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07 中国时报 【王铭义、朱立群／台北报导】
故总统蒋介石日记原稿拷贝影像首度在台公开。今天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国史馆举办「关键的一九四九：蒋中正总统的引退与复出」特展，并委托中天电视拍摄纪录片，取材自去年才解密的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日记微缩胶卷。纪录片将分别于国史馆及中天电视播出。
纪录日记的这批胶卷，现由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保管，只供读者手抄、严禁翻摄，此次破例公开播映，史料价值格外珍贵。
纪录片名为《存亡关头─一九四九年的中华民国》，聚焦在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五○年初，蒋氏心境及政治抉择的转变。拍摄团队耗时一年，往来中、美、台三地，参考蒋介石日记，也援引国史馆大溪档案及美国国家档案馆影片。
原稿拷贝影像 呈现历史秘辛
《一九四九大撤退》作者、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在片中指出，蒋虽透过一九四九年的元旦文告表示，若能实现和平，他绝不恋栈总统职务，但当晚日记坦承「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廿一日上午十点，正式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第三次下野。
下野后的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林桶法认为蒋得以据此保有继续以党领政的权力。他的主导权充分体现在人事部署：下台前夕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甚至早在一九四八年底就先任命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兼警总司令，显见对撤台「后路」早有盘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天后，中华民国在台北举行国庆；十二月七日，政府在台北恢复办公。自此，中华民国在台湾开始失守大陆后的政权一甲子迄今。
国史馆特展 中天明播纪录片
特展也展示蒋下野前后的密电史料，国史馆现有馆藏蒋、宋两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的电报往返档案约六十五件，其中，大都是蒋宋美龄自一九四八年底赴美游说期间，与暂居奉化的蒋中正的往返密电。
由于当时政局愈来愈艰困，宋美龄即曾多次密电蒋中正，提议先避居加拿大，静观局势演变，但都遭到蒋拒绝，蒋坚持他应承担责任，并决定留在中国。
国史馆今明两天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今日上午九点播映《存亡关头─一九四九年的中华民国》片段。中天新闻台明（八日）晚九 点首播完整版。特展还有美国胡佛档案馆提供的《蒋中正日记》珍贵史料，内容涵盖「蒋中正、李宗仁关系」、「国共和谈」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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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密电译码 宋美龄急电蒋氏父子 劝避居美、加
2009-12-08 中国时报 【王铭义／台北报导】
一九四九年，对中华民国而言，是政权存亡绝续，法统摇摇欲坠的年代，对当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来说，则像是面临亡党亡国的孤臣孽子，尤其，一九四九年初， 蒋宣布下野后，当时客居纽约的蒋宋美龄，曾二度密电蒋介石父子，建议他们暂时避居美加，「以广耳目」，但蒋以「徒起谣诼」等理由加以拒绝。
十二月八日是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国史馆昨举办学术研讨会，并举行「关键的一九四九：蒋中正总统的引退与复出」特展，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蒋宋美龄与蒋氏父子的往来密电，宋在电报中以「介兄」称蒋，并以「妹」自称，蒋经国则称宋美龄为「姨大母」。
宋称蒋「介兄」 以「妹」自称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由于蒋宋美龄女士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即赴美并客居纽约等地，争取杜鲁门政府美援，但并不顺利，直到一九五○年一月飞到台北，期间，有关蒋夫人的活动纪录并不多见，国史馆的这批电报文件，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史料文件。
邵铭煌并说，由于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军事失利，蒋介石总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宣布下野后，形势更加困难，当时客居美国的蒋宋美龄所以会建议蒋氏父子趁机前往美加，应是基于担忧他们安全的因素，事实上，当时将政府迁台都已成为重要考虑。
一月廿一日，就在蒋宣布下野之日，宋美龄从纽约发至南京密电写道：「介兄亲鉴，报载兄已返乡小住，对兄之健康与安全，妹万分忧虑，深信上帝决不会任共产 主义在中国能够成功，请兄勿忘兄之安全为第一，则余等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此间并非无希望，且与多方人士已有联络，正在极力推动中，妹已另电经国，请 兄日内同来加拿大，妹当在加候兄会商一切，盼复。妹美。」
蒋宋美龄在给蒋经国的另封密电则说：「希汝即日赴乡，婉劝父亲务必同来加拿大暂住，余当与汝等在加晤面会商一切，盼速电复。」
蒋下野 电经国劝父出国
一月廿二日，蒋介石引退回奉化，宋美龄从纽约发至奉化密电写道：「介兄亲鉴，函电谅达，兄此次返乡休息，妹初甚忧急，深思之后，颇觉安慰，盖兄为国服务已二十载，从未有适当休养，朝夕辛劳，爱国之忱，中外皆知，祇要问心无愧，知郁足矣。」
「如系上帝旨意，使兄有一休养之机会，俾增强精神之信心，继续为主为国服务，请读腓立比第 四章第十三节。年来欧美之军事实业建设科学日趋猛进，兄可乘此时机外出一行，以广耳目，藉以充实精力，妹可赴任何地点，候兄同行，并请只带二三随从足矣， 因欧美生活十分昂贵也，如何盼告。妹美。」
当时，宋美龄可能研判中国混乱政局难以挽回，因此，极力劝说蒋氏父子出访美加等地，或有争取国际社会声援或同情的策略考量，不过，宋美龄在密电中建议只要带两三位随从即可，因欧美生活「十分昂贵」，此议让人对宋美龄当时的财务情况相当好奇。
对宋密电催驾，二月廿四日，蒋复电宋，对她的建议，明确加以拒绝。蒋在电报中写道：「贵恙为何甚念，兄意仍望早日驾回面商一切，再定行止…因有复杂关系，决非面谈不可，更非函电所能详述；经国来美，徒起谣诼，更多不便也。如何盼速复。中。」
蒋氏拒绝 反催宋回国面商
同一天，蒋经国也复电宋，对她建请蒋氏父子暂赴美加做出响应。写道：「至儿来美一节，甚愿有此一行，但父亲一人居乡，为父之安全见，实不忍远行，但儿已将大人之意转呈父亲，一有决定，当即电禀，敬请保重玉体，并祝姨大母安好，儿经国敬禀。」
原文連結：http://www.u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2622&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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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7日 星期日
2010年1月16日 星期六
【視頻】百年民國——民主的歷程 慶祝建國百年國史館巨獻
本片是國史館今年度繼「存亡關頭—1949年的中華民國」之後，所繼續推出的國史影音紀錄片系列作品。內容闡述清末知識分子如何想像西方民主、清末革命、立憲與實力派軍人三派勢力如何牽動辛亥革命，建立民國；隨之而來的民初國會議員的選舉過程與政局亂像，如何使國父孫文改變對中國民主進程的看法；1930年代的訓政與黨治經驗，世界局勢影響下的法西斯風潮如何席卷中國，引發知識界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以及戰後起草「中華民國憲法」關鍵人物張君勱的思辯內容與立憲過程。
國史館長林滿紅表示，社會由驚濤駭浪走向平順幸福，希望藉影片喚醒國人珍惜民主成果。她說，中華民國憲法自60年前開始實施，對民權制度有所保障，立下重要裡程碑。這部紀錄片選在行憲紀念日公開發表，別有一番意義。
她強調說：「事實上，我們承接的是英美式的憲法，因為它有這樣一個英美式的憲法精神。我們在台灣時期雖然有戒嚴時代，有點偏離，但後來我們又把它拉回來。這個影片裡面在講最後張君勱如何把英美式的憲法精神再拉進去，那部分我覺得也非常珍貴。」
林滿紅指出，中華民國即將歡慶建國百年，本集將介紹政府遷台以前民主憲政發展過程，明年推出下集，則將聚焦於台灣民主發展的成就，為建國百年系列活動共襄盛舉。「除了中文版，這部紀錄片還有英文版和日文版，希望讓其它國家更加了解中華民國的歷史。」
中央研究院士張玉法說，對於歷史學者而言，由國父孫中山先生制定的中華民國軍政、訓政、憲政民主發展歷程，是一段血淚斑斑、而充滿辛酸艱辛的奮鬥史。
清末民初的選舉人員，工作是教導「寫名字」，而張玉法在抗戰勝利後，親眼看到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在校園中「作票」的過程，他慶幸國家現在總算走到民主了。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員張朋園表示，民主政治須經漫長演變，台灣民主政治雖算成功，但絕非偶然而得。到1949年政府遷台後，再加上本土民主觀念成長，才能使台灣民主立足於世界。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原文連結：http://www.u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3343&extra=page%3D1
2010年1月9日 星期六
來函 梁亮﹕我也是80後
【明報專訊】最近輿論對80後論述紛紛，無非都在描述我們是憤怒的一代，筆者甚願可藉此機會在討論中提供一點亮光，為香港的真正和諧出一點綿力。愚以為只要略為了解香港近30年的大小事，香港80後的思路其實不難了解。
80後出生後遇到的頭一件社會大事，就是六四民運。雖然現在建制中人難以承認，但當時只是小學生的我清楚記得港人是何等地被深深觸動，不分黨派不同階層的人團結起來為學生呼喊。當時大學生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無懼坦克車的豪情壯志，人民對學生的關愛和支持，還有香港賢達團結起來仗義執言，都是活生生的政治典範。政治沒錯是骯髒的權力鬥爭，但在鬥爭之上也有風骨有人性有理想。這讓我們對祖國有了一份感性的認知，了解到香港和祖國的命運是如斯緊密，而中南海的一套又是如此的難以理解。
之後就是九七。由八九年至九七年，香港人為了逃避未知的未來落荒而逃，寧願到異鄉「洗大餅」都不要留在香港。我們的上一代有很多都選擇拋棄自己的根，離開熟悉的人和事，又或者當上太空人。平安過渡之後，有些人後悔了回來，也有些選擇在外地紮根。每個人身邊都有親友因為移民而不得不離開了。離開的友人不但把西方的想法帶給留下的人，藉他們的思念更強化少年人對香港這個家的認同。經過祖父母／父母輩的飄泊和努力，少年人終於過上了穩定的生活，我們不再是無根的香港人，香港就是我們的根。
對人的尊重是更重要的
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及後來2003年的SARS對香港經濟的打擊異常沉重。80後的年輕人甫畢業就面對如此的經濟環境。幸好年輕人家庭負擔較輕，在父母的庇蔭下還可以捱下去。當我們眼見自己父母當年犧牲家庭、健康而換來的財富地位一下子消失，試問還有誰要繼續「搵錢至上」的人生目標？現在許多的80後都認為工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要「play hard, work hard」享受生活才算理想人生。這樣和勤力拼搏的上一輩確實會牛頭不搭馬嘴，但絕不等於我們不上進不負責任。
高官「80後因為錢途受阻而累積怨氣」的論述有時簡單得令人發笑，別以為搞好經濟、搞幾個青年中心就可以打發我們。學者對80後的分析有時局限於我們善用互聯網而相應的一些特點。其實80後中有很多都是30歲上下受過高等教育的香港市民，對香港的城市規劃、政治、經濟、教育、醫療各方面都有自己的想法。立法會在回歸10年流於爭拗，一事無成，政改方案各說各話，人民自主遙遙無期，與其等待被領導不如自己幹。還是請政府改善現有的諮詢機制方便普羅大眾發聲，裝出傾聽的樣子是最起碼的尊重。由數碼港、紅灣半島、屏風樓、皇后碼頭、高鐵甚至最近的政改爭拗，哪一次政府的利益沒有向既得利益者傾斜？
經濟是重要的，但對人的尊重是更重要的。政府已經很弱勢，不要光做期望管理，也請表示誠意爭取民意。高鐵只是壓垮駱駝的一根稻草。
借用龍應台教授的說法，香港政府，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筆者並無任何正式／非正式政治聯繫，也不代表所有80後）
80後出生後遇到的頭一件社會大事，就是六四民運。雖然現在建制中人難以承認，但當時只是小學生的我清楚記得港人是何等地被深深觸動，不分黨派不同階層的人團結起來為學生呼喊。當時大學生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無懼坦克車的豪情壯志，人民對學生的關愛和支持，還有香港賢達團結起來仗義執言，都是活生生的政治典範。政治沒錯是骯髒的權力鬥爭，但在鬥爭之上也有風骨有人性有理想。這讓我們對祖國有了一份感性的認知，了解到香港和祖國的命運是如斯緊密，而中南海的一套又是如此的難以理解。
之後就是九七。由八九年至九七年，香港人為了逃避未知的未來落荒而逃，寧願到異鄉「洗大餅」都不要留在香港。我們的上一代有很多都選擇拋棄自己的根，離開熟悉的人和事，又或者當上太空人。平安過渡之後，有些人後悔了回來，也有些選擇在外地紮根。每個人身邊都有親友因為移民而不得不離開了。離開的友人不但把西方的想法帶給留下的人，藉他們的思念更強化少年人對香港這個家的認同。經過祖父母／父母輩的飄泊和努力，少年人終於過上了穩定的生活，我們不再是無根的香港人，香港就是我們的根。
對人的尊重是更重要的
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及後來2003年的SARS對香港經濟的打擊異常沉重。80後的年輕人甫畢業就面對如此的經濟環境。幸好年輕人家庭負擔較輕，在父母的庇蔭下還可以捱下去。當我們眼見自己父母當年犧牲家庭、健康而換來的財富地位一下子消失，試問還有誰要繼續「搵錢至上」的人生目標？現在許多的80後都認為工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要「play hard, work hard」享受生活才算理想人生。這樣和勤力拼搏的上一輩確實會牛頭不搭馬嘴，但絕不等於我們不上進不負責任。
高官「80後因為錢途受阻而累積怨氣」的論述有時簡單得令人發笑，別以為搞好經濟、搞幾個青年中心就可以打發我們。學者對80後的分析有時局限於我們善用互聯網而相應的一些特點。其實80後中有很多都是30歲上下受過高等教育的香港市民，對香港的城市規劃、政治、經濟、教育、醫療各方面都有自己的想法。立法會在回歸10年流於爭拗，一事無成，政改方案各說各話，人民自主遙遙無期，與其等待被領導不如自己幹。還是請政府改善現有的諮詢機制方便普羅大眾發聲，裝出傾聽的樣子是最起碼的尊重。由數碼港、紅灣半島、屏風樓、皇后碼頭、高鐵甚至最近的政改爭拗，哪一次政府的利益沒有向既得利益者傾斜？
經濟是重要的，但對人的尊重是更重要的。政府已經很弱勢，不要光做期望管理，也請表示誠意爭取民意。高鐵只是壓垮駱駝的一根稻草。
借用龍應台教授的說法，香港政府，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筆者並無任何正式／非正式政治聯繫，也不代表所有80後）
2010年1月7日 星期四
朱凱迪﹕80後 很激進？
【明報專訊】在民主社會，當政府某項政策遭市民反對，政府應做的是聆聽自省，有錯則改，若是基於價值觀的分歧，則以公認的民主參與程序處理。但畸型的香港特區就是與別不同：當年輕人負起責任，為全港平民百姓的福祉想反對高鐵現方案，並且得到極多市民支持時（港大最新民調，支持和反對/擱置撥款的比率已非常接近），我們見不到特區政府聆聽自省，官員還是一派「我沒錯、是你有問題」的嘴臉。主流傳媒加入替青年「探熱」，結論是「冇位上、發窮惡」。最新消息是，政府一面搬出「四代人」的始作俑者再研究「80後」的發惡因由，另一面打算繼續無視包圍立法會的憤怒市民，催促「犯眾憎」的功能組別舉手機器再次強姦民意。
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無論傳媒和政府怎樣抹黑抹白，近年冒起的一批香港青年事實上已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他們知道體制的牆又高又硬，難有突破，於是另闢蹊徑，逐漸找到累積力量、經驗和與群眾連結的方式。其中包括○三七一後起來的反新自由主義本土城市運動，反高鐵保菜園村是這場運動近期較受注目的事件。編輯囑我回答「80後是否激進」這條熱門問題，我嘗試以局內人身分說一下。
Facebook上有朋友寫了一段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現在的討論把『激進／基進（radical）』與『激（violent）』或『激烈』混淆了。從字源上以至近年的用法講，『激進／基進（radical）』是從根本或本質上作出改變。就這意義上講，無論你話2012，還是20幾幾好，任何對雙普選之追求，都是『激進／基進（radical）』的。而保留功能組別，肯定是保守。另外，『激進／基進（radical）』相對的，是『保守』；與『激（violent）』或『激烈』相對的，是『溫和』。」
這裏，「激進」與「保守」一對是談目標，「激」和「溫和」一對談的是手段。
香港被大財團和專業界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點人所共知，之前較少人察覺到的是這種壟斷體制所生產或「打造」的城市空間。要看清楚香港的貧富懸殊惡化趨勢，最直接的方法是看城市空間的改變：愈來愈多屏風豪宅、私有化的公共空間、以商場為核心的新市鎮、被「放逐」到偏遠地區的基層、新界農地鄉村被以保育為包裝的別墅取代、以至穿過整個新界直達西九豪宅區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統統都是。由西九文化區、到市區重建、到歷史建築保育、到菜園村、到反高鐵，城市運動就是以這些「正被改造的」城市空間為據點，阻撓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市民的城市權和公共生活，最終從根本地撼動壟斷體制。抱這目標投身本土城市運動的青年，自然是激進的。
城市運動令人對空間變得敏銳：每一處地方的擁有權、管理權、荒謬章則愈來愈多，逾越任何一條界線都會遭到干預，可能是警察、康文署、食環署、更多是「打份工」的私人保安。06年11月底，工人開始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反對清拆的示威者最初幾天一直在工地外進行明知無人理會的示威。在界線外，任你喊破喉嚨都不會有結果；直到12月12日，示威者把握了一個偶然的機會衝入地盤，攀上了推土機。當界線被越過，進入禁地，矛盾忽然間變得尖銳，大批警察和記者馬上殺到，持續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一觸即發。
和平越線成重要行動模式
大約從那時起，和平地越過界線成為城市運動一個很重要的行動模式。依我看，所有被輿論視為激／激烈的示威行動，至今都沒有離開過此一模式。一些人以「暴力」來形容這些行動，並不恰當，其實剛剛相反，越界行動者從不帶武器、也不攻擊任何人，他們是非暴力的，但因為越了界，就把自己置身於體制的暴力面前，等清場、等被捕，可能是警察、更多是「打份工」的保安員。
這類行動經過幾年的累積，在近月的反高鐵抗爭中變得愈來愈豐富。去年12月中在報紙讀到一則新聞，幾個青年自行印製了2000張反高鐵小貼紙，分兩隊由太子港鐵站出發，在大堂、月台和車廂的顯眼處張貼，最終有一人被港鐵職員制服。這個小小的越界行動體現了青年的特點：擅長製作圖像、對空間敏銳，也夠膽。港鐵車站是一個被高度規管的空間，周圍佈滿閉路電視，我們平時置身其中，不斷被身邊的廣告以及支持高鐵的宣傳轟炸，習慣了，以為本來就該如此，但年輕人就是想到，以一張小小的貼紙挑戰龐大的港鐵。
其他議題的示威者亦發展出相關的越界行動。譬如元旦前，劉曉波被內地法院判刑，本地很多團體到中聯辦示威，有示威者更衝進了中聯辦。另一邊廂，21名青年選擇挑戰越過另一條界線，沿羅湖橋步行到深圳向公安投案。他們用膠索帶綁住雙手，身後插上罪狀，這是平和到不得了的行動，但同時也尖銳得不得了。結果大家都已知道：界線還未過，大陸公安已急不及待把人抓過去審問，這樣一搞，公安跨境執法突然成了熱門討論話題，也愈來愈多人質疑，廣深港高鐵打算在西九做一地兩檢，到底是禍是福。
體制可能今日會被撼動
我希望指出，這一系列被視為激烈的「青年行動」，甚至包括元旦遊行的所謂「衝擊中聯辦」（實際只是突破了警方的界線，到比較接近中聯辦的位置示威而已）事件，都是類似的非暴力越界行動。這類行動的目標和效果都很清楚──把自己置於制度不容許的地方，突顯矛盾，並且盡量延長時間來吸引關注。這不是反社會暴亂，卻是在目前的體制困局下有節制的行動嘗試，政府或傳媒以為這將會演化成劇烈的暴力事件，並沒有根據。
本土城市運動在體制中是輸多贏少，每一次運動之間亦好像沒有什麼聯繫。其實運動一直在體制外無聲無息地累積力量，譬如透過長時間的論述生產和傳播，以及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連結。兩年前皇后碼頭清場前夕有1000人集會，到了09年12月18日的反高鐵集會已來了2000多人，今日在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將會更多，經年的力量累積，已經令城市運動成為普選運動的重要支援。體制終有一日會被撼動，可能就在今日！
1月6日李先知專欄說：「高官已意識到有一條線正貫穿其中﹕就是不少80後的年輕人對社會現狀很不滿，要找渠道宣泄，並試圖在最短時期裏改變現狀。」
錯晒。青年會持續耕耘好幾年等城市運動花開結果，改變香港，今次輸了，下次再來，真正等不了的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時日無多，必須今日就通過669億高鐵撥款，必須現在就把利益瓜分。
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無論傳媒和政府怎樣抹黑抹白，近年冒起的一批香港青年事實上已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他們知道體制的牆又高又硬，難有突破，於是另闢蹊徑，逐漸找到累積力量、經驗和與群眾連結的方式。其中包括○三七一後起來的反新自由主義本土城市運動，反高鐵保菜園村是這場運動近期較受注目的事件。編輯囑我回答「80後是否激進」這條熱門問題，我嘗試以局內人身分說一下。
Facebook上有朋友寫了一段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現在的討論把『激進／基進（radical）』與『激（violent）』或『激烈』混淆了。從字源上以至近年的用法講，『激進／基進（radical）』是從根本或本質上作出改變。就這意義上講，無論你話2012，還是20幾幾好，任何對雙普選之追求，都是『激進／基進（radical）』的。而保留功能組別，肯定是保守。另外，『激進／基進（radical）』相對的，是『保守』；與『激（violent）』或『激烈』相對的，是『溫和』。」
這裏，「激進」與「保守」一對是談目標，「激」和「溫和」一對談的是手段。
香港被大財團和專業界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點人所共知，之前較少人察覺到的是這種壟斷體制所生產或「打造」的城市空間。要看清楚香港的貧富懸殊惡化趨勢，最直接的方法是看城市空間的改變：愈來愈多屏風豪宅、私有化的公共空間、以商場為核心的新市鎮、被「放逐」到偏遠地區的基層、新界農地鄉村被以保育為包裝的別墅取代、以至穿過整個新界直達西九豪宅區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統統都是。由西九文化區、到市區重建、到歷史建築保育、到菜園村、到反高鐵，城市運動就是以這些「正被改造的」城市空間為據點，阻撓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市民的城市權和公共生活，最終從根本地撼動壟斷體制。抱這目標投身本土城市運動的青年，自然是激進的。
城市運動令人對空間變得敏銳：每一處地方的擁有權、管理權、荒謬章則愈來愈多，逾越任何一條界線都會遭到干預，可能是警察、康文署、食環署、更多是「打份工」的私人保安。06年11月底，工人開始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反對清拆的示威者最初幾天一直在工地外進行明知無人理會的示威。在界線外，任你喊破喉嚨都不會有結果；直到12月12日，示威者把握了一個偶然的機會衝入地盤，攀上了推土機。當界線被越過，進入禁地，矛盾忽然間變得尖銳，大批警察和記者馬上殺到，持續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一觸即發。
和平越線成重要行動模式
大約從那時起，和平地越過界線成為城市運動一個很重要的行動模式。依我看，所有被輿論視為激／激烈的示威行動，至今都沒有離開過此一模式。一些人以「暴力」來形容這些行動，並不恰當，其實剛剛相反，越界行動者從不帶武器、也不攻擊任何人，他們是非暴力的，但因為越了界，就把自己置身於體制的暴力面前，等清場、等被捕，可能是警察、更多是「打份工」的保安員。
這類行動經過幾年的累積，在近月的反高鐵抗爭中變得愈來愈豐富。去年12月中在報紙讀到一則新聞，幾個青年自行印製了2000張反高鐵小貼紙，分兩隊由太子港鐵站出發，在大堂、月台和車廂的顯眼處張貼，最終有一人被港鐵職員制服。這個小小的越界行動體現了青年的特點：擅長製作圖像、對空間敏銳，也夠膽。港鐵車站是一個被高度規管的空間，周圍佈滿閉路電視，我們平時置身其中，不斷被身邊的廣告以及支持高鐵的宣傳轟炸，習慣了，以為本來就該如此，但年輕人就是想到，以一張小小的貼紙挑戰龐大的港鐵。
其他議題的示威者亦發展出相關的越界行動。譬如元旦前，劉曉波被內地法院判刑，本地很多團體到中聯辦示威，有示威者更衝進了中聯辦。另一邊廂，21名青年選擇挑戰越過另一條界線，沿羅湖橋步行到深圳向公安投案。他們用膠索帶綁住雙手，身後插上罪狀，這是平和到不得了的行動，但同時也尖銳得不得了。結果大家都已知道：界線還未過，大陸公安已急不及待把人抓過去審問，這樣一搞，公安跨境執法突然成了熱門討論話題，也愈來愈多人質疑，廣深港高鐵打算在西九做一地兩檢，到底是禍是福。
體制可能今日會被撼動
我希望指出，這一系列被視為激烈的「青年行動」，甚至包括元旦遊行的所謂「衝擊中聯辦」（實際只是突破了警方的界線，到比較接近中聯辦的位置示威而已）事件，都是類似的非暴力越界行動。這類行動的目標和效果都很清楚──把自己置於制度不容許的地方，突顯矛盾，並且盡量延長時間來吸引關注。這不是反社會暴亂，卻是在目前的體制困局下有節制的行動嘗試，政府或傳媒以為這將會演化成劇烈的暴力事件，並沒有根據。
本土城市運動在體制中是輸多贏少，每一次運動之間亦好像沒有什麼聯繫。其實運動一直在體制外無聲無息地累積力量，譬如透過長時間的論述生產和傳播，以及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連結。兩年前皇后碼頭清場前夕有1000人集會，到了09年12月18日的反高鐵集會已來了2000多人，今日在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將會更多，經年的力量累積，已經令城市運動成為普選運動的重要支援。體制終有一日會被撼動，可能就在今日！
1月6日李先知專欄說：「高官已意識到有一條線正貫穿其中﹕就是不少80後的年輕人對社會現狀很不滿，要找渠道宣泄，並試圖在最短時期裏改變現狀。」
錯晒。青年會持續耕耘好幾年等城市運動花開結果，改變香港，今次輸了，下次再來，真正等不了的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時日無多，必須今日就通過669億高鐵撥款，必須現在就把利益瓜分。
2010年1月6日 星期三
劉銳紹﹕元旦遊行反映了什麼問題？
【明報專訊】今年元旦，3萬人遊行到中聯辦，提出不同訴求，主要的有兩項：一是香港的政制改革，爭取雙普選；二是釋放劉曉波。第一項是原定的內容，而第二項則是因為內地重判劉曉波而激發出來的，令遊行人數有所增加。我們不妨思考一下這次遊行的各種現象到底反映了什麼問題，同時探索一些解結的辦法。民間如是，官方更應如是。
其一，外界關注這次遊行的目的地由政府總部轉到中聯辦，顯示港人希望把訴求直接向中央反映。談到這個問題，我想，倒不如更深入地研究：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轉變？
其實，回歸10多年以來，香港人都願意給予時間，並希望港府作為香港與內地溝通、談判，以及爭取權益的橋樑。但可惜的是，港府長期以來的表現都不能令港人滿意。在經濟方面，雖然內地有不少挺港政策，但不少港人認為，這是互相有利的措施，並不是港府爭取的成績。在政治方面，則是乏善足陳，尤其是近期的連串事件，更令港人感到港府已無法發揮「潤滑劑」的作用，無法保障「兩制」的特色。政制改革寸進而行，而港府的重點只考慮北京的看法。在香港記者遭受不公平對待的問題上（例如在內地被「屈」藏毒或被毆，以及最近深圳公安可能越境執法，發生在香港的案件竟然轉到內地審理等等），港府只表示「關注」、「跟進」，或「正向內地了解」，但最後多是不了了之。
內地專家學者﹕港府「三不靠」
所以，連內地的專家學者也對港府多了一個形容詞，叫做「三不靠」：
●第一個「不靠」，是內地根本不需再依靠港府，無論經濟或政治方面，中央的影響力已完全可以駕馭香港，而且這種象愈來愈明顯，愈來愈要名正言順。內地人士經常說：「香港無經濟，就沒兩制。」今天香港經濟也要依靠大陸，那麼「兩制」的重要性就大大放輕了。如果說中央還有「依靠」港府的地方，那就是港府仍然是一個機械人的手臂而已。
●第二個「不靠」，是指香港市民也愈來愈不依靠港府，香港與內地經濟互助互補，是民間的推動多於港府的努力，港府官員的策略、見識和「中國視野」更落後於民間（內地官員稱港府官員有的是「中國官場視野」）。在政治方面，港府既不能也不敢向中央爭取更大的空間，所以，元旦遊行的目的地轉到中聯辦，就是市民在政治訴求上不依靠港府的表現。
●第三個「不靠」，是工商界不再依靠港府開展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大財團、大商家早已直達天庭，反過來成為可以影響特首人選的「造王者」；中小型企業也不敢對港府寄予厚望，而港府的重點也從來沒有放在中小型企業之上。
所以，各界對港府的「三不靠」將令港府成為「三跛狀態」，難以協調香港與內地的深層次矛盾。
問題在京願意不願意放手
其二，面對這些轉變，港府和北京應該如何回應？老實說，港府能做的、敢做的，真的不多。港府問責高官的思維、長期積累的政治文化和高職厚祿，已令他們因循苟且，無所作為，而這正是北京的合意選擇。所以，如果北京在觀念上沒有與時俱進，並沒有全面和正面理解香港人的行動，這個「結」只會愈綁愈死。
為了解結，我們不妨也認識一下內地的思維，理解他們的顧慮。內地經常感到香港人在政治上太急進了，不理解國情，不理解全局，不理解和諧社會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更不理解國際鬥爭潛伏在香港的複雜性。北京還認為，香港一些人被外國利用，所以更要駕馭。
容或上述擔心有其依據，但事實證明，這些擔心都不是主要矛盾。外國要「擾亂香港和中國」，但如果我們的政策對頭，外國難有可乘之機；而且，民主改革是香港人自發的訴求，不能因為「外國在背後插手」而拖慢步伐。香港人「在政治上太急進」，但香港在「兩制」之下已有條件實行較大的政治改革，北京不宜忽視。香港人「不了解國情」，但關鍵是怎麼樣的國情。這一切都存在差異，需要實際行動溝通、接觸，才能打破隔膜，但這又是一場春夢。
如今，春夢已醒，才令更多人認定，問題不在外國插手，不在香港人冒進，而在北京願意不願意放手，或者願意放開多少？北京最關心和擔心的是，香港政改對內地的輻射作用。雖然香港與內地是「一國兩制」，但歷史證明，香港對內地的影響不可低估，如果放開了香港的政治，將會加快內地的民主訴求。這才是「結」的源頭。基於此，香港人更感到應該直接向北京反映，才是解結之法。
其三，正因為內地的政治空間狹小，才令中央不敢放開香港的政制改革，所以，內地涉及民主、人權的事件，就更令香港人關注了。在元旦遊行之前，內地重判劉曉波入獄11年，間接刺激起遊行的人數。這說明從民間角度看，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尤其是在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之上。北京不宜簡單化把這種關注視為「井水要犯河水」。事實上，雖然內地大力卡壓「劉曉波事件」的影響，但此事的影響反而愈來愈大。
衝擊警方防線成為敗筆
官方重判劉曉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國認為外國（包括美國）已不敢隨意亮出「人權牌」來制約中國，而中國經濟愈來愈強，依賴西方國家的需要日漸減少。所以，中國開始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二是因為中國強調在「和諧」、「穩定」的基礎上謀發展，但維權事件與日俱增；如讓劉曉波等人的「合法抗爭」擴展下去，將對官方更為不利。所以，要槍打出頭鳥。
但從各界的反應中可見，官方的算盤將難打響，反而授人以柄。劉曉波案審訊當天，10多名外國駐華使節聯合要求旁聽被拒後，即場發表聲明，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這種姿態近年來已十分少有，雖然這不代表外國重新打「人權牌」，但至少顯示外國正視乎情，俟機而動。雖然中國今天已不會把這些外國姿態放在眼內，但在內地卻會積累反效果。在香港，馬上出現的就是反對聲音和遊行人數增加，抵消了官方經濟挺港的好意。
其四，在遊行末段發生衝擊警方防線的事件，成為整個理性表達過程中的敗筆。我自問不是保守的人，但也不鼓勵暴力行為。雖然公民可以抗命，但不等如任意而行。而且這將會授之以柄，影響日後舉辦同類活動的支持程度。所以，民主運動也要避免盲點，要懂得有理有利有節，才能擴大影響。
其一，外界關注這次遊行的目的地由政府總部轉到中聯辦，顯示港人希望把訴求直接向中央反映。談到這個問題，我想，倒不如更深入地研究：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轉變？
其實，回歸10多年以來，香港人都願意給予時間，並希望港府作為香港與內地溝通、談判，以及爭取權益的橋樑。但可惜的是，港府長期以來的表現都不能令港人滿意。在經濟方面，雖然內地有不少挺港政策，但不少港人認為，這是互相有利的措施，並不是港府爭取的成績。在政治方面，則是乏善足陳，尤其是近期的連串事件，更令港人感到港府已無法發揮「潤滑劑」的作用，無法保障「兩制」的特色。政制改革寸進而行，而港府的重點只考慮北京的看法。在香港記者遭受不公平對待的問題上（例如在內地被「屈」藏毒或被毆，以及最近深圳公安可能越境執法，發生在香港的案件竟然轉到內地審理等等），港府只表示「關注」、「跟進」，或「正向內地了解」，但最後多是不了了之。
內地專家學者﹕港府「三不靠」
所以，連內地的專家學者也對港府多了一個形容詞，叫做「三不靠」：
●第一個「不靠」，是內地根本不需再依靠港府，無論經濟或政治方面，中央的影響力已完全可以駕馭香港，而且這種象愈來愈明顯，愈來愈要名正言順。內地人士經常說：「香港無經濟，就沒兩制。」今天香港經濟也要依靠大陸，那麼「兩制」的重要性就大大放輕了。如果說中央還有「依靠」港府的地方，那就是港府仍然是一個機械人的手臂而已。
●第二個「不靠」，是指香港市民也愈來愈不依靠港府，香港與內地經濟互助互補，是民間的推動多於港府的努力，港府官員的策略、見識和「中國視野」更落後於民間（內地官員稱港府官員有的是「中國官場視野」）。在政治方面，港府既不能也不敢向中央爭取更大的空間，所以，元旦遊行的目的地轉到中聯辦，就是市民在政治訴求上不依靠港府的表現。
●第三個「不靠」，是工商界不再依靠港府開展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大財團、大商家早已直達天庭，反過來成為可以影響特首人選的「造王者」；中小型企業也不敢對港府寄予厚望，而港府的重點也從來沒有放在中小型企業之上。
所以，各界對港府的「三不靠」將令港府成為「三跛狀態」，難以協調香港與內地的深層次矛盾。
問題在京願意不願意放手
其二，面對這些轉變，港府和北京應該如何回應？老實說，港府能做的、敢做的，真的不多。港府問責高官的思維、長期積累的政治文化和高職厚祿，已令他們因循苟且，無所作為，而這正是北京的合意選擇。所以，如果北京在觀念上沒有與時俱進，並沒有全面和正面理解香港人的行動，這個「結」只會愈綁愈死。
為了解結，我們不妨也認識一下內地的思維，理解他們的顧慮。內地經常感到香港人在政治上太急進了，不理解國情，不理解全局，不理解和諧社會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更不理解國際鬥爭潛伏在香港的複雜性。北京還認為，香港一些人被外國利用，所以更要駕馭。
容或上述擔心有其依據，但事實證明，這些擔心都不是主要矛盾。外國要「擾亂香港和中國」，但如果我們的政策對頭，外國難有可乘之機；而且，民主改革是香港人自發的訴求，不能因為「外國在背後插手」而拖慢步伐。香港人「在政治上太急進」，但香港在「兩制」之下已有條件實行較大的政治改革，北京不宜忽視。香港人「不了解國情」，但關鍵是怎麼樣的國情。這一切都存在差異，需要實際行動溝通、接觸，才能打破隔膜，但這又是一場春夢。
如今，春夢已醒，才令更多人認定，問題不在外國插手，不在香港人冒進，而在北京願意不願意放手，或者願意放開多少？北京最關心和擔心的是，香港政改對內地的輻射作用。雖然香港與內地是「一國兩制」，但歷史證明，香港對內地的影響不可低估，如果放開了香港的政治，將會加快內地的民主訴求。這才是「結」的源頭。基於此，香港人更感到應該直接向北京反映，才是解結之法。
其三，正因為內地的政治空間狹小，才令中央不敢放開香港的政制改革，所以，內地涉及民主、人權的事件，就更令香港人關注了。在元旦遊行之前，內地重判劉曉波入獄11年，間接刺激起遊行的人數。這說明從民間角度看，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尤其是在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之上。北京不宜簡單化把這種關注視為「井水要犯河水」。事實上，雖然內地大力卡壓「劉曉波事件」的影響，但此事的影響反而愈來愈大。
衝擊警方防線成為敗筆
官方重判劉曉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國認為外國（包括美國）已不敢隨意亮出「人權牌」來制約中國，而中國經濟愈來愈強，依賴西方國家的需要日漸減少。所以，中國開始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二是因為中國強調在「和諧」、「穩定」的基礎上謀發展，但維權事件與日俱增；如讓劉曉波等人的「合法抗爭」擴展下去，將對官方更為不利。所以，要槍打出頭鳥。
但從各界的反應中可見，官方的算盤將難打響，反而授人以柄。劉曉波案審訊當天，10多名外國駐華使節聯合要求旁聽被拒後，即場發表聲明，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這種姿態近年來已十分少有，雖然這不代表外國重新打「人權牌」，但至少顯示外國正視乎情，俟機而動。雖然中國今天已不會把這些外國姿態放在眼內，但在內地卻會積累反效果。在香港，馬上出現的就是反對聲音和遊行人數增加，抵消了官方經濟挺港的好意。
其四，在遊行末段發生衝擊警方防線的事件，成為整個理性表達過程中的敗筆。我自問不是保守的人，但也不鼓勵暴力行為。雖然公民可以抗命，但不等如任意而行。而且這將會授之以柄，影響日後舉辦同類活動的支持程度。所以，民主運動也要避免盲點，要懂得有理有利有節，才能擴大影響。
2010年1月3日 星期日
潘小濤﹕劉曉波最大罪名並非顛覆國家
【明報專訊】劉曉波被北京當局指控顛覆國家政權，判囚11年。不過，觀乎判決書全文，筆者實在不明白，劉曉波僅寫了6篇「問題文章」，其中300多字抨擊中共的獨裁、殘酷，要求社會變革，並起草《零八憲章》及發起聯署行動，推動還政於民的改革，這樣就換來11年刑期！
「顛覆」者，顛墜覆敗、滅亡，或推翻摧之意。可見國家之顛覆，實乃政權之更迭，必須有所行動，曰暴力曰選舉，而一介書生的幾篇文章，又豈能傾社稷、滅政權呢？劉曉波之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不副實，乃當代文字獄之典型。
中國歷史上的文字獄多不勝數，至滿清「康乾盛世」，更達到空前絕後的高峰。當時的文人學士動輒得咎：翰林徐駿在詩中著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被雍正認為誣指清帝不識字，被處以極刑；江西考官查嗣庭引用《詩經》「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的「維民所止」作試題，原欲歌頌京畿附近皆成百姓樂土，卻被告密為詛咒雍正，因為「維止」即「雍正」去頭也，查嗣庭死於牢獄。
比諸前朝，康乾年間的文字獄有以下特點。
其一，數量多：僅乾隆年間的文字獄已有130餘宗，倍於前朝歷代總和。
其二，株連廣：每宗文字獄皆牽連甚廣，少者逾十，多者數百；浙江富戶莊延鑨自資修撰明史，直寫努爾哈赤名字，斥降清的明將尚可喜為「尚賊」，被革職貪官告發，莊氏全族，以及寫序、校對、買書賣書、刻字印刷、當地官吏共70多人被殺，數百人充軍邊疆。
其三，罪重刑酷：主犯或凌遲、杖斃、絞殺，死者戮屍、梟首；雍正最痛恨的大將年堯，其幕僚汪曾琪曾寫「皇帝揮毫不值錢」等詩句，雍正誣指他「悖謬狂亂」而斬其首，並懸掛在北京菜市口10年之久。
如此殘酷的文字獄，徹底打斷了中國知識分子脊梁，令他們淪為被閹割、不敢思想，也不懂思想的奴才。在嚴厲的思想禁錮下，反清意識被扼殺，異己也被剷除，威脅政權的不安因素完全消滅，萬馬齊瘖的政治高壓環境，卻沒妨礙清朝進入「康乾盛世」。不過，中國人的創造力日漸枯竭，缺了異議異己，清廷上下自我陶醉於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夢，終於百年之後，滿清帝國這棟巨廈頹然傾覆。
最大罪或是揭露當權者的虛偽
歷史驚人地相似，「康乾盛世」今日又似重現人間，文字獄的規模及遺禍更千倍於當年，數百萬知識分子和良知未泯的中共幹部，先在反右運動中受批，復於「文革」遭禍，至此文人節氣已蕩然無存，變成徹底的犬儒。
劉曉波先生只是不甘自我作賤，要挺起他那被打傷的腰板，撰文狠批當今文字獄的土壤——一黨獨裁和專制的制度，並發起《零八憲章》的憲政民主運動，要求政府尊重他自己訂立的憲法，也就是與公民的一份社會契約，建造一個自由說話、沒有文字獄的憲政國度。或許，他最大的罪名，並非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是揭露了當權者的虛偽和色厲內荏，同時揭示了今天的盛世，跟三四百年前文字獄時代，何其誰相似！
「顛覆」者，顛墜覆敗、滅亡，或推翻摧之意。可見國家之顛覆，實乃政權之更迭，必須有所行動，曰暴力曰選舉，而一介書生的幾篇文章，又豈能傾社稷、滅政權呢？劉曉波之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不副實，乃當代文字獄之典型。
中國歷史上的文字獄多不勝數，至滿清「康乾盛世」，更達到空前絕後的高峰。當時的文人學士動輒得咎：翰林徐駿在詩中著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被雍正認為誣指清帝不識字，被處以極刑；江西考官查嗣庭引用《詩經》「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的「維民所止」作試題，原欲歌頌京畿附近皆成百姓樂土，卻被告密為詛咒雍正，因為「維止」即「雍正」去頭也，查嗣庭死於牢獄。
比諸前朝，康乾年間的文字獄有以下特點。
其一，數量多：僅乾隆年間的文字獄已有130餘宗，倍於前朝歷代總和。
其二，株連廣：每宗文字獄皆牽連甚廣，少者逾十，多者數百；浙江富戶莊延鑨自資修撰明史，直寫努爾哈赤名字，斥降清的明將尚可喜為「尚賊」，被革職貪官告發，莊氏全族，以及寫序、校對、買書賣書、刻字印刷、當地官吏共70多人被殺，數百人充軍邊疆。
其三，罪重刑酷：主犯或凌遲、杖斃、絞殺，死者戮屍、梟首；雍正最痛恨的大將年堯，其幕僚汪曾琪曾寫「皇帝揮毫不值錢」等詩句，雍正誣指他「悖謬狂亂」而斬其首，並懸掛在北京菜市口10年之久。
如此殘酷的文字獄，徹底打斷了中國知識分子脊梁，令他們淪為被閹割、不敢思想，也不懂思想的奴才。在嚴厲的思想禁錮下，反清意識被扼殺，異己也被剷除，威脅政權的不安因素完全消滅，萬馬齊瘖的政治高壓環境，卻沒妨礙清朝進入「康乾盛世」。不過，中國人的創造力日漸枯竭，缺了異議異己，清廷上下自我陶醉於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夢，終於百年之後，滿清帝國這棟巨廈頹然傾覆。
最大罪或是揭露當權者的虛偽
歷史驚人地相似，「康乾盛世」今日又似重現人間，文字獄的規模及遺禍更千倍於當年，數百萬知識分子和良知未泯的中共幹部，先在反右運動中受批，復於「文革」遭禍，至此文人節氣已蕩然無存，變成徹底的犬儒。
劉曉波先生只是不甘自我作賤，要挺起他那被打傷的腰板，撰文狠批當今文字獄的土壤——一黨獨裁和專制的制度，並發起《零八憲章》的憲政民主運動，要求政府尊重他自己訂立的憲法，也就是與公民的一份社會契約，建造一個自由說話、沒有文字獄的憲政國度。或許，他最大的罪名，並非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是揭露了當權者的虛偽和色厲內荏，同時揭示了今天的盛世，跟三四百年前文字獄時代，何其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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