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君行﹕起義的「話語權」爭奪戰

【明報專訊】有關起義的「爭議」，建制派上綱上線早已預期，但某些傳媒及評論者，為我們分析「起義」，提供另類視野，可說更值得深思與玩味。

那些意見大概認為起義的確令大部分人聯想到暴力革命，至少提升與北京的對抗姿態，尤其令中間或中產選民因而怯於投票。

起義於中共 是正面辭彙

首先，就起義這個辭彙，社民連已在記者招待會詳細解釋：「起義於中共而言，是正面的辭彙。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的傅作儀，帶領他的軍隊在北平向共軍『投誠』，中共將這段歷史稱作『起義來歸』；到1986年，台灣華航機師王錫爵劫機，投奔大陸，中共一樣稱之為『王錫爵起義來歸』。而且，在黨史中也有著名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如果有人硬要將我們用起義兩字，扭曲成暴力革命，則中共在他們眼中，也必然是個不值得擁護的負面政權。」若然是一個誤解的印象，借此機會給社會上一次通識課，何樂而不為？

再者，所謂的中間或中產選民，是否一如論者所言鐵板一塊？無論是政府、主流傳媒，以及經常出現於各大媒體的評論員，都會形容中產是「保守」和「追求穩定」的一群，再以此為基礎，倡議他們對公共政策的立論。然而，香港「中產」是一個從未經驗證的社群。現貴為行政會議成員的張炳良，在一篇回歸前的舊文〈新中產階級再探——順回應呂大樂先生〉就曾有以下論述：「由於新中產階級內部存在無可避免的分化，不同的組合基於本身在生產關係中的相對獨特性、功能角色、資源、生活機會、社會地位、政治利益等，在社會上的集體行動（如政治參與的形態和取向）表現方面都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分歧，因而新中產階級內部同時存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及進步性是絕對正常的。」

不單是中產，整體香港市民都經常被政府及傳媒，簡單地模糊化成一個群體，按不同時間和政治需要任意解讀以至扭曲。這明顯是特權階層身為當權者對全體香港市民的背叛。

已故的美國歷史學家基斯度化‧拿殊（Christopher Lasch, 1932-1994），他的其中一本名著《精英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描述美國近代政治被一眾商界及學術界的精英把持，與一般民眾卻愈行愈遠。他形容那些特權階級，送孩子到私立學校讀書（送子女到國際學校），投保醫療保險（光顧私家醫院），僱用私人司機及保鑣，實際上他們已經完全脫離大眾生活。可是，這一班人卻去為社會的大多數制定與他們無關的公共政策，情一如香港的傳媒高層，以及建制內的社會精英與名人。

許多自詡的「精英」們，卻一直懷疑普通公民是否具有理解及判斷複雜事務的能力，並認為民主辯論極易變成大吵大鬧，而很少理性的聲音。於是，精英的思想愈來愈褊狹，政治辯論大多數都限於「有話語權的階級」，對任何新觀念都無動於中，對那些可能會質疑其觀點和事件置諸不理。拿殊20年前的這番批判，卻可以用作特區政府拒絕與「80後」等反高鐵人士溝通，以及建制派封殺5位辭職議員宣讀聲明的背景解說。

「精英」怕「5區公投」所彰顯民意

香港管治我們的「精英」，以及和他們相配合為攫取各種利益的建制派政治集團，正正害怕透過「5區公投」所彰顯的民意，從此化解他們一直掌握的「話語權」，令香港人不能再被他們任意解讀，對於他們而言，的確是一場「革命」。我們的「起義」，變相迫使他們面對一個政府在現代社會的「應有之義」：政府是代表民意的機關，管治者不能向其授權者撒謊。於是，一句「全民起義」的宣傳口號為他們咄咄進逼，甚至在2004年攻擊七一遊行「還政於民」的口號，為的是要證明「話語權」仍是牢牢掌握在他們手上。

所以，在這場「話語權」的爭奪戰當中，我們必須繼續堅持「全民起義」，那是為捍衛「新民主運動」的本質，亦即由香港人真正擔當政制發展的主角。拿殊最後提醒我們：「民主需要觀點和意見的激烈交鋒……只有辯論，才能讓人了解有用的信息。沒有民主觀點的交鋒，大多數人就不會積極地去掌握知識，從而使自身成為有能力的公民。」

唯有將「話語權」帶回民間，在「5區公投」的過程引發全民大辯論，香港人從此對於當權的精英們，就是一個個具有公民意識的個體，而不再是一個個被任意解讀的香港故事。

作者是社會民主連線主席

http://news.mingpao.com/20100201/fac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