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絕不相信，當時中共的所有領導人、所有黨員，都是處心積慮，為了奪權，戴上民主假面具欺騙全國人民的；後來的徹底墮落，是後來的事，原因可能包括蘇俄對中共的錯誤領導和壞影響，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實行軍事、外交、經濟上的圍堵，以及中共自己在權力中腐敗、特別是毛澤東個人在這方面的腐敗。
當年的中共，的確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民主中國夢；他們的愛國情操和內涵與我們並無二致，反而更因為活在那個年代，激情只會比我們更加強烈。可是，在今天香港，面對不民主體制，有同樣這種信念的人士，卻受盡打壓、侮辱、人身攻擊，被指為反華、賣國、英美走狗、反中亂港……
中共的歷史，經常視「鬥爭」的需要而更改，建國前的那一段，早已被翻來覆去改得面目全非；中共原本十分豐厚的人民性，亦隨之而一點一滴流失殆盡，剩下的，幾乎只是五、六十年來內鬥成性的殘酷、因統戰需要而養成的圓滑、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物質慾。
Vic: 練先生斷言當年的中共的確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民主中國夢，其愛國情操和內涵與我們並無二致，此觀點是否成立，恐非那麼簡單。我不是想說：「當時中共的所有領導人、所有黨員，都是處心積慮，為了奪權，戴上民主假面具欺騙全國人民的」，因為我相言，當年投身共產黨的人，的確有很多滿腔熱情、真心想改善國民的生存環境。但正如早年極崇拜毛澤東的北大才女林昭，夢醒後會說：「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
我想說的是，共產黨之所以是共產黨，其核心思想中，是否必然包含與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調解的矛盾？透過暴力革命奪權的政黨有可能創建憲政民主嗎？如果我們把中共早年呼喚民主的文字記錄太當回事，會不會太天真了？即如當年以為真的可以與中共分享權力的各民主黨派？
無論如何，逝者已矣，現實正如練先生所言，中共現在剩下來的幾乎只是殘酷、圓滑以及物質慾。而會對中共是否曾經有過「與我們並無二致的民主中國夢」這一問題感興趣的人，又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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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筆者在海外，受另一張報紙邀請寫了文章，就香港回歸十年發表個人感想。有關香港政制發展部分，當時筆者這樣寫：「早在上世紀初，正統左派便站在反獨裁最前線。可惜，李大釗、陳獨秀等先烈的後繼人，後來竟變成中華史上最大獨裁，到了今天香港，更躲到地產賭博資本家帶頭的行列後面，幫著拖民主運動的後腿。為何如此變化，多年來一直思而未解，但有一點我清楚，香港民主化，不是在二○一二、二○一七或者任何一個年份，而只能在左派終於回頭，重拾那久違的民主中國夢那一天實現。」
年輕一點的讀者也許覺得奇怪，共產黨搞一黨專政，不僅寫進黨章，還致力打壓一切反對它的人士，哪會有什麼民主中國夢？就算有，他們那種民主，大概就是什麼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民主之類的東西，又怎值得「重拾」？重拾之後，能給予香港人的「民主」又是什麼樣的貨色？
歷史要比這種想法曲折得多。從前共產黨的民主中國夢，和我們今天在香港爭取的，並無分別；有的話，反而是當年共產黨把同樣的民主訴求表達得更迫切、更有血有肉、更有生命力！筆者六、七十年代在海外求學，曾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閱讀過很多這方面的歷史資料，可以證實這個說法；其實，筆者當年思想上左傾，很大程度就是受那些史料影響。筆者寫上述那篇文章之時，身在「蠻荒」，光憑記憶不能準確引用史料詳加論說，但無巧不成話，今年十月，北京刊物《炎黃春秋》裏的一篇文章，竟引用了相同一批史料。這幾天，正值人大常委審議香港政制發展事，筆者願向讀者介紹一下這些史料，一鱗半爪，足夠說明中共如何從理想走向墮落，亦足以提示它怎樣從那墮落中自救、回升、崛起。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提出實現民主的兩項具體目標：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中共取得政權之後，並未實現此目的或承諾，反共人士因而認為毛的這種開明話語，從第一天開始便是為了統戰民主人士而說的瀰天大謊，但筆者認為中共當年惡不至此，後來腐敗於權力之中，才走上獨裁的路。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題為〈論選舉權〉的社論，指出：「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對於選民的資格、選舉的機制，社論說：「不僅人民都要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當做投票的工具罷了。」毫無保留提倡普選、反對篩選，清楚明白，沒有但書若書！正統左派今天在香港挖空心思去擴大委任制、保留甚或增加功能組別議席、巧立名目搞候選人篩選，看了這一段當年的黨報社論，能於心無愧？
另有香港的反民主陣營中人，常常說民主不等於一人一票，目的其實就是想繞過一人一票、取消一人一票，找其他代用品。有關這種代用品，一九四五年一月廿八日的《新華日報》文章說：「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這是當年的話，卻說到今天的點子上去了。
反對一黨專政，並非當時黨報的編輯個人說說而已。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延安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上演說：「孫中山先生的遺囑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於中國的自由平等，對外獨立，對內民主。」周並提出三點達至民主的方法：「一是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這也絕不是周恩來即興之作。一九四一年十月廿八日《解放日報》文章說：「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會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這段話，不僅能夠針對中國大陸現況，對於一心想以「執政聯盟」專制於香港、把其他在野派永遠拒之權力之外的香港當權派和特區政府，更有當頭棒喝之效。關於一黨專政，當年劉少奇有更強烈的反對。篇幅所限，明天待續。
練乙錚 - 批判中共、繼承中共2007 年 12 月 29 日信報
昨日筆者提到，中共建國之前是堅決反對一黨專政的。毛澤東、周恩來，以及黨的機關報一再強調這點。不是只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而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對此，當時的劉少奇有更清晰論述：「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擇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上海人民1981，頁172-176 ）
當年的中共反對「獨夫民賊」蔣介石，號召建設民主新中國。因此，今天一些香港民主派要求中共「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等口號，聽起來特別諷刺，因為都是中共當年自己的政治綱領。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新華日報》發表題為〈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的社論，指出「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
筆者絕不相信，當時中共的所有領導人、所有黨員，都是處心積慮，為了奪權，戴上民主假面具欺騙全國人民的；後來的徹底墮落，是後來的事，原因可能包括蘇俄對中共的錯誤領導和壞影響，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實行軍事、外交、經濟上的圍堵，以及中共自己在權力中腐敗、特別是毛澤東個人在這方面的腐敗。三者中，起初尤以蘇俄的影響最為重大。當時蘇共領導共產主義世界革命，勢力如日中天，中共也不得不俯首稱臣，以獲取人力物力各方面的支援；加上當時蘇俄是「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大國，其專制政體已在東歐、外蒙等「後進」社會主義國家翻版，中共不得不「照搬外國」。
除了口號、綱領之外，當時中共對民主的理解，到底和香港今天的民主派人士有沒有分別呢？讓我們讀一段一九四三年美國國慶日《新華日報》文章：「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裏種下了根基。」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該報又發表社論〈紀念杰斐遜先生〉，指出杰斐遜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早已「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世界上還有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制人民自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例』、『體制』；那麼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重大，也就格外覺得杰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這些話，比照香港民主派的政治理念，毫無兩樣；如果不看出處，讀了這段文字，人們還會以為是張文光或黃毓民罵今天中共的手筆吧？
至此，讀者應可相信，當年的中共，的確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民主中國夢；他們的愛國情操和內涵與我們並無二致，反而更因為活在那個年代，激情只會比我們更加強烈。可是，在今天香港，面對不民主體制，有同樣這種信念的人士，卻受盡打壓、侮辱、人身攻擊，被指為反華、賣國、英美走狗、反中亂港……。這不是頂荒誕的事嗎？也許錯不在今天的香港正統左派，更不在那些政治尋租的「新愛國」，他們當中，還有誰知道、記得後來的中共，竟有一個如此今人痛心疾首的政治墮落過程呢？中共的歷史，經常視「鬥爭」的需要而更改，建國前的那一段，早已被翻來覆去改得面目全非；中共原本十分豐厚的人民性，亦隨之而一點一滴流失殆盡，剩下的，幾乎只是五、六十年來內鬥成性的殘酷、因統戰需要而養成的圓滑、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物質慾。
話說回頭，筆者不相信香港二○一二、二○一七年會有中共當年想望的那種民主；循序漸進朝正確方向發展也很困難。下一階段當權派拋出的，頂多是各種「民主代用品」。中國是一個古老國家，觀念變化緩慢，中共的政治思想更是長期僵化，縱有十七大報告中的一點新風，也不能馬上吹進西環。在野派今後的工作，似乎應該多放一些在民主教育方面，最終把香港的民主發展搞好。「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對台灣的示範作用已十分微弱，但就政治體制而言，到底比大陸多走一步；因此，香港的參考作用，反而是對國內比較重要。香港的民主運動，任重道遠。
按：本文所用原始資料，主要轉引自《炎黃春秋》○七年十月號王鐵群文章。王先生是河北大學馬列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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