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6日 星期五

聲援【零八憲章】捍衛中國人權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零 八 宪 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 (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勍(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亶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 (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赵 晖(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 (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 教授)
陈 林(广州 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 (北京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兟(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 (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山东,电子工程师)
宋翔峰(湖北,教师)
邓复华(湖北,作家)
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李仁兵(北京,律师)
裘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兰志学(北京,律师)
周锦昌(浙江,退休人员)
黄燕明(贵州,民主人士)
刘 巍 (北京,律师)
鄢烈汉(湖北,企业主)
陈德富(贵州,民主人士)
郭用新(湖北,医生)
郭永丰(广东,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袁新亭 (广州,编辑)
戚惠民 (浙江,民主人士)
李 宇(四川,采编)
谢福林(湖南,人权捍卫者)
徐 光(浙江,企业主)
野 火 (广东,自由撰稿人)
邹 巍(浙江,维权人士)
萧利彬(浙江,工程师)
高海兵(浙江,民主人士)
田奇庄(河北, 作家)
邓太清(山西,民主人士)
裴鸿信(河北,教师)
徐 民(吉林,法律工作者)
李喜阁(河南,维权人士)
王德邦(北京,作家)
冯秋盛(广东,农民)
侯文豹(安徽,维权人士)
唐吉田(北京,律师)
刘荣超(安徽,农民)
李天翔(河南,工人)
崔玉振(河北,律师)
许茂连(安徽,农民)
翟林华(安徽,教师)
陶晓霞(安徽,农民)
张 望(福建,工人)
黄大川(辽宁,职员)
陈啸原(海南,职员)
张鉴康(陕西,法律工作者)
张星水(北京,律师)
马纲权(北京,律师)
王金祥(湖北,维权人士)
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鄢来云(湖北,企业主)
李小明(湖北,维权人士)
肖水祥(湖北,维权人士)
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毅(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共303人)

签名规则:

1,本宪章为开放签名。
2,请用真名或常用笔名签名,并注明所在地和职业。
3、签名格式:姓名、当前所在省份、职业。如:张XX(北京,作家)
4,签名信箱: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xianzhang2008@aol.com

2010年2月24日 星期三

轉載:《网络革命宣言》全文:

《网络革命宣言》全文:

十九世纪末,日本有“明治维新”,满清有“戊戌变法”,前者成功,后者流产。于是,在日本,至今,最古老的君主制与最现代的民主制共存,那是统治者向民间让步、让权的结果。君主立宪制,这个名词,本身象征着,王权与民权的妥协,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溶为一炉。

满清王朝拒绝向民间让步,自我扼杀政改(“戊戌变法”--君主立宪制改革),结果,清廷葬身于革命洪流(辛亥革命)。今天,统治中国的共产党集团,无数次地,拒绝向民间让步,拒绝政改,摆出横蛮嘴脸,硬是要将一党专政进行到底。

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以理性、温和、谦卑姿态,奉劝中共:与民众和解,共建民主中国,融入文明主流。中共非但不自省,反而将刘下狱,悍然判处刘重刑11年,公然展示权力傲慢。

关于中国的发展,我们说过:不需要中共做什么,只需要中共不做什么。仅仅是“松绑”,中国经济便迅速成长;如果停止封锁互联网,不再限制新闻自由,不再干预司法独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将自然而然地诞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中南海拒绝在政治上“松绑”,基于两怕:害怕被清算--历史上,中共杀人如麻、血债如山;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现实中,中共以权谋私,腐败成性。据此可知,将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民主发展,寄望于中共,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重判刘晓波,扑灭《零八宪章》,等于堵死和解之路。这是对改良的蔑视,这是对革命的召唤。言革命,未必就是暴力革命。当代历史证明,颜色革命,以其和平、理性、非暴力、乃至浪漫主义色彩,更蔚然成风,广为流行。

鉴于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最残暴、最狡诈的厚黑集团,中国的颜色革命,就不大可能是“玫瑰革命”(格鲁吉亚式)、“橙色革命”(乌克兰式)、“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式)、“天鹅绒革命”(捷克式)等,而注定是网路革命(互联网革命,Internet Revolution)。

至2009年,中国网民人数达3.84亿;预料2010年,中国网民人数将突破4亿。以中国之人口,中国网民人数,必将遥居世界首位。中国网民,无论其观点如何,至少有一个共同立场,那便是:要说话,要畅所欲言,要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最大程度的获取信息,纵览世界,拥抱时代。砸碎网路枷锁,畅游资讯海洋,中国网民,目标一同,起点一致。

网路,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代表人类文明的新台阶:信息公开,信息速递,信息无国界。网路所及,提高了商业效率,增加了施政透明,激发了社会活力,普天下受惠。惟中共腐败集团,竟视之如洪水猛兽,倾党国之力,予以过滤、拦截、堵塞、封锁,先后构建“金盾”、“绿坝”等网路“柏林墙”,培植、安插无数网警、线民、五毛党。绞尽脑汁,耗尽巨资,穷尽人力。

对抗网路,中共自我定位为文明之敌。反文明,就是反人类。当然,固守专制的中共,本身就是人类公敌。北京独裁政权,早已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只待从内部予以瓦解。

在网路上,中共既守且攻。封锁和监控互联网,将中国民众隔绝于信息“柏林墙”下,是为守;对民主国家发动日趋猛烈的骇客攻击,破坏他国政府与国防网络系统,大量窃取他国机密,是为攻。中共发动网路侵略战争,是招致美国反击的直接原因。支持谷歌退出中国,力倡推广网路自由,誓言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中国网民“翻墙”--美国政府的最新姿态,昭示,无可避免的中美世纪大战,已经在网路上开打。

中南海拼死封锁网路,恰恰暴露,网路,成为中共腐败集团的真正软肋。只要击中这条软肋,貌似铜墙铁壁的中共独裁统治,就随时可能土崩瓦解。

于是,国人可以群起攻之,各显身手。探寻秘道,翻越封锁墙;分享技术,制造信息井喷;电子邮件,传播真情实况;博客,论坛,聊天室,处处都是战场。无需短兵相接,更无需流血牺牲。以斗室为堡垒,以电脑为阵地,以滑鼠为武器,就可以,随时投入战斗,随时撤出战斗,随时休整再战。可以是游击战,也可以是阵地战,还可以是集团作战。位置不拘,时间不限,手法千变。

这便是网路革命,这便是“中国特色”的颜色革命。四亿网民,都是中国网路革命的生力军。这场革命,不可能一夕竞功,但若持之以恒,假以时日,必动摇中共统治根基。

这场革命,不仅限于中国人民,港澳居民可为之,台湾民众可为之,海外华人可为之,国际友人可为之。网路无国界,网路革命无国界。“暴秦无道,天下共击之!”推倒中国“柏林墙”,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壁垒,此其时也!

原文連結: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china/201002/20100222021657.html

2010年2月18日 星期四

轉載:中共不是“專制王朝”,而是“極權黨朝”(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17日 转载)

邊緣人有一個共同特徵,即不能安分守己於任何一種“正業”。一言以蔽之,在社會處於動盪的狀態下,他們往往成為變亂的源頭。邊緣人利用農民“打天下”是中 國史上的一種傳統。毛和他的黨也確實在很大的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不過他們打下天下後所建立起來的不是傳統的“專制王朝”,而是現代的“極權黨朝”而 已。

余英時

謝幼田先生這部《鄉村社會的毀滅》是長期耕耘的一大收獲。二00二-二00五年他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辛勤地進行了三年的研究,寫成書的初稿;後來又不斷修訂增補,終於達到了可以刊佈於世的階段。承作者給我預讀定稿的榮幸,茲略述所感,以答雅意。

本 書前三章提供了歷史背景:一方面對中國傳統的社會性質,特別是明、清以來的農村社會,作了一個整體性的描述;另一方面又將毛澤東所繼承的暴民政治的根源加 以疏理。這三章涉及近代以前中國史的全部,其複雜的情況實在難以想像。但作者借助於現代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的討論,整理出一個化繁為簡的綱領,為 讀者提供了理解的方便。

在第四、 第五、第六三章中,作者則運用極其豐富的資料,展示了毛澤東和他的黨怎樣憑藉暴力,首先在全國鄉村中挑起“階級鬥爭”,大規模地屠殺所謂“地、富、反、 壞…”等“份子”,接著將中國農民全部農奴化,最後相當徹底地完成了鄉村社會的毀滅。第四章第三節(“毛澤東暴力革命之路”)、第五章第三節(“殺人比賽 ”)和第六章第二節(“新式農奴”)是特別值得細讀的。

傷害了幾乎所有的農民

在 這篇短序中,我只能稍稍澄清一下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與農民的關係。毛的“革命”戰略以“鄉村包圍城市”著稱,中共的軍隊也確以農民為主體,而且不可否 認的,“土地改革”對於農民是有一定程度的號召力的。由於這些原因,一般人曾相信:中共的“革命”代表了農民的利益。在二戰期間中共也特別刻意地向西方製 造這一公共形象,所以美國人,至少“中國通”,都說中共只是一個“農業改革者”的黨。但祗要稍稍考察一下歷史事實,我們便立刻看出:毛和他的黨徒從來沒有 把農民的利益放在心上過。對於農民,中共先用一些甜頭誘他們入夥,因“革命”必須有基本群眾。所以毛試圖以“分田分地”的土改,把農民爭取過來,為他賣命 打仗;等到農民上了賊船以後,便只好一切任人擺佈了。本書作者曾引劉少奇一句話,是在一九四七年全國土地會議上說的:“搞土地改革,就是為了打勝仗,打倒 蔣介石。”這句話充分暴露出,在中共的心中,農民只有工具價值,即奪取政權的手段。這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完全不相同,孫的主張才真正符合農民的利 益。馬列主義既以消滅私有財產為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先決條件,則農民最後必成為“革命”的對象。俄國共產黨的革命史首先在這一方面樹立了典範。列寧承繼 了恩格斯的觀點,相信農村中失去土地的無產者,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和城市中的產業工人結成聯盟。因此他在一九一七年曾鼓動農民分田分地。但這完全是奪權 的一種策略。一九一八年八月以後,他已決定過河拆橋,展開了對鄉村的階級鬥爭。鬥爭的對象在表面上是地主、富農、中農,然而在實行中任意擴大鬥爭面,傷害 了幾乎所有的農民。


毛 和他的黨效法列寧(及斯大林),亦步亦趨,土改(一九四九-五ο)剛剛結束,便迫不及待地,在一九五一年底公佈了關於農業合作的“決議”,凖備消滅農民的 土地私有權了。一九五二年這一官方導演的“合作”運動即已頗具規模,到了“大躍進”時期,“人民公社”成立,中國的農民便普遍淪為作者所謂“新式農奴” 了。由此可見毛和他的黨從一開始便對農民沒有任何善意,在利用了他們的人力打下天下之後,立即棄之如敝屣。毛的心中對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梁潄溟戮穿他的 欺世盜名,當眾指出農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他猝不及防,惱羞成怒,至於失態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鄉村社會的毀滅》:毛澤東暴民政治代價。

毛和他所領導的“革命”自始便不為安分守己的中國農民所認同,當年井崗山上的情況便是最好的說明。伊羅生(Harold R.Isaacs)是 一位國際共產黨人,曾在中國參加過共產“革命”多年,後來寫了《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這部書中資料是由中共黨人劉仁靜協助取得的,又採訪了共產國際領袖 如托洛斯基、馬林等人,所以早已成為這一領域中的經典文本。伊羅生告訴讀者:井崗山上的“紅軍”並不是從大規模而自發的農民運動中產生的。相反的,這支“ 紅軍”根本孤立於農民之外,其中農民出身者則不斷逃散。而且在江西蘇維埃時期,農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紅軍”,還把它當作“土匪”來攻擊。伊羅生的結論又得 到《龔楚將軍回憶錄》的進一步證實。龔楚恰好是追隨毛澤東上井崗山的紅七軍軍長。他親自策動並組織所謂“蘇維埃運動”。但從他的體驗,一般工人和農民都對 暴力革命不感興趣,袛有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之流才響應“打土豪、分田地”的號召,妄想藉此發財。這一情況和蘇聯的革命經驗大致相合。在一九一七年的二月 革命期間,俄國鄉村公田(communal lands)的農民,因為耕地重新分配的關係,曾稍稍參與革命活動。但公田重分之後(俄國公田照例每十幾年重分一次,因各戶人口經常在變化中),他們便遠 離革命,依舊擁護君主制。至列寧領導的十月政變,農民則認為是城市中人的事,因此毫不關心。

農民並不擁護暴力革命

農民並不擁護中共的暴力革命,從上述的事實中我們已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中共打天下成功,其兵源確是來自農民,這一現象又將如何解釋呢?我過去寫過一篇《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收 在《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一九九五年),主要便是分析這個問題。扼要地說,中共最初領頭搞“革命”暴動的主要都是一些不務正業的人,上引龔 楚稱之為“地痞、流氓”,古人稱之為“江湖上人”或“光棍”,此外還有其他名目,不必備舉。我則改用一個價值中立的社會學名詞,即“社會邊緣人”。中共這 個黨大致是由農村社會邊緣人和城市社會邊緣人兩大集團構成的。邊緣人是在“務正業”的士、農、工、商以外的人群。以傳統社會言,如“不第秀才”即是“士” 的邊緣人,“地痞流氓”則是“農”的邊緣人…。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比過去複雜多了,邊緣人的類型也跟著越來越多樣化。不過無論繁衍到多少類型,邊緣人有一 個共同特徵,即不能安分守己於任何一種“正業”。一言以蔽之,在社會處於動盪的狀態下,他們往往成為變亂的源頭。中共黨內集現代各種邊緣人的大成,他們善 於利用機緣,並通過黨外的邊緣人,把一般群眾煽動起來,加以組織;共產黨在各地發動的暴力革命大體上都依照這一方式,伊羅生和龔楚所留下的紀錄是可信的。

以農村的情形而言,上面已說過,從龔楚的報告,中共發動江西“蘇維埃”,務正業的農民都避之唯恐不及。三十年代在江西主持剿共的熊式輝,晚年寫過一部回憶錄——《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據他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的一次演講,江西有些地區的農民對於中共分給他們的土地抱著十分保留的態度。例如黎川農民分得土地後,竟仍然向逃亡在外的原來地 主納租,而廣昌農民在土地重新分配之後,則只耕他們原有的田,不耕新得的田。龔楚和熊式輝當時在江西處於敵對的立場,但所見到的實際情形則恰好可以互相印 證。不但如此,從江西流竄到四川的徐向前部隊也同樣遭到當地農民的抵抗和攻擊。(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所以我們祗要稍稍檢查一下歷史事實,農民擁護共 產黨的謊言便立刻不攻自破了。

至 於中共軍隊以農民為主體,這是因為中共佔據了農村之後,將他們“裹脅”進來,並不必然出於自動自願。這裡所謂“裹脅”是中國史上“流寇”或“造反”集團行 之已久的策略,毛澤東熟讀這一方面的歷史,當然出色當行。“裹脅”指邊緣人領頭造反之後,所至之處,通過搶大戶或官府糧倉的違法活動,將一般農民捲了進 來。一旦農民參加了這一類的活動,由於怕“秋後算帳”,便衹好跟著邊緣人的領導走上不歸路了。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奉行列寧、斯大林一套嚴密的組織 方法,對中國傳統的“裹脅”策略的運用,更為靈活而多樣化,所產生的效果自然也遠非張獻忠、李自成一流人所能比擬的了。

最 後讓我澄清一下所謂“農民起義”或“農民革命”的概念,以結束這篇序文。本書作者在第二章的結尾處指出:明末張獻忠率領的流民,雖來自農村,也曾經是農 民,但他們打家劫舍既久,已成為職業的土匪、暴民之類;他們和真心耕田農民的利益是衝突的。作者又根據史學家李光濤的研究,證實明末流民軍隊中有大批的“ 邊兵”、
“逃丁”、“礦徒”、“驛卒”、“白蓮教”…等。這些人才是造反的主動力量,而農民則是被動的。我認為作者這一論點十分重要,和前面提到的“社會邊緣人”之說是完全可以互相印證的。我也贊同李光濤的見解,“農民起義”(或 “農民革命”)是一個誤導讀者的名詞。但是我還要進一步強調:這種情況不限於明末張獻忠、李自成的造反,而適用於中國史上所有大規模的造反運動,從秦末陳 勝、吳廣開始。陳勝早年為人“傭耕”時便不肯作安分的農民,所以才會說“苟富貴、毋相忘”的話。後來陳、吳同為“戌卒”,謀造反,又搞出種種“鬼”的把 戲,以“篝火”“狐鳴”來激怒群眾。他們是不務正業的“邊緣人”,已昭然若揭。又如唐末黃巢造反,即起於私販鹽、酒的武裝集團。黃巢勢力最盛時有兵六十萬 以上,其中農民自然佔多數,但組織者與領導者都是所謂“江湖上人”。販私鹽、私酒的“江湖上人”早就自我武裝起來,在各地流竄,一旦遇到水、旱等天災便自 然乘機把饑民煽動起來,跟著他們打天下了。

邊緣人在所謂農民造反中往往發生決定性的導向作用,不僅在中國為然,在西方也是如此。恩格斯在《日耳曼農民戰爭》中研究十六世紀日耳曼農民的階級鬥爭,也發現所謂“江湖浪盪之人”都是一些“不可信託的分子”,但他們在農民隊伍中進進出出,發生了很嚴重的負面影響。(按中譯本《德國農民戰爭》的“德國”一詞是誤譯。“德國”的建立在一八七一年,十六世紀時尚不存在。)

邊緣人利用農民“打天下”是中國史上的一種傳統。毛和他的黨也確實在很大的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不過他們打下天下後所建立起來的不是傳統的“專制王朝”,而是現代的“極權黨朝”而已。(《明鏡月刊》總第1期)(博讯 boxun.com)

2010年2月16日 星期二

影片:馬英九總統除夕賀詞 中華民國99年新春如意

影片:馬英九總統除夕賀詞
中華民國99年新春如意



總統在農曆虎年除夕、全家圍爐的時刻,以賀歲影片方式,向國人祝福新年如意,闔家平安。總統回顧過去一年,台灣經歷 了很多挑戰,幸賴國人發揮愛心,在艱難中,相互扶持,渡過難關。展望新的一年,總統許下三個願望:一願:台灣經濟發展好,人人有工作,家家都平安;二願: 台灣環境日日好,生態環保要落實,生命安全有保障;三願:世界和平人心好,社會和諧講禮義,相互扶持有愛心。

影片地址:
http://www.president.gov.tw/download/990213newyear.wmv


文字內容:

農曆虎年除夕、全家圍爐的時刻,馬英九總統特別以賀歲影片方式,向國人祝福新年如意,闔家平安。
  影片中,總統身著唐裝,以國語穿插台語、客語及原住民語,向國人賀節。
  總統回顧過去一年,台灣經歷了很多挑戰,幸賴國人發揮愛心,在艱難中,相互扶持,渡過難關。展望新的一年,總統許下三個願望:一願:台灣經濟發展好, 人人有工作,家家都平安;二願:台灣環境日日好,生態環保要落實,生命安全有保障;三願:世界和平人心好,社會和諧講禮義,相互扶持有愛心。
  總統也以高雄市大同國小一年級王麒瑋同學的夢想「讓地球恢復原來的樣子,減少暖化的現象」為例強調,政府在致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會兼顧保護環境,要將台灣建設成一個既安全又安心的寶島,讓孩子擁有健康清新的成長空間。
  總統賀歲談話影片全文為(4分30秒):
  全國的鄉親父老兄弟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呷飽未!大家食飽吂!
  除夕夜是大家圍爐吃年夜飯的時間,英九在這裡先向大家拜個早年,祝福您闔家平安大團圓,快樂如意過新年!
  今年是虎年,所謂新年新希望,英九心裡也有三個願望:一願:台灣經濟發展好,人人有工作,家家都平安;二願:台灣環境日日好,生態環保要落實,生命安全有保障;三願:世界和平人心好,社會和諧講禮義,相互扶持有愛心。
  過去這一年,台灣經歷了很多挑戰。幸好我們國人都很有愛心,大家在艱難中,相互扶持,得以渡過難關。現在景氣已經開始恢復,英九與行政團隊會繼續努力,相信大家的生活會愈來愈好。
去年九月,吳院長接任的時候,我當時強調最重要工作有三項,第一,是災後重建;第二,是疫情控制;第三,是經濟復甦。
  如今這三項工作都有具體進展。兩天前,有五百多戶災區民眾入住高雄縣慈濟大愛園區,場面非常溫馨,加上其他地區先前已有三百多戶民眾進住中繼屋,災區 民眾一共有八百多戶可以在他們的新家平安過新年,其他災後重建的工作也順利進行。疫情方面,由於民眾充分配合,我國疫苗接種比率排名世界第四,疫情控制得 很好,沒有大流行。最嚴重時有一千多班停課,不過到了寒假前幾乎已經沒有停課的情形。另外,台灣經濟也在快速復甦,失業率也下降了。各位還記得,去年這時 我們還在發消費券,今年市場買氣旺盛,人潮滾滾,希望大家過一個愉快的春節。
  最近,高雄市大同國小一年級的王麒瑋同學寫了封信給我。他在信中說,他的夢想是「讓地球恢復原來的樣子,減少暖化的現象」。我聽了蠻感動的,我們的下一代對世界有夢想、有責任感,這讓我對下一代充滿信心。
  政府現在的所作所為,主要是在發展經濟,尤其是增加就業機會,提升國人的生活水準,但也要保護環境,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既安全又安心的寶島,讓孩子擁有健康清新的成長空間。
  英九相信,台灣是一個有活力、有智慧、有愛心的美麗寶島!希望新的一年裡,我們心連心,手牽手,一起來打拼。讓我們攜手同心迎新春,開創時代新機運!
  祝福大家,福虎生風,萬事亨通,虎年行大運,謝謝大家! 承蒙大家,恁仔細。


原文連結: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_section=3&_recNo=9

2010年2月15日 星期一

爭鳴社論:虎年說虎



二○一○年春節就要到了,按照農曆,今年歲次庚寅,是虎年。作為年度吉祥物,各式各樣的紙老虎、布老虎,紛紛亮相。我們在向大家祝賀虎年春節之外,同時表示一個心願:希望中國在現代化的路上變得可親、可愛、可敬,而不要變得可惡、可怕、可憎。要知道,作為吉祥物的老虎是可愛的,但是如果一個國家被人看作老虎,卻是可怕的。不論對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這種國家越強大,越是一種災難。法西斯的興起和滅亡,就是前車之鑑。它不但給世界帶來災難,最後也?滅了自己。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大大變樣了:經濟建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比過去顯著提高,由於國力有了長足進步,已經在國際舞台上成為一個重要角色。這些都是一百多年以來,許多中國人夢寐以求的。

  但是先進的中國人所追求的遠不止這些。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主張的是三民主義,這是連中共都信誓旦旦要為它的徹底實現而奮鬥的政治綱領,如今實現了??沒有。現在不但民主自由仍是一句空話,就連中共自己津津樂道的「法治」,也只是「以法治國」,即中共用「法」來「治」老百姓,而不是「治」掌權者的。雖然中共當局早就簽署了關於人權的國際公約,但是直到現在也不正式批准,這不就是給「公檢法」濫用權力踐踏人權大開綠燈嗎?而且有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居然明目張膽寫文章或發表「重要講話」否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拒絕三權分立,並且把這叫作「中國特色」。作為中國高官,其智商竟然低到這種程度,真教人為之汗顏!

  中國是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在「世界村」裡確實作為一個大國正在「崛起」。但「現代化」也好,「大國崛起」也好,只要缺乏民主自由,就進不了人類文明的殿堂。因為衡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水平,不光是高樓大廈和高速公路,也不光是導彈核彈和空間技術,更重要的是「人」的狀況。在這個國家裡,人有尊嚴嗎?人能自由思想、自由表達、自由選擇嗎?人和人是平等的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年了,這個國家的權力是中國共產黨用暴力從國民黨手裡奪過來的。但它並沒有經過人民授權,而是自己「坐」起「天下」來了。這就原封不動沿用幾千年來改朝換代的規則,只要奪得政權,就歸自己所有了。為了保衛一黨專政,這個黨一直把軍隊掌握在自己手裡,任何外人都不得染指,而且還有一個響噹噹的口號,叫作「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老百姓中徵召兵員,用國家財政養活起來,卻是一個黨派的私人衛隊,只能「聽黨指揮」(這是國慶大典時天安門廣場上由群眾用人身組成的幾個大標語之一),這是當代中國獨有的世界奇觀。哪裡有一點現代文明的味道!

  自從建國以來,中共就壟斷了整個社會資源,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到自己手裡,黨的觸角已經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成一架金字塔形的大機器。高踞金字塔頂端的是中國共產黨。由於經濟政治軍事權力高度集中在黨的手中,而黨既未經人民授權又不受人民監督,同時黨的權力也只掌握在領袖手裡,領袖的產生又是前任指定的,所以這種制度必然是產生獨裁的溫床。不論誰,只要處在金字塔頂端,就能像玩電子遊戲一樣,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縱整個國家的命運。掌權者有幾個人能抗拒這種權力的腐蝕呢?正因為有了這種制度,毛澤東才能輕易地在一九五七年把整風變成反右派運動,並在一九六六年把整個中國投入十年浩劫。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制度,鄧小平才能用他個人的一個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斷送了中國的政治改革。

  為什麼我們要在虎年春節來臨之際提起「虎」的話題呢?就是因為中共在沉醉於「大國崛起」的亢奮狀態中,越來越顯出虎相,不但對內高壓,而且對外也不再掩蓋霸氣了。「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確實是至理名言。對內實行高壓的統治者,一旦國力增強,必然對別國也實行高壓;「和平」的高壓達不到目的,必然發動戰爭,二次大戰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有一句名言:「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但他應該知道:「共產主義也是戰爭」。因為共產主義國家和法西斯主義國家一樣,都是極權統治,對外必然實行暴力。而且正是共產主義的蘇聯和法西斯主義的德國,在二次大戰一開始就瓜分了波蘭。此外蘇聯還獨吞了波羅的海的三個小國,並且侵佔了芬蘭大片領土,「理由」是這塊領土離列寧格勒(彼得堡)太近,「威脅」了蘇聯的「安全」。

  毛澤東曾經留下「不稱霸」的遺訓,鄧小平也留下「韜晦」的教導。其實他們不是不想稱霸,而是羽翼未豐。因為「解放」全人類,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而奴役全人類,又是一切獨裁者的最大心願。歷史已經証明:共產主義的「解放」,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奴役,二者完全一致,不爽分毫!所以,所謂「不稱霸」,正是「此地無銀三百?」也。

  二次大戰以後,美國作為全世界自由民主的堡壘,自然是一切獨裁者的敵人;美國既然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那就更是共產主義必須征服的對象。這樣一個雙料對手,當然是中共的主要敵人了。因此,從毛澤東起,「反美」一直是中共國際戰略的核心。毛澤東晚年打出一張「聯美反蘇」牌,不過是想消除他在共產主義山寨上當大王的絆腳石而已。團結「第三世界」,分化「第二世界」,反對「美帝國主義」,是毛和他的繼承人從未改變的國際戰略,只是在羽翼未豐時注意「韜晦」罷了。

  其實「韜晦」並未掩蓋住爭霸的雄心。在國際舞台上高唱「反對霸權主義」,這矛頭是對著誰呢?美國付出巨大的代價,包括數以千計的優秀兒女的寶貴生命,為了消滅人類的共同禍害,對恐怖主義的策源地和流氓無賴國家作堅決的鬥爭,這難道是「霸權主義」嗎?恰恰相反,對外打著「反霸」的旗幟招搖過市,對內煽動民族主義狂熱,才是真正要搞霸權主義。如今以「愛國主義」為名的民族主義狂熱,已經是共產主義破產之後響徹中國上空的主旋律。在並無民族危機的情況下煽動這種狂熱,只有法西斯才玩弄這種把戲。

  這種狂熱,在二○○八年達到一個顛峰,那次加溫靠的是體育。中國運動員在奧運賽場上取得好成績,當然值得中國人高興,但為達到異常的高溫,國家的投入和人為的炒作,也太過分了。到了二○○九年,「韜晦」了三十年的中共終於不再遮掩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國慶大典上,主題竟然是向全世界展示軍威,把一些最新式武器裝備都亮出來了。這是要傳達什麼信息呢?這個形象難道不是一隻猛虎,而是一隻白鴿嗎?這種形象是可愛的還是可怕的?是可喜的還是可憂的?

  但願我們對這個信息的解讀是錯誤的,但願我們的憂慮是多餘的!

原文連結: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88/388edit/388editorial.html

2010年2月14日 星期日

天水圍泳池倒掛中共五星匪旗!!

天水圍游泳池懸掛的國旗上下倒轉。 (黃君堡攝)

天水圍泳池倒掛國旗

【本報訊】天水圍游泳池昨晨被發現將國旗倒轉懸掛,有市民認為康文署應注重正確的掛旗方法,尤其農曆新年來臨更不應如此失誤。






該泳池位於天柏路一號,昨晨有市民見泳池懸掛的國旗上下倒轉,心中很難受。該名市民其後致電康文署,但因大除夕假期無人接聽,其後他透過區議員與該署職員 取得聯絡,對方表示會跟進。另外,記者到場了解,該泳池因未到泳季尚未開放,保安員表示不知誰負責掛旗。康文署發言人昨傍晚回覆稱,署方已即時糾正,並訓 示有關員工注意懸掛國旗時,要依據正確方法。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214/00176_019.html

2010年2月12日 星期五

蘋論:中國異見人士的嚴冬 - 李平

周一,四川維權人士黃琦上訴失敗,維持判囚三年;周二,四川作家譚作人被判囚五年;周三,山東青年薛明凱在深圳被判囚一年半;周四,異見作家劉曉波上訴失敗,維持判囚十一年。在虎年春節蒞臨前夕,北京當局掀起審判潮,政治嚴冬的黑暗、寒冷遠甚於近日的料峭春寒,撕裂了和諧的面紗,撕毀了盛世的謊言,撕碎了過年的喜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昨日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劉曉波案時聲稱,「異見人士」這個詞語在中國並不適用,中國只有罪犯或非罪犯,不能證明「異見人士」是否存在。由此可見,北京貌似肆無忌憚地揮舞司法的大棒,鎮壓異見人士,其實心虛得很,連異見人士的存在都不敢承認、面對,用中共的套話來說,這就是「紙老虎」的表現。
從另一角度去看,中國現時的確沒有異見人士生存的空間,因為實施獨裁政制的中共當局根本容不下任何不同的政見,異見人士就算不被控以顛覆罪,也會被控以洩漏國家機密罪,甚至被控一些莫名其妙的經濟犯罪,而異見言論要麼成為以言入罪的證據,要麼在網絡上、報章上被「和諧」掉。馬朝旭還老着臉皮說,中國司法獨立,法院裁決不容外界干涉。但是,只要中共各級黨委的政法委員會──這個控制司法機構、可以對異見人士未審先判的太上皇存在一日,就不會有人相信中國司法獨立的鬼話。
劉曉波在 2009年聖誕節當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判囚,不只受到美國、歐盟的關注,也引起中共一些老幹部的不安, 20多位元老聯名上書中共中央,要求糾正對劉曉波案的「違法錯判」,批評第一中級法院的判決在事實和說理兩方面都不能令人信服,是以司法名義損害中共的改革開放形象。但是,北京高級法院昨日的二審判決,並未糾正一審的錯誤,顯示北京當局一意孤行,也是對宣稱以法治國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判決,宣判他的誠信、他的法治觀念的破產。
中共當局在春節前夕掀起的這一波審判潮,一方面彰顯當局為營造盛世聯歡的過年氣氛,試圖以密集的審判以儆效尤,威懾、恐嚇那些敢於發佈「不和諧」言論的人士。但是,隨着一批諾貝爾獎得主、美歐國會議員的提名,隨着北京在外交政策上揮舞制裁大棒,劉曉波等中國異見人士、維權人士角逐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勝望越來越濃,真正陷入恐慌的將是中共當局。與普世價值為敵、
與國際輿論為敵,中共還能走多遠呢?
另一方面,當局如此頻密地審判異見人士,也顯示民主、人權的星星之火正在中國燎原。在這些被判囚的人士中,有劉曉波這樣著名的異見人士,有黃琦、譚作人這樣致力為四川地震罹難者追討公道的維權人士,更有在深圳港資廠打工、以往寂寂無聞的「 80後」青年薛明凱。如果說,當局狂舞司法大棒,令人感受到的是中國人權、司法的寒冬,但是,請不要忘了: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周一至周六刊出

(李平)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00212&sec_id=4104&subsec_id=15333&art_id=13723824&cat_id=32&coln_id=6453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