民主园的大字报被贴在北京一所著名的高校。第一个通过张贴大字报来表达其想法的作者，很快被当接纳，这作为鼓励群众和此后的公民社会说出其不满的一个经常性的手段。 这一时期的言论开放，没有持续太久。1957发动了一场反右运动。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宣布那些试图利用修正运动达到阶级斗争者。最后，大约有40,000右派，包括许多记者和知识分子被送到再教育集中营。
196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修正主义》一文，批评1961年的戏剧〈海瑞〉，这一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历史学家吴晗被认为是异端分子，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宣传部部长姚文元，谴责吴晗借此剧含蓄地批评毛泽东思想。
随后吴晗被逮捕，并在三年后判处死刑。他的妻子被迫自杀。他们的女儿被送到精神病院，并在1976年在那里自杀。 正是这篇批评一部文学作品的文章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同时也被独裁者和他们的跟随者作为其消除在报刊上的所有辩论工作的手段达十年多。疯狂得独裁者迫使记者实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那些被怀疑有怀，旧中国，倾向的作家和记者遭到迫害、侮辱，监禁或杀害。
1988年东——记录片〈河殇〉巧妙地批评党
80年代，一股自由的春风吹进中国大地，由此很多记者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时局。1998年冬，由国家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六集记录片〈河殇〉正是这一自由风的一个例子。 记录片〈河殇〉描述被认为了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泥土淤积的现状，由此分析指出中国当前停滞前的现状是由中国领导人的孤立，保守主义造成的结果。作者认为，这一现状的解决方法是向海洋开放，象征着日本和西方。
正当这部纪录片变得非常受欢迎之时，政府决定暂停其播放。〈河殇〉事件成为几个月后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的先驱，同时也成为中共认识到给予新闻太多的自由会对其合法性产生威胁。 天安门事件之后，纪录片的编剧苏晓康不得不逃到香港，而其他一些曾为这一纪录片工作的工作人员被逮捕。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污蔑示威者
当1989年4月15日，中共国家前总书记去世之时，北京的数千名学生举行了一系列和平的游行示威支持这位由于被认为推行太多的改革而被革职的中国式现代化人物。 为了镇压甚至污蔑学生运动，1989年4月26发表社论指责他们是，不正常的行为，评论中说，(http://bbs.service.sina.com.cn/thread-9-0/tree-161351-1821-11132-.html) 这一小撮人的目的是企图鼓惑中国人民并在家制造混乱，由此破坏国家的稳定与团结。而这一社论并没有使得反抗达到镇压的效果，而是这样的污蔑和居高临下的言论使得运动的焰火更加高涨。党内的改革派试图收回评论，并与学生进行对话但是没有生效。这些改革派中包括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他在六四屠杀之后被罢免，并且直到去世都被软禁在家。由于得到当时已经83岁的邓小平的支持，中国的守旧派依然非常的牢固。于是，国家媒体和年轻的示威者之间的对话很快终结。新闻自由是当时示威者的诉求之一，而且有很多的记者参加了这一运动。其结果却是一场大的肃整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许多的记者包括，王军涛等在监狱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在六四屠杀之后许多逃亡国外的中国记者表示媒体对民主运动的支持。此后，许多记者如石涛这样因为谈及八九运动而遭到逮捕。
1997年9月1日——创立直言不讳的日报
在中国的南方城市广州，中国政府稍微放松了对媒体的压力，1997年9月在这里创立了〈南方都市报〉。因其直言不讳的风格受到赞誉，与官方媒体另人厌烦的言辞相比，它能够完成作为媒体应该其到的监督者的角色，它揭发了许多在中国快速发展中所产生的一些丑闻。 经常受到当局的，肃整， 该报纸谴责邻近省份的官员。南方都市报的成功显示了中国大众对于积极生动报道的渴求。在它之后有更多类似的报纸相继推出。南方都市报作为媒体角色的最成功的案例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年轻的设计师由于没有居住证而被警方逮捕，并在三天后发现其死亡。地方政府企图隐瞒这一事件，但是在南方都市报和网友的压力下，事件责任警察被逮捕，并对居住许可法进行了修订。然而，随后报纸大胆的编辑被捕入狱。
2003年3月——互联网的运用使得掩盖真相变得困难
在开始犹豫运用互联网的十年时间，互联网开始在2003成为揭露腐败和权利滥用的主要工具，并且对地方和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2００３年，中央政府对于媒体报道非典的报道的审查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由于地方报纸对于不明原因死亡的报道，这样的审查只能增加危险性。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和香港媒体的报道，中国政府依然对大陆的华文媒体进行严格的审查，但是全世界却对这一流行病的知晓变得越来越清楚。在网络上已有很多诉求，他们指出在中国信息的自由流通，既对民主发展也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重要的作用。
经历了60年的审查之后，中国的媒体应该获得独立。我们呼吁结束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暑，国家广电总局对于媒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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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香港八十後社會運動代表人物陳巧文 她要做先驅不做先烈 ．謝曉陽
陳巧文從小跟父母參加六四遊行，種下關懷社會的幼苗。她說，八十後的社運參與者，自發性強了，透過網絡號召，不是跟著政黨行事。她不會加入組織，反而喜歡個人行動。
從二零零八年奧運火炬經過香港，陳巧文舉起自繪的「雪山獅子圖」之後，便一鳴驚人，一舉一動尤其受到親北京力量人士關注，就算前年去澳門，也被當局以《內部保安綱要法》拒諸門外。最近，陳巧文被控在兩次遊行中「襲警而被捕」。交了五百港元保釋金後，陳巧文在九龍城警署門前對著很多傳媒記者說：「抓了一個陳巧文，還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這位八十後年輕人，其實不要做流血革命的先烈，而是要做公民社會的先驅。
面對可能被起訴、入獄，坐在銅鑼灣阿貓地攤咖啡店接受採訪的陳巧文坦言：「當然害怕啦！但有什麼辦法，現在也不可能打退堂鼓！」如果政治權力者以為今天的年輕人是想搞革命，準備流血，又或是他們很有組織，非常有計劃地去推翻一些什麼，那就大錯特錯了。
一月九日，香港親北京政團民建聯副發言人季霆剛在一個電視節目上，對同樣作為受邀嘉賓的陳巧文作出指控，指「陳巧文一定很仰慕那些搞藏獨疆獨、拿刀拿槍出來殺人的人」，對這位才二十二歲、身高約五呎的哲學系女研究生來說，情何以堪。也許是誤解，但陳巧文認為是「抹黑」。
外界對八十後年輕人的誤讀，不僅於行動的理念和方式，還有他們的日常生活。在夏天的遊行示威中，陳巧文喜歡簡裝上陣，穿上緊身露肩上衣，熱短褲，走在人群中，卻被批評「穿多件衫才去示威吧」。最近，網上更有以「性感小野貓陳巧文被捕」來形容她涉嫌襲警一事。簡裝上陣，加上不斷被抹黑，看在大陸媒體眼裏，就成了一個「很黃很暴力的陳巧文」。然而，日常生活中，她很少「夜蒲（晚上去玩）」，「現在的生活重心，主要有三部分，學業、運動和照顧家裏的貓貓」。陳巧文家共有九隻貓，其中三隻小貓是最近在垃圾桶撿回來的，「看到牠們那麼可憐，先帶回家再說啦」！陳巧文在香港大學哲學系以一級榮譽畢業，目前是碩士班學生。
像陳巧文這樣的年輕一代，部分人自小便接受環保、關心城市和大自然等教育和文化薰陶，他們愛護動物，也希望減少浪費地球資源，「我們一群朋友都吃素，但不是因為宗教信仰，而是希望減少動物被殺害」。在阿貓地攤咖啡店，陳巧文一邊和貓咪玩樂，一邊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以下是訪問摘要：
零三年的「七一」到今天，你從一名普通參與者，到今天走在前線，甚至被警方拘捕，對社運有什麼體會？
以前，可能是有一個組織或政黨號召呼籲，我就去參加。但到了今天，自發性是強了，看到不公義的事，我和一群朋友就會站出來。
如果是政黨辦的集會，可能人數多，所以有很多限制，它們又有本身的形象和利益關係，所以會答應警方很多要求。譬如在示威現場留守不散，本來不是很激進的行為，但當警察勸阻時，主辦單位就會和你劃清界線，因此，還是比較喜歡個人自發性去參與比較合適。
同時，我也不會加入組織，加入組織，就好像要有一個統一的立場，一致的行動，又要聽某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指令。但我比較喜歡個人行動，或透過網絡暫時呼籲一些人參加，大家做完那次，又散開，到有合適的議題，又聚在一起。我們強調的是一種自發性行為，不屬任何政黨或組織。
從一般參與社會運動人士的經驗來看，他們都可能是左翼或自認為是左翼，你呢？
是的，不少朋友都是左派，他們也會看馬克思和列寧的書，但我自己有點不一樣，在政治上，我是傾向左翼的，但在經濟上，你可以說我是右派，因為我也傾向自由主義這一套。譬如，我不認為如果別人很努力工作，多賺錢，而我較享受多一點自己時間，但賺少一點錢，他們的錢就應該分一點給我。但問題是，香港目前在經濟上也不是自由經濟，是一種不公平和傾斜的自由經濟，太多不公義的事，這是讓人最不滿的地方。就像是建高鐵，小市民基本上得不到好處，是圖利了大財團、大地產商，但反過來，都是花市民的錢去建，這就是不公義的。
目前在港大念書的情況如何？
今年已經是第二年了，正在寫論文，是談動物權益的問題，包括按照城市人的觀念，很多動物都要被送去做絕育，或者叫閹割，醫生會說將整個睪丸割去，就不會有睪丸癌，將整個割去，當然不會有癌症啦！但是否改成結紮好一點，起碼牠們可以繼續性行為。論題還包括動物在這個城市的活動空間、人類對動物的暴力行為等等。
從什麼時候開始參與社會運動和關心西藏問題？
從小父母就帶我去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但後來去了英國念中學。到近年，應該是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又和朋友一起上街遊行，覺得香港應該有自己的民主制度。至於西藏問題，很小的時候便注意到。八、九歲時，爸爸曾經給了一條新聞我看，是當時一個小活佛失蹤，聽說是被北京當局「保護」當中。那時我很震驚，為什麼和我同年的小孩，會被捉了，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年輕的政治犯。那件事後，我就開始關心西藏的情況、西藏人的生活。其實，外界對我有誤解，我並沒有說支持藏獨，我主張的是藏人自決。
平常都看什麼書，如何影響到你對社運或政經的看法？
譬如法國學者德里茲（Deleuze）和福柯（Foucault）的書。像德里茲有關rhizome（地下莖）的概念，就是反對統一，透過根和莖的伸展，來發展多元和差異。也就是這種思維，讓我想到，不一定要參加組織，和透過組織參加社會運動，自發性參與，有更大和更多的表達空間。
至於從福柯的書中，也學到原來在遊行的時候，警察如何疏散人群、布置鐵馬等等，都是一種規訓（discipline）的技術，會限制遊行人士的身體移動和所產生的影響力，於是，我們有時候就會突擊，破壞他們這些技術。像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人在facebook上號召「反曾群組」在趁當天禮賓府開放日去「走一走」，但後來大家決定留下來，這就是我們的突擊。
有些人認為你們的行動是過於激進，警方現在更可能起訴你，有後悔嗎？
其實，有很多行動，都是憲法賦予公民去行使的，我覺得如果做的事情沒有傷害別人，便可以，就像示威後「留守」現場，為什麼警方還要強行拉我們走！我當然希望警方不要起訴，父母也很擔心，但不會因為這樣就停止參與反高鐵及其他爭取公義的運動。■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3236035881/04ae2a.cfm
從二零零八年奧運火炬經過香港，陳巧文舉起自繪的「雪山獅子圖」之後，便一鳴驚人，一舉一動尤其受到親北京力量人士關注，就算前年去澳門，也被當局以《內部保安綱要法》拒諸門外。最近，陳巧文被控在兩次遊行中「襲警而被捕」。交了五百港元保釋金後，陳巧文在九龍城警署門前對著很多傳媒記者說：「抓了一個陳巧文，還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這位八十後年輕人，其實不要做流血革命的先烈，而是要做公民社會的先驅。
面對可能被起訴、入獄，坐在銅鑼灣阿貓地攤咖啡店接受採訪的陳巧文坦言：「當然害怕啦！但有什麼辦法，現在也不可能打退堂鼓！」如果政治權力者以為今天的年輕人是想搞革命，準備流血，又或是他們很有組織，非常有計劃地去推翻一些什麼，那就大錯特錯了。
一月九日，香港親北京政團民建聯副發言人季霆剛在一個電視節目上，對同樣作為受邀嘉賓的陳巧文作出指控，指「陳巧文一定很仰慕那些搞藏獨疆獨、拿刀拿槍出來殺人的人」，對這位才二十二歲、身高約五呎的哲學系女研究生來說，情何以堪。也許是誤解，但陳巧文認為是「抹黑」。
外界對八十後年輕人的誤讀，不僅於行動的理念和方式，還有他們的日常生活。在夏天的遊行示威中，陳巧文喜歡簡裝上陣，穿上緊身露肩上衣，熱短褲，走在人群中，卻被批評「穿多件衫才去示威吧」。最近，網上更有以「性感小野貓陳巧文被捕」來形容她涉嫌襲警一事。簡裝上陣，加上不斷被抹黑，看在大陸媒體眼裏，就成了一個「很黃很暴力的陳巧文」。然而，日常生活中，她很少「夜蒲（晚上去玩）」，「現在的生活重心，主要有三部分，學業、運動和照顧家裏的貓貓」。陳巧文家共有九隻貓，其中三隻小貓是最近在垃圾桶撿回來的，「看到牠們那麼可憐，先帶回家再說啦」！陳巧文在香港大學哲學系以一級榮譽畢業，目前是碩士班學生。
像陳巧文這樣的年輕一代，部分人自小便接受環保、關心城市和大自然等教育和文化薰陶，他們愛護動物，也希望減少浪費地球資源，「我們一群朋友都吃素，但不是因為宗教信仰，而是希望減少動物被殺害」。在阿貓地攤咖啡店，陳巧文一邊和貓咪玩樂，一邊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以下是訪問摘要：
零三年的「七一」到今天，你從一名普通參與者，到今天走在前線，甚至被警方拘捕，對社運有什麼體會？
以前，可能是有一個組織或政黨號召呼籲，我就去參加。但到了今天，自發性是強了，看到不公義的事，我和一群朋友就會站出來。
如果是政黨辦的集會，可能人數多，所以有很多限制，它們又有本身的形象和利益關係，所以會答應警方很多要求。譬如在示威現場留守不散，本來不是很激進的行為，但當警察勸阻時，主辦單位就會和你劃清界線，因此，還是比較喜歡個人自發性去參與比較合適。
同時，我也不會加入組織，加入組織，就好像要有一個統一的立場，一致的行動，又要聽某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指令。但我比較喜歡個人行動，或透過網絡暫時呼籲一些人參加，大家做完那次，又散開，到有合適的議題，又聚在一起。我們強調的是一種自發性行為，不屬任何政黨或組織。
從一般參與社會運動人士的經驗來看，他們都可能是左翼或自認為是左翼，你呢？
是的，不少朋友都是左派，他們也會看馬克思和列寧的書，但我自己有點不一樣，在政治上，我是傾向左翼的，但在經濟上，你可以說我是右派，因為我也傾向自由主義這一套。譬如，我不認為如果別人很努力工作，多賺錢，而我較享受多一點自己時間，但賺少一點錢，他們的錢就應該分一點給我。但問題是，香港目前在經濟上也不是自由經濟，是一種不公平和傾斜的自由經濟，太多不公義的事，這是讓人最不滿的地方。就像是建高鐵，小市民基本上得不到好處，是圖利了大財團、大地產商，但反過來，都是花市民的錢去建，這就是不公義的。
目前在港大念書的情況如何？
今年已經是第二年了，正在寫論文，是談動物權益的問題，包括按照城市人的觀念，很多動物都要被送去做絕育，或者叫閹割，醫生會說將整個睪丸割去，就不會有睪丸癌，將整個割去，當然不會有癌症啦！但是否改成結紮好一點，起碼牠們可以繼續性行為。論題還包括動物在這個城市的活動空間、人類對動物的暴力行為等等。
從什麼時候開始參與社會運動和關心西藏問題？
從小父母就帶我去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但後來去了英國念中學。到近年，應該是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又和朋友一起上街遊行，覺得香港應該有自己的民主制度。至於西藏問題，很小的時候便注意到。八、九歲時，爸爸曾經給了一條新聞我看，是當時一個小活佛失蹤，聽說是被北京當局「保護」當中。那時我很震驚，為什麼和我同年的小孩，會被捉了，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年輕的政治犯。那件事後，我就開始關心西藏的情況、西藏人的生活。其實，外界對我有誤解，我並沒有說支持藏獨，我主張的是藏人自決。
平常都看什麼書，如何影響到你對社運或政經的看法？
譬如法國學者德里茲（Deleuze）和福柯（Foucault）的書。像德里茲有關rhizome（地下莖）的概念，就是反對統一，透過根和莖的伸展，來發展多元和差異。也就是這種思維，讓我想到，不一定要參加組織，和透過組織參加社會運動，自發性參與，有更大和更多的表達空間。
至於從福柯的書中，也學到原來在遊行的時候，警察如何疏散人群、布置鐵馬等等，都是一種規訓（discipline）的技術，會限制遊行人士的身體移動和所產生的影響力，於是，我們有時候就會突擊，破壞他們這些技術。像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人在facebook上號召「反曾群組」在趁當天禮賓府開放日去「走一走」，但後來大家決定留下來，這就是我們的突擊。
有些人認為你們的行動是過於激進，警方現在更可能起訴你，有後悔嗎？
其實，有很多行動，都是憲法賦予公民去行使的，我覺得如果做的事情沒有傷害別人，便可以，就像示威後「留守」現場，為什麼警方還要強行拉我們走！我當然希望警方不要起訴，父母也很擔心，但不會因為這樣就停止參與反高鐵及其他爭取公義的運動。■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3236035881/04ae2a.cfm
陳家洛﹕5區公投 為您而設
【明報專訊】公民黨和社民連兩黨成立聯合委員會，由公民黨黨魁余若薇任召集人，推動5區公投運動，邀請市民直接參與這一輪政改諮詢的機會。5區公投，為鼓勵全港市民積極參與而設，為政制發展探求真正符合民意的出路。我們秉持平等參與的信念，採用一人一票，最開放和最公道的方式，讓民意聚焦，並且和平地表達出來。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實施《基本法》與本地法例，原有的法律制度維持50年不變。凡《基本法》與本地法例沒有禁止的，便是合法，所以，香港不能對倡議5區公投和參與的市民採取任何法律行動。特區政府一直強調，只會視5區公投運動為「一般補選」，也不承認它是具法律效力的公投。若然如此，國務院港澳辦實在毋須措辭嚴厲，對這次不被承認的公投「表示嚴重關注」。
香港有沒有《公投法》其實不是問題的本質，如何在一國兩制所容許的空間內奮力推動民主發展才是。推動民主有多種方式，5區公投運動正好提供一個可以動員全港所有選民表態的機制。投票結果將如何反映民情，才是大家應該關心的核心問題。
民主路上 您不孤單
在香港這個崇尚投票公平公正的地方，5區公投運動的結果是取決於市民的。運動可以對政府能產生什麼作用，是一件動態的事情，目前言之尚早。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愈多市民出來投票表態，投票結果的公信力愈高。我們深相，愈多市民投票支持「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就愈有動力去促使政府真正兌現《基本法》承諾的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
公民黨和社民連兩黨已宣布將派出5名立法會議員在1月27日，正式啟動5區公投運動。參考了不同地方的實踐經驗，兩黨同意應爭取五成或以上的選民投票，並以兩黨推薦的候選人所得的票數總和，比對5區非民主派候選人最高票者得票總和，以衡量公投議題是否得到通過。
5區公投是新鮮事物，從選民的角度來看，跟一般的立法會選舉有以下不一樣的地方﹕
1. 以5區補選作為變相公投，公投的成敗，以倡議「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泛民5位候選人從5區所得的總票數為基礎。選民才是主角，而非以所得議席數目，這樣才體現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原則。
2. 由5人請辭，到變相公投，除了要定好議題，我們也要努力營造對決的陣勢，供市民表達清晰的取態。因此，泛民5位候選人的總得票將與建制派5區最強候選人的得票總和比較，按簡單多數決定選民的意向。建制派有多少位候選人、是否需要由第三方面出手協調，現階段無法知悉。我們以共同政綱參選，呼籲支持民主的市民集中票源，清晰表態。我們對選民充滿信心，我們也要讓選民明白今次是關乎民主的一次重要投票，不是為了改變選民對個別沒有參加5區公投運動的政黨和議員的支持，也沒有所謂「搶票」的問題。
3.我們訂出50%投票率為公投運動的目標，是因為參考過以往歷屆立法會的投票率後認為，這是令人非常滿意的投票率，也有助確立投票結果的公信力。沒有人敢否定的是，投票率及雙方得票的差距也會成為重要的民意指標。
市民參與 燃點希望
常言道，民主從來不是唾手可得的，要由下而上，鍥而不捨地爭取。本港民主運動一向認為「實現雙普選」的條件早已成熟；可是時間表一再往後推遲，普選的定義不時受到歪曲。是誰寸步不讓，拖延改革？是功能組別這種政治特權，以及對「港人民主回歸、港人民主治港」缺乏應有的承擔和遠見的政府。事實上，長期以來，就廢除功能組別的問題，特區政府理曲詞窮，一直強調社會上沒有共識，拒絕正面回應市民清楚表達的訴求。
既然5區公投運動是一個反抗鳥籠政制的「破格」行動，面對一些嚴厲的批評早是意料中事。一如不少評論仍在思索反高鐵的行動和「80後」現象對社會的啟示，他們同樣也需要時間掌握市民將會如何與5區公投運動產生關係。
有意見認為，香港社會要「聚焦討論推動2012年政制向前發展，爭取不再停滯不前」。然而，爭取民主的朋友有責任告訴港人，建制派支持政府的「區議會方案」，不是「向前」，只是帶我們「遊花園」，除非有明確清晰的普選路線圖，更壞的情是朝反方向走下去，所以絕對不可掉以輕心。
兩黨會積極回應市民對民主派團結的希望，擱置政黨之間的爭議，全力爭取市民的支持。為此，兩黨會積極邀請社會各界人士，組成「支援新民主運動委員會」，致力提升與社會的互動，時刻為運動注入新動力。
5區公投運動是眾人之事，而且承接高鐵撥款的討論，供民間社會繼續聚焦辯論功能組別的存廢的平台，必須同時為結合民主發展與民生改善的全民運動提供所需空間。所以我們鄭重呼籲，熱愛民主的香港人積極參與5區公投運動，給我們機會解釋怎樣才是有效地運利您用手中的一票，展示爭取民主與社會公義的決心。我們認為，這是一次關乎香港核心價值的對決。如果建制陣營相應不理，是漠視民意，不敢把政改議題，訴諸市民。
作者是公民黨秘書長
http://news.mingpao.com/20100120/fac1.htm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實施《基本法》與本地法例，原有的法律制度維持50年不變。凡《基本法》與本地法例沒有禁止的，便是合法，所以，香港不能對倡議5區公投和參與的市民採取任何法律行動。特區政府一直強調，只會視5區公投運動為「一般補選」，也不承認它是具法律效力的公投。若然如此，國務院港澳辦實在毋須措辭嚴厲，對這次不被承認的公投「表示嚴重關注」。
香港有沒有《公投法》其實不是問題的本質，如何在一國兩制所容許的空間內奮力推動民主發展才是。推動民主有多種方式，5區公投運動正好提供一個可以動員全港所有選民表態的機制。投票結果將如何反映民情，才是大家應該關心的核心問題。
民主路上 您不孤單
在香港這個崇尚投票公平公正的地方，5區公投運動的結果是取決於市民的。運動可以對政府能產生什麼作用，是一件動態的事情，目前言之尚早。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愈多市民出來投票表態，投票結果的公信力愈高。我們深相，愈多市民投票支持「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就愈有動力去促使政府真正兌現《基本法》承諾的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
公民黨和社民連兩黨已宣布將派出5名立法會議員在1月27日，正式啟動5區公投運動。參考了不同地方的實踐經驗，兩黨同意應爭取五成或以上的選民投票，並以兩黨推薦的候選人所得的票數總和，比對5區非民主派候選人最高票者得票總和，以衡量公投議題是否得到通過。
5區公投是新鮮事物，從選民的角度來看，跟一般的立法會選舉有以下不一樣的地方﹕
1. 以5區補選作為變相公投，公投的成敗，以倡議「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泛民5位候選人從5區所得的總票數為基礎。選民才是主角，而非以所得議席數目，這樣才體現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原則。
2. 由5人請辭，到變相公投，除了要定好議題，我們也要努力營造對決的陣勢，供市民表達清晰的取態。因此，泛民5位候選人的總得票將與建制派5區最強候選人的得票總和比較，按簡單多數決定選民的意向。建制派有多少位候選人、是否需要由第三方面出手協調，現階段無法知悉。我們以共同政綱參選，呼籲支持民主的市民集中票源，清晰表態。我們對選民充滿信心，我們也要讓選民明白今次是關乎民主的一次重要投票，不是為了改變選民對個別沒有參加5區公投運動的政黨和議員的支持，也沒有所謂「搶票」的問題。
3.我們訂出50%投票率為公投運動的目標，是因為參考過以往歷屆立法會的投票率後認為，這是令人非常滿意的投票率，也有助確立投票結果的公信力。沒有人敢否定的是，投票率及雙方得票的差距也會成為重要的民意指標。
市民參與 燃點希望
常言道，民主從來不是唾手可得的，要由下而上，鍥而不捨地爭取。本港民主運動一向認為「實現雙普選」的條件早已成熟；可是時間表一再往後推遲，普選的定義不時受到歪曲。是誰寸步不讓，拖延改革？是功能組別這種政治特權，以及對「港人民主回歸、港人民主治港」缺乏應有的承擔和遠見的政府。事實上，長期以來，就廢除功能組別的問題，特區政府理曲詞窮，一直強調社會上沒有共識，拒絕正面回應市民清楚表達的訴求。
既然5區公投運動是一個反抗鳥籠政制的「破格」行動，面對一些嚴厲的批評早是意料中事。一如不少評論仍在思索反高鐵的行動和「80後」現象對社會的啟示，他們同樣也需要時間掌握市民將會如何與5區公投運動產生關係。
有意見認為，香港社會要「聚焦討論推動2012年政制向前發展，爭取不再停滯不前」。然而，爭取民主的朋友有責任告訴港人，建制派支持政府的「區議會方案」，不是「向前」，只是帶我們「遊花園」，除非有明確清晰的普選路線圖，更壞的情是朝反方向走下去，所以絕對不可掉以輕心。
兩黨會積極回應市民對民主派團結的希望，擱置政黨之間的爭議，全力爭取市民的支持。為此，兩黨會積極邀請社會各界人士，組成「支援新民主運動委員會」，致力提升與社會的互動，時刻為運動注入新動力。
5區公投運動是眾人之事，而且承接高鐵撥款的討論，供民間社會繼續聚焦辯論功能組別的存廢的平台，必須同時為結合民主發展與民生改善的全民運動提供所需空間。所以我們鄭重呼籲，熱愛民主的香港人積極參與5區公投運動，給我們機會解釋怎樣才是有效地運利您用手中的一票，展示爭取民主與社會公義的決心。我們認為，這是一次關乎香港核心價值的對決。如果建制陣營相應不理，是漠視民意，不敢把政改議題，訴諸市民。
作者是公民黨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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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黃毓民︰向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致敬！
向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致敬！
─《釋放劉曉波》動議辯論發言稿
劉曉波被重判當天，是「無分宗教信仰，同沾基督慈愛」的聖誕節。中共政 權想必沾沾自喜，以為既然「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國勢力，在劉曉波的案子上「說三道四」，所以就選擇在外國人普天同慶的日子判刑，好彰顯「大國崛起」的「法 治」風範。他們也許不知道這樣的倒行逆施，只會令聖誕節多添一重意義，就是讓中國人以後在互祝「聖誕快樂」的時候，都會記住中國極權主義者，曾在這一天把 一位「直攄血性為文章」，關懷國運民命的知識分子劉曉波以言入罪，投入政治黑獄。
「以言入罪」，在中國來說，並非新鮮事物，古有秦始皇的「偶語棄市」，歷代文字獄皆令知識分子「頭顱擲處血斑斑」。就算封建皇朝滅亡，歷史卻繼續重複。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聞一多，在他於1946年著名的《最後一次演講》中，是如此痛斥暗殺民主人 士李公樸的國民黨：「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麽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寫寫文章，用嘴說說話，而他所寫的，所說的，都無非是一個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的 話！大家都有一枝筆，有一張嘴，有什麽理由拿出來講啊！有事實拿出來說啊！為什麽要打要殺，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來打來殺，而偷偷摸摸的來暗殺！這成什麽 話？ …...我心裏想，這些無恥的東西，不知他們是怎麽想法，他們的心理是什麽狀態，他們的心怎樣長的！其實簡單，他們這樣瘋狂的來製造恐怖，正是他們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們製造恐怖，其實是他們自己在恐怖啊！」
今天中國的共產政權，一如當年的國民黨對言論自由的同樣虛怯和恐懼。
十六年前，本席曾於《快報》的專欄中，因《明報》記者席揚在大陸被囚而寫幾句話，至今仍有「新意」：「共產黨統治中國四十多年，一直都是靠欺詐、恐怖、 關殺的手段來維持。過去共產黨還可以藉『崇高的意識形態』煽起群眾的盲動，使爭取民主的力量被這樣一個槍桿子加上馬列毛『聖經』的『浪頭』衝擊。然而，時 至今日，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已經破產，共產黨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原始的統治工具。當一個政權連欺詐的手段都不管用，倚仗赤裸裸的暴力，則每使用一次 暴力，就朝向滅亡走近一步。......中國大陸仍然有少數知識分子是『白刃在前，不顧流失』，以時間換取空間。但是，香港相 當多的中國知識分子，竟然為了『獨善其身』而委屈求『存』，憧憬『一國兩制』這個塵世天堂的『預約』能夠實現，於是不敢反共，諱言反共。至於那些極少數不 顧廉恥、昧著良心的幫閒、幫腔、幫凶之徒，因而可以繼續做其政治小爬蟲，並且以為得計。」中共的極權本質真是六十年不變﹗
內地家庭教會傳道人王怡，在《寫給溫家寶總理的福音單張》一文中說：「盡管你所做的事，和劉曉波不可同日而語。在我眼裏，劉先生是這個民族的良心，是我尊 敬的知識分子。而你是一個雖有抱負卻陷在罪惡和貪婪中無力自拔的、可憐的政治家。您在電視上向人民流露的那一點道德良知，與劉先生相比，不過是更加殘缺、 污穢且無恥的。我雖是一個傳道人，我願意以基督的愛來饒恕你、為您代禱。但我也承認，我實在很難去愛您，如同我愛劉先生一樣多。但是，我卻要誠實地對你 說，基督耶穌愛你的靈魂，和愛劉先生的靈魂，是一樣多的。劉先生是一個受害者，他因為受過的傷害太多，而難以相信恩典。你是一個加害者，你是因為傷害過的 人太多，而難以相信恩典。但在基督那里，溫總理，上帝願意同時將你們抱在祂的懷里。上帝為此付出了祂自己。
這就是我的信仰。基於這一信仰，溫總理，我請求您盡自己在上帝、憲法和人民面前不可推脫的責任，釋放劉曉波先生。在未釋放的時候，也盡您一切的努力給他有 人道和有尊嚴的對待。我也奉基督耶穌的名，呼召你悔改，停止在你的職權上傷害和剝奪你的人民的思想、言論、信仰和一切人格的權利與尊嚴。唯有真正的悔改， 將使您得着真正的福音。就是在無虧的良心和真理的仁義中的、永遠的生命。如同馬丁‧路德‧金半個世紀前的演講，有一天，您和您的同事們的後代，和劉曉波們 的後代，將一起在黃河邊跳舞讚美，弟兄和睦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我們一方面要向劉曉波、譚作人、胡佳等「依仁蹈義，捨生不渝」的仁人志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們更要向為劉曉波等人道義相挺，「沒有失掉良心」的香港 中國人，堅持道德勇氣的行為表示敬意。為了回應內地同胞的期望，我們身處相對自由的國度，要求釋放劉曉波及一眾因言獲罪的政治異見者，就是向世界宣示，香港是中國走向清明政治的最後希望。
本席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2010年1月13日
立法會會議
黃毓民議員
原文連結：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862818-1-1.html
中國倒行：比較魏京生與劉曉波判辭
作者﹕陳健民
【明報專訊】中國政府重判劉曉波，國際輿論嘩然，元旦大遊行的群眾罵中共極權法西斯。究竟從學理上說，中國現在處於一種怎樣的政治狀態？
我在耶魯大學的老師Juan Linz對政治社會學的其中一大貢獻是對非民主的政體進行分類。當年他在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那篇長達200多頁的"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無非是告訴我們極權／全權政體與專制／威權政體大有分別，不能混為一談。簡單來說，極權社會是：
（1）政治、社會與經濟方面完全一元化；
（2）官方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主宰社會發展方向；
（3）政權滲透至私人世界，不斷動員群眾；
（4）政治領袖以個人魅力超越法律規範、對黨的忠誠是爬升的唯一階梯。
Juan Linz心目中的極權政治是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但和他細心討論後，他亦覺得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在某些階段亦可算是極權主義的經典。
那怎樣才算專制政體？Juan Linz認為：
（1）政治上有所鬆動，但經濟與社會已相當多元化；
（2）沒有官方意識形態，只有某些特殊的理念（如穩定和諧）；
（3）政府極少動員群眾；
（4）權力雖未完全規範化但其可預測性甚高、黨政分家、軍隊相對獨立。
中國比專制政體更高壓
Juan Linz心目中典型的專制政權是南美洲的軍政府。作為民主化理論大師，Linz認為極權社會要轉變成民主政體幾乎是不可能，除非是由於外力侵入或爆發大型的革命；即使民主化成功，崩潰的可能性亦相當之高。相反，在專制政權下，由於出現公民社會和反對派的機會較高，有利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民主化。
我曾和他談過改革後的中國，大家都同意極權主義不是合適的概念去描述中國情，但又認為中國比專制政體更高壓。後來蘇聯與東歐的共產政權相繼倒台，表面上好像否定了他認為極權政體難以民主化之說。但深入研究後發現，其實有些東歐國家從來都沒有真正實行過極權政治（譬如波蘭在波共統治下從未出現社會與經濟絕對的一元化——天主教會仍然存在，農村亦以小規模合作社為生產單位），亦有些國家（如匈牙利）在共產黨統治下已實行自由化，結果成為「蘇東波」民主化浪潮的帶動者。因此之故，Linz提出「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的概念去描述這些政體，其特色是：
（1）政治保持一元化、經濟上開始發展私營經濟但仍以國營經濟為主、相對自主的民間社會開始出現；
（2）官方意識形態已經淡化；
（3）政府較少動員群眾，容許政治冷感和私人生活空間；
（4）黨規與黨內民主開始約束政治領袖的權力，技術官僚開始進入領導層。
談一談魏京生審訊紀錄
我認為後極權主義這個概念非常適合描述改革初期的中國，讓我用魏京生的審訊紀錄來談一談。
1970年代末的「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曾經令不少人以為寒冬已過，從此百花競艷。直至1979年魏京生因「反革命宣傳罪」被捕入獄，大家才醒覺中國的政治空間仍然非常狹窄。在審訊中，公訴人竟然提出：「每個公民的言論自由，必須是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上的自由，只有維護他的自由，沒有破壞的自由。」公訴人更認為魏京生爭取的自由是「超出法律之外，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所以「實際上搞特權、搞獨裁的是魏京生」！邏輯混亂、強詞奪理至此，真是中國司法之恥。但公訴人的另一段說話卻很有時代意義，他說：「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不信仰，也可以信仰，但是絕不許你反對，反對就是違反了憲法。」這種「不求相信，但求不反對」的思路絕非文革時期那種必須「人人過關」的政治所能容忍的，可見中國已進入後極權政體，政府寧願人民對政治冷感，潛心工作消費，貢獻四化。
隨民營企業的發展和人民在消費、出國以至宗教自由的增加，經濟和社會逐步走向多元化，而政策方向亦更多環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穩定壓倒一切」等理念發展，再加上政企分家與黨政分家的討論，令中國在1980年代末有轉向專制政體的象。但89年六四屠殺後，中國政治形勢逆轉，回歸後極權主義。魏京生在出獄後不久於95年再次因為在海外發表抨擊中共獨裁的文章，再加上一些投資、籌款及舉辦文化活動，被控以反革命罪和顛覆政府罪再次入獄，最後在中國申辦奧運前夕獲釋流亡海外。
胡溫新政，從以往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轉為在平衡各種差異中求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對胡溫來說，「和諧社會」就是民主與法制、公平與正義、滿有活力、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慢慢形成新的話語取替舊有的社會主義思想。民間組織亦在過去幾年猛速增長，由於大量投入汶川地震的救災工作，2008年被視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從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的多元化、意識形態淡化以至私人空間的擴展，應該是有條件從後極權政治走向專制政治，甚至是「開明專制」。但劉曉波因為發起「零八憲章」的簽署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終被判入獄11年（連在捷共獨裁統治下亦未曾對「七七憲章」聯署人實施如此嚴苛的懲罰），可謂中國改革歷程另一倒退的標誌。
劉曉波案是赤裸裸以言入罪
看判決書全文，都是羅列劉曉波在哪個海外網站發表哪篇文章，有多少人點擊閱讀，或者是他以電郵找了某些朋友就「零八憲章」簽名，完全沒法證明這些文字與行為如何煽動暴力，且暴力行為會對國家產生現實、即時的危害。過往針對異見分子或維權人士的案件，往往會加上一些財務（如漏稅）或行政手續的缺失（如違規出版）來加強刑控的合理性，但劉曉波案卻是赤裸裸的以言入罪。相對於1979年審判魏京生，從反革命罪改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只是令判辭內容變得更技術化卻又是同樣空洞無力。
按Juan Linz的思路，如果一個極權政體可以逐步走向後極權主義、再走向專制以至開明專制的政體，是最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過渡為民主政制。而我認為這種漸進民主化往往是通過自由化（liberalization）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而帶動的。前者涉及開放言論和結社自由，後者有賴法治的建立，逐步規範政府的權力。現在中國的政治發展在倒退，究竟會帶來怎樣的局面？當年魏京生在法庭上曾經說：「現在中國要爭取民主……還會遇到很大阻力。當然，這裏流血、犧牲兩種情都可能發生。我準備作出這種犧性。」中國在經濟改革方面避免了蘇聯的震盪式發展，為改善民生帶來重大貢獻。如何在政治改革上走一條和平漸進之路而避免出現魏京生所描述的流血與犧性，是當前中國領導人最大的挑戰。
重判劉曉波，傷盡國內外華人知識分子的心，更將中國拋向一個令人憂心的未來！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明報專訊】中國政府重判劉曉波，國際輿論嘩然，元旦大遊行的群眾罵中共極權法西斯。究竟從學理上說，中國現在處於一種怎樣的政治狀態？
我在耶魯大學的老師Juan Linz對政治社會學的其中一大貢獻是對非民主的政體進行分類。當年他在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那篇長達200多頁的"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無非是告訴我們極權／全權政體與專制／威權政體大有分別，不能混為一談。簡單來說，極權社會是：
（1）政治、社會與經濟方面完全一元化；
（2）官方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主宰社會發展方向；
（3）政權滲透至私人世界，不斷動員群眾；
（4）政治領袖以個人魅力超越法律規範、對黨的忠誠是爬升的唯一階梯。
Juan Linz心目中的極權政治是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但和他細心討論後，他亦覺得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在某些階段亦可算是極權主義的經典。
那怎樣才算專制政體？Juan Linz認為：
（1）政治上有所鬆動，但經濟與社會已相當多元化；
（2）沒有官方意識形態，只有某些特殊的理念（如穩定和諧）；
（3）政府極少動員群眾；
（4）權力雖未完全規範化但其可預測性甚高、黨政分家、軍隊相對獨立。
中國比專制政體更高壓
Juan Linz心目中典型的專制政權是南美洲的軍政府。作為民主化理論大師，Linz認為極權社會要轉變成民主政體幾乎是不可能，除非是由於外力侵入或爆發大型的革命；即使民主化成功，崩潰的可能性亦相當之高。相反，在專制政權下，由於出現公民社會和反對派的機會較高，有利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民主化。
我曾和他談過改革後的中國，大家都同意極權主義不是合適的概念去描述中國情，但又認為中國比專制政體更高壓。後來蘇聯與東歐的共產政權相繼倒台，表面上好像否定了他認為極權政體難以民主化之說。但深入研究後發現，其實有些東歐國家從來都沒有真正實行過極權政治（譬如波蘭在波共統治下從未出現社會與經濟絕對的一元化——天主教會仍然存在，農村亦以小規模合作社為生產單位），亦有些國家（如匈牙利）在共產黨統治下已實行自由化，結果成為「蘇東波」民主化浪潮的帶動者。因此之故，Linz提出「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的概念去描述這些政體，其特色是：
（1）政治保持一元化、經濟上開始發展私營經濟但仍以國營經濟為主、相對自主的民間社會開始出現；
（2）官方意識形態已經淡化；
（3）政府較少動員群眾，容許政治冷感和私人生活空間；
（4）黨規與黨內民主開始約束政治領袖的權力，技術官僚開始進入領導層。
談一談魏京生審訊紀錄
我認為後極權主義這個概念非常適合描述改革初期的中國，讓我用魏京生的審訊紀錄來談一談。
1970年代末的「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曾經令不少人以為寒冬已過，從此百花競艷。直至1979年魏京生因「反革命宣傳罪」被捕入獄，大家才醒覺中國的政治空間仍然非常狹窄。在審訊中，公訴人竟然提出：「每個公民的言論自由，必須是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上的自由，只有維護他的自由，沒有破壞的自由。」公訴人更認為魏京生爭取的自由是「超出法律之外，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所以「實際上搞特權、搞獨裁的是魏京生」！邏輯混亂、強詞奪理至此，真是中國司法之恥。但公訴人的另一段說話卻很有時代意義，他說：「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不信仰，也可以信仰，但是絕不許你反對，反對就是違反了憲法。」這種「不求相信，但求不反對」的思路絕非文革時期那種必須「人人過關」的政治所能容忍的，可見中國已進入後極權政體，政府寧願人民對政治冷感，潛心工作消費，貢獻四化。
隨民營企業的發展和人民在消費、出國以至宗教自由的增加，經濟和社會逐步走向多元化，而政策方向亦更多環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穩定壓倒一切」等理念發展，再加上政企分家與黨政分家的討論，令中國在1980年代末有轉向專制政體的象。但89年六四屠殺後，中國政治形勢逆轉，回歸後極權主義。魏京生在出獄後不久於95年再次因為在海外發表抨擊中共獨裁的文章，再加上一些投資、籌款及舉辦文化活動，被控以反革命罪和顛覆政府罪再次入獄，最後在中國申辦奧運前夕獲釋流亡海外。
胡溫新政，從以往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轉為在平衡各種差異中求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對胡溫來說，「和諧社會」就是民主與法制、公平與正義、滿有活力、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慢慢形成新的話語取替舊有的社會主義思想。民間組織亦在過去幾年猛速增長，由於大量投入汶川地震的救災工作，2008年被視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從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的多元化、意識形態淡化以至私人空間的擴展，應該是有條件從後極權政治走向專制政治，甚至是「開明專制」。但劉曉波因為發起「零八憲章」的簽署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終被判入獄11年（連在捷共獨裁統治下亦未曾對「七七憲章」聯署人實施如此嚴苛的懲罰），可謂中國改革歷程另一倒退的標誌。
劉曉波案是赤裸裸以言入罪
看判決書全文，都是羅列劉曉波在哪個海外網站發表哪篇文章，有多少人點擊閱讀，或者是他以電郵找了某些朋友就「零八憲章」簽名，完全沒法證明這些文字與行為如何煽動暴力，且暴力行為會對國家產生現實、即時的危害。過往針對異見分子或維權人士的案件，往往會加上一些財務（如漏稅）或行政手續的缺失（如違規出版）來加強刑控的合理性，但劉曉波案卻是赤裸裸的以言入罪。相對於1979年審判魏京生，從反革命罪改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只是令判辭內容變得更技術化卻又是同樣空洞無力。
按Juan Linz的思路，如果一個極權政體可以逐步走向後極權主義、再走向專制以至開明專制的政體，是最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過渡為民主政制。而我認為這種漸進民主化往往是通過自由化（liberalization）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而帶動的。前者涉及開放言論和結社自由，後者有賴法治的建立，逐步規範政府的權力。現在中國的政治發展在倒退，究竟會帶來怎樣的局面？當年魏京生在法庭上曾經說：「現在中國要爭取民主……還會遇到很大阻力。當然，這裏流血、犧牲兩種情都可能發生。我準備作出這種犧性。」中國在經濟改革方面避免了蘇聯的震盪式發展，為改善民生帶來重大貢獻。如何在政治改革上走一條和平漸進之路而避免出現魏京生所描述的流血與犧性，是當前中國領導人最大的挑戰。
重判劉曉波，傷盡國內外華人知識分子的心，更將中國拋向一個令人憂心的未來！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2010年1月17日 星期日
视频：纪录片「存亡关头─1949年的中华民国」
2009-12-07 中国时报 【王铭义、朱立群／台北报导】
故总统蒋介石日记原稿拷贝影像首度在台公开。今天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国史馆举办「关键的一九四九：蒋中正总统的引退与复出」特展，并委托中天电视拍摄纪录片，取材自去年才解密的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日记微缩胶卷。纪录片将分别于国史馆及中天电视播出。
纪录日记的这批胶卷，现由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保管，只供读者手抄、严禁翻摄，此次破例公开播映，史料价值格外珍贵。
纪录片名为《存亡关头─一九四九年的中华民国》，聚焦在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五○年初，蒋氏心境及政治抉择的转变。拍摄团队耗时一年，往来中、美、台三地，参考蒋介石日记，也援引国史馆大溪档案及美国国家档案馆影片。
原稿拷贝影像 呈现历史秘辛
《一九四九大撤退》作者、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在片中指出，蒋虽透过一九四九年的元旦文告表示，若能实现和平，他绝不恋栈总统职务，但当晚日记坦承「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廿一日上午十点，正式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第三次下野。
下野后的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林桶法认为蒋得以据此保有继续以党领政的权力。他的主导权充分体现在人事部署：下台前夕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甚至早在一九四八年底就先任命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兼警总司令，显见对撤台「后路」早有盘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天后，中华民国在台北举行国庆；十二月七日，政府在台北恢复办公。自此，中华民国在台湾开始失守大陆后的政权一甲子迄今。
国史馆特展 中天明播纪录片
特展也展示蒋下野前后的密电史料，国史馆现有馆藏蒋、宋两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的电报往返档案约六十五件，其中，大都是蒋宋美龄自一九四八年底赴美游说期间，与暂居奉化的蒋中正的往返密电。
由于当时政局愈来愈艰困，宋美龄即曾多次密电蒋中正，提议先避居加拿大，静观局势演变，但都遭到蒋拒绝，蒋坚持他应承担责任，并决定留在中国。
国史馆今明两天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今日上午九点播映《存亡关头─一九四九年的中华民国》片段。中天新闻台明（八日）晚九 点首播完整版。特展还有美国胡佛档案馆提供的《蒋中正日记》珍贵史料，内容涵盖「蒋中正、李宗仁关系」、「国共和谈」等单元。
=============================================================================
1949密电译码 宋美龄急电蒋氏父子 劝避居美、加
2009-12-08 中国时报 【王铭义／台北报导】
一九四九年，对中华民国而言，是政权存亡绝续，法统摇摇欲坠的年代，对当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来说，则像是面临亡党亡国的孤臣孽子，尤其，一九四九年初， 蒋宣布下野后，当时客居纽约的蒋宋美龄，曾二度密电蒋介石父子，建议他们暂时避居美加，「以广耳目」，但蒋以「徒起谣诼」等理由加以拒绝。
十二月八日是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国史馆昨举办学术研讨会，并举行「关键的一九四九：蒋中正总统的引退与复出」特展，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蒋宋美龄与蒋氏父子的往来密电，宋在电报中以「介兄」称蒋，并以「妹」自称，蒋经国则称宋美龄为「姨大母」。
宋称蒋「介兄」 以「妹」自称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由于蒋宋美龄女士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即赴美并客居纽约等地，争取杜鲁门政府美援，但并不顺利，直到一九五○年一月飞到台北，期间，有关蒋夫人的活动纪录并不多见，国史馆的这批电报文件，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史料文件。
邵铭煌并说，由于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军事失利，蒋介石总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宣布下野后，形势更加困难，当时客居美国的蒋宋美龄所以会建议蒋氏父子趁机前往美加，应是基于担忧他们安全的因素，事实上，当时将政府迁台都已成为重要考虑。
一月廿一日，就在蒋宣布下野之日，宋美龄从纽约发至南京密电写道：「介兄亲鉴，报载兄已返乡小住，对兄之健康与安全，妹万分忧虑，深信上帝决不会任共产 主义在中国能够成功，请兄勿忘兄之安全为第一，则余等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此间并非无希望，且与多方人士已有联络，正在极力推动中，妹已另电经国，请 兄日内同来加拿大，妹当在加候兄会商一切，盼复。妹美。」
蒋宋美龄在给蒋经国的另封密电则说：「希汝即日赴乡，婉劝父亲务必同来加拿大暂住，余当与汝等在加晤面会商一切，盼速电复。」
蒋下野 电经国劝父出国
一月廿二日，蒋介石引退回奉化，宋美龄从纽约发至奉化密电写道：「介兄亲鉴，函电谅达，兄此次返乡休息，妹初甚忧急，深思之后，颇觉安慰，盖兄为国服务已二十载，从未有适当休养，朝夕辛劳，爱国之忱，中外皆知，祇要问心无愧，知郁足矣。」
「如系上帝旨意，使兄有一休养之机会，俾增强精神之信心，继续为主为国服务，请读腓立比第 四章第十三节。年来欧美之军事实业建设科学日趋猛进，兄可乘此时机外出一行，以广耳目，藉以充实精力，妹可赴任何地点，候兄同行，并请只带二三随从足矣， 因欧美生活十分昂贵也，如何盼告。妹美。」
当时，宋美龄可能研判中国混乱政局难以挽回，因此，极力劝说蒋氏父子出访美加等地，或有争取国际社会声援或同情的策略考量，不过，宋美龄在密电中建议只要带两三位随从即可，因欧美生活「十分昂贵」，此议让人对宋美龄当时的财务情况相当好奇。
对宋密电催驾，二月廿四日，蒋复电宋，对她的建议，明确加以拒绝。蒋在电报中写道：「贵恙为何甚念，兄意仍望早日驾回面商一切，再定行止…因有复杂关系，决非面谈不可，更非函电所能详述；经国来美，徒起谣诼，更多不便也。如何盼速复。中。」
蒋氏拒绝 反催宋回国面商
同一天，蒋经国也复电宋，对她建请蒋氏父子暂赴美加做出响应。写道：「至儿来美一节，甚愿有此一行，但父亲一人居乡，为父之安全见，实不忍远行，但儿已将大人之意转呈父亲，一有决定，当即电禀，敬请保重玉体，并祝姨大母安好，儿经国敬禀。」
原文連結：http://www.u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2622&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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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总统蒋介石日记原稿拷贝影像首度在台公开。今天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国史馆举办「关键的一九四九：蒋中正总统的引退与复出」特展，并委托中天电视拍摄纪录片，取材自去年才解密的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日记微缩胶卷。纪录片将分别于国史馆及中天电视播出。
纪录日记的这批胶卷，现由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保管，只供读者手抄、严禁翻摄，此次破例公开播映，史料价值格外珍贵。
纪录片名为《存亡关头─一九四九年的中华民国》，聚焦在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五○年初，蒋氏心境及政治抉择的转变。拍摄团队耗时一年，往来中、美、台三地，参考蒋介石日记，也援引国史馆大溪档案及美国国家档案馆影片。
原稿拷贝影像 呈现历史秘辛
《一九四九大撤退》作者、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在片中指出，蒋虽透过一九四九年的元旦文告表示，若能实现和平，他绝不恋栈总统职务，但当晚日记坦承「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廿一日上午十点，正式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第三次下野。
下野后的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林桶法认为蒋得以据此保有继续以党领政的权力。他的主导权充分体现在人事部署：下台前夕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甚至早在一九四八年底就先任命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兼警总司令，显见对撤台「后路」早有盘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天后，中华民国在台北举行国庆；十二月七日，政府在台北恢复办公。自此，中华民国在台湾开始失守大陆后的政权一甲子迄今。
国史馆特展 中天明播纪录片
特展也展示蒋下野前后的密电史料，国史馆现有馆藏蒋、宋两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的电报往返档案约六十五件，其中，大都是蒋宋美龄自一九四八年底赴美游说期间，与暂居奉化的蒋中正的往返密电。
由于当时政局愈来愈艰困，宋美龄即曾多次密电蒋中正，提议先避居加拿大，静观局势演变，但都遭到蒋拒绝，蒋坚持他应承担责任，并决定留在中国。
国史馆今明两天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今日上午九点播映《存亡关头─一九四九年的中华民国》片段。中天新闻台明（八日）晚九 点首播完整版。特展还有美国胡佛档案馆提供的《蒋中正日记》珍贵史料，内容涵盖「蒋中正、李宗仁关系」、「国共和谈」等单元。
=============================================================================
1949密电译码 宋美龄急电蒋氏父子 劝避居美、加
2009-12-08 中国时报 【王铭义／台北报导】
一九四九年，对中华民国而言，是政权存亡绝续，法统摇摇欲坠的年代，对当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来说，则像是面临亡党亡国的孤臣孽子，尤其，一九四九年初， 蒋宣布下野后，当时客居纽约的蒋宋美龄，曾二度密电蒋介石父子，建议他们暂时避居美加，「以广耳目」，但蒋以「徒起谣诼」等理由加以拒绝。
十二月八日是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国史馆昨举办学术研讨会，并举行「关键的一九四九：蒋中正总统的引退与复出」特展，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蒋宋美龄与蒋氏父子的往来密电，宋在电报中以「介兄」称蒋，并以「妹」自称，蒋经国则称宋美龄为「姨大母」。
宋称蒋「介兄」 以「妹」自称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由于蒋宋美龄女士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即赴美并客居纽约等地，争取杜鲁门政府美援，但并不顺利，直到一九五○年一月飞到台北，期间，有关蒋夫人的活动纪录并不多见，国史馆的这批电报文件，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史料文件。
邵铭煌并说，由于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军事失利，蒋介石总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宣布下野后，形势更加困难，当时客居美国的蒋宋美龄所以会建议蒋氏父子趁机前往美加，应是基于担忧他们安全的因素，事实上，当时将政府迁台都已成为重要考虑。
一月廿一日，就在蒋宣布下野之日，宋美龄从纽约发至南京密电写道：「介兄亲鉴，报载兄已返乡小住，对兄之健康与安全，妹万分忧虑，深信上帝决不会任共产 主义在中国能够成功，请兄勿忘兄之安全为第一，则余等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此间并非无希望，且与多方人士已有联络，正在极力推动中，妹已另电经国，请 兄日内同来加拿大，妹当在加候兄会商一切，盼复。妹美。」
蒋宋美龄在给蒋经国的另封密电则说：「希汝即日赴乡，婉劝父亲务必同来加拿大暂住，余当与汝等在加晤面会商一切，盼速电复。」
蒋下野 电经国劝父出国
一月廿二日，蒋介石引退回奉化，宋美龄从纽约发至奉化密电写道：「介兄亲鉴，函电谅达，兄此次返乡休息，妹初甚忧急，深思之后，颇觉安慰，盖兄为国服务已二十载，从未有适当休养，朝夕辛劳，爱国之忱，中外皆知，祇要问心无愧，知郁足矣。」
「如系上帝旨意，使兄有一休养之机会，俾增强精神之信心，继续为主为国服务，请读腓立比第 四章第十三节。年来欧美之军事实业建设科学日趋猛进，兄可乘此时机外出一行，以广耳目，藉以充实精力，妹可赴任何地点，候兄同行，并请只带二三随从足矣， 因欧美生活十分昂贵也，如何盼告。妹美。」
当时，宋美龄可能研判中国混乱政局难以挽回，因此，极力劝说蒋氏父子出访美加等地，或有争取国际社会声援或同情的策略考量，不过，宋美龄在密电中建议只要带两三位随从即可，因欧美生活「十分昂贵」，此议让人对宋美龄当时的财务情况相当好奇。
对宋密电催驾，二月廿四日，蒋复电宋，对她的建议，明确加以拒绝。蒋在电报中写道：「贵恙为何甚念，兄意仍望早日驾回面商一切，再定行止…因有复杂关系，决非面谈不可，更非函电所能详述；经国来美，徒起谣诼，更多不便也。如何盼速复。中。」
蒋氏拒绝 反催宋回国面商
同一天，蒋经国也复电宋，对她建请蒋氏父子暂赴美加做出响应。写道：「至儿来美一节，甚愿有此一行，但父亲一人居乡，为父之安全见，实不忍远行，但儿已将大人之意转呈父亲，一有决定，当即电禀，敬请保重玉体，并祝姨大母安好，儿经国敬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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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6日 星期六
【視頻】百年民國——民主的歷程 慶祝建國百年國史館巨獻
本片是國史館今年度繼「存亡關頭—1949年的中華民國」之後，所繼續推出的國史影音紀錄片系列作品。內容闡述清末知識分子如何想像西方民主、清末革命、立憲與實力派軍人三派勢力如何牽動辛亥革命，建立民國；隨之而來的民初國會議員的選舉過程與政局亂像，如何使國父孫文改變對中國民主進程的看法；1930年代的訓政與黨治經驗，世界局勢影響下的法西斯風潮如何席卷中國，引發知識界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以及戰後起草「中華民國憲法」關鍵人物張君勱的思辯內容與立憲過程。
國史館長林滿紅表示，社會由驚濤駭浪走向平順幸福，希望藉影片喚醒國人珍惜民主成果。她說，中華民國憲法自60年前開始實施，對民權制度有所保障，立下重要裡程碑。這部紀錄片選在行憲紀念日公開發表，別有一番意義。
她強調說：「事實上，我們承接的是英美式的憲法，因為它有這樣一個英美式的憲法精神。我們在台灣時期雖然有戒嚴時代，有點偏離，但後來我們又把它拉回來。這個影片裡面在講最後張君勱如何把英美式的憲法精神再拉進去，那部分我覺得也非常珍貴。」
林滿紅指出，中華民國即將歡慶建國百年，本集將介紹政府遷台以前民主憲政發展過程，明年推出下集，則將聚焦於台灣民主發展的成就，為建國百年系列活動共襄盛舉。「除了中文版，這部紀錄片還有英文版和日文版，希望讓其它國家更加了解中華民國的歷史。」
中央研究院士張玉法說，對於歷史學者而言，由國父孫中山先生制定的中華民國軍政、訓政、憲政民主發展歷程，是一段血淚斑斑、而充滿辛酸艱辛的奮鬥史。
清末民初的選舉人員，工作是教導「寫名字」，而張玉法在抗戰勝利後，親眼看到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在校園中「作票」的過程，他慶幸國家現在總算走到民主了。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員張朋園表示，民主政治須經漫長演變，台灣民主政治雖算成功，但絕非偶然而得。到1949年政府遷台後，再加上本土民主觀念成長，才能使台灣民主立足於世界。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原文連結：http://www.u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3343&extra=page%3D1
2010年1月9日 星期六
來函 梁亮﹕我也是80後
【明報專訊】最近輿論對80後論述紛紛，無非都在描述我們是憤怒的一代，筆者甚願可藉此機會在討論中提供一點亮光，為香港的真正和諧出一點綿力。愚以為只要略為了解香港近30年的大小事，香港80後的思路其實不難了解。
80後出生後遇到的頭一件社會大事，就是六四民運。雖然現在建制中人難以承認，但當時只是小學生的我清楚記得港人是何等地被深深觸動，不分黨派不同階層的人團結起來為學生呼喊。當時大學生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無懼坦克車的豪情壯志，人民對學生的關愛和支持，還有香港賢達團結起來仗義執言，都是活生生的政治典範。政治沒錯是骯髒的權力鬥爭，但在鬥爭之上也有風骨有人性有理想。這讓我們對祖國有了一份感性的認知，了解到香港和祖國的命運是如斯緊密，而中南海的一套又是如此的難以理解。
之後就是九七。由八九年至九七年，香港人為了逃避未知的未來落荒而逃，寧願到異鄉「洗大餅」都不要留在香港。我們的上一代有很多都選擇拋棄自己的根，離開熟悉的人和事，又或者當上太空人。平安過渡之後，有些人後悔了回來，也有些選擇在外地紮根。每個人身邊都有親友因為移民而不得不離開了。離開的友人不但把西方的想法帶給留下的人，藉他們的思念更強化少年人對香港這個家的認同。經過祖父母／父母輩的飄泊和努力，少年人終於過上了穩定的生活，我們不再是無根的香港人，香港就是我們的根。
對人的尊重是更重要的
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及後來2003年的SARS對香港經濟的打擊異常沉重。80後的年輕人甫畢業就面對如此的經濟環境。幸好年輕人家庭負擔較輕，在父母的庇蔭下還可以捱下去。當我們眼見自己父母當年犧牲家庭、健康而換來的財富地位一下子消失，試問還有誰要繼續「搵錢至上」的人生目標？現在許多的80後都認為工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要「play hard, work hard」享受生活才算理想人生。這樣和勤力拼搏的上一輩確實會牛頭不搭馬嘴，但絕不等於我們不上進不負責任。
高官「80後因為錢途受阻而累積怨氣」的論述有時簡單得令人發笑，別以為搞好經濟、搞幾個青年中心就可以打發我們。學者對80後的分析有時局限於我們善用互聯網而相應的一些特點。其實80後中有很多都是30歲上下受過高等教育的香港市民，對香港的城市規劃、政治、經濟、教育、醫療各方面都有自己的想法。立法會在回歸10年流於爭拗，一事無成，政改方案各說各話，人民自主遙遙無期，與其等待被領導不如自己幹。還是請政府改善現有的諮詢機制方便普羅大眾發聲，裝出傾聽的樣子是最起碼的尊重。由數碼港、紅灣半島、屏風樓、皇后碼頭、高鐵甚至最近的政改爭拗，哪一次政府的利益沒有向既得利益者傾斜？
經濟是重要的，但對人的尊重是更重要的。政府已經很弱勢，不要光做期望管理，也請表示誠意爭取民意。高鐵只是壓垮駱駝的一根稻草。
借用龍應台教授的說法，香港政府，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筆者並無任何正式／非正式政治聯繫，也不代表所有80後）
80後出生後遇到的頭一件社會大事，就是六四民運。雖然現在建制中人難以承認，但當時只是小學生的我清楚記得港人是何等地被深深觸動，不分黨派不同階層的人團結起來為學生呼喊。當時大學生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無懼坦克車的豪情壯志，人民對學生的關愛和支持，還有香港賢達團結起來仗義執言，都是活生生的政治典範。政治沒錯是骯髒的權力鬥爭，但在鬥爭之上也有風骨有人性有理想。這讓我們對祖國有了一份感性的認知，了解到香港和祖國的命運是如斯緊密，而中南海的一套又是如此的難以理解。
之後就是九七。由八九年至九七年，香港人為了逃避未知的未來落荒而逃，寧願到異鄉「洗大餅」都不要留在香港。我們的上一代有很多都選擇拋棄自己的根，離開熟悉的人和事，又或者當上太空人。平安過渡之後，有些人後悔了回來，也有些選擇在外地紮根。每個人身邊都有親友因為移民而不得不離開了。離開的友人不但把西方的想法帶給留下的人，藉他們的思念更強化少年人對香港這個家的認同。經過祖父母／父母輩的飄泊和努力，少年人終於過上了穩定的生活，我們不再是無根的香港人，香港就是我們的根。
對人的尊重是更重要的
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及後來2003年的SARS對香港經濟的打擊異常沉重。80後的年輕人甫畢業就面對如此的經濟環境。幸好年輕人家庭負擔較輕，在父母的庇蔭下還可以捱下去。當我們眼見自己父母當年犧牲家庭、健康而換來的財富地位一下子消失，試問還有誰要繼續「搵錢至上」的人生目標？現在許多的80後都認為工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要「play hard, work hard」享受生活才算理想人生。這樣和勤力拼搏的上一輩確實會牛頭不搭馬嘴，但絕不等於我們不上進不負責任。
高官「80後因為錢途受阻而累積怨氣」的論述有時簡單得令人發笑，別以為搞好經濟、搞幾個青年中心就可以打發我們。學者對80後的分析有時局限於我們善用互聯網而相應的一些特點。其實80後中有很多都是30歲上下受過高等教育的香港市民，對香港的城市規劃、政治、經濟、教育、醫療各方面都有自己的想法。立法會在回歸10年流於爭拗，一事無成，政改方案各說各話，人民自主遙遙無期，與其等待被領導不如自己幹。還是請政府改善現有的諮詢機制方便普羅大眾發聲，裝出傾聽的樣子是最起碼的尊重。由數碼港、紅灣半島、屏風樓、皇后碼頭、高鐵甚至最近的政改爭拗，哪一次政府的利益沒有向既得利益者傾斜？
經濟是重要的，但對人的尊重是更重要的。政府已經很弱勢，不要光做期望管理，也請表示誠意爭取民意。高鐵只是壓垮駱駝的一根稻草。
借用龍應台教授的說法，香港政府，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筆者並無任何正式／非正式政治聯繫，也不代表所有80後）
2010年1月7日 星期四
朱凱迪﹕80後 很激進？
【明報專訊】在民主社會，當政府某項政策遭市民反對，政府應做的是聆聽自省，有錯則改，若是基於價值觀的分歧，則以公認的民主參與程序處理。但畸型的香港特區就是與別不同：當年輕人負起責任，為全港平民百姓的福祉想反對高鐵現方案，並且得到極多市民支持時（港大最新民調，支持和反對/擱置撥款的比率已非常接近），我們見不到特區政府聆聽自省，官員還是一派「我沒錯、是你有問題」的嘴臉。主流傳媒加入替青年「探熱」，結論是「冇位上、發窮惡」。最新消息是，政府一面搬出「四代人」的始作俑者再研究「80後」的發惡因由，另一面打算繼續無視包圍立法會的憤怒市民，催促「犯眾憎」的功能組別舉手機器再次強姦民意。
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無論傳媒和政府怎樣抹黑抹白，近年冒起的一批香港青年事實上已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他們知道體制的牆又高又硬，難有突破，於是另闢蹊徑，逐漸找到累積力量、經驗和與群眾連結的方式。其中包括○三七一後起來的反新自由主義本土城市運動，反高鐵保菜園村是這場運動近期較受注目的事件。編輯囑我回答「80後是否激進」這條熱門問題，我嘗試以局內人身分說一下。
Facebook上有朋友寫了一段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現在的討論把『激進／基進（radical）』與『激（violent）』或『激烈』混淆了。從字源上以至近年的用法講，『激進／基進（radical）』是從根本或本質上作出改變。就這意義上講，無論你話2012，還是20幾幾好，任何對雙普選之追求，都是『激進／基進（radical）』的。而保留功能組別，肯定是保守。另外，『激進／基進（radical）』相對的，是『保守』；與『激（violent）』或『激烈』相對的，是『溫和』。」
這裏，「激進」與「保守」一對是談目標，「激」和「溫和」一對談的是手段。
香港被大財團和專業界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點人所共知，之前較少人察覺到的是這種壟斷體制所生產或「打造」的城市空間。要看清楚香港的貧富懸殊惡化趨勢，最直接的方法是看城市空間的改變：愈來愈多屏風豪宅、私有化的公共空間、以商場為核心的新市鎮、被「放逐」到偏遠地區的基層、新界農地鄉村被以保育為包裝的別墅取代、以至穿過整個新界直達西九豪宅區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統統都是。由西九文化區、到市區重建、到歷史建築保育、到菜園村、到反高鐵，城市運動就是以這些「正被改造的」城市空間為據點，阻撓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市民的城市權和公共生活，最終從根本地撼動壟斷體制。抱這目標投身本土城市運動的青年，自然是激進的。
城市運動令人對空間變得敏銳：每一處地方的擁有權、管理權、荒謬章則愈來愈多，逾越任何一條界線都會遭到干預，可能是警察、康文署、食環署、更多是「打份工」的私人保安。06年11月底，工人開始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反對清拆的示威者最初幾天一直在工地外進行明知無人理會的示威。在界線外，任你喊破喉嚨都不會有結果；直到12月12日，示威者把握了一個偶然的機會衝入地盤，攀上了推土機。當界線被越過，進入禁地，矛盾忽然間變得尖銳，大批警察和記者馬上殺到，持續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一觸即發。
和平越線成重要行動模式
大約從那時起，和平地越過界線成為城市運動一個很重要的行動模式。依我看，所有被輿論視為激／激烈的示威行動，至今都沒有離開過此一模式。一些人以「暴力」來形容這些行動，並不恰當，其實剛剛相反，越界行動者從不帶武器、也不攻擊任何人，他們是非暴力的，但因為越了界，就把自己置身於體制的暴力面前，等清場、等被捕，可能是警察、更多是「打份工」的保安員。
這類行動經過幾年的累積，在近月的反高鐵抗爭中變得愈來愈豐富。去年12月中在報紙讀到一則新聞，幾個青年自行印製了2000張反高鐵小貼紙，分兩隊由太子港鐵站出發，在大堂、月台和車廂的顯眼處張貼，最終有一人被港鐵職員制服。這個小小的越界行動體現了青年的特點：擅長製作圖像、對空間敏銳，也夠膽。港鐵車站是一個被高度規管的空間，周圍佈滿閉路電視，我們平時置身其中，不斷被身邊的廣告以及支持高鐵的宣傳轟炸，習慣了，以為本來就該如此，但年輕人就是想到，以一張小小的貼紙挑戰龐大的港鐵。
其他議題的示威者亦發展出相關的越界行動。譬如元旦前，劉曉波被內地法院判刑，本地很多團體到中聯辦示威，有示威者更衝進了中聯辦。另一邊廂，21名青年選擇挑戰越過另一條界線，沿羅湖橋步行到深圳向公安投案。他們用膠索帶綁住雙手，身後插上罪狀，這是平和到不得了的行動，但同時也尖銳得不得了。結果大家都已知道：界線還未過，大陸公安已急不及待把人抓過去審問，這樣一搞，公安跨境執法突然成了熱門討論話題，也愈來愈多人質疑，廣深港高鐵打算在西九做一地兩檢，到底是禍是福。
體制可能今日會被撼動
我希望指出，這一系列被視為激烈的「青年行動」，甚至包括元旦遊行的所謂「衝擊中聯辦」（實際只是突破了警方的界線，到比較接近中聯辦的位置示威而已）事件，都是類似的非暴力越界行動。這類行動的目標和效果都很清楚──把自己置於制度不容許的地方，突顯矛盾，並且盡量延長時間來吸引關注。這不是反社會暴亂，卻是在目前的體制困局下有節制的行動嘗試，政府或傳媒以為這將會演化成劇烈的暴力事件，並沒有根據。
本土城市運動在體制中是輸多贏少，每一次運動之間亦好像沒有什麼聯繫。其實運動一直在體制外無聲無息地累積力量，譬如透過長時間的論述生產和傳播，以及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連結。兩年前皇后碼頭清場前夕有1000人集會，到了09年12月18日的反高鐵集會已來了2000多人，今日在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將會更多，經年的力量累積，已經令城市運動成為普選運動的重要支援。體制終有一日會被撼動，可能就在今日！
1月6日李先知專欄說：「高官已意識到有一條線正貫穿其中﹕就是不少80後的年輕人對社會現狀很不滿，要找渠道宣泄，並試圖在最短時期裏改變現狀。」
錯晒。青年會持續耕耘好幾年等城市運動花開結果，改變香港，今次輸了，下次再來，真正等不了的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時日無多，必須今日就通過669億高鐵撥款，必須現在就把利益瓜分。
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無論傳媒和政府怎樣抹黑抹白，近年冒起的一批香港青年事實上已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他們知道體制的牆又高又硬，難有突破，於是另闢蹊徑，逐漸找到累積力量、經驗和與群眾連結的方式。其中包括○三七一後起來的反新自由主義本土城市運動，反高鐵保菜園村是這場運動近期較受注目的事件。編輯囑我回答「80後是否激進」這條熱門問題，我嘗試以局內人身分說一下。
Facebook上有朋友寫了一段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現在的討論把『激進／基進（radical）』與『激（violent）』或『激烈』混淆了。從字源上以至近年的用法講，『激進／基進（radical）』是從根本或本質上作出改變。就這意義上講，無論你話2012，還是20幾幾好，任何對雙普選之追求，都是『激進／基進（radical）』的。而保留功能組別，肯定是保守。另外，『激進／基進（radical）』相對的，是『保守』；與『激（violent）』或『激烈』相對的，是『溫和』。」
這裏，「激進」與「保守」一對是談目標，「激」和「溫和」一對談的是手段。
香港被大財團和專業界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點人所共知，之前較少人察覺到的是這種壟斷體制所生產或「打造」的城市空間。要看清楚香港的貧富懸殊惡化趨勢，最直接的方法是看城市空間的改變：愈來愈多屏風豪宅、私有化的公共空間、以商場為核心的新市鎮、被「放逐」到偏遠地區的基層、新界農地鄉村被以保育為包裝的別墅取代、以至穿過整個新界直達西九豪宅區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統統都是。由西九文化區、到市區重建、到歷史建築保育、到菜園村、到反高鐵，城市運動就是以這些「正被改造的」城市空間為據點，阻撓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市民的城市權和公共生活，最終從根本地撼動壟斷體制。抱這目標投身本土城市運動的青年，自然是激進的。
城市運動令人對空間變得敏銳：每一處地方的擁有權、管理權、荒謬章則愈來愈多，逾越任何一條界線都會遭到干預，可能是警察、康文署、食環署、更多是「打份工」的私人保安。06年11月底，工人開始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反對清拆的示威者最初幾天一直在工地外進行明知無人理會的示威。在界線外，任你喊破喉嚨都不會有結果；直到12月12日，示威者把握了一個偶然的機會衝入地盤，攀上了推土機。當界線被越過，進入禁地，矛盾忽然間變得尖銳，大批警察和記者馬上殺到，持續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一觸即發。
和平越線成重要行動模式
大約從那時起，和平地越過界線成為城市運動一個很重要的行動模式。依我看，所有被輿論視為激／激烈的示威行動，至今都沒有離開過此一模式。一些人以「暴力」來形容這些行動，並不恰當，其實剛剛相反，越界行動者從不帶武器、也不攻擊任何人，他們是非暴力的，但因為越了界，就把自己置身於體制的暴力面前，等清場、等被捕，可能是警察、更多是「打份工」的保安員。
這類行動經過幾年的累積，在近月的反高鐵抗爭中變得愈來愈豐富。去年12月中在報紙讀到一則新聞，幾個青年自行印製了2000張反高鐵小貼紙，分兩隊由太子港鐵站出發，在大堂、月台和車廂的顯眼處張貼，最終有一人被港鐵職員制服。這個小小的越界行動體現了青年的特點：擅長製作圖像、對空間敏銳，也夠膽。港鐵車站是一個被高度規管的空間，周圍佈滿閉路電視，我們平時置身其中，不斷被身邊的廣告以及支持高鐵的宣傳轟炸，習慣了，以為本來就該如此，但年輕人就是想到，以一張小小的貼紙挑戰龐大的港鐵。
其他議題的示威者亦發展出相關的越界行動。譬如元旦前，劉曉波被內地法院判刑，本地很多團體到中聯辦示威，有示威者更衝進了中聯辦。另一邊廂，21名青年選擇挑戰越過另一條界線，沿羅湖橋步行到深圳向公安投案。他們用膠索帶綁住雙手，身後插上罪狀，這是平和到不得了的行動，但同時也尖銳得不得了。結果大家都已知道：界線還未過，大陸公安已急不及待把人抓過去審問，這樣一搞，公安跨境執法突然成了熱門討論話題，也愈來愈多人質疑，廣深港高鐵打算在西九做一地兩檢，到底是禍是福。
體制可能今日會被撼動
我希望指出，這一系列被視為激烈的「青年行動」，甚至包括元旦遊行的所謂「衝擊中聯辦」（實際只是突破了警方的界線，到比較接近中聯辦的位置示威而已）事件，都是類似的非暴力越界行動。這類行動的目標和效果都很清楚──把自己置於制度不容許的地方，突顯矛盾，並且盡量延長時間來吸引關注。這不是反社會暴亂，卻是在目前的體制困局下有節制的行動嘗試，政府或傳媒以為這將會演化成劇烈的暴力事件，並沒有根據。
本土城市運動在體制中是輸多贏少，每一次運動之間亦好像沒有什麼聯繫。其實運動一直在體制外無聲無息地累積力量，譬如透過長時間的論述生產和傳播，以及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連結。兩年前皇后碼頭清場前夕有1000人集會，到了09年12月18日的反高鐵集會已來了2000多人，今日在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將會更多，經年的力量累積，已經令城市運動成為普選運動的重要支援。體制終有一日會被撼動，可能就在今日！
1月6日李先知專欄說：「高官已意識到有一條線正貫穿其中﹕就是不少80後的年輕人對社會現狀很不滿，要找渠道宣泄，並試圖在最短時期裏改變現狀。」
錯晒。青年會持續耕耘好幾年等城市運動花開結果，改變香港，今次輸了，下次再來，真正等不了的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時日無多，必須今日就通過669億高鐵撥款，必須現在就把利益瓜分。
2010年1月6日 星期三
劉銳紹﹕元旦遊行反映了什麼問題？
【明報專訊】今年元旦，3萬人遊行到中聯辦，提出不同訴求，主要的有兩項：一是香港的政制改革，爭取雙普選；二是釋放劉曉波。第一項是原定的內容，而第二項則是因為內地重判劉曉波而激發出來的，令遊行人數有所增加。我們不妨思考一下這次遊行的各種現象到底反映了什麼問題，同時探索一些解結的辦法。民間如是，官方更應如是。
其一，外界關注這次遊行的目的地由政府總部轉到中聯辦，顯示港人希望把訴求直接向中央反映。談到這個問題，我想，倒不如更深入地研究：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轉變？
其實，回歸10多年以來，香港人都願意給予時間，並希望港府作為香港與內地溝通、談判，以及爭取權益的橋樑。但可惜的是，港府長期以來的表現都不能令港人滿意。在經濟方面，雖然內地有不少挺港政策，但不少港人認為，這是互相有利的措施，並不是港府爭取的成績。在政治方面，則是乏善足陳，尤其是近期的連串事件，更令港人感到港府已無法發揮「潤滑劑」的作用，無法保障「兩制」的特色。政制改革寸進而行，而港府的重點只考慮北京的看法。在香港記者遭受不公平對待的問題上（例如在內地被「屈」藏毒或被毆，以及最近深圳公安可能越境執法，發生在香港的案件竟然轉到內地審理等等），港府只表示「關注」、「跟進」，或「正向內地了解」，但最後多是不了了之。
內地專家學者﹕港府「三不靠」
所以，連內地的專家學者也對港府多了一個形容詞，叫做「三不靠」：
●第一個「不靠」，是內地根本不需再依靠港府，無論經濟或政治方面，中央的影響力已完全可以駕馭香港，而且這種象愈來愈明顯，愈來愈要名正言順。內地人士經常說：「香港無經濟，就沒兩制。」今天香港經濟也要依靠大陸，那麼「兩制」的重要性就大大放輕了。如果說中央還有「依靠」港府的地方，那就是港府仍然是一個機械人的手臂而已。
●第二個「不靠」，是指香港市民也愈來愈不依靠港府，香港與內地經濟互助互補，是民間的推動多於港府的努力，港府官員的策略、見識和「中國視野」更落後於民間（內地官員稱港府官員有的是「中國官場視野」）。在政治方面，港府既不能也不敢向中央爭取更大的空間，所以，元旦遊行的目的地轉到中聯辦，就是市民在政治訴求上不依靠港府的表現。
●第三個「不靠」，是工商界不再依靠港府開展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大財團、大商家早已直達天庭，反過來成為可以影響特首人選的「造王者」；中小型企業也不敢對港府寄予厚望，而港府的重點也從來沒有放在中小型企業之上。
所以，各界對港府的「三不靠」將令港府成為「三跛狀態」，難以協調香港與內地的深層次矛盾。
問題在京願意不願意放手
其二，面對這些轉變，港府和北京應該如何回應？老實說，港府能做的、敢做的，真的不多。港府問責高官的思維、長期積累的政治文化和高職厚祿，已令他們因循苟且，無所作為，而這正是北京的合意選擇。所以，如果北京在觀念上沒有與時俱進，並沒有全面和正面理解香港人的行動，這個「結」只會愈綁愈死。
為了解結，我們不妨也認識一下內地的思維，理解他們的顧慮。內地經常感到香港人在政治上太急進了，不理解國情，不理解全局，不理解和諧社會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更不理解國際鬥爭潛伏在香港的複雜性。北京還認為，香港一些人被外國利用，所以更要駕馭。
容或上述擔心有其依據，但事實證明，這些擔心都不是主要矛盾。外國要「擾亂香港和中國」，但如果我們的政策對頭，外國難有可乘之機；而且，民主改革是香港人自發的訴求，不能因為「外國在背後插手」而拖慢步伐。香港人「在政治上太急進」，但香港在「兩制」之下已有條件實行較大的政治改革，北京不宜忽視。香港人「不了解國情」，但關鍵是怎麼樣的國情。這一切都存在差異，需要實際行動溝通、接觸，才能打破隔膜，但這又是一場春夢。
如今，春夢已醒，才令更多人認定，問題不在外國插手，不在香港人冒進，而在北京願意不願意放手，或者願意放開多少？北京最關心和擔心的是，香港政改對內地的輻射作用。雖然香港與內地是「一國兩制」，但歷史證明，香港對內地的影響不可低估，如果放開了香港的政治，將會加快內地的民主訴求。這才是「結」的源頭。基於此，香港人更感到應該直接向北京反映，才是解結之法。
其三，正因為內地的政治空間狹小，才令中央不敢放開香港的政制改革，所以，內地涉及民主、人權的事件，就更令香港人關注了。在元旦遊行之前，內地重判劉曉波入獄11年，間接刺激起遊行的人數。這說明從民間角度看，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尤其是在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之上。北京不宜簡單化把這種關注視為「井水要犯河水」。事實上，雖然內地大力卡壓「劉曉波事件」的影響，但此事的影響反而愈來愈大。
衝擊警方防線成為敗筆
官方重判劉曉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國認為外國（包括美國）已不敢隨意亮出「人權牌」來制約中國，而中國經濟愈來愈強，依賴西方國家的需要日漸減少。所以，中國開始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二是因為中國強調在「和諧」、「穩定」的基礎上謀發展，但維權事件與日俱增；如讓劉曉波等人的「合法抗爭」擴展下去，將對官方更為不利。所以，要槍打出頭鳥。
但從各界的反應中可見，官方的算盤將難打響，反而授人以柄。劉曉波案審訊當天，10多名外國駐華使節聯合要求旁聽被拒後，即場發表聲明，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這種姿態近年來已十分少有，雖然這不代表外國重新打「人權牌」，但至少顯示外國正視乎情，俟機而動。雖然中國今天已不會把這些外國姿態放在眼內，但在內地卻會積累反效果。在香港，馬上出現的就是反對聲音和遊行人數增加，抵消了官方經濟挺港的好意。
其四，在遊行末段發生衝擊警方防線的事件，成為整個理性表達過程中的敗筆。我自問不是保守的人，但也不鼓勵暴力行為。雖然公民可以抗命，但不等如任意而行。而且這將會授之以柄，影響日後舉辦同類活動的支持程度。所以，民主運動也要避免盲點，要懂得有理有利有節，才能擴大影響。
其一，外界關注這次遊行的目的地由政府總部轉到中聯辦，顯示港人希望把訴求直接向中央反映。談到這個問題，我想，倒不如更深入地研究：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轉變？
其實，回歸10多年以來，香港人都願意給予時間，並希望港府作為香港與內地溝通、談判，以及爭取權益的橋樑。但可惜的是，港府長期以來的表現都不能令港人滿意。在經濟方面，雖然內地有不少挺港政策，但不少港人認為，這是互相有利的措施，並不是港府爭取的成績。在政治方面，則是乏善足陳，尤其是近期的連串事件，更令港人感到港府已無法發揮「潤滑劑」的作用，無法保障「兩制」的特色。政制改革寸進而行，而港府的重點只考慮北京的看法。在香港記者遭受不公平對待的問題上（例如在內地被「屈」藏毒或被毆，以及最近深圳公安可能越境執法，發生在香港的案件竟然轉到內地審理等等），港府只表示「關注」、「跟進」，或「正向內地了解」，但最後多是不了了之。
內地專家學者﹕港府「三不靠」
所以，連內地的專家學者也對港府多了一個形容詞，叫做「三不靠」：
●第一個「不靠」，是內地根本不需再依靠港府，無論經濟或政治方面，中央的影響力已完全可以駕馭香港，而且這種象愈來愈明顯，愈來愈要名正言順。內地人士經常說：「香港無經濟，就沒兩制。」今天香港經濟也要依靠大陸，那麼「兩制」的重要性就大大放輕了。如果說中央還有「依靠」港府的地方，那就是港府仍然是一個機械人的手臂而已。
●第二個「不靠」，是指香港市民也愈來愈不依靠港府，香港與內地經濟互助互補，是民間的推動多於港府的努力，港府官員的策略、見識和「中國視野」更落後於民間（內地官員稱港府官員有的是「中國官場視野」）。在政治方面，港府既不能也不敢向中央爭取更大的空間，所以，元旦遊行的目的地轉到中聯辦，就是市民在政治訴求上不依靠港府的表現。
●第三個「不靠」，是工商界不再依靠港府開展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大財團、大商家早已直達天庭，反過來成為可以影響特首人選的「造王者」；中小型企業也不敢對港府寄予厚望，而港府的重點也從來沒有放在中小型企業之上。
所以，各界對港府的「三不靠」將令港府成為「三跛狀態」，難以協調香港與內地的深層次矛盾。
問題在京願意不願意放手
其二，面對這些轉變，港府和北京應該如何回應？老實說，港府能做的、敢做的，真的不多。港府問責高官的思維、長期積累的政治文化和高職厚祿，已令他們因循苟且，無所作為，而這正是北京的合意選擇。所以，如果北京在觀念上沒有與時俱進，並沒有全面和正面理解香港人的行動，這個「結」只會愈綁愈死。
為了解結，我們不妨也認識一下內地的思維，理解他們的顧慮。內地經常感到香港人在政治上太急進了，不理解國情，不理解全局，不理解和諧社會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更不理解國際鬥爭潛伏在香港的複雜性。北京還認為，香港一些人被外國利用，所以更要駕馭。
容或上述擔心有其依據，但事實證明，這些擔心都不是主要矛盾。外國要「擾亂香港和中國」，但如果我們的政策對頭，外國難有可乘之機；而且，民主改革是香港人自發的訴求，不能因為「外國在背後插手」而拖慢步伐。香港人「在政治上太急進」，但香港在「兩制」之下已有條件實行較大的政治改革，北京不宜忽視。香港人「不了解國情」，但關鍵是怎麼樣的國情。這一切都存在差異，需要實際行動溝通、接觸，才能打破隔膜，但這又是一場春夢。
如今，春夢已醒，才令更多人認定，問題不在外國插手，不在香港人冒進，而在北京願意不願意放手，或者願意放開多少？北京最關心和擔心的是，香港政改對內地的輻射作用。雖然香港與內地是「一國兩制」，但歷史證明，香港對內地的影響不可低估，如果放開了香港的政治，將會加快內地的民主訴求。這才是「結」的源頭。基於此，香港人更感到應該直接向北京反映，才是解結之法。
其三，正因為內地的政治空間狹小，才令中央不敢放開香港的政制改革，所以，內地涉及民主、人權的事件，就更令香港人關注了。在元旦遊行之前，內地重判劉曉波入獄11年，間接刺激起遊行的人數。這說明從民間角度看，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尤其是在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之上。北京不宜簡單化把這種關注視為「井水要犯河水」。事實上，雖然內地大力卡壓「劉曉波事件」的影響，但此事的影響反而愈來愈大。
衝擊警方防線成為敗筆
官方重判劉曉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國認為外國（包括美國）已不敢隨意亮出「人權牌」來制約中國，而中國經濟愈來愈強，依賴西方國家的需要日漸減少。所以，中國開始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二是因為中國強調在「和諧」、「穩定」的基礎上謀發展，但維權事件與日俱增；如讓劉曉波等人的「合法抗爭」擴展下去，將對官方更為不利。所以，要槍打出頭鳥。
但從各界的反應中可見，官方的算盤將難打響，反而授人以柄。劉曉波案審訊當天，10多名外國駐華使節聯合要求旁聽被拒後，即場發表聲明，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這種姿態近年來已十分少有，雖然這不代表外國重新打「人權牌」，但至少顯示外國正視乎情，俟機而動。雖然中國今天已不會把這些外國姿態放在眼內，但在內地卻會積累反效果。在香港，馬上出現的就是反對聲音和遊行人數增加，抵消了官方經濟挺港的好意。
其四，在遊行末段發生衝擊警方防線的事件，成為整個理性表達過程中的敗筆。我自問不是保守的人，但也不鼓勵暴力行為。雖然公民可以抗命，但不等如任意而行。而且這將會授之以柄，影響日後舉辦同類活動的支持程度。所以，民主運動也要避免盲點，要懂得有理有利有節，才能擴大影響。
2010年1月3日 星期日
潘小濤﹕劉曉波最大罪名並非顛覆國家
【明報專訊】劉曉波被北京當局指控顛覆國家政權，判囚11年。不過，觀乎判決書全文，筆者實在不明白，劉曉波僅寫了6篇「問題文章」，其中300多字抨擊中共的獨裁、殘酷，要求社會變革，並起草《零八憲章》及發起聯署行動，推動還政於民的改革，這樣就換來11年刑期！
「顛覆」者，顛墜覆敗、滅亡，或推翻摧之意。可見國家之顛覆，實乃政權之更迭，必須有所行動，曰暴力曰選舉，而一介書生的幾篇文章，又豈能傾社稷、滅政權呢？劉曉波之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不副實，乃當代文字獄之典型。
中國歷史上的文字獄多不勝數，至滿清「康乾盛世」，更達到空前絕後的高峰。當時的文人學士動輒得咎：翰林徐駿在詩中著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被雍正認為誣指清帝不識字，被處以極刑；江西考官查嗣庭引用《詩經》「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的「維民所止」作試題，原欲歌頌京畿附近皆成百姓樂土，卻被告密為詛咒雍正，因為「維止」即「雍正」去頭也，查嗣庭死於牢獄。
比諸前朝，康乾年間的文字獄有以下特點。
其一，數量多：僅乾隆年間的文字獄已有130餘宗，倍於前朝歷代總和。
其二，株連廣：每宗文字獄皆牽連甚廣，少者逾十，多者數百；浙江富戶莊延鑨自資修撰明史，直寫努爾哈赤名字，斥降清的明將尚可喜為「尚賊」，被革職貪官告發，莊氏全族，以及寫序、校對、買書賣書、刻字印刷、當地官吏共70多人被殺，數百人充軍邊疆。
其三，罪重刑酷：主犯或凌遲、杖斃、絞殺，死者戮屍、梟首；雍正最痛恨的大將年堯，其幕僚汪曾琪曾寫「皇帝揮毫不值錢」等詩句，雍正誣指他「悖謬狂亂」而斬其首，並懸掛在北京菜市口10年之久。
如此殘酷的文字獄，徹底打斷了中國知識分子脊梁，令他們淪為被閹割、不敢思想，也不懂思想的奴才。在嚴厲的思想禁錮下，反清意識被扼殺，異己也被剷除，威脅政權的不安因素完全消滅，萬馬齊瘖的政治高壓環境，卻沒妨礙清朝進入「康乾盛世」。不過，中國人的創造力日漸枯竭，缺了異議異己，清廷上下自我陶醉於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夢，終於百年之後，滿清帝國這棟巨廈頹然傾覆。
最大罪或是揭露當權者的虛偽
歷史驚人地相似，「康乾盛世」今日又似重現人間，文字獄的規模及遺禍更千倍於當年，數百萬知識分子和良知未泯的中共幹部，先在反右運動中受批，復於「文革」遭禍，至此文人節氣已蕩然無存，變成徹底的犬儒。
劉曉波先生只是不甘自我作賤，要挺起他那被打傷的腰板，撰文狠批當今文字獄的土壤——一黨獨裁和專制的制度，並發起《零八憲章》的憲政民主運動，要求政府尊重他自己訂立的憲法，也就是與公民的一份社會契約，建造一個自由說話、沒有文字獄的憲政國度。或許，他最大的罪名，並非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是揭露了當權者的虛偽和色厲內荏，同時揭示了今天的盛世，跟三四百年前文字獄時代，何其誰相似！
「顛覆」者，顛墜覆敗、滅亡，或推翻摧之意。可見國家之顛覆，實乃政權之更迭，必須有所行動，曰暴力曰選舉，而一介書生的幾篇文章，又豈能傾社稷、滅政權呢？劉曉波之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不副實，乃當代文字獄之典型。
中國歷史上的文字獄多不勝數，至滿清「康乾盛世」，更達到空前絕後的高峰。當時的文人學士動輒得咎：翰林徐駿在詩中著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被雍正認為誣指清帝不識字，被處以極刑；江西考官查嗣庭引用《詩經》「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的「維民所止」作試題，原欲歌頌京畿附近皆成百姓樂土，卻被告密為詛咒雍正，因為「維止」即「雍正」去頭也，查嗣庭死於牢獄。
比諸前朝，康乾年間的文字獄有以下特點。
其一，數量多：僅乾隆年間的文字獄已有130餘宗，倍於前朝歷代總和。
其二，株連廣：每宗文字獄皆牽連甚廣，少者逾十，多者數百；浙江富戶莊延鑨自資修撰明史，直寫努爾哈赤名字，斥降清的明將尚可喜為「尚賊」，被革職貪官告發，莊氏全族，以及寫序、校對、買書賣書、刻字印刷、當地官吏共70多人被殺，數百人充軍邊疆。
其三，罪重刑酷：主犯或凌遲、杖斃、絞殺，死者戮屍、梟首；雍正最痛恨的大將年堯，其幕僚汪曾琪曾寫「皇帝揮毫不值錢」等詩句，雍正誣指他「悖謬狂亂」而斬其首，並懸掛在北京菜市口10年之久。
如此殘酷的文字獄，徹底打斷了中國知識分子脊梁，令他們淪為被閹割、不敢思想，也不懂思想的奴才。在嚴厲的思想禁錮下，反清意識被扼殺，異己也被剷除，威脅政權的不安因素完全消滅，萬馬齊瘖的政治高壓環境，卻沒妨礙清朝進入「康乾盛世」。不過，中國人的創造力日漸枯竭，缺了異議異己，清廷上下自我陶醉於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夢，終於百年之後，滿清帝國這棟巨廈頹然傾覆。
最大罪或是揭露當權者的虛偽
歷史驚人地相似，「康乾盛世」今日又似重現人間，文字獄的規模及遺禍更千倍於當年，數百萬知識分子和良知未泯的中共幹部，先在反右運動中受批，復於「文革」遭禍，至此文人節氣已蕩然無存，變成徹底的犬儒。
劉曉波先生只是不甘自我作賤，要挺起他那被打傷的腰板，撰文狠批當今文字獄的土壤——一黨獨裁和專制的制度，並發起《零八憲章》的憲政民主運動，要求政府尊重他自己訂立的憲法，也就是與公民的一份社會契約，建造一個自由說話、沒有文字獄的憲政國度。或許，他最大的罪名，並非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是揭露了當權者的虛偽和色厲內荏，同時揭示了今天的盛世，跟三四百年前文字獄時代，何其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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