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信訪制度 名存實亡

【新紀元】中共信訪制度 名存實亡

進京鳴冤 反而身陷黑牢

作者﹕陳邁克編譯

《新紀元週刊》第161期【西方看中國】欄目 (2010/02/11刊)

【大紀元2月27日訊】在古代戲劇裡，常常可以看到草民百姓進京上告，在天子腳下擊鼓鳴冤的悲情場面。沒想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種古老的戲碼仍然繼續在中國上演。

《洛杉磯時報》一月十一日報導，來自湖北省的五十九歲訪民施亞萍（Shi Yaping，音譯）拄著柺杖，與一大群訪民守候在北京信訪部門的辦公室外面，爭相泣訴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希望政府解決地方員警非法逮捕她的外甥一事。

施亞萍很清楚在中國說出心裡話的危險性，當地的便衣警察和受雇的暴徒等著襲擊訪民。她曾有兩次被人從街上拖去秘密地點關押，因為當局希望她最後放棄上訪，然後回家。

她是「黑牢」的受害者。「黑牢」指的是一種非法的關押場所，其地點遍及中國各地，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擊潰被政府官員視為「害蟲」的訪民。

每年都有好幾百萬農村地區的居民向北京與其他城市的官員反映問題。然而，他們的問題很少獲得解決，大多數人前途未卜。

知情人士表示，低層官員採用有計畫的綁架對付這些訪民，很多訪民在信訪部門外面的街道上被拉走，關押在旅館、看護中心或精神病院裡的國營黑牢中。

活動人士表示，很多訪民在信訪部門外面的街道上被拉走，關押在旅館、看護中心或精神病院裡的國營黑牢中。圖為二零零九年五月八日，鄭淑珍（音譯）拿著孫女的照片向北京衛生部門上訪反映問題，孫女因食用毒奶粉二零零八年夭折，當地政府卻沒有妥善處理。（AFP）

信訪制度 虛有其表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研究員凱恩（Phelim Kine）表示：「中共的信訪制度完全失敗。」中共當局則將問題推給凶殘的黑社會。

施亞萍曾被關押過兩次。第一次與其他一百人被關在一間倉庫幾天，第二次被關在一間破爛的私人住所長達幾周的時間。她說：「政府當然不希望我們說出這些黑牢，他們擔心真相大白。」

自從二零零三年起，中國各地的黑牢迅速增加，幾千名訪民失蹤。據《人權觀察》在去年十一月發表的報告指出，黑牢涉及強姦、毆打、恐嚇、勒索等罪行。這份報告證實四十三起訪民未經審判即被關押的案例。

政府付費 經營黑牢發大財

據報導，幾年前，中共當局廢除一項允許官員任意關押訪民的制度，自此之後，黑牢制度突然大肆興起。

中共當局一開始否認黑牢的存在，直到最近才承認有此問題。中共官方媒體所辦的一份雜誌也指出，光是在北京至少就有七十三處黑牢。

（Photos.com）

《人權觀察》資深亞洲研究員貝可林（Nicholas Bequelin）指出：「這種令人痛苦的人權黑洞到處都是。」而且，在目前的制度下，私人經營黑牢者可收取每人每天二十二至四十四美元的費用，費用由地方官員支付。這等於變相鼓勵延長關押的時間。

北京活動人士、法學教授許志勇曾經調查過這些黑牢。他說，這些黑牢逐步發展為可以容納更多人、創造更多營收的地方。

許志勇表示，訪民在過去幾年提訴的案件多達上千萬件。幾百萬人為了尋求正義到中央政府陳訴冤情，但他們卻因此而被限制人身自由。

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悲劇故事

在十二月的一個寒冷早晨，位於北京南區的信訪辦擠滿了一大群訪民。每個人背後都有著一個令人動容的人權悲劇故事。

一名圍著髒抹布當圍巾的吳姓婦女，手持一札文件，陳述地方官員逼迫她丈夫自殺的罪行。當她跟一名記者談話時，在群眾中一名男子正好被認出是便衣。這名男子斥責她說：「你以為他們會解決你的問題嗎？」他嘲笑著說：「用用你的大腦吧！」

另外，許多訪民圍著一名外國人，他們手裡拿著像是訴狀的文件，試圖寫下他們的手機號碼。不遠處，一名男子未發一言的將他的文件塞到一名記者的背包裡。

癡心訪民 沉冤何時得雪？

對某些人來說，獲釋等於新的麻煩開始。貝可林說：「你到北京去控訴省級官員的惡行，但是你被綁架回家。誰在那裡等你呢？正是你試圖譴責的那些人，這會給你帶來另一回合的苦難。」

施亞萍被兩名身穿黑衣服的男子跟蹤，她知道他們是國安人員。她也知道，為錢賣命的暴徒可能隨時出現，將她再次擄走。

但是她不在乎。她不回家，也不到其他地方去。她說：「我會一直來，他們趕不走我。」◇

本文轉載自《新紀元週刊》第161期【西方看中國】欄目 (2010/02/11刊)

本文連結： http://mag.epochtimes.com/b5/163/7607.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2/27/n2829901.ht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載：《网络革命宣言》全文：

《网络革命宣言》全文：

十九世纪末，日本有“明治维新”，满清有“戊戌变法”，前者成功，后者流产。于是，在日本，至今，最古老的君主制与最现代的民主制共存，那是统治者向民间让步、让权的结果。君主立宪制，这个名词，本身象征着，王权与民权的妥协，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溶为一炉。

满清王朝拒绝向民间让步，自我扼杀政改(“戊戌变法”--君主立宪制改革)，结果，清廷葬身于革命洪流(辛亥革命)。今天，统治中国的共产党集团，无数次地，拒绝向民间让步，拒绝政改，摆出横蛮嘴脸，硬是要将一党专政进行到底。

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以理性、温和、谦卑姿态，奉劝中共：与民众和解，共建民主中国，融入文明主流。中共非但不自省，反而将刘下狱，悍然判处刘重刑11年，公然展示权力傲慢。

关于中国的发展，我们说过：不需要中共做什么，只需要中共不做什么。仅仅是“松绑”，中国经济便迅速成长；如果停止封锁互联网，不再限制新闻自由，不再干预司法独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将自然而然地诞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中南海拒绝在政治上“松绑”，基于两怕：害怕被清算--历史上，中共杀人如麻、血债如山；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现实中，中共以权谋私，腐败成性。据此可知，将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民主发展，寄望于中共，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重判刘晓波，扑灭《零八宪章》，等于堵死和解之路。这是对改良的蔑视，这是对革命的召唤。言革命，未必就是暴力革命。当代历史证明，颜色革命，以其和平、理性、非暴力、乃至浪漫主义色彩，更蔚然成风，广为流行。

鉴于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最残暴、最狡诈的厚黑集团，中国的颜色革命，就不大可能是“玫瑰革命”(格鲁吉亚式)、“橙色革命”(乌克兰式)、“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式)、“天鹅绒革命”(捷克式)等，而注定是网路革命(互联网革命，Internet Revolution)。

至2009年，中国网民人数达3.84亿；预料2010年，中国网民人数将突破4亿。以中国之人口，中国网民人数，必将遥居世界首位。中国网民，无论其观点如何，至少有一个共同立场，那便是：要说话，要畅所欲言，要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最大程度的获取信息，纵览世界，拥抱时代。砸碎网路枷锁，畅游资讯海洋，中国网民，目标一同，起点一致。

网路，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代表人类文明的新台阶：信息公开，信息速递，信息无国界。网路所及，提高了商业效率，增加了施政透明，激发了社会活力，普天下受惠。惟中共腐败集团，竟视之如洪水猛兽，倾党国之力，予以过滤、拦截、堵塞、封锁，先后构建“金盾”、“绿坝”等网路“柏林墙”，培植、安插无数网警、线民、五毛党。绞尽脑汁，耗尽巨资，穷尽人力。

对抗网路，中共自我定位为文明之敌。反文明，就是反人类。当然，固守专制的中共，本身就是人类公敌。北京独裁政权，早已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只待从内部予以瓦解。

在网路上，中共既守且攻。封锁和监控互联网，将中国民众隔绝于信息“柏林墙”下，是为守；对民主国家发动日趋猛烈的骇客攻击，破坏他国政府与国防网络系统，大量窃取他国机密，是为攻。中共发动网路侵略战争，是招致美国反击的直接原因。支持谷歌退出中国，力倡推广网路自由，誓言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中国网民“翻墙”--美国政府的最新姿态，昭示，无可避免的中美世纪大战，已经在网路上开打。

中南海拼死封锁网路，恰恰暴露，网路，成为中共腐败集团的真正软肋。只要击中这条软肋，貌似铜墙铁壁的中共独裁统治，就随时可能土崩瓦解。

于是，国人可以群起攻之，各显身手。探寻秘道，翻越封锁墙；分享技术，制造信息井喷；电子邮件，传播真情实况；博客，论坛，聊天室，处处都是战场。无需短兵相接，更无需流血牺牲。以斗室为堡垒，以电脑为阵地，以滑鼠为武器，就可以，随时投入战斗，随时撤出战斗，随时休整再战。可以是游击战，也可以是阵地战，还可以是集团作战。位置不拘，时间不限，手法千变。

这便是网路革命，这便是“中国特色”的颜色革命。四亿网民，都是中国网路革命的生力军。这场革命，不可能一夕竞功，但若持之以恒，假以时日，必动摇中共统治根基。

这场革命，不仅限于中国人民，港澳居民可为之，台湾民众可为之，海外华人可为之，国际友人可为之。网路无国界，网路革命无国界。“暴秦无道，天下共击之！”推倒中国“柏林墙”，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壁垒，此其时也！

原文連結：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china/201002/20100222021657.html

轉載：中共不是“專制王朝”，而是“極權黨朝”(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17日 转载)

邊緣人有一個共同特徵，即不能安分守己於任何一種“正業”。一言以蔽之，在社會處於動盪的狀態下，他們往往成為變亂的源頭。邊緣人利用農民“打天下”是中 國史上的一種傳統。毛和他的黨也確實在很大的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不過他們打下天下後所建立起來的不是傳統的“專制王朝”，而是現代的“極權黨朝”而 已。

余英時

謝幼田先生這部《鄉村社會的毀滅》是長期耕耘的一大收獲。二00二-二00五年他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辛勤地進行了三年的研究，寫成書的初稿；後來又不斷修訂增補，終於達到了可以刊佈於世的階段。承作者給我預讀定稿的榮幸，茲略述所感，以答雅意。

本 書前三章提供了歷史背景：一方面對中國傳統的社會性質，特別是明、清以來的農村社會，作了一個整體性的描述；另一方面又將毛澤東所繼承的暴民政治的根源加 以疏理。這三章涉及近代以前中國史的全部，其複雜的情況實在難以想像。但作者借助於現代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的討論，整理出一個化繁為簡的綱領，為 讀者提供了理解的方便。

在第四、 第五、第六三章中，作者則運用極其豐富的資料，展示了毛澤東和他的黨怎樣憑藉暴力，首先在全國鄉村中挑起“階級鬥爭”，大規模地屠殺所謂“地、富、反、 壞…”等“份子”，接著將中國農民全部農奴化，最後相當徹底地完成了鄉村社會的毀滅。第四章第三節（“毛澤東暴力革命之路”）、第五章第三節（“殺人比賽 ”）和第六章第二節（“新式農奴”）是特別值得細讀的。

傷害了幾乎所有的農民

在 這篇短序中，我只能稍稍澄清一下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與農民的關係。毛的“革命”戰略以“鄉村包圍城市”著稱，中共的軍隊也確以農民為主體，而且不可否 認的，“土地改革”對於農民是有一定程度的號召力的。由於這些原因，一般人曾相信：中共的“革命”代表了農民的利益。在二戰期間中共也特別刻意地向西方製 造這一公共形象，所以美國人，至少“中國通”，都說中共只是一個“農業改革者”的黨。但祗要稍稍考察一下歷史事實，我們便立刻看出：毛和他的黨徒從來沒有 把農民的利益放在心上過。對於農民，中共先用一些甜頭誘他們入夥，因“革命”必須有基本群眾。所以毛試圖以“分田分地”的土改，把農民爭取過來，為他賣命 打仗；等到農民上了賊船以後，便只好一切任人擺佈了。本書作者曾引劉少奇一句話，是在一九四七年全國土地會議上說的：“搞土地改革，就是為了打勝仗，打倒 蔣介石。”這句話充分暴露出，在中共的心中，農民只有工具價值，即奪取政權的手段。這和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完全不相同，孫的主張才真正符合農民的利 益。馬列主義既以消滅私有財產為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先決條件，則農民最後必成為“革命”的對象。俄國共產黨的革命史首先在這一方面樹立了典範。列寧承繼 了恩格斯的觀點，相信農村中失去土地的無產者，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和城市中的產業工人結成聯盟。因此他在一九一七年曾鼓動農民分田分地。但這完全是奪權 的一種策略。一九一八年八月以後，他已決定過河拆橋，展開了對鄉村的階級鬥爭。鬥爭的對象在表面上是地主、富農、中農，然而在實行中任意擴大鬥爭面，傷害 了幾乎所有的農民。

毛 和他的黨效法列寧(及斯大林)，亦步亦趨，土改(一九四九-五ο)剛剛結束，便迫不及待地，在一九五一年底公佈了關於農業合作的“決議”，凖備消滅農民的 土地私有權了。一九五二年這一官方導演的“合作”運動即已頗具規模，到了“大躍進”時期，“人民公社”成立，中國的農民便普遍淪為作者所謂“新式農奴” 了。由此可見毛和他的黨從一開始便對農民沒有任何善意，在利用了他們的人力打下天下之後，立即棄之如敝屣。毛的心中對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梁潄溟戮穿他的 欺世盜名，當眾指出農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他猝不及防，惱羞成怒，至於失態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鄉村社會的毀滅》：毛澤東暴民政治代價。

毛和他所領導的“革命”自始便不為安分守己的中國農民所認同，當年井崗山上的情況便是最好的說明。伊羅生(Harold R.Isaacs)是 一位國際共產黨人，曾在中國參加過共產“革命”多年，後來寫了《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這部書中資料是由中共黨人劉仁靜協助取得的，又採訪了共產國際領袖 如托洛斯基、馬林等人，所以早已成為這一領域中的經典文本。伊羅生告訴讀者：井崗山上的“紅軍”並不是從大規模而自發的農民運動中產生的。相反的，這支“ 紅軍”根本孤立於農民之外，其中農民出身者則不斷逃散。而且在江西蘇維埃時期，農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紅軍”，還把它當作“土匪”來攻擊。伊羅生的結論又得 到《龔楚將軍回憶錄》的進一步證實。龔楚恰好是追隨毛澤東上井崗山的紅七軍軍長。他親自策動並組織所謂“蘇維埃運動”。但從他的體驗，一般工人和農民都對 暴力革命不感興趣，袛有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之流才響應“打土豪、分田地”的號召，妄想藉此發財。這一情況和蘇聯的革命經驗大致相合。在一九一七年的二月 革命期間，俄國鄉村公田(communal lands)的農民，因為耕地重新分配的關係，曾稍稍參與革命活動。但公田重分之後(俄國公田照例每十幾年重分一次，因各戶人口經常在變化中)，他們便遠 離革命，依舊擁護君主制。至列寧領導的十月政變，農民則認為是城市中人的事，因此毫不關心。

農民並不擁護暴力革命

農民並不擁護中共的暴力革命，從上述的事實中我們已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中共打天下成功，其兵源確是來自農民，這一現象又將如何解釋呢？我過去寫過一篇《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收 在《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一九九五年)，主要便是分析這個問題。扼要地說，中共最初領頭搞“革命”暴動的主要都是一些不務正業的人，上引龔 楚稱之為“地痞、流氓”，古人稱之為“江湖上人”或“光棍”，此外還有其他名目，不必備舉。我則改用一個價值中立的社會學名詞，即“社會邊緣人”。中共這 個黨大致是由農村社會邊緣人和城市社會邊緣人兩大集團構成的。邊緣人是在“務正業”的士、農、工、商以外的人群。以傳統社會言，如“不第秀才”即是“士” 的邊緣人，“地痞流氓”則是“農”的邊緣人…。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比過去複雜多了，邊緣人的類型也跟著越來越多樣化。不過無論繁衍到多少類型，邊緣人有一 個共同特徵，即不能安分守己於任何一種“正業”。一言以蔽之，在社會處於動盪的狀態下，他們往往成為變亂的源頭。中共黨內集現代各種邊緣人的大成，他們善 於利用機緣，並通過黨外的邊緣人，把一般群眾煽動起來，加以組織；共產黨在各地發動的暴力革命大體上都依照這一方式，伊羅生和龔楚所留下的紀錄是可信的。

以農村的情形而言，上面已說過，從龔楚的報告，中共發動江西“蘇維埃”，務正業的農民都避之唯恐不及。三十年代在江西主持剿共的熊式輝，晚年寫過一部回憶錄——《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據他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的一次演講，江西有些地區的農民對於中共分給他們的土地抱著十分保留的態度。例如黎川農民分得土地後，竟仍然向逃亡在外的原來地 主納租，而廣昌農民在土地重新分配之後，則只耕他們原有的田，不耕新得的田。龔楚和熊式輝當時在江西處於敵對的立場，但所見到的實際情形則恰好可以互相印 證。不但如此，從江西流竄到四川的徐向前部隊也同樣遭到當地農民的抵抗和攻擊。（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所以我們祗要稍稍檢查一下歷史事實，農民擁護共 產黨的謊言便立刻不攻自破了。

至 於中共軍隊以農民為主體，這是因為中共佔據了農村之後，將他們“裹脅”進來，並不必然出於自動自願。這裡所謂“裹脅”是中國史上“流寇”或“造反”集團行 之已久的策略，毛澤東熟讀這一方面的歷史，當然出色當行。“裹脅”指邊緣人領頭造反之後，所至之處，通過搶大戶或官府糧倉的違法活動，將一般農民捲了進 來。一旦農民參加了這一類的活動，由於怕“秋後算帳”，便衹好跟著邊緣人的領導走上不歸路了。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奉行列寧、斯大林一套嚴密的組織 方法，對中國傳統的“裹脅”策略的運用，更為靈活而多樣化，所產生的效果自然也遠非張獻忠、李自成一流人所能比擬的了。

最 後讓我澄清一下所謂“農民起義”或“農民革命”的概念，以結束這篇序文。本書作者在第二章的結尾處指出：明末張獻忠率領的流民，雖來自農村，也曾經是農 民，但他們打家劫舍既久，已成為職業的土匪、暴民之類；他們和真心耕田農民的利益是衝突的。作者又根據史學家李光濤的研究，證實明末流民軍隊中有大批的“ 邊兵”、
“逃丁”、“礦徒”、“驛卒”、“白蓮教”…等。這些人才是造反的主動力量，而農民則是被動的。我認為作者這一論點十分重要，和前面提到的“社會邊緣人”之說是完全可以互相印證的。我也贊同李光濤的見解，“農民起義”(或 “農民革命”)是一個誤導讀者的名詞。但是我還要進一步強調：這種情況不限於明末張獻忠、李自成的造反，而適用於中國史上所有大規模的造反運動，從秦末陳 勝、吳廣開始。陳勝早年為人“傭耕”時便不肯作安分的農民，所以才會說“苟富貴、毋相忘”的話。後來陳、吳同為“戌卒”，謀造反，又搞出種種“鬼”的把 戲，以“篝火”“狐鳴”來激怒群眾。他們是不務正業的“邊緣人”，已昭然若揭。又如唐末黃巢造反，即起於私販鹽、酒的武裝集團。黃巢勢力最盛時有兵六十萬 以上，其中農民自然佔多數，但組織者與領導者都是所謂“江湖上人”。販私鹽、私酒的“江湖上人”早就自我武裝起來，在各地流竄，一旦遇到水、旱等天災便自 然乘機把饑民煽動起來，跟著他們打天下了。

邊緣人在所謂農民造反中往往發生決定性的導向作用，不僅在中國為然，在西方也是如此。恩格斯在《日耳曼農民戰爭》中研究十六世紀日耳曼農民的階級鬥爭，也發現所謂“江湖浪盪之人”都是一些“不可信託的分子”，但他們在農民隊伍中進進出出，發生了很嚴重的負面影響。(按中譯本《德國農民戰爭》的“德國”一詞是誤譯。“德國”的建立在一八七一年，十六世紀時尚不存在。)

邊緣人利用農民“打天下”是中國史上的一種傳統。毛和他的黨也確實在很大的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不過他們打下天下後所建立起來的不是傳統的“專制王朝”，而是現代的“極權黨朝”而已。(《明鏡月刊》總第1期)(博讯 boxun.com)

原文連結：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0/02/201002172322.shtml

转载：阿武代表广东几百万有线电视用户控告

从“党天下”到“人民党”？

胡锦涛发表国庆讲话（新华社图片）

就在北京60年国庆大典尘埃落定，中国人民继续享受国庆加中秋的八天长假之际，新华社周二（10月6日）刊登了一篇名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喊出人民万岁”的网评。

文章说，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发表国庆讲话时除了喊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以外，还喊出了“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的口号。

文章总结中共从建党到建国所走过的道路，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魄，喊出这样的口号。

但曾几何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遍大江南北。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语录牌至今仍然排列在中南海正门的两侧红墙上。

人民万岁

从一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口中说出“人民万岁”的确不多见。

60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60年后的今天，胡锦涛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从字面上看，两个口号都包含了“中国人民”这四个字。

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表现出一个新统治者的十足的自信。他深知此话一出，中国的亿万人民会对他和他领导的政党感恩戴德，三呼万岁的。

胡锦涛的国庆讲话以“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收尾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国内的媒体将此举解读为中共领导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把它归纳为一个“人民观”，予以盛赞。

但回顾中共建国后的历史，人民利益和党的利益谁重谁轻、谁厚谁薄一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

新华社的这篇网评提到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在西柏坡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曾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等等。

接着便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第四代领导核心胡锦涛的“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执政理念。

一党天下

这之间却恰恰忽略了中共建国后的前30年。而正是在这30年里，中共从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逐渐演变为一个唯我独尊的党天下。

这一点从著名党外民主人士储安平在1957年后的遭遇便可看的一清二楚。因为毕竟2009年不仅是中共建政60周年，也是储安平诞辰100周年。

1957年4月30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召见民主人士，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6月1日，时任《光明日报》总编的著名时事评论家储安平在中央统战座谈会上，针对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的现象，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委婉地批评政府已成为一党天下。

此言一出，石破天惊。没过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提法遭到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此拉开反右运动的序幕。

1958年1月，储安平担任的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均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头号大右派的帽子。文革期间再度挨批斗，自杀未遂后神秘失踪，生死不明，至今没有被平反。

党民位置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统治者凡是能够长治久安的大都深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共当初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最终以小米加步枪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夺取政权靠的也是民心。

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夺取政权靠的是人民，而维持这一政权靠的也应是人民。

但问题是，胡锦涛所说的人民是否包含像《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这样的向共产党进谏的异见人士、每逢两会节庆被赶出北京的上访群体、国企改制后下岗的工人以及金融危机大潮下被迫返乡的农民工。

国庆当天，天安门广场上千人歌唱，万人组字，导弹飞机，耀武扬威的华艳绚丽景象足以令国人沉醉，世界惊叹。

但曲终人散后，党依旧站在统治地位、管理地位和支配地位。人民依旧留在被统治的地位、被管理的地位和被支配的地位。

天下依旧是共产党的，但共产党是不是人民的呢？

尚清

BBC中文网记者

原文：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10/091006_china_party_peopl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