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倒行：比較魏京生與劉曉波判辭

作者﹕陳健民

【明報專訊】中國政府重判劉曉波，國際輿論嘩然，元旦大遊行的群眾罵中共極權法西斯。究竟從學理上說，中國現在處於一種怎樣的政治狀態？

我在耶魯大學的老師Juan Linz對政治社會學的其中一大貢獻是對非民主的政體進行分類。當年他在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那篇長達200多頁的"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無非是告訴我們極權／全權政體與專制／威權政體大有分別，不能混為一談。簡單來說，極權社會是：

（1）政治、社會與經濟方面完全一元化；

（2）官方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主宰社會發展方向；

（3）政權滲透至私人世界，不斷動員群眾；

（4）政治領袖以個人魅力超越法律規範、對黨的忠誠是爬升的唯一階梯。

Juan Linz心目中的極權政治是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但和他細心討論後，他亦覺得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在某些階段亦可算是極權主義的經典。

那怎樣才算專制政體？Juan Linz認為：

（1）政治上有所鬆動，但經濟與社會已相當多元化；

（2）沒有官方意識形態，只有某些特殊的理念（如穩定和諧）；

（3）政府極少動員群眾；

（4）權力雖未完全規範化但其可預測性甚高、黨政分家、軍隊相對獨立。

中國比專制政體更高壓

Juan Linz心目中典型的專制政權是南美洲的軍政府。作為民主化理論大師，Linz認為極權社會要轉變成民主政體幾乎是不可能，除非是由於外力侵入或爆發大型的革命；即使民主化成功，崩潰的可能性亦相當之高。相反，在專制政權下，由於出現公民社會和反對派的機會較高，有利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民主化。

我曾和他談過改革後的中國，大家都同意極權主義不是合適的概念去描述中國情，但又認為中國比專制政體更高壓。後來蘇聯與東歐的共產政權相繼倒台，表面上好像否定了他認為極權政體難以民主化之說。但深入研究後發現，其實有些東歐國家從來都沒有真正實行過極權政治（譬如波蘭在波共統治下從未出現社會與經濟絕對的一元化——天主教會仍然存在，農村亦以小規模合作社為生產單位），亦有些國家（如匈牙利）在共產黨統治下已實行自由化，結果成為「蘇東波」民主化浪潮的帶動者。因此之故，Linz提出「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的概念去描述這些政體，其特色是：

（1）政治保持一元化、經濟上開始發展私營經濟但仍以國營經濟為主、相對自主的民間社會開始出現；

（2）官方意識形態已經淡化；

（3）政府較少動員群眾，容許政治冷感和私人生活空間；

（4）黨規與黨內民主開始約束政治領袖的權力，技術官僚開始進入領導層。

談一談魏京生審訊紀錄

我認為後極權主義這個概念非常適合描述改革初期的中國，讓我用魏京生的審訊紀錄來談一談。

1970年代末的「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曾經令不少人以為寒冬已過，從此百花競艷。直至1979年魏京生因「反革命宣傳罪」被捕入獄，大家才醒覺中國的政治空間仍然非常狹窄。在審訊中，公訴人竟然提出：「每個公民的言論自由，必須是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上的自由，只有維護他的自由，沒有破壞的自由。」公訴人更認為魏京生爭取的自由是「超出法律之外，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所以「實際上搞特權、搞獨裁的是魏京生」！邏輯混亂、強詞奪理至此，真是中國司法之恥。但公訴人的另一段說話卻很有時代意義，他說：「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不信仰，也可以信仰，但是絕不許你反對，反對就是違反了憲法。」這種「不求相信，但求不反對」的思路絕非文革時期那種必須「人人過關」的政治所能容忍的，可見中國已進入後極權政體，政府寧願人民對政治冷感，潛心工作消費，貢獻四化。

隨民營企業的發展和人民在消費、出國以至宗教自由的增加，經濟和社會逐步走向多元化，而政策方向亦更多環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穩定壓倒一切」等理念發展，再加上政企分家與黨政分家的討論，令中國在1980年代末有轉向專制政體的象。但89年六四屠殺後，中國政治形勢逆轉，回歸後極權主義。魏京生在出獄後不久於95年再次因為在海外發表抨擊中共獨裁的文章，再加上一些投資、籌款及舉辦文化活動，被控以反革命罪和顛覆政府罪再次入獄，最後在中國申辦奧運前夕獲釋流亡海外。

胡溫新政，從以往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轉為在平衡各種差異中求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對胡溫來說，「和諧社會」就是民主與法制、公平與正義、滿有活力、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慢慢形成新的話語取替舊有的社會主義思想。民間組織亦在過去幾年猛速增長，由於大量投入汶川地震的救災工作，2008年被視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從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的多元化、意識形態淡化以至私人空間的擴展，應該是有條件從後極權政治走向專制政治，甚至是「開明專制」。但劉曉波因為發起「零八憲章」的簽署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終被判入獄11年（連在捷共獨裁統治下亦未曾對「七七憲章」聯署人實施如此嚴苛的懲罰），可謂中國改革歷程另一倒退的標誌。

劉曉波案是赤裸裸以言入罪

看判決書全文，都是羅列劉曉波在哪個海外網站發表哪篇文章，有多少人點擊閱讀，或者是他以電郵找了某些朋友就「零八憲章」簽名，完全沒法證明這些文字與行為如何煽動暴力，且暴力行為會對國家產生現實、即時的危害。過往針對異見分子或維權人士的案件，往往會加上一些財務（如漏稅）或行政手續的缺失（如違規出版）來加強刑控的合理性，但劉曉波案卻是赤裸裸的以言入罪。相對於1979年審判魏京生，從反革命罪改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只是令判辭內容變得更技術化卻又是同樣空洞無力。

按Juan Linz的思路，如果一個極權政體可以逐步走向後極權主義、再走向專制以至開明專制的政體，是最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過渡為民主政制。而我認為這種漸進民主化往往是通過自由化（liberalization）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而帶動的。前者涉及開放言論和結社自由，後者有賴法治的建立，逐步規範政府的權力。現在中國的政治發展在倒退，究竟會帶來怎樣的局面？當年魏京生在法庭上曾經說：「現在中國要爭取民主……還會遇到很大阻力。當然，這裏流血、犧牲兩種情都可能發生。我準備作出這種犧性。」中國在經濟改革方面避免了蘇聯的震盪式發展，為改善民生帶來重大貢獻。如何在政治改革上走一條和平漸進之路而避免出現魏京生所描述的流血與犧性，是當前中國領導人最大的挑戰。

重判劉曉波，傷盡國內外華人知識分子的心，更將中國拋向一個令人憂心的未來！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http://news.mingpao.com/20100118/fab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