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恩、陳健民認為，不少港人仍寄望於七一遊行帶來的政治效應，但兩人質疑，世界潮流真是向民主邁進嗎？圖為去年七一遊行場面。【明報專訊】六四雖過，七一將臨，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擔心今年遊行人數驟升，挑戰特區的管治威信和為未來政改帶來壓力。過去幾年，民眾雖已用不同方式表達了對民主發展的訴求，中央對普選如何衝擊特區的行政主導仍有戒心，而本地財團始終擔心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而緊抱功能議席。即使人大常委已為特區普選定下時間表，各方對此仍是半信半疑，覺得那只是緩兵之計。因此，不少港人仍寄望於七一遊行帶來的政治效應，希望用群眾力量告訴當權者：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生，逆之則亡。但世界潮流真是向民主邁進嗎？
已故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於1991年指出，在1970年代起世界掀起了有史以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自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後，民主化浪潮於1970年代席捲南歐、1980年代波及南美，到了1980年代末隨東歐變天而邁向高峰。但民主化餘波未了，過去10多年，相繼在亞洲、非洲以及中歐有所拓展，香港亦無可避免捲進這個浪潮。
第三波民主化已走到盡頭？
但最近兩三年，敏銳的觀察家們開始意覺到第三波民主化可能已走到盡頭。一些曾被世人寄予厚望的國家，在民主進程上不進反退。譬如大部分前蘇聯國家在推翻共產政權後，即使引入了選舉制度，卻未能擺脫強人統治的陰影，有重返威權政治之勢。而一些如巴基斯坦及泰國等南亞國家，頻密的政變令國家在專制與民主間徘徊不前。即使像台灣及韓國這類第三波成功案例，亦受到貪污等管治問題的困擾，令人對民主制度的效能有所質疑。即使如英美那些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現在都成為金融海嘯的重災區，甚至要求助於像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種種象顯示第三波民主浪潮已達瓶頸，歷史上曾兩度出現的民主逆潮似乎迫在眉睫！
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軟肋在哪裏？政治學者Jean Grugel指出在民主化的歷程中，國民大都對民選新政府寄以厚望，期民主能引導改革、改善民生和促進平等。因此，民主國家必須有效進行滅貧及改善社會福利政策，方能獲得認受性。要達成這個目標，政府必須有能力管治全國及施行法治，亦需調動社會的資源，促進經濟發展。但由於新興民主大都底子不足，要回應這些緊迫的挑戰真是談何容易。
這些在第三波下建立的民主國家，大都是處於全球經濟體系的邊緣，在世界貿易中議價能力較低。不幸的是，由於國際社會長期信奉自由經濟哲學，把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畫上等號，相信開放市場自然會促進民主。因此，新興的民主國家大都會採用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同一時間，不少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 （如世界銀行）在援助發展中國家時，亦致力開拓新興市場、拆除貿易壁壘，限制這些國家推行干預經濟的政策。
Grugel在另一份研究中提出了兩個案例以說明問題之所在。首先是哥斯達黎加，該國在1980年代在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支持下開展經濟自由化，以促進出口、創造外匯。USAID不單促使哥國改變其經濟政策，也把一群出口商組織起來，讓他們向政府施壓。USAID撤出後，美國仍然幫助哥國的親商組織，發表支持經濟自由化的輿論。再加上加勒比海國家區域整合的壓力，哥國政府自然傾向延續商界利益，而忽視社會福利，結果哥國政府與商界利益糾纏不清，漸漸失去兼聽民間聲音的能力。而作為另一例子的智利，即使受到國外的影響不顯著，由於奉行經濟自由化政策，民主政府仍然無法擺脫親商輕民的傾向。
應思考改造已失控的資本主義
當然，論者都明白到在共產主義下那種對經濟無孔不入的控制，與民主政治是無法兼容的。但盲目信奉自由經濟、政府向財團利益傾斜，造成貧富懸殊和社會福利的不足，同樣會損害民主政府的認受性。當國民覺得民主不過是另一種維護少數精英利益的制度，甚至是西方經濟大國掠奪他國財富的工具，民主制度就難以整固。譬如在俄羅斯，國民因在急速市場化的「震盪療法」中吃了苦頭，不少人進而對民主政治失去信心，竟用選票迎接新的強人政治。而即使東歐的民主制度大體上運作良好，開放市場及歐洲一體化的政策亦令國民對民主政府不無怨言，部分人開始支持極右的激進勢力。
本來新興民主國家中的公民社會，可以提供另類社會資訊，批判社會的不平等。可是，第三波民主化較多是透過體制內的變革而帶動，相對忽視促進民主的社會力量。公民社會專家Michael Edwards認為，國際社會過分相信經濟支援乃公民社會發展的關鍵。他們不注重本土的社會網絡，主力透過外援建立新的公民社會團體。不過，外來的資源往往誘使公民社會團體作出尋租行為，為吸引海外資助而發展項目，而非切實回應本土基層的需要。受助團體的成員往往來自能與外國溝通的精英階層，他們未必熱中於解決社會不公的問題。更有甚者，部分對公民社會的支援，竟落得像哥斯達黎加的個案般以製造親商輿論為目的。最終不少新興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都不能健康成長，更無法成為鞏固民主的社會力量。
在目前的經濟危機中，我們應思考該如何改造早已失控的資本主義，亦要同時思考如何協助新興民主國家擺脫舊有的資本主義教條，破除市場萬能的迷思，加強新興民主國家運用資源、整合社會和政策實踐的能力，讓這些國家切實以滅貧和改善社會福利為民主化後的首要任務。此外，我們當思量如何善用本土的公民力量，從下至上地整固民主。
可悲的是，由始至終，香港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中只有隔岸觀潮的份兒，無緣分享在現代民主體制中發展治理能力的經歷。而在新舊體制間徘徊的香港，卻同樣無力滅貧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一步一步陷入認受性危機。
作者徐承恩是執業醫生，陳健民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延伸閱讀
作者：Jean Grugel
文章：State and Business in Neo-liberal Democracies in Latin America
期刊：Global Society (1998)
作者：Jean Grugel
書名：Democrat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002)
作者：Michael Edwards
書名：Civil Society (2004)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