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十一雖過，雙十還未來。現在正是國慶已過，國慶還未到的弔詭時刻。不過今天中共大國崛起，財大氣粗，世上還記得中華民國國慶的人，恐怕所餘無幾。馬英九更以早前風災為由，決定今年不慶雙十。
1949年後中國有兩個國慶，無疑是冷戰的結果。但中國在冷戰中一分為二，過程異於東西德、南北韓分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並非同時成立。兩者之間，其實是繼承與取代的關係。1949年10月1日，本質上是一個新的共和政體取代舊的共和政體的日子。這個歷史，其實與法國自大革命始先後出現多個共和政體的歷史，無本質區別。不同的是，中國第一共和的精英，因冷戰而得以逃到台島偏安一隅，在第二共和的陰影下苟延殘喘。
法國政權更迭 不改國慶日
法國現在的第五共和，乃產生自1958年的一場軍事政變。二戰後法國脫離德國控制，建立行議會民主制的第四共和。第四共和內左派勢力高漲，後來法屬阿爾及利亞發生獨立革命，法國政府原本打算跟阿國革命黨講和，準備放棄殖民地。不料在1958年5月，駐紮阿爾及利亞、不滿政府軟弱的右翼法軍首先發難，奪取了法國在當地的行政權力，更以攻打巴黎、不惜內戰為要脅，要求解散現政府，推舉戴高樂將軍為新國家元首，第四共和隨即倒台。戴高樂成為臨時元首後，應用緊急權力制定新憲法，在議會之上加入總統集約權力。第五共和，於焉誕生。
法國在大革命後200多年，經歷過5個共和政權和數次帝制復辟，但今天的法國，仍是以7月14日為國慶日，以紀念1789年巴黎民眾攻打巴士底監獄。右翼軍頭建立第五共和後，也沒有將其建政日訂為新的國慶日。
1789年7月14日，象徵法國擺脫封建帝制，成為現代國家的開始。在此一史觀下，1789年之後的法國史，無論政權政體怎樣更迭，都是一部連續的現代史。中國歷史中能與法國那一天比擬的，恐怕便是1911年響起武昌起義第一槍的10月10日。由此觀之，中共推翻中華民國後取消雙十，將自己的建政日訂為新的國慶日，便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了。
或者從一個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教條馬克思主義階段論出發，我們可以將1949年視為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當中帶來的歷史斷裂，比1911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應該有過之而無不及。從這個角度看，中共重訂國慶日，便再自然不過。但問題是這種僵化的階段論，就連中共當年也不承認。在1950年代中以前，中共一直強調他們搞的並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要將1911年由孫中山開始而還未成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這一革命的任務，是要建立統一獨立國家和實行民主制度，而1949年後的中國，性質上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些道理，毛澤東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和1953年的《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中，是講得很清楚的。
西方的中國史學界，近年也出現了再思1949是否歷史分水嶺的潮流。不少史家走出冷戰框框，根據新史料，發現在1940和1950年代，國共兩黨在各自控制區域施行的政策，其實都大同小異。兩黨建立自己合法性所用的修辭和背後的意識形態，也是模糊難辨。
例如有研究國民黨重慶時期經濟政策的學者發現，40年代國府已經開始大搞國營企業，更嘗試在農村推行合作化。有學者表示要純粹從文字與政策內容去分辨一份40年代的政府公文到底是來自重慶還是延安，其實十分困難。另一位熟悉50年代台灣土改運動的學者更曾告訴我，當時國民黨討論農村問題的內部文件，經常使用與共產黨幾乎一樣的階級分類法和階級鬥爭的語言。
當年國民黨疑似共產黨，共產黨原來也疑似國民黨。40年代，中國出現了一篇題為〈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的親美文宣，開首第一句就說：
「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裏種下了根基。167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裏的火炬的光芒。」
還說：
「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風度，博大的心懷。」
文章的結論是：
「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
文章的崇美之情，肉麻到令人瞠目結舌，不說還以為是曾留學美國的國民黨權貴（如宋美齡）之傑作。若不說年份，更會令人以為是出自今日香港據說收受CIA資助、時刻想要搞顏色革命的泛民漢奸之手筆。但事實上，這一奇文乃中共黨報《新華日報》在1943年7月4日的社論。
國共兩黨既然如此類近，那麼1949年10月1日，還可以算是一場翻天覆地革命的勝利嗎？說內戰其實是社團兄弟內訌、互爭地盤，最後輸了的一方被趕盡殺絕，草台灣，會不會更適合？
既然1949年發生的只是一次政權易手，是現代中國史在1911年10月10日拉開帷幕後的其中一段插曲，那麼中國可否趁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仿效法國之例，將國慶重新訂在人民與封建皇權決裂的一天，而不是訂在決裂後某個特定政權或政體成立的日子？
倘兩岸同日國慶 和解一大步
如果海峽兩岸能慶祝同一個國慶，這肯定是兩岸和解的一大步。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畢竟是唯一能超越國共衝突，兩邊都認同的符號（台獨死硬派除外）。但要中共重訂國慶日子，肯定與要求它主動放棄政權一樣異想天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最初都是多黨並存的共和體制，但後來都變成是黨天下，再而是家天下（以前的蔣家和今天的太子黨）。當共和國由公變私，子承父業代代相傳，「哪天是國慶」的問題，便變成了「這是誰的江山」這一皇權色彩極濃的問題，萬萬碰不得。
辛亥革命至今，已近100年，但我們仍擺脫不了封建皇權的餘毒，中國仍不是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這不得不說是中國人民的悲哀。
■伸延閱讀：
Paul A. Cohen 2003. "Ambiguities of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de in Chinese history "in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Routledge
William Kirby 1990.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4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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