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人有一個共同特徵，即不能安分守己於任何一種“正業”。一言以蔽之，在社會處於動盪的狀態下，他們往往成為變亂的源頭。邊緣人利用農民“打天下”是中 國史上的一種傳統。毛和他的黨也確實在很大的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不過他們打下天下後所建立起來的不是傳統的“專制王朝”，而是現代的“極權黨朝”而 已。余英時
謝幼田先生這部《鄉村社會的毀滅》是長期耕耘的一大收獲。二00二-二00五年他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辛勤地進行了三年的研究，寫成書的初稿；後來又不斷修訂增補，終於達到了可以刊佈於世的階段。承作者給我預讀定稿的榮幸，茲略述所感，以答雅意。
本 書前三章提供了歷史背景：一方面對中國傳統的社會性質，特別是明、清以來的農村社會，作了一個整體性的描述；另一方面又將毛澤東所繼承的暴民政治的根源加 以疏理。這三章涉及近代以前中國史的全部，其複雜的情況實在難以想像。但作者借助於現代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的討論，整理出一個化繁為簡的綱領，為 讀者提供了理解的方便。
在第四、 第五、第六三章中，作者則運用極其豐富的資料，展示了毛澤東和他的黨怎樣憑藉暴力，首先在全國鄉村中挑起“階級鬥爭”，大規模地屠殺所謂“地、富、反、 壞…”等“份子”，接著將中國農民全部農奴化，最後相當徹底地完成了鄉村社會的毀滅。第四章第三節（“毛澤東暴力革命之路”）、第五章第三節（“殺人比賽 ”）和第六章第二節（“新式農奴”）是特別值得細讀的。
傷害了幾乎所有的農民
在 這篇短序中，我只能稍稍澄清一下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與農民的關係。毛的“革命”戰略以“鄉村包圍城市”著稱，中共的軍隊也確以農民為主體，而且不可否 認的，“土地改革”對於農民是有一定程度的號召力的。由於這些原因，一般人曾相信：中共的“革命”代表了農民的利益。在二戰期間中共也特別刻意地向西方製 造這一公共形象，所以美國人，至少“中國通”，都說中共只是一個“農業改革者”的黨。但祗要稍稍考察一下歷史事實，我們便立刻看出：毛和他的黨徒從來沒有 把農民的利益放在心上過。對於農民，中共先用一些甜頭誘他們入夥，因“革命”必須有基本群眾。所以毛試圖以“分田分地”的土改，把農民爭取過來，為他賣命 打仗；等到農民上了賊船以後，便只好一切任人擺佈了。本書作者曾引劉少奇一句話，是在一九四七年全國土地會議上說的：“搞土地改革，就是為了打勝仗，打倒 蔣介石。”這句話充分暴露出，在中共的心中，農民只有工具價值，即奪取政權的手段。這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完全不相同，孫的主張才真正符合農民的利 益。馬列主義既以消滅私有財產為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先決條件，則農民最後必成為“革命”的對象。俄國共產黨的革命史首先在這一方面樹立了典範。列寧承繼 了恩格斯的觀點，相信農村中失去土地的無產者，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和城市中的產業工人結成聯盟。因此他在一九一七年曾鼓動農民分田分地。但這完全是奪權 的一種策略。一九一八年八月以後，他已決定過河拆橋，展開了對鄉村的階級鬥爭。鬥爭的對象在表面上是地主、富農、中農，然而在實行中任意擴大鬥爭面，傷害 了幾乎所有的農民。
毛 和他的黨效法列寧(及斯大林)，亦步亦趨，土改(一九四九-五ο)剛剛結束，便迫不及待地，在一九五一年底公佈了關於農業合作的“決議”，凖備消滅農民的 土地私有權了。一九五二年這一官方導演的“合作”運動即已頗具規模，到了“大躍進”時期，“人民公社”成立，中國的農民便普遍淪為作者所謂“新式農奴” 了。由此可見毛和他的黨從一開始便對農民沒有任何善意，在利用了他們的人力打下天下之後，立即棄之如敝屣。毛的心中對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梁潄溟戮穿他的 欺世盜名，當眾指出農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他猝不及防，惱羞成怒，至於失態到不堪入目的地步。《鄉村社會的毀滅》：毛澤東暴民政治代價。
毛和他所領導的“革命”自始便不為安分守己的中國農民所認同，當年井崗山上的情況便是最好的說明。伊羅生(Harold R.Isaacs)是 一位國際共產黨人，曾在中國參加過共產“革命”多年，後來寫了《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這部書中資料是由中共黨人劉仁靜協助取得的，又採訪了共產國際領袖 如托洛斯基、馬林等人，所以早已成為這一領域中的經典文本。伊羅生告訴讀者：井崗山上的“紅軍”並不是從大規模而自發的農民運動中產生的。相反的，這支“ 紅軍”根本孤立於農民之外，其中農民出身者則不斷逃散。而且在江西蘇維埃時期，農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紅軍”，還把它當作“土匪”來攻擊。伊羅生的結論又得 到《龔楚將軍回憶錄》的進一步證實。龔楚恰好是追隨毛澤東上井崗山的紅七軍軍長。他親自策動並組織所謂“蘇維埃運動”。但從他的體驗，一般工人和農民都對 暴力革命不感興趣，袛有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之流才響應“打土豪、分田地”的號召，妄想藉此發財。這一情況和蘇聯的革命經驗大致相合。在一九一七年的二月 革命期間，俄國鄉村公田(communal lands)的農民，因為耕地重新分配的關係，曾稍稍參與革命活動。但公田重分之後(俄國公田照例每十幾年重分一次，因各戶人口經常在變化中)，他們便遠 離革命，依舊擁護君主制。至列寧領導的十月政變，農民則認為是城市中人的事，因此毫不關心。
農民並不擁護暴力革命
農民並不擁護中共的暴力革命，從上述的事實中我們已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中共打天下成功，其兵源確是來自農民，這一現象又將如何解釋呢？我過去寫過一篇《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收 在《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一九九五年)，主要便是分析這個問題。扼要地說，中共最初領頭搞“革命”暴動的主要都是一些不務正業的人，上引龔 楚稱之為“地痞、流氓”，古人稱之為“江湖上人”或“光棍”，此外還有其他名目，不必備舉。我則改用一個價值中立的社會學名詞，即“社會邊緣人”。中共這 個黨大致是由農村社會邊緣人和城市社會邊緣人兩大集團構成的。邊緣人是在“務正業”的士、農、工、商以外的人群。以傳統社會言，如“不第秀才”即是“士” 的邊緣人，“地痞流氓”則是“農”的邊緣人…。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比過去複雜多了，邊緣人的類型也跟著越來越多樣化。不過無論繁衍到多少類型，邊緣人有一 個共同特徵，即不能安分守己於任何一種“正業”。一言以蔽之，在社會處於動盪的狀態下，他們往往成為變亂的源頭。中共黨內集現代各種邊緣人的大成，他們善 於利用機緣，並通過黨外的邊緣人，把一般群眾煽動起來，加以組織；共產黨在各地發動的暴力革命大體上都依照這一方式，伊羅生和龔楚所留下的紀錄是可信的。
以農村的情形而言，上面已說過，從龔楚的報告，中共發動江西“蘇維埃”，務正業的農民都避之唯恐不及。三十年代在江西主持剿共的熊式輝，晚年寫過一部回憶錄——《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據他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的一次演講，江西有些地區的農民對於中共分給他們的土地抱著十分保留的態度。例如黎川農民分得土地後，竟仍然向逃亡在外的原來地 主納租，而廣昌農民在土地重新分配之後，則只耕他們原有的田，不耕新得的田。龔楚和熊式輝當時在江西處於敵對的立場，但所見到的實際情形則恰好可以互相印 證。不但如此，從江西流竄到四川的徐向前部隊也同樣遭到當地農民的抵抗和攻擊。（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所以我們祗要稍稍檢查一下歷史事實，農民擁護共 產黨的謊言便立刻不攻自破了。
至 於中共軍隊以農民為主體，這是因為中共佔據了農村之後，將他們“裹脅”進來，並不必然出於自動自願。這裡所謂“裹脅”是中國史上“流寇”或“造反”集團行 之已久的策略，毛澤東熟讀這一方面的歷史，當然出色當行。“裹脅”指邊緣人領頭造反之後，所至之處，通過搶大戶或官府糧倉的違法活動，將一般農民捲了進 來。一旦農民參加了這一類的活動，由於怕“秋後算帳”，便衹好跟著邊緣人的領導走上不歸路了。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奉行列寧、斯大林一套嚴密的組織 方法，對中國傳統的“裹脅”策略的運用，更為靈活而多樣化，所產生的效果自然也遠非張獻忠、李自成一流人所能比擬的了。
最 後讓我澄清一下所謂“農民起義”或“農民革命”的概念，以結束這篇序文。本書作者在第二章的結尾處指出：明末張獻忠率領的流民，雖來自農村，也曾經是農 民，但他們打家劫舍既久，已成為職業的土匪、暴民之類；他們和真心耕田農民的利益是衝突的。作者又根據史學家李光濤的研究，證實明末流民軍隊中有大批的“ 邊兵”、
“逃丁”、“礦徒”、“驛卒”、“白蓮教”…等。這些人才是造反的主動力量，而農民則是被動的。我認為作者這一論點十分重要，和前面提到的“社會邊緣人”之說是完全可以互相印證的。我也贊同李光濤的見解，“農民起義”(或 “農民革命”)是一個誤導讀者的名詞。但是我還要進一步強調：這種情況不限於明末張獻忠、李自成的造反，而適用於中國史上所有大規模的造反運動，從秦末陳 勝、吳廣開始。陳勝早年為人“傭耕”時便不肯作安分的農民，所以才會說“苟富貴、毋相忘”的話。後來陳、吳同為“戌卒”，謀造反，又搞出種種“鬼”的把 戲，以“篝火”“狐鳴”來激怒群眾。他們是不務正業的“邊緣人”，已昭然若揭。又如唐末黃巢造反，即起於私販鹽、酒的武裝集團。黃巢勢力最盛時有兵六十萬 以上，其中農民自然佔多數，但組織者與領導者都是所謂“江湖上人”。販私鹽、私酒的“江湖上人”早就自我武裝起來，在各地流竄，一旦遇到水、旱等天災便自 然乘機把饑民煽動起來，跟著他們打天下了。
邊緣人在所謂農民造反中往往發生決定性的導向作用，不僅在中國為然，在西方也是如此。恩格斯在《日耳曼農民戰爭》中研究十六世紀日耳曼農民的階級鬥爭，也發現所謂“江湖浪盪之人”都是一些“不可信託的分子”，但他們在農民隊伍中進進出出，發生了很嚴重的負面影響。(按中譯本《德國農民戰爭》的“德國”一詞是誤譯。“德國”的建立在一八七一年，十六世紀時尚不存在。)
邊緣人利用農民“打天下”是中國史上的一種傳統。毛和他的黨也確實在很大的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不過他們打下天下後所建立起來的不是傳統的“專制王朝”，而是現代的“極權黨朝”而已。(《明鏡月刊》總第1期)(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