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森﹕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

【明報專訊】即使再有一千次煙花璀璨的奧運，即使再搞一萬次耀武揚威的閱兵，即使再花千萬在西方媒體大賣廣告，都不及重判劉曉波11年徒刑，更能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舞台上揚名了。判決前，15個西方國家使領館人員要求集體旁聽，判決後，發表強烈譴責聲明。大賣中國形象廣告的西方傳媒，對劉曉波案，有詳盡細緻令人感動的報道。西方社會，除了對我國廉價產品血汗勞工稍有了解外，對中國以言入罪的中世紀治國模式，肯定印象深刻。

《零八憲章》簽署人北京電影學院的崔衛平教授說得好：「這是一場宗教裁判所的審判。怎麼能判處一個人的思想是有罪的？」另一位簽署者香港著名文化評論人梁文道也說：「從此之後，『聖誕快樂』是中國人的一句暗語，它的意思是記住曉波。」

將異見者關在牢裏，殺雞儆猴，是中國統治者的慣技。三十年前固然無日無之，改革開放後也不知凡幾。即使胡溫新政，強調以人為本，把不同政見人士禁足失聲卻愈見瘋狂，胡佳、譚作人、郭泉、王琦，一個一個判刑坐牢，連「腎石寶寶」爸爸趙連海也以莫須有罪名拘捕審訊，令人髮指！

異見者判刑，偶爾泛起漣漪，但迴響都不及劉曉波案大。審判當天，支持者到法庭要求旁聽，不顧安危打出抗議橫幅。「民間記者」用手機在微博「推特」（Twitter）現場文字圖片直播，國人第一時間掌握審訊判刑的消息。審訊前兩星期，網上流傳《我們願與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的聲明，簽名的，都是《零八憲章》的聯署人：「如果判決劉曉波先生有『罪』，也等同於判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我們只有和劉曉波先生同擔刑罰。」「共同承擔」不是光說，判刑後，一些簽署者主動投案自首，令當局措手不及，尷尬萬分。

內地大學生根本不知劉曉波是誰，對重判也毫無反應，但重慶西南政法大學念書的香港小子樊俊朗，在校園貼起聲援劉曉波的大字報，只一瞬間就被校方撕掉，樊同學也被公安帶走問話，但網絡廣泛流傳，轟動學界。事件也感染香港人傳統的遊行到中聯辦示威請願外，直接行動的「80後」，插「罪‧簽署零八憲章」的籤牌，操向羅湖橋，到內地投案，公安粗暴越境拉人，反響極大，也在內地網絡傳播開去。

七六年天安門事件有詩寫道：「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30年過去了，現狀看似沒多大變化，但「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劉曉波判刑後在內地引起的強烈反應，表明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仍舊用關、殺、逐的老方法來處理不同政見，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只會激化矛盾，自吃苦果。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29/fac1.htm

明報社論：以言入罪不能禁絕異見 民主改革才可長治久安

【明報專訊】內地異見人士劉曉波去年底被公安人員帶走，下落不明6個多月之後，昨日新華社報道，劉曉波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已被北京公安機關逮捕。報道並無提及劉曉波具體涉及什麽違法事項，不過由他去年底參與發起簽署《零八憲章》，即遭當局帶走羈押，因此有理由相信是與《零八憲章》有關.劉曉波這次被捕是另一次以言入罪事件，而從近期種種事態看來，內地愈在經濟領域取得成就，政治尺度卻愈見收緊，對社會的控制也愈見嚴厲，這些做法，絕對不利於國家的進步和發展。 言論自由憲法賦予 何罪之有 要求中共領導改革 何罪之有 新華社的報道說，“據公安機關偵查掌握，近年來，劉曉波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北京市公安機關依法對劉曉波立案偵查，2009年6月23日經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經初步審查，劉曉波已對公安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這個報道內容只列出劉曉波的“罪行”，並無提出具體事項，因此無從判斷劉曉波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是否有確切事據。 從報道看來，當局對劉曉波的指控，並非單指《零八憲章》的事，而是涉及他“近年來的造謠、誹謗”。造謠和誹謗應該屬於言論範疇，因此當局若以此逮捕劉曉波，是徹頭徹尾的以言入罪。如果劉曉波因而罪成判囚，則是文字獄了。 303名內地人士，去年12月10日參與發起簽署的《零八憲章》，主要內容是闡述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等基本概念，主張修改憲法、實行分權制衡，實現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主張結社、集會、言論、宗教自由等。首先，言論自由是現行憲法就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人民就國家的發展提出要求和主張，何罪之有；另外，《零八憲章》的要求，都是溫和、務實、理性的主張，是希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施改革，何罪之有。 《零八憲章》發起簽署後，雖然公安人員帶走了劉曉波，一些參與者也遭到滋擾，個別人士至今還失去聯絡，但是6個多月以來，全球已有超過8600人簽署，顯示憲章的主張得到廣泛認同，有誌一同的人並未因為官方打壓而卻步。 劉曉波現年53歲，20年前的六四事件後期，他與侯德健等4人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支持學生。六四事件以鎮壓告終之後，劉曉波被捕，入獄兩年，1996年又因為撰文支持民運，被勞動教養3年，之後仍然經常發表文章，抨擊時政，關註民間維權。因此坐牢以外的日子，劉曉波是內地當局的重點監控對象，每年一些敏感時期，例如六四周年、兩會、黨代會等，他都會短暫失去自由，不得離家、訪友，甚至切斷其電話、網絡通訊等。劉曉波再次被捕，從新華社報道較廣泛地陳述其“罪行”看來，他再被投獄幾可肯定。 不過，縱使當局關了一個劉曉波，《零八憲章》的訴求不會因而消失。如果中共只是一味打壓異見人士，罔顧他們所提出要求主張的合理性和適當性，則大陸社會只會長期處於“壓力鍋”狀態，就看哪一日炸開來，釀成重大傷亡而已。 “北京價值”不涉打壓自由 高壓鞏固政權不能久遠 經過31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已經躋身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去年美國次按危機觸發金融海嘯，歐美等主要經濟體迄今仍在喘息，中國受到直接沖擊的程度輕微，經濟持續呈現較強勁增長勢頭，因此在西方國家掀起了所謂“北京價值”的探討，對於肯定中國美言之處，不在少見，個別中國領導人對此，言談間也顯得有點誌得意滿.不過，我們認為，西方一些人士就算對中國的經濟成就總結出“北京價值”，認為有值得取法之處，但是這個概念肯定不包括打壓政治異見者。近期西方國家基於有求於中國，調低關註中國人權的調門，不代表他們認同中國打壓異見者，只是他們的現實主義擡頭而已。 以中國現有物質條件和經濟實力，其實給當政者提供了一個主動推行政治改革、建立一個更民主制度的有利空間.不過這些年所見，中國經濟愈崛起，對政治的尺度、對社會的控制，卻愈見收緊和嚴厲，完全看不到當政者利用較好的形勢，主動推動政治改革的象。但是，現有體制無法解決各種各樣的矛盾、貪汙腐敗等愈益深重的局面，卻是人盡皆知，全國人民和國運宛如放在裏面翻滾澎湃的壓力鍋之上，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 藉高壓統治鞏固政權，短期或許可以做到，但是長期而言，肯定會出大問題.歷史上，無一個獨裁腐敗的政權，可以靠高壓保住江山。中共帶領中國經濟改革所取得成就，無人質疑，中國現在需要中共帶領在政治改革方面，建立與經濟格局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我們認為，中共與異見人士溝通、對話、交流，逐步推動某些民主改革，必可獲得廣大知識分子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支援與合作，中國必可因此長治久安。鎮壓不可能解決民運及維權運動的訴求，順應民主化的歷史洪流，才可鞏固中共的政權。但願當政者能夠拿出魄力，開創中國萬世太平的基業.

練乙錚：國家不解釋

【信報-香島論叢】民主人士劉曉波二十五日獲罪判刑十一年，舉世震撼。北京選擇耶誕作此一舉，看來並非為了利用節日氣氛掩人耳目，而是恰好相反，偏要選在西方世界最重要日子高調重判劉君，看他的支持者怎奈何。這個做法，在今天中國「雄」起來了的形勢底下，十分自然。

不過，和在國際上如此張揚不同，北京在國內卻低調之極。如果不是外交部例行新聞發報會上有外記提問、新華社轉載外交部發言人的簡短答覆，判決的消息因而上了網，否則大陸人根本不知道。判決書出來後，筆者試「百度一下」，發覺顯示的一大堆「劉曉波」條，全部另有其人，犯的法與「顛覆國家政權罪」毫不相干，本文所指的劉曉波，早在「百度」消失；再試「谷歌中國」，也只能在少數一些非.cn域名的小道網站上找出判決書，且絕大部分都要「翻牆」才能看到。判決書如是，其中作為劉的主要「罪證」的六篇文章和〈○八憲章〉文本，更早已從大陸互聯網上蒸發；大陸人要明白劉案到底是什麼回事，根本不可能。中共色厲而內荏，此是明證。筆者嘗一再指出，幾十年來，政治始終是中國大陸之死穴，要保持大局穩定，一靠經濟極速增長，二靠蠻不講理的專政機器；若非如此，局面縱有一個「大得不能倒」的黨去支撑，也很難撑得起。（可笑的是，上周還有本地愛國分子提議在內地搞「十三億人民公投」。）

區區一份判決書，在中國這個「法治國家」（外交部發言人姜俞語），搞得如此神秘兮兮，倒引起筆者仔細閱讀的興趣。判決書不長，七、八千字左右，主要分四部分：指控、答辯、證言、判決，其中證言部分最長，是其餘總和的一倍多；此段文字詳細證明劉曉波伙同他人「炮製」〈○八憲章〉，並把六篇文章在境外問題刊物或網站上發表。對這兩點指控及所列證據，判決書指劉完全承認。至於劉的這些行為為什麼構成違反《刑法》一○五條二款，而不屬於《憲法》上列明的公民政治權利的一部分，判決書則一個字解釋也沒有。國家不解釋。

然而，其他文明國家不是這樣搞法治的，筆者舉○五年加拿大一宗涉「挑動社群仇恨」及「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審判過程為例。案中被判有罪、後被加國政府驅逐出境的德國人安宣道（Ernst Zündal），是個納粹主義者，一九五八年移民加國，一直未得該國國籍；七十年代，他開了一間出版社，向全球推銷納粹主義書刊如《六百萬猶太人真的被害嗎？》、《我們熱愛希特拉的理由》等。他的影響據說相當大，單是美國客戶便為數三萬。一九八三年，一名加籍猶太人向加國人權審議庭投訴安氏行徑，安大略省政府接受投訴，並以安氏出版《六百萬》一書干犯蓄意散播虛假消息罪為由起訴他，官司打了五年，安氏二勝一負，案件進了聯邦最高法院；九二年終審結果，認為之前的判決違憲，安氏遂得無罪獲釋，而他出版該書的行為，屬於言論自由，受加國憲法保護。長達九年的法律程序，爭論的便是安氏的憲法權益。同一議題，劉曉波在本月審判中向北京法院提出，判決書答辯部分也提及這點，但審判長根本不談這個問題。

安氏雖然得直，但加國人權審議庭繼續研究他的出版物和網站是否散播民族仇恨、干犯另一法律，他的前妻也主動參加調查。安氏見勢不妙，離加往美，非法在美居留三年，於○三年被美國遞解返加，但此時他因為三年未踏足加境，已喪失加國居留權，甫入境便被查扣。加拿大聯邦法庭最後根據他和加國其他新納粹暴力組織的密切關係，認為他對加國構成治安威脅，不再讓他居留，把他解返德國，德國政府馬上控告他，罪名是「挑動對少數民族仇恨」。長達兩年的審判，爭持非常激烈，結果，安氏被判有罪，入獄五年。無論是加拿大還是德國，審判安氏的法律過程，要點都在於判別他的行為是否違法，而不是他有沒有做出那些行為；後者根本不成疑問，因為都是公開的。劉曉波案也一樣，他的「犯罪行為」公開得不能再公開，問題是他那些行為是否受憲法保護。在大陸，國家不講道理，法庭自然也不方便講什麼道理。中國大陸是個「不講道理的法治國家」。

劉案判決後，本地當權派絕口不談有罪判決的對錯，倒是城大法律學系副教授梁美芬博士有新穎見解：量刑太重是外國政府說三道四的結果。這算是什麼法律理由呢？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本國受審，外國人「說三道四」，被告便罪加一等，法律學者應該認為是這個國家的司法或法制有問題罷，怎會把這個法律過錯委諸別人呢？外交部指摘外國說三道四還可以，但那絕不應該影響本國司法！看來，城大乃至本港其他法律學院師生就梁博士這個理解深入討論一下，會很有意義。

篇幅關係，有關劉案的其他方面，明天續談。

明報社論：關了一個劉曉波 關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

【明報專訊】內地異見人士劉曉波以言獲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入獄11年。在劉曉波刑滿出獄之前，當然不可能再公開地聽到他對專制獨裁的鞭撻，但是人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不會因為劉曉波的身繫囹圄而終止。我們認為，現行政治體制已經不能解決中國面對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而中國目前景，正好給中共推動政治改革提供一個有利空間，以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體制，避免到沉痾難起被迫調整之時，國家和民族都要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

劉曉波以言獲罪四進牢房

諍言惡言只在一念之間

劉曉波這次被投獄，是六四事件之後第四次，也是刑期最長的一次，若他能夠堅持到11年後刑滿出獄，屆時已經65歲。劉曉波一介書生，33歲哪年在六四事件後期參與絕食以示對學生的支持，自此走上異見人士之路，此後斷斷續續因言論被判罪，多次進出監獄，他的情較為罕見。

在內地，過去數十年當局以言入罪，對付異見者，劉曉波並非孤例。例如當年魏京生提倡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也是因為以言獲罪，被判坐牢，1990年代初因為大陸首次申辦奧運，魏京生獲得假釋，被變相流放美國迄今。但是，魏京生只進出監獄一次，劉曉波則是第四次，劉曉波所顯示堅持與執著，是另一種層次。

判決書所披露劉曉波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證」，涉及《零八憲章》和其他6篇文章。其中那6篇文章，是劉曉波寫於2005年10月至2007年7月之間。若這些文章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當局應該早已採取行動，但是到2008年12月劉曉波發起簽署《零八憲章》之後，當局才一併秋後算帳，證明《零八憲章》是令劉曉波與當權者關係白熱化的最後一根稻草。

另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12年前（即1997年）首次出現於刑法條文，當年用以取代過時的「反革命」罪名，被認為是一個進步，因為「反革命」罪的最高刑罰是死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高刑罰則未至於死。不過，從有案可稽而言，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的人之中，劉曉波的11年刑期，是迄今最高的，可見當權者對劉曉波的「高度重視」。

判決書所提及的6篇文章，顯示劉曉波觀點鮮明，對中共和專制獨裁的鞭撻，劍及履及，他的一些遣詞用字辛辣，當權者看在眼裏，本應視為逆耳諍言，不幸被理解為惡性攻擊。其間拿錯失，只在當權者的一念之間。

例如：在題為《多面的中共獨裁》的文章中，說到目前中共採取的「實用靈活的操控方式，……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在題為《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的文章中，劉曉波說「要消除獨裁中共的崛起對世界文明的負面效應，就必須幫助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盡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對於全球民主化的偉大事業來說，中國是整個佈局上的關鍵一環，盤活中國，滿盤皆活。」在題為《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的文章中，劉曉波說到「國人何時嘗到過當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國何曾走出過專制王朝的治亂循環的歷史怪圈？」

這些文字確實火辣辣，對於當權者雖然不中聽，不過劉曉波只是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另外，劉曉波文章的主旨盡皆推動自由和民主化，宣揚和探討非暴力的漸進政治改革，事態性質本屬理性討論，當權者不循真理愈辯愈明處理，而是選擇手執的法律工具和專政機器打壓，誠屬不幸。

從判決書所顯示官方的邏輯理據，關於劉曉波的「罪證」，其實十分薄弱，其中大量列出劉曉波的文章在互聯網的點擊率，以之判處劉曉波「影響惡劣，屬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更使人覺得極其牽強之至。因此，劉曉波的案件，只是當權者意圖以法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主觀臆測，胡編羅織所謂罪證，重判劉曉波。有分析認為，劉案只是當權者以殺雞儆猴手段，禁絕異見者的聲音。但是《零八憲章》有303名發起人，迄今國內外已有逾萬人簽署，如果劉曉波因此以言獲罪，其他參與發起和簽署的人，莫非也觸犯了法律，只待當權者何時動手而已？

劉曉波所宣揚和追求的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全國不會因為當權者關了一個劉曉波而萬馬齊瘖，一定還有其他人前赴後繼，為民主自由而捨死忘生。若當權者的思維是「有多少，關多少」，絕非中國之福，而是民族的災難。

高壓統治不能永保江山

中共應以史為鑑主動改革

按中國的GDP增長，就算今年未能超越日本，晉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相信明年或後年也會實現。經過31年改革開放，中國在中共領導下，經濟上取得劃時代的巨大成就，積弱逾百年的民族復興，已經不是夢想。不過，中國面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問題，現行體制無法解決，例如官場的貪污腐敗狀、各地官逼民反此起彼伏的群體事件等，全國人民和國運宛如放在裏面翻滾澎湃的壓力鍋之上，正等它什麼時候炸開來。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

目前中國的物質條件和經濟實力，其實給當權者提供了一個主動推行政治改革、建立一個更民主制度的有利空間。中國的當權者應該以史為鑑，因為中外歷史上，無一個獨裁腐敗的政權，可以靠長期的高壓統治而保住江山。我們希望中共拿出當年經濟改革開放的勇氣和魄力，順應民主化的歷史潮流，帶領中國人民開拓一條長治久安之路，則中共的政權不但因而更加鞏固，中國亦可確立萬世太平的基業。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26/mra.htm

吳靄儀﹕不要為劉曉波哭泣，哭我們自己！

【明報專訊】劉曉波以言入罪，重判入獄11年。案件向全世界又一次證明，專制的政權容不下言論自由、獨裁統治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6930字的《判決書》，說不出一句法理為何劉曉波的文章是「造謠誹謗」、「煽動顛覆」，為何在互聯網上發表，就是「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罪行」的行為！

《刑法》第105條沒有說明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什麼是「推翻社會主義」，法院依賴的不是法理，而是權力，這種審判不叫做「法治」，這只是假法律之名而行使的強權。

不必辯論，只要打開12月26日的《明報》，讀一遍全版刊載的《判決書》全文，及同頁所載錄的入罪文章的有關段落，讀者就可以自己評一評，究竟這是為國為民，不惜以身犯禁的忠義之言，還是煽動顛覆的造謠誹謗！

是忠義之言 還是誹謗？

普天之世，當然會為劉曉波可歌可泣的言行致敬，為中國政權的落後專橫而憤慨感嘆；《明報》同日的社評宣言﹕「關了一個劉曉波，關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然而，這一切都不足夠，不但不足夠，反而是差不多同等落後的宣示，因為我們仍停留在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而歌泣的年代，「鳴」與「生」不能並存的封建社會，一直就與不惜為「鳴」而捨棄生命——11年生命——的精神共存，我們要爬上劉曉波的肩頭，走出這個輪迴，這個深谷，才是真正不辜負劉曉波的慷慨付出他有限的光陰和自由。

為什麼我們要止於景仰？景仰過去了，我們就返回一貫的生活，忘記了劉曉波？還是寄望於有更多的劉曉波，作出更多的犧性，終能令專政的當權者動容？

為自己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

如果我們真的尊重劉曉波，我們就要認認真真地看看他說了什麼。中共政權重囚劉曉波，不單止於「殺雞儆」，而是因為他們知道劉曉波說得對﹕「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如果我們同意，為什麼我們在行為上仍然是專注於如何博取統治者的青睞，爭取真民主，也只能求諸單方面向當權者「釋出善意」，而不重視轉向民間的「新力量」？為什麼在行為上，我們反而壓抑民間力量的自發、自覺、鞏固、凝聚和擴張？

不要為劉曉波哭泣！為我們自己的不願為民主法治付出努力，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吧！劉曉波知道自己願意看見的民主中國不可能一蹴即至﹕「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這單是指中國大陸嗎？香港特區現相去有多遠？劉曉波的運動談何容易！像滴水成冰於岩石的縫隙，終使岩石分開，要何等耐心和堅毅！然而正因如此，我們便不能再讓歲月蹉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沒有慨嘆的功夫了。

劉曉波警告為利益而到中國來叩頭的各國朝野﹕「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為利益而不顧人權，受損害的不獨是中國的人民，而是全世界的未來！近如切膚，香港人應迴避這個擔子麼？

拭乾淚痕！放下慨憤！要做的事那麼多，千千萬萬人的一輩子也嫌不夠，若不願付出一輩子，那麼我們就每人付出11年吧，難道劉曉波不值得這麼多嗎？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28/fab1.htm

劉曉波：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

國家由它的民眾構成，民眾是一個國家的主體，也是國家主權的來源和國家利益的擁有者。在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下，政治權力來自民眾的授予，政府靠民眾血汗養活，政府或執政黨僅僅是國家的公僕而非國家的主人。政府必須真正地而不是口頭地把民眾當作衣食父母，而把自己當作民眾公僕。所以，政府的首要職能是善待自己的人民和提供公共服務，無論是權力和國家財政，都必須做到「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必須具體化為民眾的利益，最終具體落實為個人的安全、財產、自由和民主等諸項法定權利。

總之，尊民愛民、特別是尊重和保障民眾用和平的方式置疑、批評、甚至反對政府決策的權利，才有資格代表由民眾利益彙集而成的國家利益，也才可以稱之為愛國政府，才有資格倡導愛國主義。

然而，一個獨裁政權的愛國恰恰相反，它高調提倡愛國主義卻從來不尊重不愛護國家的主體——人民。

首先，它的權力不是來自民授而是來自暴力並靠暴力維持，它把本應服務於社會公益的公權力變成政權及權貴的私權力，變成貫徹政權意志、牟取權貴利益的工具。

其次，它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方式是暴力恐怖和意識形態謊言，它剝奪民眾的基本人權，它封鎖公共信息，壓制多元化的價值和不同意見的表達，它不允許自由的思想和信仰，不允許民眾議政、結社、罷工和遊行，不允許民眾用和平方式來表達自身的不滿和對政府的批評。

最後，它靠人民的血汗來養活卻從來敵視民意並以虐待人民為樂，它增進社會福利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恩賜，它用暴力搶掠了全部社會財富，然後從本應屬於民眾的財產分出一小部份恩賜給民眾，非但不覺得羞恥，反而自以為是「皇恩浩蕩」，逼著民眾感恩戴德。

中共掌權後，為了維持黨權對人民和國家的絕對統治，一直在大談愛國主義，也始終強調一種似是而非的統治邏輯——「亡黨亡國論」。六四後，這種論調變種為「穩定論」和「崩潰論」的相互補充。它的正面宣傳是「只有中共才能給中國帶來穩定和繁榮」，它的反面灌輸是「離開了中共政權中國就將大亂甚至崩潰」，這一正一反的雙簧演奏著「亡黨亡國論」的主旋律。

事實上，「亡黨」與「亡國」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任何政黨都是特定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沒有資格宣稱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即便是執政黨，也不能等於國家，更不能等同於民族及其文化。中共政權，不等於中國，更不能代表中國文化；亡黨，只意味著某一執政黨政權的坍塌，而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崩潰和中華民族的沉淪。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替頻繁，但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並沒有「亡國」。

「亡國」，只能是「主權更迭」，即由國與國之間的極端衝突造成，民族被征服，領土被佔領，主權被剝奪，一個國家被另一國家所顛覆並控制（或由佔領者直接統治，或佔領者通過操縱傀儡政權進行間接控制），而絕非「政權更迭」，一國之內的政權更迭與亡國無關。美國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期間由兩大政黨輪流執政的政權更迭定期進行，而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則一脈相承。

在此意義上，冷戰時期的前蘇聯陣營中的東歐諸國，儘管在表面上還是主權國家，但實際的狀態更近於「亡國」，因為這些東毆國家的政權直接受制於前蘇聯霸權的武力操控，以至於，前蘇聯為了達到完全操控這些國家政權的目的，在這些國家發生旨在擺脫蘇聯共產霸權的改革之時，不惜將坦克直接開進這些國家的首都，以赤裸裸的武力來恢復前蘇聯的共產霸權。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古老國家，自從秦始皇通過武力兼併而建立統一秦朝政權之後，經歷了無數次政權更迭，但中國作為一個作家並沒有被滅亡。只有蒙族武力顛覆宋朝和滿清武力顛覆明朝，踏破中原大地的馬蹄和手起頭落的馬刀，將漢人置於劣等人地位的種族歧視制度，還可以勉強稱之為「亡國之恥」。反元復宋和反清復明的鬥爭，還可以稱之為「復國」的反侵略反佔領的鬥爭。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與中國的武力衝突，即便是中國的屢戰屢敗，不得不簽下大量喪權辱國的條約，也始終沒有淪為徹底的「亡國」，甚至包括日本人扶持的「滿洲國」和汪精衛政權，也並沒有取代中華民國政權。

同樣，在中國近代、現代歷史上，內部的頻繁權力更替之中，衰亡的僅僅是某個「家天下政權」或「黨天下政權」，而非國家本身。孫中山和袁世凱合力推翻滿清之功，最終以國民黨的「黨天下政權」取代了傳統的「家天下政權」。毛澤東及其中共打敗了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黨政權，不過是國民黨的黨天下被中共的黨天下所取代，也只是一國之內的改朝換代，並不涉及中國主權的轉移。換言之，中共政權只有五十年，而中國歷史已經延綿了五千年，中共所顛覆的僅僅是「國民黨政權」，而非中國這個「國家」。所以，中共在1949年奪取政權，只是又一個「新政權」的建立，而與「建國」無關；毛澤東也僅是「新政權之父」，而決不是「新中國之父」。即便現在的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但六千多萬黨員與十三億人口相比，也僅僅是少數，怎麼就能那麼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人民和國家」。中共之所以一直自奉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天然代表，絕非真的「替天行道」，而是要維護獨裁強權及其既得利益。

凡是獨裁政權，都喜歡倡導愛國主義，而獨裁愛國主義不過是禍國殃民的藉口而已。中共獨裁政權提倡的官方愛國主義，是「以黨代國」體制的謬論，愛國的實質是要求人民愛獨裁政權、愛獨裁黨、愛獨裁者，是盜用愛國主義之名而行禍國殃民之實。

2005年10月3日於北京家中

劉曉波：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由于中共在政治上的权利自私，也由于民间力量的分散，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官权内部看不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开明力量，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国向现代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曲折的，时间的漫长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计。

同时，相对于中共政权的强势而言，民间社会仍然弱势，民间勇气不够及其心智还很不成熟，民间社会还处在最初的发育过程之中，因而也无法在短期内培育出足以替代中共政权的政治力量。在此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及其现政权的改变，任何急功近利的计划、纲领乃至行动，只能是难以兑现的空中楼阁。

然而，这并不等于未来的自由中国毫无希望。因为，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天空，不再是极权者一手遮天，而呈现出黑暗与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除了“三呼万岁”的仰望，就是万马齐喑的黑暗，而是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间的权利觉醒、官权镇压与民间反抗的同时并存。制度的独裁依旧，但社会不再愚昧；官权的霸道依旧，但民间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文字狱的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政权的“敌人意识”依旧，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疫”。

在毛时代，个人极权统治之所以得以确立，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大条件：

一是全盘国有化导致了个人在经济上毫无自主性，政权成为国人的全权保姆，国人对政权的经济依附，已经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程度。

二是无孔不入的组织化导致了个人的人身自由的全面丧失，组织成为国人合法身份的唯一证明，离开了组织便寸步难行，国人对政权的人身依附，已经到了没有组织的庇护就是社会黑户的程度。

三是暴力专政机器所施加于全社会肉体的硬性暴政，极端的人治和敌人意识形成了全民皆兵的专政气氛，无孔不入的警惕和无所不在的监控，甚至使每一双眼睛都变成了监控仪器，每个人都被置于单位、街道、邻居、甚至亲友的监控之下。

四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和大规模群众运动所施加于全体国人的精神暴政，极端的个人崇拜和领袖权威形成了一个大脑决定全民思考的精神控制，人为制造的“异见者”，不仅要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受到迫害，而且要在人格上、尊严上、精神上饱受羞辱，所谓的“批倒批臭”，就是施加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暴政。以至于，绝大多数受害者都屈从于这种精神暴政，当众进行没完没了的自我羞辱。

然而，在后毛时代，整体官权社会已经不复存在，社会已经发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变化，官权已经无法完全操控整个社会，不断成长的民间资本蚕食着政权的经济基础，日益分化的价值观念挑战着政权的意识形态，持续扩张的民间维权加大着挑战蛮横官权的力度，不断增长的民间勇气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缩。

特别是六四之后，个人极权得以确立的四大支柱中，三大支柱已经不同程度地腐坏甚至坍塌：经济上的个人依附已经逐渐被个人独立所代替，自我挣得的饭碗为个人提供了自主选择的物质基础，也为社会带来利益主题的多元化；组织上的个人依附逐渐被半吊子的个人自由所代替，中国人已经不必再别无选择地活在组织中，离开组织就将寸步难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中国社会正逐步走向迁移、流动和择业的自由；在意识形态上，个人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导致大一统的官权意识形态的崩溃，价值观的多元化迫使官方只能被动地调整意识形态说辞，独立于官权价值系统的民间价值系统正在逐渐形成，虽然谎言灌输和言论管制在继续，但劝诱力大幅度下降，特别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带来了信息获取和民间发言的渠道多元化，使官权的信息封锁和不准议政的管制手段基本失效。

极权的四大支柱中，剩下的只有政治一元化及其硬性镇压。但由于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的逐渐形成，毛时代实施的既迫害肉体又蹂躏精神的双重暴政已经不再，政治恐怖的效力也大幅度下降。官方迫害对于被迫害者而言，不再具有既用监狱剥夺人身自由又用大批判羞辱人格尊严的双重效应。政治迫害可以让被害者在经济上受损，可以剥夺人身自由，却无法使受害者的社会信誉受损，更无法把受害者置于四面楚歌的社会孤立之中，也就无法在人格上尊严上精神上打垮被害者，反而逐渐变成了对被迫害者的道义成全，受害者被奉为“民间良知”或“真话英雄”，而官方打手却变成了“干脏活”的工具；受害者的多数，非但不再用没完没了的检讨乞求组织上的宽恕，也不再进行当众的自我羞辱，反而大都能在组织高压甚至被告席上大义凛然地自我辩护，把中共的组织和法庭置于道义上的被告地位。

同时，苏东共产极权阵营雪崩之后，全球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大势日益强劲，主流国家的人权外交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压力，致使维持独裁体制和恐怖政治的成本越来越高，官方迫害的有效性和威慑力不断下降，中共现政权也不得不在对内统治和对外应对上大作“人权秀”和“民主秀”。

换言之，无论是非暴力反抗的漫长实践，还是对自由制度将终结历史的预言，最终诉诸的皆是人的属灵本性：人，不只是肉体存在，更是具有道德感的精神性存在，道德感的核心是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对尊严的看重是正义感的天然来源。当一种制度或一个国家让每个人活得有尊严时，它们就会得到人们的自发认同，正如阿奎那对政治美德的理解一样：有德性的善政，不仅在于秩序的维系，更在于人的尊严的确立。否则的话，就将引起各种形式的反抗，良知不服从正是主要的反抗形式之一。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够逐步取代独裁制度，冷战的结束之所以被视为历史终结，就在于前者使人的尊严得到认可和尊重，而后者却不承认人的尊严并使人尊严扫地。

非暴力反抗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人类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之时，居然是受害者用爱面对恨，以宽容面对偏见，以面对傲慢，以尊严面对羞辱，以理性面对狂暴，即受害者心怀谦恭而又尊严的爱意来主动邀请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仁爱的规则中来，以超越“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在没有自由的独裁社会中，在暂时还无力改变政权的独裁性质的前提下，我所理解的自下而上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民间路径如下：

1，非暴力维权运动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即通过改变民间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于奴役的生活方式——来致力于独立公民社会的扩张，首先致力于在官权控制薄弱之处扩展民间社会的空间和资源，其次用不间断的非暴力反抗来压缩官权控制的社会空间，再次通过民间代价的累计来加大独裁官权的统治成本，形成民权进一分、官权缩一分的渐进格局。

2，非暴力维权运动不必追求宏伟的整体改造目标，而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自由，通过生活细节上的思想启蒙、言论表达和维权行动，特别是通过一个个维权个案的持续累计，来积累民间的道义资源、组织资源和博弈经验。当民间力量还不足以改变宏观政治的大环境之时，起码可以依靠个人良知和小群体协作来改变能力所及的微观政治的小环境，比如，资深新闻人卢跃刚、李大同等人对官权新闻体制的反抗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果，端赖《中国青年报》内小环境的健康。

3，无论不准自由的政权及其制度的力量多么强大，每个个体也要尽量争取把自己当作自由人来生活，即力争过一种有尊严的诚实生活。在任何独裁社会中，当自由被自由的追求者们公开声张且身体力行时，只要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做到无所畏惧，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就将变成颠覆奴役体制的基础性力量。假如你还自以为具有人的基本良知并听从良知的召唤，那就把你的良知公开在公共舆论的阳光之下，让你的良知闪光，既让民间看到、更要让独裁者看到。

4, 既要决不放弃自由主义的价值坚持，也要奉行宽容原则，提倡多元对话，特别是在民间出现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选择之时，高调反抗应该把低调周旋当作一种补充，而不是自以为绝对英雄而横加指责。因为，即便是不同于政治强制的道德强制，也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宽容相距甚远。一个人自愿为自己选择的理想而付出巨大代价，并不构成去强制别人也为理想而作出同等牺牲的理由。

5，无论是体制内身份还是体制外身份，也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彼此之间都应该尊重其发言权。即便对那些依附官方的言行，只要不对民间的独立发言及维权运动构成强制，也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对转型策略的有益探讨，并充分尊重其发言权；而那些主张自上而下的转型方式的人士，也要对自下而上的民间探索保持足够的尊重。在相互尊重与平等对待的前提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主张之间的争论和对话，对于形成转型路径的民间共识，将产生更为有益的贡献。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此之谓也。

然而，宽容决不意味着默许暴政，也不意味着堕入绝对相对主义泥潭。自由主义的民间立场的底线，特别要坚决反对官方对民间言行的任何强制性压迫，无论这压迫以何种方式出现——恫吓、收买、整顿、开除、取缔、逮捕和立法——都坚决反对。

6，直面而不是回避独裁权力始终在场的制度常识，把改善民众的无权利地位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寄希望于明主仁君的降临。在民间与官府之间的博弈中，无论官方的政策如何变化，最要紧的是鼓励和帮助民间的维权运动和坚守民间的独立立场。特别是在歌功颂德者众而直面恶政者寡的情况下，致力于以体制外立场对独裁政权的批评和反对。官方决策僵硬时就逼迫它松动，官方态度松动时就乘虚而入，扩张民间的资源和空间，在支持体制内开明决策的同时，仍然要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的批评。

总之，中国走向自由社会的路径，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渐进改良，而很难乞灵于自上而下的“蒋经国式”革命。自下而上的改革需要民间的自觉，需要自发的持续的且不断壮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或民间维权运动。也就是说，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不追求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是通过渐进的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即依靠不断成长的公民社会来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权。

2006年2月26日于北京家中（首发《观察》2006年2月26日）

http://www.boxun.com/hero/liuxb/518_1.shtml

權術可以立威整人，但不能利民治國

【明報專訊】權術，客氣一點的說法叫謀略。筆者在讀史和分析現實政治時，深感作為一位政治領袖，的確需要有一點權術，但又不可有太多權術。舉個例來說，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個老實人，但他在任上便是缺乏了一點點權術，結果是既不能有效統率整個公務員團隊，也被一些權術家耍弄了，終於因施政不暢而下台。

而毛澤東恰恰相反，他卻是一位大權術家。從新中國成立以後，為樹立一己的絕對權威，對不同意自己意見的戰友，一再運用權謀，先用甲打乙，再運用黨內鬥爭，排除異己。繼而更把「政敵」置之死地，鬥爭之狠，史上少見。

從1954年利用高崗鬥爭劉少奇，59年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到67年文革開始打劉少奇、鄧小平，71年逼林彪外逃，76年再次批鄧反右。權力鬥爭，連綿不絕。但是，權術可以立威整人，卻不能利民治國。終於把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解放以後，毛頭腦發熱

在新中國成立後，按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構思，中國應該走一條國營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私有土地基礎上發展合作社經濟共同發展的道路，逐漸使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在政治上則應該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民主聯合政府。在國際上應該合縱連橫，利用矛盾，爭取對我國更有利的國際活動空間。

但毛澤東在掌權以後，頭腦發熱，立即點明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就是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急於要超越新民主主義階級，大步跨進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在國際上，拒絕與西方國家講統一戰線，只是一邊倒向蘇聯，使自己陷於孤立。

這個時候，劉少奇等人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他堅持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論，不宜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大膽提出「今天資本主義剝削是合法的」。這些理論，自然和毛澤東的看法發生劇烈的碰撞。

以高打劉、陰謀未逞

高崗主管東北地區，他當時摸透了毛澤東的「左」的看法，主張土改後立即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毋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雖然高的看法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但他因為有毛的講話精神作底，便公然抵制劉少奇所領導的中央組織部的指示。

1953年中央舉行「財經會議」，時任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積極串連，在毛的默許下策劃倒劉。但劉的威信和他的溫和穩健的看法深得黨心，倒劉在當年並不順利。毛往後察覺時勢不對，翻雲覆雨，反而拋棄高崗、饒石，在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把之打成「高崗、饒石反黨聯盟」。

毛澤東一向認為劉少奇穩健而切合實際的路線是「右」的，念念不忘反右。1955年發起反胡風的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957年更發動一場涉及百萬人的反右運動，其根源都是毛澤東要排除他執行「左」的建國路線的障礙，掃除劉少奇為代表的務實穩健路線。

大躍進、反右，「文革」先聲

1958年的大躍進和所謂「三面紅旗」，終於惹成餓死數千萬人的大禍。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代表人民鼓與呼。劉少奇也指出三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更使毛澤東十分惱火。但大躍進闖禍的確不小，黨內出現不少不同聲音，逼得使毛澤東還不能立即向劉少奇動手，但彭德懷等卻被打成反黨聯盟。

這時，已經種下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禍根，毛澤東為了排除「異己」，善於發動政治運動，來掩蓋黨內的權力鬥爭。

林彪看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欲望和堅持貫徹極左路線，趁勢而起，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功高震主，不能不再引起毛的猜忌，終於難逃折戟沉沙的命運。

毛澤東孤家寡人，無人可用，被迫重新用鄧小平，但又不能容忍鄧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的態度，再度把鄧小平打下去。

機關算盡太聰明

綜觀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到逝世這27年掌權中的權術運用，正應了《紅樓夢》中的說詞﹕「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中國有長期的封建歷史，歷代統治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權術，但心術不正，手段乖惡的，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妒忌有為的將相，當致家國於危險的境地。歷史上，趙王遷冤殺李牧，而自為秦虜；宋高宗殺岳飛，而抗金業；明崇禎獄殺袁崇煥，力而不敵清兵。自長城之舉，必然元氣大傷。從反右到反彭德懷，直至文化大革命清算劉少奇等大量革命元勛，以至林彪、江青等奸計得逞，國家已瀕於崩潰邊緣矣。

毛澤東熟讀史書，應知無數此等歷史教訓。可惜當權者總有迷惘的一面，偏聽則暗，何身邊小人當道。文化大革命中，毛竟只信身邊的幾個如毛遠新等聯絡員，自然發展到局面不可收拾的地步。

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事件，總令人覺得講得吞吞吐吐，不能自圓其說，也許正如《資治通鑑》所說﹕「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乎？

吳康民

hmng@puikiu.edu.hk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19/msa.htm

吳志森﹕爭論「5區總辭」 政治論述貧乏

【明報專訊】民主黨會員大會，以壓倒性多數否決「5區總辭」，並沒有出乎太大意料之外。

有相當歷史的民主黨，經營超過四分一世紀，太多人跟他們「搵食」，太多資產和包袱要承擔，太多權力和利益要保護，很難瀟灑得像大狀公民黨，即使總辭後輸得一敗塗地，揮一揮衣袖，還有收入豐厚的職業可以為生，也不像根本一無所有的社民連，輸了歸零從頭開始又怕什麼，說不定2012哀兵上陣，可以一舉打下五席江山，除笨有精。政治到底還是一種需要精算的事業，每黨心底裏都有個打得啪啪作響的算盤，這都是正常不過的事。

「5區總辭」，以泛民正式分裂開始，對痛惜民主運動的港人，當然感到無限唏噓，但分裂的代價付出了，但卻未能提升本地政治論述的能力，政治策略的運用也未見深化，單從這層次來看，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前途，無法不令人深深憂慮。

「5區總辭」由社民連提出，公民黨跟進，並提出必要時23泛民議員同時請辭，達到更大的衝擊效果，登時引來了不少掌聲，但卻未能解答不少既是原則又是技術的問題，試舉兩個：一、輸贏的定義，二、然後又如何。什麼才算贏？怎樣才是輸？如此重要的問題，我曾三番四次追問主張總辭的負責人，都支吾以對，沒有清晰答案。公投輸了，是否投票支持政改方案？贏了，特首賴皮不改阿爺不動如山，泛民的下一步策略又如何？問來問去，也說不出任何實質的行動綱領，可能根本心中沒底，只能見步行步，到時才算，如此重大的策略步驟，看來也相當兒戲。

「5區總辭」無法真正改變什麼

總辭方案，吸引了不少較為激進的政治老中青，遊行抗議絕食示威都做過了，舊方式老方法根本沒有效果，在死胡同中苦無出路，如此政治悶局，「做??，好過乜都唔做」「激?，衝擊大?」，這種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奪權的政治號召，沒有什麼實質內容的政治口號，原來也有極大吸引力，反映港人壓力沉重，正等伺機爆發的一天。

否決「5區總辭」的民主黨，也是論據貧乏，無論是元老振振有詞的指摘「總辭」是「冒險主義，逃跑主義」，還是當權領導擔心的「維持不了否決權」，又或口號式的「反倒退，不撤退」，都回答不了「總辭」支持者提出的質疑：「呢個又唔得，?個又唔好，咁你又提出過乜?可行?爭取普選?方案？」整整齊齊留在議會內，即使否決了2012政改方案，那又如何？香港的民主步伐就能寸進嗎？功能組別就會消失嗎？能保證2017、2020會出現真正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嗎？

「5區總辭」無法真正改變什麼，留守議會也無法打破悶局，進退不得，可能，這就是我們無法迴避必須面對的真正困境。

samngx123@gmail.com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15/fad1.htm

转载：阿武：代表广东几百万有线电视用户控告

葉健民﹕普選與政治特權無法共存

【明報專訊】什麼是普選人大說了算？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架構，她的法律詮釋自然是最權威的理解，這點從法理上毋庸置疑。但假如說，倘若她認為目前的功能組別也是合乎普選原則的話，實在有悖常識理解，也難以為港人所接受。港人大抵不會進行武裝革命，抗爭到底，但硬把這種強詞奪理的歪理說得「合情合理」，說什麼民主普選一直以來原來只是港人的一廂情願的美麗誤會，這無疑會傷透廣大市民的心，也會摧不少人對港人治港原則的殘存寄望。這種做法，不單對解決目前的政治死局毫無幫助，而只會為激進的聲音提供更多彈藥，使政治抗爭衝突不斷升溫，徹底扼殺任何對話談判的可能性。

偷換概念 把兩地間信任徹底摧

自1980年代以來，追求民主理想的朋友自然知道路途遙遠，要說服各界接受政治公平、普及選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大家都願意一步一步走過來，為每次區議會、市政局和立法會選舉費盡心力，以求樹立楷模，希望能以事實說明民主選舉不會出亂子、港人民智具備選舉條件，以說服各方接受民選議會才是制約政府、體現公平、解決分歧的正道。重要的是，一路上中央領導人一再表示這種以政治平等為基礎的制度終會在香港出現。1980年代趙紫陽執筆向香港大學學生會回信，明確表明「港人民主治港」是回歸後「理所當然」的管治秩序。我們也不知道聽過多少次親中陣營煞有介事的告訴我們，《聯合聲明》中沒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的一句，這一條只在附件一的中方基本政策說明中清楚列出，說明北京對回歸後實踐民主的執著與承諾。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第68條的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席是由普選產生的目標」，看來也是十分確切的承擔。這些文獻和言詞都清楚而重複地向我們展示中央在港發展民主的意圖，而港人一直以來接受回歸認同港人治港的理想，正正建基於這一連串的政治信息。倘若今天有人以為只要指鹿為馬偷換概念，便能解決問題，不單是無視中港兩地間這份政治契約，也是要把兩地間的信任徹底摧，將中港間的矛盾推進一個死胡同。

普選就只能有一種定義，就是在選舉安排上體現政治平等的原則，具體地是指在提名權、參選權以至投票權為全體公民所享有，並在這3個環節安排上均須呈現政治平權的精神。這就是說，只要是具備公民身分的人，都不應在提名別人或自己參選時，受到不合理限制（例如膚色、性別、財富、職業），而每位公民手中一票的價值也應大致相同（例如每個選區的選民人數不應存在太大差別）。從這種角度來看，清楚可以看到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與上述的普及而平等選舉原則的鴻溝。功能組別由港英在1980年代引入，是由政府主要按行業分類經濟活動去決定哪些界別對社會特殊貢獻，繼而賦予界別內具代表性組織推選成員進入立法局的權利。合乎這些資格的界別的選民數目大概有20萬，佔全港合資格選民數目5%左右。每個界別的選民人數不同，由幾百至數萬都有，但分區直選每區選民卻為70萬左右。換言之，這批特權分子所享有的一票的影響力較之只有分區直選一票的普羅市民不知高出多少倍。而在提名與參選方面，功能組別選舉整個過程都只限於與其界別相關人士參與。因此，整個制度無論在提名、參選與投票過程都限於少數人士，而非全港公民，也難以談得上什麼普選。

「優化」建議難稱得上真正普選

是非黑白清楚擺在眼前，還有什麼方法在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席是由普選產生」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功能組別？到目前為止，決心要捍衛功能組別的朋友始終沒有提出一個既合乎《基本法》的普選要求、政治上又行得通的建議。坊間一直有流傳一種建議，是把現有功能組別改為一種提名機制，先由有關組織提名候選人，候選人可以是來自界別內或以外，然後交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決定誰人最終能晉身立法會。這種「優化」建議雖然在參選權及投票權下符合普選精神，始終提名過程不能合乎政治公平原則，也難以稱得上是真正普選。更何在政治上，這種方案根本無法討好任何一方，更遑論爭取廣泛支持。對既得利益者來說，由此產生的所謂功能界別議員由於要經過全港市民投票授權，他們的行事準則自然會出現根本變化，會否全心全意捍衛業界利益存在一大問號。對於堅持政治平等的朋友，對功能團體對提名權的壟斷，自然難以接受。政府對能否與這批既要滿足業界又要取悅市民的議員，建立與傳統功能組別議員大致相同的伙伴關係，恐怕也是沒有把握。

近期也出現了另一種意見，是以全體民選區議員作為「功能組別」提名委員會，讓全港市民參與選舉及投票。這較諸分區直選，這個「優化」方案為既得利益者保留了一層「保護」——狹窄的提名機制，而這種「保護」也有異於上面提及的傳統功能組別提名辦法，任何利益團體要取得提名權，已不能再等待政府分派欽點，而是必須首先透過公平開放的區議會選舉去取得控制權。當然，現有的功能組別是否認為這種「保護」足夠，卻是另一回事。這點有機會可以再作詳細討論。

各種平台明顯向工商界傾斜

想盡辦法去保留功能組別，要維持所謂的「均衡參與」的原則，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要保護工商界的決策發言權。中央政府一直深信要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必須保住本地資本家的信心，而他們的政治特權，是維持他們對特區支持的關鍵所在。資本家的個別利益是否一定與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運作完全一致，值得爭議。在市場壟斷、勞資關係、人力資源投資等問題上，清楚可以看到政府過分向商界傾斜可能會出現的各種惡果。而即使保護他們的「發言權」，也應該以一個全局的角度去分析。實情是在立法會以外，我們整個公共決策過程都為工商界設留了大量位置，確保他們有機會參與其中。特首的選舉委員會、行政會議、各種法定組織以及重要的諮詢委員會等可以支配龐大公共資源、具有法定權力的各種平台，實情已明顯向工商界傾斜。

要突破眼前的政改困局，中央以至特區政府既要設法擺脫那種予人千方百計要保留功能組別的感覺，同時也應對如何在未來兩屆立法會中把傳統功能組別的數目和比例逐步減少方法進一步闡述。

明確的功能組別退場安排論述，啟動政治特權的倒數程序，是實質的政治談判與對話的起步點。

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11/fab1.htm

林和立: 中共強化全天候防控網

2009年12月10日

黨政部門黑箱作業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在眾多機關中最隱蔽詭密的首推國家安全部。所以安全部部長耿惠昌月初在天津市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的會議上高調亮相且發表宏論，特別矚目。遺憾的是，耿部長的講話說明神州正全速演變為「警察國家」，公檢法幹警與特務權力越來越大，法治與人權則加快倒退，令人不寒而慄。


安全部門大量招聘
首先，耿部長與天津市書記兼政治局委員張高麗等高幹證實了自去年藏民騷亂開始，各大中城市紛紛成立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由第一把手掛帥，領導全民進行「反分裂、反滲透、反顛覆、反竊密」鬥爭。天津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組長張高麗強調「國家安全關係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他呼籲幹部與民眾發揮天津作為北京「護城河」作用，加把勁保穩防亂云云。耿部長的講話更充滿文革式語言，他勉勵各情治單位人員要「充份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和政權優勢」，健全「群防群控」機制，並「構築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務必打贏新形勢下維護國家安全的「人民戰爭」。據了解，因為沿海包括京、津、滬地區的外國人與港澳台人士龍蛇混雜，安全部門近年大量招聘人手，包括會英語懂電腦的大學高材生加入特警、特務行列。
同時，在中央政法委、安全與公安部門的督導下，全國大部份城市與縣一級政權正在構建「維持社會穩定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個別富庶城市甚至主要街道都成立維穩綜治辦，目的是防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破壞活動，把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公安部長孟建柱最近透露，全國正建立「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的防控網，包括街道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防控網等「六張網」，除了針對實質的顛覆搗亂外，亦要防止敵對分子在網絡進行打擊國家安全的陰謀，孟部長更宣稱，「網絡已成為反華勢力對中國進行滲透破壞的重要手段」。

怕有一天人民醒覺
耿部長與孟部長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指示，證明中共雖然表面上孔武有力，且專政機制無孔不入，但實際中南海諸公在高高的紅牆內非常心虛，已草木皆兵。稍微認識中國「反對力量」的人都知道，國內的異議分子，包括北京視為洪水猛獸的維權律師與非政府組織領袖都是非常溫和的「建制內改革者」，他們只要求各級幹部遵守憲法並依法辦事，從未主張推翻中共。至於中共的境外「假想敵」，如美國的中情局等在大陸的活動比起「六四」前已明顯收斂。說到底，全天候防控網的對象是廣大老百姓！中共執政集團貪污腐敗已積重難返，合法性每下愈況，中南海怕得要死的是，有一天人民會醒覺，並高聲向這個拒絕改革的政權說不！

林和立

大國沉淪

「在這樣的『經濟奇蹟』背後，是制度腐敗的奇蹟、社會不公的奇蹟、道德淪喪的奇蹟、揮霍未來的奇蹟，不僅是經濟成本和人權成本極為高昂的奇蹟，更是社會綜合成本難以估量的奇蹟。」


「中共權貴主導的『強盜式和裙帶式相混合的資本主義』，他們積累的巨額財富不是靠商業智慧、吃苦節儉、發明創造和公平競爭，而是靠特權掠奪全民資源，他們輕易到手巨額財富也不會用於造福民間和回饋社會，而是轉移國外和盡情揮霍。」


想 要引用的同樣精闢的評論極多，事實上，整本評論集，句句話都值得引用，每一篇都一針見血、用極淺白的文字，道出了當今中國的狀況。這是一本中國現狀的通 鑑，讀了它，就能知道現在的中國是怎麼一回事，知道在表面的「進步繁榮」之後，匿藏着如何可怕的實情，明白在錦繡覆蓋下的屍體已經腐爛到了什麼程度！
是誰，有這樣的萬鈞筆力？


劉曉波。記住這名字，他是當代偉人，二十多年，矢志不渝，為救中國而努力。他是一介書生，無權無勇，以文章為戰鬥工具，對抗種種來自極權的迫害，「不識時務」至於極點。以人性的光輝織出他身上的光環，是黑地獄中少見的明燈。


《大國沉淪》，副題「寫給中國的備忘錄」，劉曉波著，允晨文化出版。收錄了五十餘篇評論，值得用所有的美好形容詞去形容。但是只要讀上幾篇，就可以知道，所有形容詞都沒有用，都不足以形容文章的精采。


人人都應該讀這本書，當然，若對中國漠不關心，自作別論。而更要向之特別推薦的，是那些以為真的大國崛起了的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2009年10月31日
子曰：必也正名乎。所以，「建國六十周年」這個說法，真值得商榷。國，早已在，不是共產黨建出來的。有人稱之謂「建政六十周年」，庶幾近焉。或說，建立新中國六十周年，也差不多。差不多，是因為並非完全對，因為中國共產黨早已建立過一個不同於當時中華民國的新中國。不錯，是兩個中國，國中有國。
那個中國，國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成立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此國成立之日，也有盛大的閱兵儀式，由中國共產黨主持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六十三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
這個國家成立儀式，絕非兒戲，十分正式，成立了中央政府，公佈了憲法，完成了建國應有的步驟。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王明對國家的評價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完全具備有現代國家的一切條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資格稱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國。」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中國的憲法大綱一共十七條，其中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的部份，有這樣的主張：「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
真不得了，比達賴更達賴，也比熱比婭更熱比婭，這或許就是這個中國後來無聲無氣消失了的原因？不然，大可慶祝「建國七十八周年」了，多過癮！
哦，對了，那個中國主要領導人有毛澤東、朱德等等，就是後來又建一次國的那批人，黨也一樣，藥沒換過，湯也沒有換過。


（倪匡）

郭寶鋒：中國共產黨二十四宗罪

我們生活在二十一世紀，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物質文明空前繁榮，自由與民主的聲音響徹全球，世界各國的民主改革如火如荼，人民歡欣鼓舞，而我們的祖國和人民正處在專制的炙火下煎熬。我們的人民背著沉重的枷鎖和鐐銬蹣跚地徘徊於正義之宮的門前，朗朗乾坤如漫漫長夜，他們要戰戰兢兢地度過，看不到黎明。

從古至今，我們中華民族從未遇過如此可怕的敵人：它的罪惡罄竹難書；它是民族的禍根；它是中華民族貧窮積弱的作俑者；它的歷史讓中華民族永遠烙上恥辱的印記；它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華民族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華章，五千年的風雨鑄就了炎黃子孫堅強不屈、智慧、勇敢的性格，在過去的幾千年裡一直以寬容、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而得到世人的敬重，然而今天這些美德很多已經不存在了。幾十年前共產黨人推翻了政府，奪取了政權，魔鬼悄悄地從後門溜進來了。它有一副偽善的面容，本質上反人類，嗜血成性，每個毛孔都散發著惡臭，開始掃蕩一切反對勢力，所到之處，家破人亡，生靈塗炭。

看看它給我們民族造成的傷害吧。

1956年的開始的政治大清洗，被冠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名義，他們剝奪了所有有產者的財產，使他們淪為無產者，對國民經濟造成極大破壞，對那些誓死捍衛私有財產者，對中共的暴行提出批評者，還有持異見者，則通通扣以「反革命」的罪名，大肆屠殺，幾千萬人在這場清洗中喪失了生命，血流成河。人民經歷了血的洗禮，而中共確立了一黨專政。

中國共產黨理應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學大寨」、「大躍進」等各種各樣的莫名其妙的群眾運動中，共產黨將人類浮誇的本領發揮到極限。中共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只會睜眼說瞎話。誰見過那麼大的蘿蔔以至於幾輛牛車都拉不動？有誰見過那樣粗壯豐碩的稻穗連小孩站在上面都不會被壓彎？又是誰將人們的炊具都砸爛煉出牛糞般的爛鐵，還以為那樣便能趕上美國，超過英國？儘管人人都知道這些謊言一戳就破，但誰有勇氣將它揭穿？！

中共黨內比較正直的彭德懷將軍用親身經歷對浮誇風提出質疑，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那誰還敢有異議呢！實際上，糧食根本沒有可能那麼多，生產力也不可能那麼高，反而許多人因為中共的不負責任行為餓死了。浮誇的作風、假話連篇就是中共的執政風格，因此也決定了它的政治生命。

眾所周知，中共革命起家，能夠奪取政權與農民的支持分不開的。當它上台後，沒有善待農民，反而背信棄義，剝奪了農民的土地，使農民又一次成為沒有土地的無產者。制定了戶口制度，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永世不得翻身，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將農村人與城市人嚴格隔離。

從此人們不再有遷徙的自由，農民不再能夠進城定居，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沒有保險，沒有福利，而所承擔的賦稅卻是最重的。至今農民進城打工的不到法律保護，沒有人格尊嚴，他們的子女常常因為家境貧困而輟學，患病沒錢醫治。農民仍然生活在物質的海洋裡貧窮的孤島上，這樣悲慘的境遇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每個農民都有一本賬與它清算。

中共一手扼殺人民的生命，另一手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們摧毀了孔廟，打爛了聖人像，拋棄了傳統美德，棄絕了中國傳統文化。他們篡改歷史，極力粉飾粉飾歷史上農民革命的領袖，粉飾暴力，徹底地顛覆了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

中國漢字沿用了近兩千年，無論如何改朝換代，並無太大變化，甚至當時所謂的外族人蒙古人和滿清統治中國期間，也沒有受到一絲破壞，而在中共上台之後就處心積慮地篡改文字，最終實行了簡體字，陰謀得逞了，動搖了我們的文化根本，從此失去了文化傳承。中國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幾千年來的中華文明就蘊含在這方方正正的繁體字組成的字裡行間，我們祖先寶貴的文化遺產如此慘遭糟蹋，我們將來如何向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交待啊！

中共窮兵黷武，多次參與了非正義的海外戰爭，使很多中國人將性命枉送於海外戰場。無論是朝鮮戰爭，還是越南戰爭，中共的軍隊打到哪便把專制和與美帶到那，同時把災難和痛苦帶給其他國家人民。由於中共的介入，朝鮮半島分裂為兩個國家，造成大韓民族親人失散，骨肉分離；柬埔寨紅色高棉的令人髮指的萬人坑埋葬了多少冤魂，而我們幾百萬年輕的戰士白白葬身於上甘嶺上、熱帶叢林中、金三角，倖存者帶著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創傷回到祖國，痛苦地過餘生，母親們哭泣。

1911年，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制，告別了兩千年的封建專制。一位自詡為領袖的人物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中國人民從此跪下了並戴上鐐銬。

從那時起，人們要對他頂禮膜拜，三呼萬歲，儼然太上皇。毛主席萬壽無疆，百姓遭殃。他的塑像大過了古往今來一切真正的偉人，號稱歷史上最偉大的人，但因他而死的人卻比任何暴君都多。他的每句話都是聖旨，他說過人多力量大，結果中國人口彷彿在一夜間膨脹，直到今天中國人民還要為他的愚蠢付沉重的代價。他對每個人都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只要有人對他不敬，必會招來滅頂之災，甚至連他的戰友劉少奇也成了他的試刀鬼。

中國人民的災難僅僅是起了個頭，1966年曆史掀開了最為悲慘的一頁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它的肇始者依然是毛澤東，他的暴戾、喜怒無常，不管甚麼廉恥，也不管甚麼道義，像邪惡的幽靈以摧毀一切的力量滌蕩著中華大地。工廠停工，學校停課，社會生活陷於停頓，本身就十分脆弱的經濟崩潰。

那些受共產黨毒害的紅衛兵把人類的關愛當作階級鬥爭，導致父子成仇，手足相殘，人與人之間只有仇恨，只有階級斗爭。劃分階級，劃分成分，有些被劃分為「黑五類」的人一生生活在別人的歧視與折磨中。

他們還把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說成「戰天斗地」，大批城市青年被迫背井離鄉到凋敝的農村、廠礦和邊境，從事毫無效率的繁重體力勞動，耗費了青春，很多年輕人被惡劣的自然環境奪去生命，還有很多人被鼓動到鄰國參加紅色革命而成為炮灰。

中共欠中華民族的不僅有舊帳，還有新債，它的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把仁義的國家變成暴力的國家機器。1989年6月4日，中共的軍隊開進了天安門廣場向手無寸鐵的請求民主改革的學生開火；不久前在廣東某個農村軍警的罪惡子彈穿透了抗議政府濫徵用土地的農民的胸膛。

在這片偉大的土地上，只要有共的地方就不會有淨土。官場裡，他們官官相護，貪污腐敗成風，數額之巨令世人震驚。共還把黑手伸向商業、教育、文化、學術等部門，無孔不入。它干預商業擾亂市場秩序；它把政治信仰強加到各級學生考試中，並把最高領導人的蠢話寫進小學生的課本，毒害青少年的心智；他操控的學術機構裡剽竊、抄襲等學術醜聞層出不窮。

上個世紀人們發出時代最強音：民主與科學。過去近一個世紀，自由與民主仍然四怯生生地傢伙，談論民主與自由在中國極端危險，當觸及這類話題時，人們避之唯恐不及，顧左右而言他彷彿在十字路口四處張望。中共的愚民政策導致民智倒退，人民不再捍衛自己或民族的利益，守護了偉大的北京城六百年的城牆被推倒，多麼珍貴的歷史遺產被順懷，居然沒有一個人為它說過一句話。不要再給人民下迷幻藥了！

醜陋的民族主義情緒貫穿了整個中共的統治，幾億人民生活在貧困線上不聞不問，為轉移國內視線同時也懼怕民主意識威脅它的統治，極力挑起各種排外情緒。三年特大災害期間，甚至拒絕國際救援物質致使很多人死於飢餓，餓殍千里。它還將民族主義等同於愛國主義彷彿誰的仇外情緒高誰就越愛國，使心胸博大的中國人患上狹隘的毛病，染上嚴重的島民心態，完全喪失了作為大國國民那種胸懷寬闊，寬厚待人的大國風範。

中共瘋狂地叫囂如果不擁護它便自絕於黨、自絕於民，把愛國主義極端狹隘地定義為擁護社會主義、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人，並把它的意志強加於人民頭上。它自詡為人民政府，但大多數人民根本沒有選舉權，無法選舉出自己的國家領導人。

相反，它將自己的權力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選舉程序及候選人都是它內部指定的，選舉僅僅是形式而已，卻說成是人民的選擇。害怕人們知道選舉的真相，害怕人們了解真正的選舉，中共封鎖信息，混淆視聽。更為可恥的是，它居然把擁護中共的領導寫進與它有同等地位的政黨的黨章裡。

自毛澤東以來，中國只准一個思想及最高領袖的思想，其他思想則被定位反動的，自由與民主思想被驅逐出神聖的學術殿堂，禁錮了思想自由，中國人在意識形態上被迫耗費了一生的光陰，在人類思想上沒有一點貢獻除了專制。民主意識又重新回到人民身邊，要求民主的聲音不絕於耳，引起中44共極大的恐慌，實行嚴厲的網絡審查、新聞審查，鎮壓民主活動人士，妄圖窒息人民的聲音。

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幾年的歷史裡，中共製造了多少餐具人寰的人間悲劇；在這五十幾年裡，竟然沒有一個敢於仗義直言的人會有好的結局；中共統治的五十幾年裡，中國人的聲望和國際形象是有史以來的最低點，是我們最受歧視的時期。然而，中共對它給國家和民族造成的傷害絲毫沒有悔意，文革已經過了四十年為何它還不向人民道歉？六四事件已經過了十七年為何得不到平反？相反，他們有意淡忘，他們的宣傳機構說甚麼青春無悔，妄圖抹掉人們那些慘痛的記憶。

筆者認為，中共的罪行主要有以下二十四條：

（一）背信棄義，剝奪農民的土地；制定戶口制度，把農民禁錮在貧窮落後的土地上，永世不得翻身；

（二）禁止和平集會、遊行與抗議活動；

（三）禁止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與新聞自由；

（四）強制無神論教育，禁止宗教信仰自由，甚至在宗教人士中灌輸無神論，迫害宗教人士；

（五）陷害忠良，迫害大批有卓越成就的科學文化工作者；

（六）製造了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倒退一個世紀；

（七）破壞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繼承了中國文化裡最糟粕的東西；

（八）篡改歷史，篡改文字；

（九）鎮壓民主運動，監禁、流放，甚至殺害民主活動人士；

（十）混淆視聽，顛倒黑白，在民眾中造成民主即為混亂的錯覺；

（十一）在知識份子中灌輸專制思想，使他們形成痞子習氣；

（十二）排除異己，實行一黨專政，踐踏法律，踐踏人權；

（十三）窮兵黷武，多次參與海外戰爭，使很多中國人在海外戰場上枉送性命；

（十四）視人民的生命為草芥，肆意剝奪人民的生命財產；

（十五）共產黨官員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成風；

（十六）寡廉鮮恥，將自己的政治信條寫進其他黨派的黨章裡；

（十七）統治期間，人口急劇膨脹，制定了計劃生育政策是人類有史以來首次限制了生育自由，造成男女比例嚴重失調；

（十八）實行黨化教育，將學術研究機構官僚化，學術醜聞層出不窮，使中國的科學文化研究遠遠落後於世界；

（十九）愚弄人民，導致民智倒退；

（二十）絕對專制，將權力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

（二十一）信息封鎖，實行嚴厲的網絡審查；

（二十二）限制了人民的遷徙自由，造成勞動力無法自由移動；

（二十三）濫征土地，耕地大量流失；

（二十四）禁錮了思想自由。

國家興亡，匹伕有責。以我們偉大祖先的名義，以中華民族的未來的名義，借用上天的名義，我們在此立下誓言：吾等將啟發民智，盡最大的和平努力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暴政，埋葬共產主義制度。彼此精誠團結，共同建設民主繁榮的中國。同時我們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是人類的公敵，罪惡滔天，天理難容，人人得而誅之。

喪鐘為中共而鳴，如果它繼續逆歷史潮流而動必將迎來末日的審判，而自由與民主將永遠屬於人民。自由與民主的號角聲永不停息，必將驅散黑暗和恐懼讓每個角落充滿陽光，人民將重拾起勇氣和信心，不再懼怕專制,必定把被剝奪的權利重新奪回來。

始寫於2006年6月4日

完成於2006年7月1日

摘自網上.

奧巴馬談人權《南方周末》專訪被禁「20.NOV.2009.」

奧巴馬談人權《南方周末》專訪被禁「20.11.2009.」

【北京施壓，報紙缺頭版，刪掉半版內容才出刊】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結束訪問中國之前，接受以「敢言」著稱的中國媒體《南方周末》專訪。

據了解，這篇事前直接跳過中國中央文宣部的獨家專訪，一度遭中宣部下令禁刊，經《南方周末》據理力爭，及美國駐中大使館施壓後，中宣部漏夜審查內容，原本一版的專訪內容縮水成為半版，並改刊在二版，刪除奧巴馬談論人權及媒體自由部分才得以問世。

《南方周末》是此次唯一專訪奧巴馬的中國媒體。

奧巴馬（Barack Obama）這次4天3夜中國行，只接受《南方周末》一家中國媒體專訪。據傳，奧巴馬直接點名《南方周末》專訪，是美國大使館建議，並在臨近訪中前，才向中國外交部要求安排，過程繞過中宣部，而訪問題目也未經北京當局審查。

人權和媒體自由遭刪
據昨天《南方周末》電子版所刊專訪內容，本周三上午11時10分，奧巴馬在北京國際俱樂部接受該報獨家專訪。據透露《南方周末》總編向熹帶著一名記者與攝影共3人，到奧巴馬下榻處，獨家面對面進行專訪，專訪全程僅12分鐘左右。

奧巴馬訪中時，白宮官員表示，中國政府曾承諾對奧巴馬的言論「如實」傳播，不會審查。但在奧巴馬離開後，中國即下令禁刊《南方周末》的奧巴馬專訪。

經《南方周末》據理力爭，及美駐中大使施壓後，中宣部漏夜審查內容，臨時同意，但各退讓一步，原本一版專訪，剩下半版放在A2上半版，內容刪除奧巴馬談人權及媒體自由，僅提及訪中成果、籃球等。下半版出現自家廣告，寫著「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大人物，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讀懂中國。」

英國《每日電訊報》駐上海記者摩爾指，《南方周末》專訪內容顯然經中國當局悉心審核，刊登的內容毫無爭議話題。

美對中國了解仍不夠
原定昨出刊的《南方周末》周報，也因此延誤。北京的外國新聞機構昨一早由郵局送來的報紙缺了頭版。

《蘋果》記者昨致電多位中國學者，他們都表示對此事不了解、無法評論。台灣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王崑義受訪時說，顯然美國對中國的了解仍不夠。直至昨晚截稿為止，《蘋果》未能跟《南方周末》總編輯向熹聯繫上，而新聞部人員則對此事三緘其口，並強調，希望此事到此為止。

《南方周末》周報小檔案
創立：1984年
發行量：每期約130萬份
發行：中國南方報業集團，總部設於廣州
特色：向以「敢言」著稱，闢輿論監督專版，大膽揭弊，多次觸及北京當局敏感話題而遭整肅，被網友譽為「最有良知的報刊」。

著名揭弊：
1999年前後 報導湖南殺人狂魔張君案等案件，得罪官員被告上中宣部，導致領導層、記者編輯大換血。
2003/07 同一集團《南方都市報》報導廣州SARS疫情和大學生孫志剛被打死事件，遭廣東官員嚴厲報復，該報多位高層被指涉貪汙罪被捕。

※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內容可參考
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843483-1-1.html
http://bbs.hoopchina.com/1012990-1.html
http://club.pchome.net/thread_1_15_4781851_1__.html

------------ 謝謝觀賞------------

奥巴马与上海大学生对话交流（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eUK4a486V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z8xcNM8pSE

正在中国上海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进行交流时，极力推崇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没有限制的互联网。与会的大学生告诉在现场的本台记者申铧，他们对奥巴马印象深刻，但是尊重两国间存在的差异。请听随行的白宫记者团成员申铧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这次奥巴马亚洲之行的重点行程安排之一就是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学生的直接交流。交流形式采用在美国非常流行、而且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期间非常擅长的市政厅会议的形式，也就是奥巴马在大厅的中间，观众坐在四周，他与观众有直接的交流。奥巴马首先做了一个简单的演讲，然后回答观众和网民的提问。在演讲时，在回顾了中美两国长期的友好交往后，奥巴马谈到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原则，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应平等，政府应该反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对人民的意愿做出回应，商业应该开放，信息应该自由流通，应该由法律，而不是人来保证公平：

奥巴马说，“我们不寻求把任何政治体制强加给别的国家，但是我们同样不相信我们尊崇的这些原则仅仅是我们独有。我们相信言论和信仰自由，以及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政治参与的自由是普世价值，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这些自由，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信徒，无论他们是在美国、中国或者其他国家。”

接着奥巴马再次重申他星期六在东京演讲时提到的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立场，并说将会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他宣布说，美国将把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增加到10万人，他说年轻人是最好的和平大使。

奥巴马演讲后，回答了现场学生和网友的总共八个问题。现场的学生大约有五百人，来自上海的八所大学。据学生们告诉本台，他们本人自愿申请，然后官方和每个学生面谈，最后敲定谁能出席。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说，官方把获准出席的学生集中培训，但是有学生告诉本台，他们只是在星期一之前有过短时间的集中，官方告诉他们应该注意的事项。

提出的问题中包括奥巴马如何加强中美两国的交流，他希望通过他的访华之行带给中国什么，从中国得到什么，他如何看待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另外还有关台湾、阿富汗和恐怖主义等问题。其中有一个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网站搜集的网民提出的一个问题，即问奥巴马是否知道防火墙，问他人们是否应该自由地使用twitter。 奥巴马回答时说，

“我一直强烈支持互联网的开放。我还强烈支持不要进行新闻审查。在美国，开放的互联网正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认为应该加以鼓励。”

奥巴马还说到，老实说，作为美国的总统，有时候我真是希望信息不要流通得太自由，这样我就可以不会听到人们对我的批评。但是事实上，正因为美国有信息自由，有很多人批评我，我觉得这使得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加稳固，也使得我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人，因为这迫使我倾听我不愿意听到的声音。”

奥巴马的这席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手机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互联网上的审查和政府的监控也非常的严格。记者在上海无法登陆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媒体的网站就是例证。

整个交流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结束时，奥巴马沿着会场走了一周，和学生们握手、交谈甚至签名，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会议结束后，记者采访了一些现场的学生：

“我感觉非常棒，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精彩，而且我觉得我们提出的问题对中美关系来说都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记者：“你最感兴趣的是他说到的哪一点？”

学生：“我觉得他特别是说到他如何在大学期间培养出他现在这些比如说一些特质然后获得成就的一些过程，对我们来说是受益非浅。”

记者：“他提到互联网的问题，他觉得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如果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的话，他会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人，你对他这一点怎么看？”

学生：“我觉得在他这个立场上他说得是非常正确的。我觉得也是根据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因为象他说过的乒乓球选手他也说过的，这个国家是有它相似的地方，也有它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应该根据每个国家不同的地方来具体地来分析这个问题。”

记者：“你觉得中国需要有自由的网站吗？”

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但是不可能像他们一块儿说，因为他们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还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进步的过程。”

记者：“请问你是哪个学校的？”

学生：“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

记者：“叫什么名字？”

学生：“我叫张晓久。”

“我感觉很有收获，我能够真正感受到奥巴马这次访华带来一种真挚的愿望，希望加强两国民众之间的了解特别是年轻人之间构成一个桥梁而推动我们两国之间的发展。”

记者：“你觉得你最感兴趣的是他说到的那一点？”

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奥巴马总统提到了我们人类不同国家所共享的一种理念，包括对普通人民生活，提高他们幸福的理念。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国家共同的追求，而且中美将在这方面有更多合作来推进人类的幸福。”

记者：“他提到互联网的问题，就是防火墙，他觉得应该听不同的声音，你对他这点怎么看？”

学生：“我觉得这样一个认识鼓励互联网更加自由，我觉得这个本身是可取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警惕一些正如奥巴马总统也提到的不怀好意的一些势力利用互联网这些渠道来破坏世界和平的稳定，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记者：“请问你是哪个学校的？”

学生：“我是复旦大学学生。我叫王争雨。 ”

据报道，美国政府在现场交流开始前的最后一分钟都还在和中方主办者就各种安排进行交涉。这次活动并没有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直播，只是在上海地方电视台有直播，不过在中国的两个官方网站有直播，但是有报道说，直播质量非常不理想。

在和学生交流之前，奥巴马会见了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市长韩正。他在星期一下午 离开上海转赴北京访问。他在星期一晚上和星期二会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并将在星期二发表共同声明。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上海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nghai-11162009104748.html

大陸新流行順口溜 2009年大事記 太經典了

北京看全國都是基層；

上海看全國都是鄉下；

廣東看全國都是窮人；

河南看全國都缺心眼；

山東看全國都不仗義；

江蘇看全國都欠發達；

浙江看全國都待開發；

四川看全國都缺小姐；

陝西看全國都沒文化；

新疆看全國都太擁擠；

西藏看全國都沒信仰；

山西看全國都太文雅；

遼甯看全國都沒膽子；

雲南看全國都太單調；

甯夏看全國都太忙碌；

内蒙看全國都缺牛奶；

河北看全國都該拆遷;

海南看全國都太寒冷；

青海看全國都沒酒量;

今年是咋了？

飛機都愛遊泳了

大樓也想躺着睡覺了...

大橋也想沖個澡了

火車也想接吻了

地殼也想翻個身了

豬也想跟人一起感冒了

公交車都發火了

開車吧，油價漲了；

走路吧，70碼了；

坐公交吧，着火了；

坐地鐵吧，追尾了；

坐火車吧，出軌了；

坐飛機吧，墜海了；

還是呆在家裏吧，樓還直挺挺地倒了~

【YouTube影片】黃毓民-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致謝動議辯論(第一日)2009年10月28日

1/2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iixBrwCJvM

2/2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9nvdjhoSLE

馬家輝：60年前的國號，60年後的期盼

【明報專訊】10月1日終於過去。各式跟60周年國慶相關的巡遊、晚會、飯宴、特輯以至抗議紛紛落幕，現代城市人的「時間感」向來極度壓縮，才五、六天，彷彿一切都是頗久以前的事情了，唯剩《建國大業》仍在上映，電影廣告海報掛牌仍然高高懸掛於街頭巷尾，似在不斷提醒大家，一甲子的滄桑起伏終究渡之不易，香港人，中國人，切勿輕易忘記。

《建國大業》好不好看？內地輿論當然有褒有貶，但總體而言，似是普遍認為比預期中稍佳，這畢竟是一齣「主旋律」掛帥的賀慶電影，只要拍得場面熱鬧、娛樂性強，不讓觀眾打呵欠或喝倒采，便算贏了，導演韓三平自有他的基本功力，逾百位不管有沒有外國護照的明星演員亦能「搶奪眼球」，所以，可以收貨了。

尚未看過電影，故難評論，可是我看過了角色表，發現有些曾在「建國大業」裏作出或彼或此貢獻的人物似乎未被編進劇內，因此可以想像，這齣百多分鐘的政治大戲必然遺漏了某些或悲或喜的歷史情節，今天國慶雖過，但再來談談，亦是好的，因為特區傳媒對於60年前的建國過程略嫌報道得不夠細緻，忽略了好些血肉故事。

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不妨就從國號談起。

話說1949年6月中旬，新政協籌備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論及國號問題，各有高見淺見歪見怪見，「中華人民民主國」、「民主主義人民國」、「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華聯邦民主國」等名目皆有粉絲擁躉，其中又以「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最為熱門，主因或是毛澤東曾經提此名號，不排除有人「承旨」和議。經過一番爭論，果然，毛澤東的意向得到廣泛支持和通過，一份《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組織大綱草案》出籠了，毛老大亦在會議致詞時領頭高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然而過了兩星期，新政協籌備會分組討論大綱細則，有人提出翻案，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大聲疾呼﹕「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應該去掉『民主』二字。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而且Democracy一詞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後，也很容易明白，我們是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

張奚若的意見惹來了反對，有人認為與其不要「民主」，不如不要「共和」，以便向國人宣示「主權在民」的開明立場，將來國力富強了，更可進一步改變國號為「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兩造見解爭持了一番，最後，「共和」勝出，「民主」退位，大會把通過了國號送交毛大佬和周宰相確認，兩人點頭同意，反正毛澤東早在1948年8月便隨口說過「我們要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面對眾議，既然不違己意，何妨順勢表現一下「民主」風度？

我們今天回頭察看，從「後見之明」的角度讀史看事，難免暗笑當天的國號爭議純屬黑色幽默。「共和」也好，「民主」也罷，60年來的國運進程在在證明了皆只是紙上虛銜，毫無實質意義，歷史發展已對張奚若所感慨的「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作出了最大諷刺。當然，中國並非特例，別忘記北韓的國號全名亦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民主人民共和三者兼備，那又如何？

我猜《建國大業》沒有把這段國號之爭拍進戲內，也更不會把關於國號簡稱的爭議納入其中。

事緣在新政協確定國號、草擬文件時，附帶提出了一個國號簡稱﹕中華民國。主其事者為周恩來，他認為改朝換代以後，至少在過渡期裏，應該照顧到民間社會的稱號習慣，兼容並蓄，保持和諧。此議一如意料引起反對，周宰相乃於9月下旬邀請了廿多位70歲上下的「政壇元老」共聚商討，以一番漂亮話語作為開場白﹕「今天請來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我國有句老話，叫做『請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如此。在政協討論文件時，各位看見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個簡稱，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麼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也許還有點舊感情」。

老人家表態了。黃炎培和何香凝不反對用此簡稱，因為「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用許多烈士鮮血換來的，一旦換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馬寅初、張瀾、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等大哥大則表示不滿，認為「中華民國」只是一塊爛招牌，拆掉無妨，其中以周致祥的意見說得最激動，此公在清末已是進士，辛亥革命後，隱居卅多年，從來不奉「中華民國」正朔，但對中國共產黨支持甚力，他幾乎聲淚俱下地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二十多年來更是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既然反對聲浪是「主流方案」，周宰相便順手推舟，同意把「中華民國」四字從中國大陸上徹徹底底地抹去斫去了。

60年前的建國大業，確有說不完談不盡的細節故事，勝利者共產黨這邊固是如此，失敗者國民黨那邊亦是相同，譬如說在1949年10月1日當天，蔣介石曾經考慮派機從廣州起飛轟炸天安門，因為當時尚有幾個南方大城留有藍色勢力；又如蔣介石在1950年3月曾在台灣對其部下公開講示，「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兩岸政權和人民在60年前的10月分別走上截然不同的歷史道路，一甲子下來，各有另一場成敗，各有另一種榮辱，歷史戲劇之曲折迂迴，顯然不是《建國大業》之類的政治電影所能盡述所能展示所能剖析。

而到了60年後的今時今日此時此刻，唯望兩岸政權皆已明白，不管國號是什麼，也不管大國或小島，「向人民負責」終究是政權存在的唯一意義、最大意義。在這意義下，兩岸政權很明顯皆仍有或寬或狹的努力空間。新中國，舊中國，在千萬年後的歷史厚冊上或許都只變成一行小字，無論如何，中國人最期待的，其實是一個真正擁有文明富強、公義和平的「新新中國」，兩岸政權隔海對峙又隔海合作，應該以此為最大目標和最終目標，因為，有人民才有國家，千萬別顛倒了邏輯次序。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中共60年：法西斯加黑社會？

「一樣是雄壯威武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眾，一樣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團員，一樣是聲震大地的禮炮，一樣是五彩繽紛的焰火，一切都那麼相似，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就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寫下《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批評中共法西斯化之後一個多月，當時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訪問教授的楊小凱於「中國憲政化道路與國際環境」會上提出：「警惕當今中國的法西斯化！」

　　法西斯主義鼻祖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早年信仰社會主義，並加入了當時激進的左翼政黨意大利社會黨，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他在思想上從極左轉向極右，一九二一年他建立了國家法西斯黨，稍後建立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獨裁的統治。法西斯主義是一種讓集體（國家、民族、種族或社會階級）凌駕於個人之上的反自由主義與憲政主義的政治哲學、政治運動或政權體制，它的特徵包括建立高於任何制度的以個人為核心的極權體制及嚴厲鎮壓不同聲音與力量，對外則搞侵略擴張等。

　　中共當政六十年，前半截毛澤東時代是極左，實行階級鬥爭為綱，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總和。後半截鄧小平時代則轉向了極右，不惜「殺二十萬太平二十年」，維護一黨專制已經成為中共的「核心利益」，對不同聲音和力量嚴厲鎮壓，已經法西斯化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縱容各級官吏濫施黑社會手段；在國際關係中則從過去的輸出革命、輸出黨文化意識形態，到眼下的否定普世價值、搶奪話語權，在在構成了法西斯化的中國特色。

　　剛過去的「國慶」六十周年閱兵是中共法西斯化大圖解。遊行中展出的毛、鄧、江、胡四巨幅畫像凸現的是中共六十年四核心的無上地位。網絡寫手潤濤閻指出：按黨領導排法，毛澤東、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沒鄧小平。按國家主席排法，毛澤東、劉少奇、董必武（代）、葉劍英、李先念、楊尚昆、江澤民、胡錦濤，也沒鄧。照軍委主席排法，毛澤東是第一任，第二任華國鋒，第三任鄧小平，然後是江澤民和胡錦濤。憑什麼把當過軍委主席的華國鋒擠掉？「四畫像現象」當然與中國成文制度無關，它只與法西斯體制的權力崇拜特徵、蔑視制度有關。聽到胡錦濤在城樓上公開宣稱「在這裡，我代表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和中央軍委」，便可更清楚知道中共法西斯體制是如何實行個人為核心的極權體制的。

　　有觀察家感歎，「國慶」閱兵，天安門前居然找不到一位觀眾，十萬人的三十六個方陣和六個文藝表演隊伍中的人，全是演員。這種只有演員沒有觀眾的「國慶」正說明中共法西斯體制下，個人不是自由與有權利的公民，而是集體（國家）這部巨大機器的螺絲釘零件，眾演員們極端整齊的正步象徵著中共法西斯體制下被集體化、精確運行的螺絲釘般的個人，而「零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和一眾異議人士被活生生趕出生於斯、長於斯的北京城，則代表對成千上萬渴望成為自由公民而不是螺絲釘的公民，中共殘酷無情地維持著高壓。

　　事實證明，中共正在一步步用法西斯化取代普世價值。

原文： http://www.chengmingmag.com/t290/t290-ed/t290ed.html

謝霆鋒．龍族．黃種人

2009年10月19日

論愛國謝霆鋒不輸成龍，成龍的情感很狹窄，他嫌台灣和香港都「太自由」，所以只愛把人民管得服服貼貼的中國大陸，至於美國則留給他太太和兒子去愛。反觀謝霆鋒的情感比較「寬頻」，他愛國（加拿大和中國）愛港，看來也愛台灣，他更胸懷墨家的「兼愛」，曾為北京春晚獻唱《龍族》，歌詞曰：「龍子龍孫龍燈舞成海，我的愛繫着紅腰帶，你的情恰似飛天來，要讓全世界流行中華派……龍族無處不在！」可見凡是龍族，謝霆鋒都愛。

然而龍族是甚麼族？按人種學區分，世界上只分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並無龍族一說。誠然歌詞只是創作，綜觀世界「龍族無處不在」也不算離譜，但平心而論，五大洲白種人「無處不在」此說更符合科學。世界人口六十四億，白種人佔百分之五十四，黃種人佔百分之三十七，黑種人佔百分之八點五。

人種學將北非、南亞人都劃歸高加索人與土著的混血後代，也就是白種人的一支。這和「政治不正確」的種族主義無關，而是科學。

黃種人的特徵不在黑髮黃膚，而在鏟型門齒。原來我們「龍族」並無斑斕鱗甲，卻有一個絕無僅有的特徵──所有上門牙內側都呈凹狀，此外還有嬰兒出生時屁股有烏青斑，但後者隨年長而消退，不如牙齒形狀那般與生俱來，揮之不去。

謝霆鋒的《龍族》在科學上不正確，此番他在十．一天安門廣場上獻唱的《黃種人》，則是十足的政治不正確，詞曰：「黃種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樣……你說這是我的憤怒我說這是我的態度，奮不顧身勇往直前只有我們中國人。」試想把詞中黃種人換成白種人，這樣的歌能讓人聽得下去嗎？還有謝霆鋒、劉德華都唱過的《大中國》，大陸歌手屠洪剛在十．一晚會高歌：「堂堂中國要讓四方來賀！」試想換成「大德意志」、「大日本」、「大英帝國」，又或「要讓全世界流行美國派」、「堂堂美國要讓四方來賀！」中國人乃至全世界人民聽了是何種感受？不但國比別人優越，連種族都比別人優越，這種國家主義、種族主義曾給人類帶來了幾多災難？

最後說到專為建政六十周年而作的《國家》，此歌由成龍、劉媛媛的壓軸獻唱。原來歌名叫《國．家》，後來創作者覺得「國與家之間是沒有距離的，沒有必要加這個點。」此歌唱道：「有了強的國，才有富的家。」環顧天下，有了富的家和富的民才是強的國，惟獨中國特色之強國夢從不富民，卻有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壟斷了百分之七十的財富，他們才是「富家」。先進國家的國民消費佔ＧＤＰ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中國居民消費比重連年下跌，今年上半年已跌至百分之三十五的歷史新低點，真是令人黯然神傷。

成龍是沒救了，謝霆鋒還年輕，只奉勸一句，下次再唱《龍族》、《大中國》和《黃種人》，毋忘愛中國首先要愛中國人。

孔捷生

分析：为何台湾从没觉得战败过？

蒋介石在台湾政治上不放手，但是大力发展经济。

当年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一甲子也是“盛况空前”。（台湾新闻局提供图片）

中共建政60年，其实也就是国民党政府内战失败、撤退到台湾60年，但是台湾人（本省或外省）却从未觉得自己是败者。

要是问台湾人，有没有觉得过自己是“战败者”？答案几乎肯定是“没有”。

这60年来，台湾人可能只有到最近几年，才觉得有些地方比不上大陆。

洗脑教育

如果把台湾人这60年来不觉得自己战败看成是种主观的“自我感觉”的话，很可能会有点不公平。

蒋介石和蒋经国执政时期，虽然通过种种手法进行“反共大业必胜必成”的“洗脑”，不能否认这种做法多少影响了一些人的意识心态。

台湾长大、旅美多年的时事评论员刘屏说，固然蒋介石也曾经说过“已经亡国”之类的话，但是生前却也一直鼓吹“卧薪尝胆”、“勿忘在莒”等等“反攻大陆”的口号。

不碰政治

也许是因为政治不开明，所以一般人投入了商场，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台湾的经济打下了基础。

在台湾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候，中国大陆却正是大饥荒、“反右”以及“文革”。

刘屏举例说，1949年大陆的人均所得是50美元、台湾则是51美元，当时的富国是菲律宾，台湾人还到菲律宾留学。

但是后来台湾的经济发展交出了耀眼的成绩单，到了80年代末，台湾列名亚洲四小龙，超越菲律宾，人均所得更是大陆的数十倍。

台独看法

很多人认为大陆的经济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台商在其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就台湾本身而言，虽然从国民党军队接收台湾以后，台湾独立的势力一直存在，但是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故而支持台独的人的看法是“失败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强占台湾人的土地和家园”，并不觉得“台湾是战败的一方”。

经济发展

战败的蒋介石统治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经济快速的发展，例如如今大陆制造产品的几个世界第一，都是台湾数十年前的头衔。

刘屏还分析说，就像德国在二战失败，却成为世界强国一样，蒋介石到了台湾必须“痛定思痛”，反而给了台湾发展的新契机。

而且台湾人还觉得在保存中华文化传统、为世界华人立下民主先例、展现创新能力、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等等方面，台湾都有“足以自傲”的成就。

为了撰写这个题目，曾经和多个台湾朋友交换看法，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相同的一点就是“我们台湾人从来不觉得是战败的一方”。

威克

BBC中文部记者

原文：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09/10/091011_taiwan_60s_noloser_vic.shtml

从“党天下”到“人民党”？

胡锦涛发表国庆讲话（新华社图片）

就在北京60年国庆大典尘埃落定，中国人民继续享受国庆加中秋的八天长假之际，新华社周二（10月6日）刊登了一篇名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喊出人民万岁”的网评。

文章说，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发表国庆讲话时除了喊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以外，还喊出了“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的口号。

文章总结中共从建党到建国所走过的道路，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魄，喊出这样的口号。

但曾几何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遍大江南北。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语录牌至今仍然排列在中南海正门的两侧红墙上。

人民万岁

从一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口中说出“人民万岁”的确不多见。

60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60年后的今天，胡锦涛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从字面上看，两个口号都包含了“中国人民”这四个字。

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表现出一个新统治者的十足的自信。他深知此话一出，中国的亿万人民会对他和他领导的政党感恩戴德，三呼万岁的。

胡锦涛的国庆讲话以“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收尾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国内的媒体将此举解读为中共领导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把它归纳为一个“人民观”，予以盛赞。

但回顾中共建国后的历史，人民利益和党的利益谁重谁轻、谁厚谁薄一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

新华社的这篇网评提到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在西柏坡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曾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等等。

接着便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第四代领导核心胡锦涛的“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执政理念。

一党天下

这之间却恰恰忽略了中共建国后的前30年。而正是在这30年里，中共从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逐渐演变为一个唯我独尊的党天下。

这一点从著名党外民主人士储安平在1957年后的遭遇便可看的一清二楚。因为毕竟2009年不仅是中共建政60周年，也是储安平诞辰100周年。

1957年4月30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召见民主人士，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6月1日，时任《光明日报》总编的著名时事评论家储安平在中央统战座谈会上，针对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的现象，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委婉地批评政府已成为一党天下。

此言一出，石破天惊。没过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提法遭到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此拉开反右运动的序幕。

1958年1月，储安平担任的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均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头号大右派的帽子。文革期间再度挨批斗，自杀未遂后神秘失踪，生死不明，至今没有被平反。

党民位置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统治者凡是能够长治久安的大都深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共当初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最终以小米加步枪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夺取政权靠的也是民心。

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夺取政权靠的是人民，而维持这一政权靠的也应是人民。

但问题是，胡锦涛所说的人民是否包含像《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这样的向共产党进谏的异见人士、每逢两会节庆被赶出北京的上访群体、国企改制后下岗的工人以及金融危机大潮下被迫返乡的农民工。

国庆当天，天安门广场上千人歌唱，万人组字，导弹飞机，耀武扬威的华艳绚丽景象足以令国人沉醉，世界惊叹。

但曲终人散后，党依旧站在统治地位、管理地位和支配地位。人民依旧留在被统治的地位、被管理的地位和被支配的地位。

天下依旧是共产党的，但共产党是不是人民的呢？

尚清

BBC中文网记者

原文：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10/091006_china_party_people.shtml

用什么心情来看十·一国庆

北京举行盛大仪式庆祝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

不久前，中国举行十．一国庆大典，除了白天的大阅兵，向世人展现和平崛起的中国，壮盛的军容之外，到了晚上，极尽妆点之能事的国庆晚会以及炫丽烟火秀，更是把北京的夜空，照耀得光彩夺目。

然而在海峡的对岸，台湾又是怎样看待中共的十．一国庆大典呢？或许从当天晚上，台湾两个电视政论节目，可以一窥台湾人的心情。

两种言论

TVBS由李涛主持的政论节目，对于台湾政府施政缺失一向严厉抨击，但是一般认为，该节目的立场仍然倾向泛蓝，当天李涛在节目中就提出一个问题，他问现场来宾说：「看到中共如此强大的军事阵容，很明显台湾与中共在国防实力上，已经落后了一大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李涛的问题，引起了现场来宾热烈的讨论，就有来宾直接了当地说，台湾面对中共的军事实力，现在已经无力追赶了，所以应该调整战略思维，不再以敌对关系与中共从事军备竞赛，反而应该把每年大笔的国防经费，移挪出来从事其它经济发展或是社会福利的事务；也有人对于中共如果真的攻打台湾，台湾是否真有能力「撑」七十二小时，等待美国的弛援，抱着怀疑的态度。

另一个由亲绿的前新闻局长谢志伟在民视所主持的政论节目，并没有把中共十．一国庆的大阅兵，作为讨论焦点，他们把焦点集中在马政府有四位国策顾问赴大陆参加中共国庆，以及在台湾以本土连续剧窜红的艺人陈昭荣，竟然撰文称中国为「祖国」，且以「中国一定强」为题，在自己的部落格中发表媚共言论，而大加挞伐；该节目强烈地批判，台湾竟然有许多人，看到中国强大后，不顾台湾自己的尊严，跑去向中共献媚的心态。

两个政论节目，反映出台湾人看中国国庆的两种心态，虽然他们思考与批判的方向都不同，但或明或暗都透露出「强大的中国，弱小的台湾」的事实，而台湾如此地弱小，却是大部份的台湾人心里并不太想承认的一件事。

优势不再

回溯早年台湾在十月十日举行中华民国国庆时，一样有阅兵，但两蒋时代的阅兵，是把中共视如寇仇，当时政府教育民众说，台湾有朝一日终能反攻大陆；但是当中共自主研发的军事武器一个个出炉量产后，台湾政府不再向民众诉求反攻大陆，改而夸耀台湾的经济实力，于是军事上的落后在经济成就中，找到了台湾人心里的慰藉，然而，现今中国大陆经济起飞了，社会也富裕起来了，于是台湾人的自尊心，又再一次受到打击。

坦白说，要从小到大一直被教育处处优于中国的台湾人，如今承认优势不再，这种心理确实很难接受，于是台湾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赢过中国？」

有人说，台湾在文化创意的能力上优于中国，但连艺文界人士私下都坦言，中国文创人才近几年随着视野的开阔，已有长足的进步，所以这项优势大概没有几年，就有可能被中国迎头赶上；那么，台湾的民主制度呢？

还好，这一项至少是极权统治的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做到的，于是在民视与TVBS两个不同立场的节目中，不约而同地强调这一点，也似乎只有这一点，才能为弱小的台湾，找到在面对强大中国时，得以引为傲的自尊。

吴燕玲

台湾自由撰稿人

原文：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10/091008_twletter_nationalday.shtml

葉健民﹕在「邪惡帝國」與「百年盛世」的夾縫看中國

【明報專訊】對中國共產黨來說，60年國慶是一個對外宣示成就的重要契機。建國頭30年，政治狂熱與權力鬥爭導致國家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大大動搖了群眾對共產黨執政能力的信心。也因為這個原因，中共大有必要藉今天這個機會向世人展示近30年的顯赫成績，以說明自身的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強勁的生命力。但國家是否已步進盛世豐年，對此各方存在南轅北轍的觀點。國家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是無可置疑的，由文革結束時的近乎破產的經濟敗局，發展到今天成為總體實力僅次於美國的經濟體系，其增長速度之快，令人震驚。但從「軟實力」角度來看，國家在維護人權法治的業績確實乏善足陳。改革30年，法制建設雖略有進步，但離法治的理想卻依然相距甚遠。經濟發展確實大致解決了人民基本的生存權、「吃飯權」的問題，但壓制言論思想自由、侵害人性尊嚴的事例卻屢見不鮮時有所聞。因此對中國的評價，逐漸形成了一種兩極思維。

一個極端是把中國全面吹捧為發展典範，把它論述為落後國家步向盛世的理想模式。但另一種觀點就反過來是把中國描繪成一個邪惡帝國，為禍眾生。兩種觀點，都犯上以偏概全、以情害理的弊端，中間也許夾雜了更多的政治偏見、利益考慮，兩者都沒有基於客觀事實去以事論事，其論點對認識中國也沒有什麼幫助。

應該怎樣去看中國的發展，這大概是每個關心國家未來的人經常撫躬自問的問題。在喧鬧不休的「媚共」與「仇共」的謾罵聲中，大家都期望可以找到一個合理的視角去認真理解國家發展。就我個人而言，從事了中國研究一段時間，也一直抱幾個觀點去嘗試認識內地的變化，這裏也許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

首先，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總體上，中國固然已躋身於世界經濟領導地位，而國家也有能力在個別領域上如航天事業等大放異彩。但從人均角度來看，經濟發展要走的路依然相當遙遠，不少地方仍然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態。而事實上，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亦是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所遭遇。例如基層醫療服務不足、城鄉差距、生態危機、社會保障發展滯後等這些一直為外界所非議現象，其實在也是不少落後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到的難題，並非中國獨有。

與此相關的觀點是中國不單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更是一個背負沉重人口壓力的大國。也因為這個原因，國家要扭轉上述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往往需要更高速的增長率以作支持，否則便難以有足夠資源去改變現狀。然而要維持這種高增長，國家在平衡即時經濟成效與長遠社會代價時，往往重視前者而忽略後者。對環境破壞代價的忽視，正是這種急功近利的策思維的例子。龐大的人口數目也會直接令政策考慮變得更為複雜。就以城鄉差距為例，人望高處，農民希望能到城市闖闖，找份更高收入的工作，人之常情。但中國的難處在於這種自然的城鄉流動，是以過億的農民工湧進少數沿海發達城市的嚴峻考驗形式表達出來，這些城市面對這種爆炸性人口暴增，其所承受的管治壓力，非比尋常。以今天的上海為例，當地已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常住人口是外來人口，而其中民工也佔了相當的比例。因此假如單以個人自由去作分析，有時可能把問題過分簡化了。

國家發展過程有「路徑依賴」特徵

最後，我深信國家的發展過程有其「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特徵。這裏有兩層意思，首先是指我們要了解今天的中國，不能忽略國家昔日的發展邏輯的影響。從前國家以計劃經濟為主導，今天中國雖然全力鼓吹市場改革，但政府的角色依然明顯。國家雖然退出了企業的微觀管理，但以持股控股方式仍然對中國經濟起主導作用。國家精簡機構多年，但其行政手段至今依然十分有效。身處其中的企業與群眾，也相應孕育出一種對國家的獨有的期望與對弈邏輯，而這種互動的官民秩序，也難以完全從自由市場經濟的格局去理解。「路徑依賴」的第二層意思關乎我們怎樣評價各種改革的政策選擇。意思就是說去評估個別改革的得失，我們應該超越短期的成效去看問題，重點反而要眼於有關改變有沒有為未來發展訂下一個正確的方向。

任何改變，一經訂立，往往會左右制度的未來發展，而要推倒重來改變這種發展的代價都十分大，因為無論是因為官僚惰性又或者既得利益，不少人都會安於現狀。因此決策者大都對根本性的改革敬而遠之，傾向捨難取易沿現有方向發展。例如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固然尚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以股份制改造為例，股權一旦分到私人手上，群眾嘗到新制度的好處，改革便根本沒有回頭路可以走。這當中的最大啟示，就是我們看待國家的改革措施，沒有必要時刻把它與最佳模式、終極理想去作比較，而更應從具體政策的發展方向眼，細心分析相關改變對表達改革大業的「播種」作用。眼前的政策制度或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但假如今天「退一步」能成就明天的大步前進，這種次優選擇顯然也並非一無是處。

香港享有言論自由，與祖國接觸頻繁，對國家發展的資訊充分掌握，這些都是觀察中國得天獨厚的優勢。善用這些條件去為國家發展作出深入持平的批判，相信是港人對國家可以作出的重要貢獻之一。

作者是新力量發展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本文取材自城大專上學院與新力量網絡合辦的「通識及公共事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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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news.mingpao.com/20091013/fab1.htm

【愛國影片】《國父傳》

【作品名稱】《國父傳》
【拍攝時間】1986年
【出品】中影

導演 丁善璽
編劇 丁善璽
演員表 林偉生 劉瑞琪 萬梓良 爾冬昇 王道 王小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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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收藏﹞文工會主任宋楚瑜接見國父傳演員

http://www.im.tv/VLOG/Personal/485932/1248116

呂大樂﹕在政改爭議前夕 重溫香港公民社會歷史

【明報專訊】今天，在政改爭議一觸即發的前夕，重溫一下公民社會在香港的發展歷史與道路，不無意義。

民間社會成多元意見發表場地

早在19世紀英國殖民初期，香港華人社會已存在民間自發的社團組織。這些組織的工作以互助、慈善為主，但又負起了整合社區內的意見，向港英政府反映及爭取權益之功能。不過，在當時封閉的殖民政治制度底下，它們與政府的關係和互動，自然難與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民間組織相提並論。重要的是，在香港民間自發組織社團，由來已久。而儘管殖民政府並非沒有其高壓、威權的一面，但總體而言，民間能夠有相當程度的自主和自由，有其活動的空間。

戰爭與政治不穩定令大量移民來港。來港的移民初時只以暫時居留的心態來到這處殖民地找生活，在政治動亂的環境裏暫且有處棲身之所，對於身邊發生的事情多不過問。本來這種「難民心態」是會窒息民間組織社團的發展的，但現實的情卻剛好相反。生活困難，再加上當年政府基本上沒有什麼社會福利服務可言，同鄉、街坊之間的互助發揮作用。同時，有見於大量難民來港，海外教會、救濟及志願團體紛紛到來提供服務。雖然，到了上世紀60年代中期海外援助陸續減少，但它們在港所建立的志願團體（後來改歸類為非政府組織）的服務基地、社區網絡，對1970年代以後於勞工、社區等方面的基層組織的發展，影響深遠。更有趣的是，戰後初期，香港身處於冷戰的政治佈局之中，海外政治力量、國共兩黨各自在港進行政治活動，以達其背後的政治目的。它們的活動不限於明刀明槍的政治宣傳，而是還有通過各種文化、藝術、出版、康樂、體育活動來爭取群眾支持。殖民政府似乎亦樂於見到這樣狀，國共之間相互制衡，防止了任何一方的勢力坐大。客觀上，香港的民間社會成為一個多元意見的發表場地，雖有各種意識形態各據山頭，但無阻不同的意見、主張自由流通。

上述社會條件，到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中期開花結果。1966年的九龍騷動象徵了戰後土生土長一代踏足社會及公眾事務領域的開始。他們跟移民背景的父母一輩不同，不再視香港為暫居之地，而是敢於提出要求。而他們所提出的要求，乃屬於一種本地的社會議題，而不是1950年代所見的國共之爭的伸延。接陸續在社會上出現的，是學生運動、居民運動、新興（即獨立於傳統左右派陣營）的工會運動等。在當時仍然是十分封閉的政治環境裏，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除實實在在的表達民眾的訴求之外，還以具體的行動確定了市民的言論、集會結社、以集體行動作為抗爭手段的自由，擴展了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當然，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得以擴展，得來不易。多年的街頭抗爭，時有遇上政府鎮壓，絕非一帆風順。在還未引入代議政制概念的政治環境裏，來自民間的抗爭逐步為市民爭取到更多權益和更多分享權力的機會。

七八十年代的民間抗爭以爭取利益為主。到中英進行前途談判，帶領香港進入了政治的過渡期，新興的議政及參政組織紛紛成立，而當時的抗爭運動和組織成為了它們的重要支持力量。本地爭取民主化的政黨與社會運動之間多年來有微妙的關係，多少是因為有過這一段歷史。而以爭取權益為主的抗爭運動及組織不多久便感到壓力，因為活躍於各級議會的政黨很快便可以將議會上的工作代替民間動員和街頭抗爭。政黨與民間組織社團長期存在既可於某具體事件上合作但又不盡信任的緊張關係，始於這樣的背景。

近年政府不知民眾抱有新訴求

由1990年代至今，民間社會出現了很多重要的變化。新的身分與利益群的出現，令關注的社會事務的範圍大大擴充。而抗爭運動及組織的定位亦跟以前不同，不再只限於權益上的議價，而是更重視提出另類文化價值與關懷，同時亦強調情感的表達。近年不少行動對特區管治造成重大衝擊，皆因政府的領導層還生活在舊有的政治環境裏，不知香港民眾抱有新的期望與訴求。

回顧香港民間社會的發展，其自主與多元的特性多年來都沒有改變。民間社會是香港爭取民主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真正的民主運動不可能容許民間社會缺席。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延伸閱讀

本文取材自城大專上學院與新力量網絡合辦的「通識及公共事務課程」，有興趣者請瀏覽： www.synergynet.org.hk/b5_m9_detail.php?id=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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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8年（2009）雙十節香港屯門紅樓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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