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信訪制度 名存實亡

【新紀元】中共信訪制度 名存實亡

進京鳴冤 反而身陷黑牢

作者﹕陳邁克編譯

《新紀元週刊》第161期【西方看中國】欄目 (2010/02/11刊)

【大紀元2月27日訊】在古代戲劇裡，常常可以看到草民百姓進京上告，在天子腳下擊鼓鳴冤的悲情場面。沒想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種古老的戲碼仍然繼續在中國上演。

《洛杉磯時報》一月十一日報導，來自湖北省的五十九歲訪民施亞萍（Shi Yaping，音譯）拄著柺杖，與一大群訪民守候在北京信訪部門的辦公室外面，爭相泣訴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希望政府解決地方員警非法逮捕她的外甥一事。

施亞萍很清楚在中國說出心裡話的危險性，當地的便衣警察和受雇的暴徒等著襲擊訪民。她曾有兩次被人從街上拖去秘密地點關押，因為當局希望她最後放棄上訪，然後回家。

她是「黑牢」的受害者。「黑牢」指的是一種非法的關押場所，其地點遍及中國各地，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擊潰被政府官員視為「害蟲」的訪民。

每年都有好幾百萬農村地區的居民向北京與其他城市的官員反映問題。然而，他們的問題很少獲得解決，大多數人前途未卜。

知情人士表示，低層官員採用有計畫的綁架對付這些訪民，很多訪民在信訪部門外面的街道上被拉走，關押在旅館、看護中心或精神病院裡的國營黑牢中。

活動人士表示，很多訪民在信訪部門外面的街道上被拉走，關押在旅館、看護中心或精神病院裡的國營黑牢中。圖為二零零九年五月八日，鄭淑珍（音譯）拿著孫女的照片向北京衛生部門上訪反映問題，孫女因食用毒奶粉二零零八年夭折，當地政府卻沒有妥善處理。（AFP）

信訪制度 虛有其表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研究員凱恩（Phelim Kine）表示：「中共的信訪制度完全失敗。」中共當局則將問題推給凶殘的黑社會。

施亞萍曾被關押過兩次。第一次與其他一百人被關在一間倉庫幾天，第二次被關在一間破爛的私人住所長達幾周的時間。她說：「政府當然不希望我們說出這些黑牢，他們擔心真相大白。」

自從二零零三年起，中國各地的黑牢迅速增加，幾千名訪民失蹤。據《人權觀察》在去年十一月發表的報告指出，黑牢涉及強姦、毆打、恐嚇、勒索等罪行。這份報告證實四十三起訪民未經審判即被關押的案例。

政府付費 經營黑牢發大財

據報導，幾年前，中共當局廢除一項允許官員任意關押訪民的制度，自此之後，黑牢制度突然大肆興起。

中共當局一開始否認黑牢的存在，直到最近才承認有此問題。中共官方媒體所辦的一份雜誌也指出，光是在北京至少就有七十三處黑牢。

（Photos.com）

《人權觀察》資深亞洲研究員貝可林（Nicholas Bequelin）指出：「這種令人痛苦的人權黑洞到處都是。」而且，在目前的制度下，私人經營黑牢者可收取每人每天二十二至四十四美元的費用，費用由地方官員支付。這等於變相鼓勵延長關押的時間。

北京活動人士、法學教授許志勇曾經調查過這些黑牢。他說，這些黑牢逐步發展為可以容納更多人、創造更多營收的地方。

許志勇表示，訪民在過去幾年提訴的案件多達上千萬件。幾百萬人為了尋求正義到中央政府陳訴冤情，但他們卻因此而被限制人身自由。

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悲劇故事

在十二月的一個寒冷早晨，位於北京南區的信訪辦擠滿了一大群訪民。每個人背後都有著一個令人動容的人權悲劇故事。

一名圍著髒抹布當圍巾的吳姓婦女，手持一札文件，陳述地方官員逼迫她丈夫自殺的罪行。當她跟一名記者談話時，在群眾中一名男子正好被認出是便衣。這名男子斥責她說：「你以為他們會解決你的問題嗎？」他嘲笑著說：「用用你的大腦吧！」

另外，許多訪民圍著一名外國人，他們手裡拿著像是訴狀的文件，試圖寫下他們的手機號碼。不遠處，一名男子未發一言的將他的文件塞到一名記者的背包裡。

癡心訪民 沉冤何時得雪？

對某些人來說，獲釋等於新的麻煩開始。貝可林說：「你到北京去控訴省級官員的惡行，但是你被綁架回家。誰在那裡等你呢？正是你試圖譴責的那些人，這會給你帶來另一回合的苦難。」

施亞萍被兩名身穿黑衣服的男子跟蹤，她知道他們是國安人員。她也知道，為錢賣命的暴徒可能隨時出現，將她再次擄走。

但是她不在乎。她不回家，也不到其他地方去。她說：「我會一直來，他們趕不走我。」◇

本文轉載自《新紀元週刊》第161期【西方看中國】欄目 (2010/02/11刊)

本文連結： http://mag.epochtimes.com/b5/163/7607.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2/27/n2829901.ht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聲援【零八憲章】捍衛中國人權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零 八 宪 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 (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勍（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亶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 （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赵 晖（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 （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 教授）
陈 林（广州 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 （北京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兟（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 （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山东，电子工程师）
宋翔峰（湖北，教师）
邓复华（湖北，作家）
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李仁兵（北京，律师）
裘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兰志学（北京，律师）
周锦昌（浙江，退休人员）
黄燕明（贵州，民主人士）
刘 巍 （北京，律师）
鄢烈汉（湖北，企业主）
陈德富（贵州，民主人士）
郭用新（湖北，医生）
郭永丰（广东，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袁新亭 （广州，编辑）
戚惠民 （浙江，民主人士）
李 宇（四川，采编）
谢福林（湖南，人权捍卫者）
徐 光（浙江，企业主）
野 火 （广东，自由撰稿人）
邹 巍（浙江，维权人士）
萧利彬（浙江，工程师）
高海兵（浙江，民主人士）
田奇庄（河北, 作家）
邓太清（山西，民主人士）
裴鸿信（河北，教师）
徐 民（吉林，法律工作者）
李喜阁（河南，维权人士）
王德邦（北京，作家）
冯秋盛（广东，农民）
侯文豹（安徽，维权人士）
唐吉田（北京，律师）
刘荣超（安徽，农民）
李天翔（河南，工人）
崔玉振（河北，律师）
许茂连（安徽，农民）
翟林华（安徽，教师）
陶晓霞（安徽，农民）
张 望（福建，工人）
黄大川（辽宁，职员）
陈啸原（海南，职员）
张鉴康（陕西，法律工作者）
张星水（北京，律师）
马纲权（北京，律师）
王金祥（湖北，维权人士）
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鄢来云（湖北，企业主）
李小明（湖北，维权人士）
肖水祥（湖北，维权人士）
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毅（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共303人）

签名规则：

1，本宪章为开放签名。
2，请用真名或常用笔名签名，并注明所在地和职业。
3、签名格式：姓名、当前所在省份、职业。如：张XX（北京，作家）
4，签名信箱：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xianzhang2008@aol.com

轉載：《网络革命宣言》全文：

《网络革命宣言》全文：

十九世纪末，日本有“明治维新”，满清有“戊戌变法”，前者成功，后者流产。于是，在日本，至今，最古老的君主制与最现代的民主制共存，那是统治者向民间让步、让权的结果。君主立宪制，这个名词，本身象征着，王权与民权的妥协，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溶为一炉。

满清王朝拒绝向民间让步，自我扼杀政改(“戊戌变法”--君主立宪制改革)，结果，清廷葬身于革命洪流(辛亥革命)。今天，统治中国的共产党集团，无数次地，拒绝向民间让步，拒绝政改，摆出横蛮嘴脸，硬是要将一党专政进行到底。

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以理性、温和、谦卑姿态，奉劝中共：与民众和解，共建民主中国，融入文明主流。中共非但不自省，反而将刘下狱，悍然判处刘重刑11年，公然展示权力傲慢。

关于中国的发展，我们说过：不需要中共做什么，只需要中共不做什么。仅仅是“松绑”，中国经济便迅速成长；如果停止封锁互联网，不再限制新闻自由，不再干预司法独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将自然而然地诞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中南海拒绝在政治上“松绑”，基于两怕：害怕被清算--历史上，中共杀人如麻、血债如山；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现实中，中共以权谋私，腐败成性。据此可知，将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民主发展，寄望于中共，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重判刘晓波，扑灭《零八宪章》，等于堵死和解之路。这是对改良的蔑视，这是对革命的召唤。言革命，未必就是暴力革命。当代历史证明，颜色革命，以其和平、理性、非暴力、乃至浪漫主义色彩，更蔚然成风，广为流行。

鉴于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最残暴、最狡诈的厚黑集团，中国的颜色革命，就不大可能是“玫瑰革命”(格鲁吉亚式)、“橙色革命”(乌克兰式)、“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式)、“天鹅绒革命”(捷克式)等，而注定是网路革命(互联网革命，Internet Revolution)。

至2009年，中国网民人数达3.84亿；预料2010年，中国网民人数将突破4亿。以中国之人口，中国网民人数，必将遥居世界首位。中国网民，无论其观点如何，至少有一个共同立场，那便是：要说话，要畅所欲言，要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最大程度的获取信息，纵览世界，拥抱时代。砸碎网路枷锁，畅游资讯海洋，中国网民，目标一同，起点一致。

网路，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代表人类文明的新台阶：信息公开，信息速递，信息无国界。网路所及，提高了商业效率，增加了施政透明，激发了社会活力，普天下受惠。惟中共腐败集团，竟视之如洪水猛兽，倾党国之力，予以过滤、拦截、堵塞、封锁，先后构建“金盾”、“绿坝”等网路“柏林墙”，培植、安插无数网警、线民、五毛党。绞尽脑汁，耗尽巨资，穷尽人力。

对抗网路，中共自我定位为文明之敌。反文明，就是反人类。当然，固守专制的中共，本身就是人类公敌。北京独裁政权，早已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只待从内部予以瓦解。

在网路上，中共既守且攻。封锁和监控互联网，将中国民众隔绝于信息“柏林墙”下，是为守；对民主国家发动日趋猛烈的骇客攻击，破坏他国政府与国防网络系统，大量窃取他国机密，是为攻。中共发动网路侵略战争，是招致美国反击的直接原因。支持谷歌退出中国，力倡推广网路自由，誓言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中国网民“翻墙”--美国政府的最新姿态，昭示，无可避免的中美世纪大战，已经在网路上开打。

中南海拼死封锁网路，恰恰暴露，网路，成为中共腐败集团的真正软肋。只要击中这条软肋，貌似铜墙铁壁的中共独裁统治，就随时可能土崩瓦解。

于是，国人可以群起攻之，各显身手。探寻秘道，翻越封锁墙；分享技术，制造信息井喷；电子邮件，传播真情实况；博客，论坛，聊天室，处处都是战场。无需短兵相接，更无需流血牺牲。以斗室为堡垒，以电脑为阵地，以滑鼠为武器，就可以，随时投入战斗，随时撤出战斗，随时休整再战。可以是游击战，也可以是阵地战，还可以是集团作战。位置不拘，时间不限，手法千变。

这便是网路革命，这便是“中国特色”的颜色革命。四亿网民，都是中国网路革命的生力军。这场革命，不可能一夕竞功，但若持之以恒，假以时日，必动摇中共统治根基。

这场革命，不仅限于中国人民，港澳居民可为之，台湾民众可为之，海外华人可为之，国际友人可为之。网路无国界，网路革命无国界。“暴秦无道，天下共击之！”推倒中国“柏林墙”，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壁垒，此其时也！

原文連結：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china/201002/20100222021657.html

轉載：中共不是“專制王朝”，而是“極權黨朝”(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17日 转载)

邊緣人有一個共同特徵，即不能安分守己於任何一種“正業”。一言以蔽之，在社會處於動盪的狀態下，他們往往成為變亂的源頭。邊緣人利用農民“打天下”是中 國史上的一種傳統。毛和他的黨也確實在很大的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不過他們打下天下後所建立起來的不是傳統的“專制王朝”，而是現代的“極權黨朝”而 已。

余英時

謝幼田先生這部《鄉村社會的毀滅》是長期耕耘的一大收獲。二00二-二00五年他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辛勤地進行了三年的研究，寫成書的初稿；後來又不斷修訂增補，終於達到了可以刊佈於世的階段。承作者給我預讀定稿的榮幸，茲略述所感，以答雅意。

本 書前三章提供了歷史背景：一方面對中國傳統的社會性質，特別是明、清以來的農村社會，作了一個整體性的描述；另一方面又將毛澤東所繼承的暴民政治的根源加 以疏理。這三章涉及近代以前中國史的全部，其複雜的情況實在難以想像。但作者借助於現代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的討論，整理出一個化繁為簡的綱領，為 讀者提供了理解的方便。

在第四、 第五、第六三章中，作者則運用極其豐富的資料，展示了毛澤東和他的黨怎樣憑藉暴力，首先在全國鄉村中挑起“階級鬥爭”，大規模地屠殺所謂“地、富、反、 壞…”等“份子”，接著將中國農民全部農奴化，最後相當徹底地完成了鄉村社會的毀滅。第四章第三節（“毛澤東暴力革命之路”）、第五章第三節（“殺人比賽 ”）和第六章第二節（“新式農奴”）是特別值得細讀的。

傷害了幾乎所有的農民

在 這篇短序中，我只能稍稍澄清一下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與農民的關係。毛的“革命”戰略以“鄉村包圍城市”著稱，中共的軍隊也確以農民為主體，而且不可否 認的，“土地改革”對於農民是有一定程度的號召力的。由於這些原因，一般人曾相信：中共的“革命”代表了農民的利益。在二戰期間中共也特別刻意地向西方製 造這一公共形象，所以美國人，至少“中國通”，都說中共只是一個“農業改革者”的黨。但祗要稍稍考察一下歷史事實，我們便立刻看出：毛和他的黨徒從來沒有 把農民的利益放在心上過。對於農民，中共先用一些甜頭誘他們入夥，因“革命”必須有基本群眾。所以毛試圖以“分田分地”的土改，把農民爭取過來，為他賣命 打仗；等到農民上了賊船以後，便只好一切任人擺佈了。本書作者曾引劉少奇一句話，是在一九四七年全國土地會議上說的：“搞土地改革，就是為了打勝仗，打倒 蔣介石。”這句話充分暴露出，在中共的心中，農民只有工具價值，即奪取政權的手段。這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完全不相同，孫的主張才真正符合農民的利 益。馬列主義既以消滅私有財產為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先決條件，則農民最後必成為“革命”的對象。俄國共產黨的革命史首先在這一方面樹立了典範。列寧承繼 了恩格斯的觀點，相信農村中失去土地的無產者，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和城市中的產業工人結成聯盟。因此他在一九一七年曾鼓動農民分田分地。但這完全是奪權 的一種策略。一九一八年八月以後，他已決定過河拆橋，展開了對鄉村的階級鬥爭。鬥爭的對象在表面上是地主、富農、中農，然而在實行中任意擴大鬥爭面，傷害 了幾乎所有的農民。

毛 和他的黨效法列寧(及斯大林)，亦步亦趨，土改(一九四九-五ο)剛剛結束，便迫不及待地，在一九五一年底公佈了關於農業合作的“決議”，凖備消滅農民的 土地私有權了。一九五二年這一官方導演的“合作”運動即已頗具規模，到了“大躍進”時期，“人民公社”成立，中國的農民便普遍淪為作者所謂“新式農奴” 了。由此可見毛和他的黨從一開始便對農民沒有任何善意，在利用了他們的人力打下天下之後，立即棄之如敝屣。毛的心中對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梁潄溟戮穿他的 欺世盜名，當眾指出農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他猝不及防，惱羞成怒，至於失態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鄉村社會的毀滅》：毛澤東暴民政治代價。

毛和他所領導的“革命”自始便不為安分守己的中國農民所認同，當年井崗山上的情況便是最好的說明。伊羅生(Harold R.Isaacs)是 一位國際共產黨人，曾在中國參加過共產“革命”多年，後來寫了《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這部書中資料是由中共黨人劉仁靜協助取得的，又採訪了共產國際領袖 如托洛斯基、馬林等人，所以早已成為這一領域中的經典文本。伊羅生告訴讀者：井崗山上的“紅軍”並不是從大規模而自發的農民運動中產生的。相反的，這支“ 紅軍”根本孤立於農民之外，其中農民出身者則不斷逃散。而且在江西蘇維埃時期，農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紅軍”，還把它當作“土匪”來攻擊。伊羅生的結論又得 到《龔楚將軍回憶錄》的進一步證實。龔楚恰好是追隨毛澤東上井崗山的紅七軍軍長。他親自策動並組織所謂“蘇維埃運動”。但從他的體驗，一般工人和農民都對 暴力革命不感興趣，袛有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之流才響應“打土豪、分田地”的號召，妄想藉此發財。這一情況和蘇聯的革命經驗大致相合。在一九一七年的二月 革命期間，俄國鄉村公田(communal lands)的農民，因為耕地重新分配的關係，曾稍稍參與革命活動。但公田重分之後(俄國公田照例每十幾年重分一次，因各戶人口經常在變化中)，他們便遠 離革命，依舊擁護君主制。至列寧領導的十月政變，農民則認為是城市中人的事，因此毫不關心。

農民並不擁護暴力革命

農民並不擁護中共的暴力革命，從上述的事實中我們已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中共打天下成功，其兵源確是來自農民，這一現象又將如何解釋呢？我過去寫過一篇《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收 在《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一九九五年)，主要便是分析這個問題。扼要地說，中共最初領頭搞“革命”暴動的主要都是一些不務正業的人，上引龔 楚稱之為“地痞、流氓”，古人稱之為“江湖上人”或“光棍”，此外還有其他名目，不必備舉。我則改用一個價值中立的社會學名詞，即“社會邊緣人”。中共這 個黨大致是由農村社會邊緣人和城市社會邊緣人兩大集團構成的。邊緣人是在“務正業”的士、農、工、商以外的人群。以傳統社會言，如“不第秀才”即是“士” 的邊緣人，“地痞流氓”則是“農”的邊緣人…。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比過去複雜多了，邊緣人的類型也跟著越來越多樣化。不過無論繁衍到多少類型，邊緣人有一 個共同特徵，即不能安分守己於任何一種“正業”。一言以蔽之，在社會處於動盪的狀態下，他們往往成為變亂的源頭。中共黨內集現代各種邊緣人的大成，他們善 於利用機緣，並通過黨外的邊緣人，把一般群眾煽動起來，加以組織；共產黨在各地發動的暴力革命大體上都依照這一方式，伊羅生和龔楚所留下的紀錄是可信的。

以農村的情形而言，上面已說過，從龔楚的報告，中共發動江西“蘇維埃”，務正業的農民都避之唯恐不及。三十年代在江西主持剿共的熊式輝，晚年寫過一部回憶錄——《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據他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的一次演講，江西有些地區的農民對於中共分給他們的土地抱著十分保留的態度。例如黎川農民分得土地後，竟仍然向逃亡在外的原來地 主納租，而廣昌農民在土地重新分配之後，則只耕他們原有的田，不耕新得的田。龔楚和熊式輝當時在江西處於敵對的立場，但所見到的實際情形則恰好可以互相印 證。不但如此，從江西流竄到四川的徐向前部隊也同樣遭到當地農民的抵抗和攻擊。（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所以我們祗要稍稍檢查一下歷史事實，農民擁護共 產黨的謊言便立刻不攻自破了。

至 於中共軍隊以農民為主體，這是因為中共佔據了農村之後，將他們“裹脅”進來，並不必然出於自動自願。這裡所謂“裹脅”是中國史上“流寇”或“造反”集團行 之已久的策略，毛澤東熟讀這一方面的歷史，當然出色當行。“裹脅”指邊緣人領頭造反之後，所至之處，通過搶大戶或官府糧倉的違法活動，將一般農民捲了進 來。一旦農民參加了這一類的活動，由於怕“秋後算帳”，便衹好跟著邊緣人的領導走上不歸路了。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奉行列寧、斯大林一套嚴密的組織 方法，對中國傳統的“裹脅”策略的運用，更為靈活而多樣化，所產生的效果自然也遠非張獻忠、李自成一流人所能比擬的了。

最 後讓我澄清一下所謂“農民起義”或“農民革命”的概念，以結束這篇序文。本書作者在第二章的結尾處指出：明末張獻忠率領的流民，雖來自農村，也曾經是農 民，但他們打家劫舍既久，已成為職業的土匪、暴民之類；他們和真心耕田農民的利益是衝突的。作者又根據史學家李光濤的研究，證實明末流民軍隊中有大批的“ 邊兵”、
“逃丁”、“礦徒”、“驛卒”、“白蓮教”…等。這些人才是造反的主動力量，而農民則是被動的。我認為作者這一論點十分重要，和前面提到的“社會邊緣人”之說是完全可以互相印證的。我也贊同李光濤的見解，“農民起義”(或 “農民革命”)是一個誤導讀者的名詞。但是我還要進一步強調：這種情況不限於明末張獻忠、李自成的造反，而適用於中國史上所有大規模的造反運動，從秦末陳 勝、吳廣開始。陳勝早年為人“傭耕”時便不肯作安分的農民，所以才會說“苟富貴、毋相忘”的話。後來陳、吳同為“戌卒”，謀造反，又搞出種種“鬼”的把 戲，以“篝火”“狐鳴”來激怒群眾。他們是不務正業的“邊緣人”，已昭然若揭。又如唐末黃巢造反，即起於私販鹽、酒的武裝集團。黃巢勢力最盛時有兵六十萬 以上，其中農民自然佔多數，但組織者與領導者都是所謂“江湖上人”。販私鹽、私酒的“江湖上人”早就自我武裝起來，在各地流竄，一旦遇到水、旱等天災便自 然乘機把饑民煽動起來，跟著他們打天下了。

邊緣人在所謂農民造反中往往發生決定性的導向作用，不僅在中國為然，在西方也是如此。恩格斯在《日耳曼農民戰爭》中研究十六世紀日耳曼農民的階級鬥爭，也發現所謂“江湖浪盪之人”都是一些“不可信託的分子”，但他們在農民隊伍中進進出出，發生了很嚴重的負面影響。(按中譯本《德國農民戰爭》的“德國”一詞是誤譯。“德國”的建立在一八七一年，十六世紀時尚不存在。)

邊緣人利用農民“打天下”是中國史上的一種傳統。毛和他的黨也確實在很大的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不過他們打下天下後所建立起來的不是傳統的“專制王朝”，而是現代的“極權黨朝”而已。(《明鏡月刊》總第1期)(博讯 boxun.com)

原文連結：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0/02/201002172322.shtml

视频：纪录片「存亡关头─1949年的中华民国」

2009-12-07 中国时报 【王铭义、朱立群／台北报导】

　故总统蒋介石日记原稿拷贝影像首度在台公开。今天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国史馆举办「关键的一九四九：蒋中正总统的引退与复出」特展，并委托中天电视拍摄纪录片，取材自去年才解密的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日记微缩胶卷。纪录片将分别于国史馆及中天电视播出。

　纪录日记的这批胶卷，现由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保管，只供读者手抄、严禁翻摄，此次破例公开播映，史料价值格外珍贵。

　纪录片名为《存亡关头─一九四九年的中华民国》，聚焦在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五○年初，蒋氏心境及政治抉择的转变。拍摄团队耗时一年，往来中、美、台三地，参考蒋介石日记，也援引国史馆大溪档案及美国国家档案馆影片。

　原稿拷贝影像 呈现历史秘辛

　《一九四九大撤退》作者、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在片中指出，蒋虽透过一九四九年的元旦文告表示，若能实现和平，他绝不恋栈总统职务，但当晚日记坦承「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廿一日上午十点，正式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第三次下野。

　下野后的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林桶法认为蒋得以据此保有继续以党领政的权力。他的主导权充分体现在人事部署：下台前夕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甚至早在一九四八年底就先任命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兼警总司令，显见对撤台「后路」早有盘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天后，中华民国在台北举行国庆；十二月七日，政府在台北恢复办公。自此，中华民国在台湾开始失守大陆后的政权一甲子迄今。

　国史馆特展 中天明播纪录片

　特展也展示蒋下野前后的密电史料，国史馆现有馆藏蒋、宋两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的电报往返档案约六十五件，其中，大都是蒋宋美龄自一九四八年底赴美游说期间，与暂居奉化的蒋中正的往返密电。

　由于当时政局愈来愈艰困，宋美龄即曾多次密电蒋中正，提议先避居加拿大，静观局势演变，但都遭到蒋拒绝，蒋坚持他应承担责任，并决定留在中国。

　国史馆今明两天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今日上午九点播映《存亡关头─一九四九年的中华民国》片段。中天新闻台明（八日）晚九 点首播完整版。特展还有美国胡佛档案馆提供的《蒋中正日记》珍贵史料，内容涵盖「蒋中正、李宗仁关系」、「国共和谈」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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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密电译码 宋美龄急电蒋氏父子 劝避居美、加

2009-12-08 中国时报 【王铭义／台北报导】

　一九四九年，对中华民国而言，是政权存亡绝续，法统摇摇欲坠的年代，对当时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来说，则像是面临亡党亡国的孤臣孽子，尤其，一九四九年初， 蒋宣布下野后，当时客居纽约的蒋宋美龄，曾二度密电蒋介石父子，建议他们暂时避居美加，「以广耳目」，但蒋以「徒起谣诼」等理由加以拒绝。

　十二月八日是政府迁台六十周年，国史馆昨举办学术研讨会，并举行「关键的一九四九：蒋中正总统的引退与复出」特展，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蒋宋美龄与蒋氏父子的往来密电，宋在电报中以「介兄」称蒋，并以「妹」自称，蒋经国则称宋美龄为「姨大母」。

　宋称蒋「介兄」 以「妹」自称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由于蒋宋美龄女士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即赴美并客居纽约等地，争取杜鲁门政府美援，但并不顺利，直到一九五○年一月飞到台北，期间，有关蒋夫人的活动纪录并不多见，国史馆的这批电报文件，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史料文件。

　邵铭煌并说，由于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军事失利，蒋介石总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宣布下野后，形势更加困难，当时客居美国的蒋宋美龄所以会建议蒋氏父子趁机前往美加，应是基于担忧他们安全的因素，事实上，当时将政府迁台都已成为重要考虑。

　一月廿一日，就在蒋宣布下野之日，宋美龄从纽约发至南京密电写道：「介兄亲鉴，报载兄已返乡小住，对兄之健康与安全，妹万分忧虑，深信上帝决不会任共产 主义在中国能够成功，请兄勿忘兄之安全为第一，则余等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此间并非无希望，且与多方人士已有联络，正在极力推动中，妹已另电经国，请 兄日内同来加拿大，妹当在加候兄会商一切，盼复。妹美。」

　蒋宋美龄在给蒋经国的另封密电则说：「希汝即日赴乡，婉劝父亲务必同来加拿大暂住，余当与汝等在加晤面会商一切，盼速电复。」

　蒋下野 电经国劝父出国

　一月廿二日，蒋介石引退回奉化，宋美龄从纽约发至奉化密电写道：「介兄亲鉴，函电谅达，兄此次返乡休息，妹初甚忧急，深思之后，颇觉安慰，盖兄为国服务已二十载，从未有适当休养，朝夕辛劳，爱国之忱，中外皆知，祇要问心无愧，知郁足矣。」

　「如系上帝旨意，使兄有一休养之机会，俾增强精神之信心，继续为主为国服务，请读腓立比第 四章第十三节。年来欧美之军事实业建设科学日趋猛进，兄可乘此时机外出一行，以广耳目，藉以充实精力，妹可赴任何地点，候兄同行，并请只带二三随从足矣， 因欧美生活十分昂贵也，如何盼告。妹美。」

　当时，宋美龄可能研判中国混乱政局难以挽回，因此，极力劝说蒋氏父子出访美加等地，或有争取国际社会声援或同情的策略考量，不过，宋美龄在密电中建议只要带两三位随从即可，因欧美生活「十分昂贵」，此议让人对宋美龄当时的财务情况相当好奇。

　对宋密电催驾，二月廿四日，蒋复电宋，对她的建议，明确加以拒绝。蒋在电报中写道：「贵恙为何甚念，兄意仍望早日驾回面商一切，再定行止…因有复杂关系，决非面谈不可，更非函电所能详述；经国来美，徒起谣诼，更多不便也。如何盼速复。中。」

　蒋氏拒绝 反催宋回国面商

　同一天，蒋经国也复电宋，对她建请蒋氏父子暂赴美加做出响应。写道：「至儿来美一节，甚愿有此一行，但父亲一人居乡，为父之安全见，实不忍远行，但儿已将大人之意转呈父亲，一有决定，当即电禀，敬请保重玉体，并祝姨大母安好，儿经国敬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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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











下集:

【視頻】百年民國——民主的歷程 慶祝建國百年國史館巨獻

本片是國史館今年度繼「存亡關頭—1949年的中華民國」之後，所繼續推出的國史影音紀錄片系列作品。
內容闡述清末知識分子如何想像西方民主、清末革命、立憲與實力派軍人三派勢力如何牽動辛亥革命，建立民國；隨之而來的民初國會議員的選舉過程與政局亂像，如何使國父孫文改變對中國民主進程的看法；1930年代的訓政與黨治經驗，世界局勢影響下的法西斯風潮如何席卷中國，引發知識界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以及戰後起草「中華民國憲法」關鍵人物張君勱的思辯內容與立憲過程。
國史館長林滿紅表示，社會由驚濤駭浪走向平順幸福，希望藉影片喚醒國人珍惜民主成果。她說，中華民國憲法自60年前開始實施，對民權制度有所保障，立下重要裡程碑。這部紀錄片選在行憲紀念日公開發表，別有一番意義。
她強調說：「事實上，我們承接的是英美式的憲法，因為它有這樣一個英美式的憲法精神。我們在台灣時期雖然有戒嚴時代，有點偏離，但後來我們又把它拉回來。這個影片裡面在講最後張君勱如何把英美式的憲法精神再拉進去，那部分我覺得也非常珍貴。」
林滿紅指出，中華民國即將歡慶建國百年，本集將介紹政府遷台以前民主憲政發展過程，明年推出下集，則將聚焦於台灣民主發展的成就，為建國百年系列活動共襄盛舉。「除了中文版，這部紀錄片還有英文版和日文版，希望讓其它國家更加了解中華民國的歷史。」
中央研究院士張玉法說，對於歷史學者而言，由國父孫中山先生制定的中華民國軍政、訓政、憲政民主發展歷程，是一段血淚斑斑、而充滿辛酸艱辛的奮鬥史。
清末民初的選舉人員，工作是教導「寫名字」，而張玉法在抗戰勝利後，親眼看到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在校園中「作票」的過程，他慶幸國家現在總算走到民主了。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員張朋園表示，民主政治須經漫長演變，台灣民主政治雖算成功，但絕非偶然而得。到1949年政府遷台後，再加上本土民主觀念成長，才能使台灣民主立足於世界。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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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味：民主離中國並不遙遠

民主是什麽，許多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其實，民主大致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就是日常生活中平等待人這一類處事方式，再者就是基於主權在民的政治制度。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兩個不同的層面的東西，對於我們來說，更關心制度層面的東西，就像羅爾斯所說，因為它貫穿始終且影響深遠。

民主對中國人們來說並不陌生，實際上中國人民百年來一直生活在民主的夢想之中，不管是"五四"運動中"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將中國青年的熱血點燃，還是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共產黨提出人民民主專政，都將民主作為標簽。但是中國百年民主歷程只是一場遊戲，我們的現實距真正的民主還有相當的距離，甚至準確說我們現在的政治制度跟民主具有本質的區別。

但是，人民對民主的追求從來就沒有放棄過。那些提倡民主的人因為妨礙了當權者肆意妄為而遭到無情的打擊，他們不單受到最殘酷的摧殘，而且受到無盡的汙蔑，只留下孤獨的腳印讓後人去憑吊去尋覓。

民主的道路是那麽的曲折，那麽的艱辛，追求民主在中國簡直就是飛蛾撲火一樣，光明在前面，但炙熱卻足以將尋夢者灼傷。但是正因為民主是那麽的直入人心，在專制的制度下，民主的理念一旦被人們接受，它就不僅是一個具體的東西，更上升為一種信仰。

中國現代的民主鬥爭史實際就是反對一黨專政的歷史，其中七九西單民主墻運動、八九民主運動、九二自民黨組黨事件、九八民主黨組黨運動是最為突出的沖擊，且無一例外的受到最嚴厲的打擊。

非常明顯的是，民主是和專制對立的，實行民主就不可避免的要觸犯專制者的利益。專制制度擁有一批既得利益者，他們利用地位的優勢可以輕松地撈取好處，他們的生命和生活是和這種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民主則是一個公平的程序，是對所有人的一個公平機會，是不可能有什麽利益集團的。民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民主的實現一定是一個力量此消彼長的過程。

"六四"事件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分水嶺，血的教訓讓我們清醒，寄希望於統治者的開明來實現民主是非常幼稚的，這中間的難度不下於與虎謀皮。我不否認有可能會有開明的統治者，但是正是因為把希望寄托在開明的統治者身上，民主運動才失去了最根本的精神，喪失了獨立的基礎，將民主運動的主動權拱手相讓，才會一次次從希望走向失望。

從八九之後，中國的民主運動豁然開朗，這有兩個標誌，一是民主的追求者與統治者精神割裂開來，不再將民主的實現建立在不切實際的沙堆上，不再搞單相思。二是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受壓者、同情者加入到民主運動的洪流中，和民運的先驅、獨立思想者、維權團體以及廣大正直的人們形成一股洪流，共同沖擊專制。

二十年來，民主並沒有象一些人預言的那樣在短期內實現，從制度和政策上比八十年代還有相當的退步。這讓一些人比較失望。

我認同現在中國的政治制度比八十年代沒有根本的進步，從政策和文化以及執政者的開明程度還有不少的退步。當今中國的當政者已經不再提及實質的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當初提出的黨政分開和擴大人民參與也被束之高閣，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權貴統治階層，貪汙腐敗已經深入到各個角落，潛規則大行其道，統治者的提倡建設和諧社會，掩蓋社會矛盾，大力進行維護穩定，掩蓋社會矛盾，以打擊人民維護自己的權利，以方便特權階層從中謀取私利。民主的要求必然與這些利益集團沖突，民主的進程因此增加了變數。

但是，我認為，民主到來的時間已經不遠了，我們仔細分析發現，許多社會變化已經發生，社會變革的時機逐漸成熟，我們在此不是應該悲觀，而是應該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去迎接民主的到來。

我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一，八九之後，蘇聯迅速解體，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象多米諾骨牌一樣接連倒下，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蘇東波"對中國的民主的意義是非常巨大的。共產黨中國實際是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的，蘇聯的解體實際標誌著共產主義嘗試的徹底失敗，蘇聯的命運意味著中國的未來。一個曾經被我們的統治者奉為神話的政權卻走向人民的對立面，最終被人民拋棄，這帶給中國的統治者和普通百姓的震撼堪比地震。社會主義陣營的實際使中國的統治者處在一個孤島上。偶像和支柱的崩塌其結果是毀滅性的，從此中國人民的視覺轉向世界，在世界的範圍內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答案。

二，說起共產黨大家就會想起這是一個以消滅私有制建立所謂共產主義社會為目的的政黨。不可否認，中共早期成員是有理想的，雖然這個理想實踐起來那麽荒唐，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隨著改革開放，幾乎所有的人都不再認為那個理論能給人們帶來幸福。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悄然蛻變。雖然中國共產黨這個名稱沒有改變，但是它已經基本不再談什麽主義，江搞的"三個代表"不過是自吹自誇，胡搞的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則是一個什麽都可以裝的空瓶子。可以說，現在中國共產黨是沒有理想的政黨，沒有支持統治和領導全國人民的綱領，只是赤裸裸的維持自己的地位，只是明目張膽的攫取利益。

而且我們也可以說，現在中國也不能說是共產黨在統治，而是共產黨權貴寡頭統治。當局在權貴寡頭的操縱下關心的不是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公正，而是維護他們的利益，是如何利用他們在社會中的有利地位從中攫取好處。所以他們口口聲聲的要維持穩定，大談和諧，實際就是要人民放棄維護自己的利益，要不惜一切手段將影響他們巧取豪奪的行動打壓下去。

所以現在的中共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他們執政的理論基礎已經倒塌，但他們卻依然在這座危房裏指手畫腳。

三，另一個對民主運動具有深遠影響的變化是人們與體制的脫鉤。有句話說的好，掌握了誰的嘴巴就是掌握了誰的腦袋。在公有制下，人們不得不依靠體制維持生存，在經濟被控制時如果跟體制決裂，那麽對一個人包括他的家庭都是災難性的。我們必須相信，對社會問題進行思考是有條件的。獨立的人格和堅強的意誌是一個社會的稀缺資源。特別在一個已經被意識形態將理論和常識顛倒的時代，沖破宣傳和偏見不僅是思想的水平問題，更由於生存的考慮讓絕大多數人產生視覺盲點，無法形成獨立的思想和堅強的人格。特別是人是社會性動物，許多思想需要大家相互切磋才能形成。所以在公有制時代除了意識形態的欺騙外，經濟的封鎖迫使對專制的反抗和對民主的追求流為零散的個人行為。

而今社會已經發生根本的變化，特別是人們不必依賴制度生活，不必成為權利的附庸。雖然還是一黨專政，但是擁有獨立思想和追求的人可以在制度的縫隙中生存下去了。二十年來中國最顯著的變化就是一大批的民主人士、維權人士和獨立知識分子在國內堅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管這中間出現了多少次打擊，多少人因此身陷囹圄，他們已經象一根釘子一樣紮在土地上，成為沖破堡壘的先鋒。

四，民主理論的成熟是另一個顯著的社會變化。我們來梳理一下民主追求者的民主訴求就會發現他們對民主理解是不一樣的。八九民運之前的民運側重在反對一黨極權，八九民運時期大多數學生、市民和知識分子對民主只有口號的理解，希望走朝野互動的改良主義道路。

由於知識和信息的封鎖，當時的人們除了用於宣傳的馬列著作外，很難接觸到其它的社科理論，更不用說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民主理論了。八九民運結束後我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本英文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沒有前人智慧的啟迪，沒有無數哲人對人類社會痛定思痛後的總結和思考，光靠個人閉門造車的思考其效果可以想象。據我所知在八九民運失敗後，我們許多關押在秦城監獄的人還曾經想過重讀《資本論》，妄圖借此來尋找一條更好的道路，這當然是南轅北轍。現在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看到歷史上最傑出的先哲們關於民主的著作，享受他們對於社會思考的成果，對民主和社會結構的了解比以前深入很多。去年12月《零八憲章》的出臺既表明了起草者對民主理論的理解全面和深刻，又由於眾多簽署者在理解憲政和民主的系統方面毫無障礙表示了民主思想在國民中深入的推廣，《零八憲章》的出現說明民主思想在中國已經上了一個很高的臺階，說明中國的民主運動超越了以政權為目的的革命模式。

五，雖然現在中國官方在控制輿論和反對民間行動方面有所加強，但是民間參與卻在高壓下取得長足的發展。這依靠的是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但是技術的進步也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八九民運時，我們很多人連電話都沒有，傳呼機也很少有人知道，但是現在移動通訊基本普及到每個人，網絡更是提供了無遮蓋的寬闊的平臺，資訊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到達所用地方，人們可以在網絡上自由表達自己的見解而不用受到新聞檢查。這是一個龐大的異軍突起的力量，也是足以讓專橫者不敢小看的力量。孫東東和鄧玉嬌事件就是網絡民意對抗專橫力量取得勝利的結果。這種技術進步在以後對抗專制的鬥爭中還將不斷的顯示它的威力。

現在中國的情況就是如此，權貴階層決不放棄他們優越的地位，決不甘心將他們視為聚寶盆的權利拱手讓出，他們對政權對他們賴以生存的專制制度一刻也不放松一點也不放棄，但是人民現在已經覺醒，對堅持自己的民主追求捍衛自己的權利也決不妥協。這是一個已經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已經是針尖對麥芒的關系。該來的始終要來。不過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螳臂是不可能擋車的，基於我認為的五大理由，我們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民主的實現已經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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