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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5日 星期一

爭鳴社論:虎年說虎



二○一○年春節就要到了,按照農曆,今年歲次庚寅,是虎年。作為年度吉祥物,各式各樣的紙老虎、布老虎,紛紛亮相。我們在向大家祝賀虎年春節之外,同時表示一個心願:希望中國在現代化的路上變得可親、可愛、可敬,而不要變得可惡、可怕、可憎。要知道,作為吉祥物的老虎是可愛的,但是如果一個國家被人看作老虎,卻是可怕的。不論對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這種國家越強大,越是一種災難。法西斯的興起和滅亡,就是前車之鑑。它不但給世界帶來災難,最後也?滅了自己。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大大變樣了:經濟建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比過去顯著提高,由於國力有了長足進步,已經在國際舞台上成為一個重要角色。這些都是一百多年以來,許多中國人夢寐以求的。

  但是先進的中國人所追求的遠不止這些。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主張的是三民主義,這是連中共都信誓旦旦要為它的徹底實現而奮鬥的政治綱領,如今實現了??沒有。現在不但民主自由仍是一句空話,就連中共自己津津樂道的「法治」,也只是「以法治國」,即中共用「法」來「治」老百姓,而不是「治」掌權者的。雖然中共當局早就簽署了關於人權的國際公約,但是直到現在也不正式批准,這不就是給「公檢法」濫用權力踐踏人權大開綠燈嗎?而且有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居然明目張膽寫文章或發表「重要講話」否定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拒絕三權分立,並且把這叫作「中國特色」。作為中國高官,其智商竟然低到這種程度,真教人為之汗顏!

  中國是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在「世界村」裡確實作為一個大國正在「崛起」。但「現代化」也好,「大國崛起」也好,只要缺乏民主自由,就進不了人類文明的殿堂。因為衡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水平,不光是高樓大廈和高速公路,也不光是導彈核彈和空間技術,更重要的是「人」的狀況。在這個國家裡,人有尊嚴嗎?人能自由思想、自由表達、自由選擇嗎?人和人是平等的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年了,這個國家的權力是中國共產黨用暴力從國民黨手裡奪過來的。但它並沒有經過人民授權,而是自己「坐」起「天下」來了。這就原封不動沿用幾千年來改朝換代的規則,只要奪得政權,就歸自己所有了。為了保衛一黨專政,這個黨一直把軍隊掌握在自己手裡,任何外人都不得染指,而且還有一個響噹噹的口號,叫作「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老百姓中徵召兵員,用國家財政養活起來,卻是一個黨派的私人衛隊,只能「聽黨指揮」(這是國慶大典時天安門廣場上由群眾用人身組成的幾個大標語之一),這是當代中國獨有的世界奇觀。哪裡有一點現代文明的味道!

  自從建國以來,中共就壟斷了整個社會資源,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到自己手裡,黨的觸角已經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成一架金字塔形的大機器。高踞金字塔頂端的是中國共產黨。由於經濟政治軍事權力高度集中在黨的手中,而黨既未經人民授權又不受人民監督,同時黨的權力也只掌握在領袖手裡,領袖的產生又是前任指定的,所以這種制度必然是產生獨裁的溫床。不論誰,只要處在金字塔頂端,就能像玩電子遊戲一樣,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縱整個國家的命運。掌權者有幾個人能抗拒這種權力的腐蝕呢?正因為有了這種制度,毛澤東才能輕易地在一九五七年把整風變成反右派運動,並在一九六六年把整個中國投入十年浩劫。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制度,鄧小平才能用他個人的一個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斷送了中國的政治改革。

  為什麼我們要在虎年春節來臨之際提起「虎」的話題呢?就是因為中共在沉醉於「大國崛起」的亢奮狀態中,越來越顯出虎相,不但對內高壓,而且對外也不再掩蓋霸氣了。「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確實是至理名言。對內實行高壓的統治者,一旦國力增強,必然對別國也實行高壓;「和平」的高壓達不到目的,必然發動戰爭,二次大戰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有一句名言:「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但他應該知道:「共產主義也是戰爭」。因為共產主義國家和法西斯主義國家一樣,都是極權統治,對外必然實行暴力。而且正是共產主義的蘇聯和法西斯主義的德國,在二次大戰一開始就瓜分了波蘭。此外蘇聯還獨吞了波羅的海的三個小國,並且侵佔了芬蘭大片領土,「理由」是這塊領土離列寧格勒(彼得堡)太近,「威脅」了蘇聯的「安全」。

  毛澤東曾經留下「不稱霸」的遺訓,鄧小平也留下「韜晦」的教導。其實他們不是不想稱霸,而是羽翼未豐。因為「解放」全人類,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而奴役全人類,又是一切獨裁者的最大心願。歷史已經証明:共產主義的「解放」,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奴役,二者完全一致,不爽分毫!所以,所謂「不稱霸」,正是「此地無銀三百?」也。

  二次大戰以後,美國作為全世界自由民主的堡壘,自然是一切獨裁者的敵人;美國既然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那就更是共產主義必須征服的對象。這樣一個雙料對手,當然是中共的主要敵人了。因此,從毛澤東起,「反美」一直是中共國際戰略的核心。毛澤東晚年打出一張「聯美反蘇」牌,不過是想消除他在共產主義山寨上當大王的絆腳石而已。團結「第三世界」,分化「第二世界」,反對「美帝國主義」,是毛和他的繼承人從未改變的國際戰略,只是在羽翼未豐時注意「韜晦」罷了。

  其實「韜晦」並未掩蓋住爭霸的雄心。在國際舞台上高唱「反對霸權主義」,這矛頭是對著誰呢?美國付出巨大的代價,包括數以千計的優秀兒女的寶貴生命,為了消滅人類的共同禍害,對恐怖主義的策源地和流氓無賴國家作堅決的鬥爭,這難道是「霸權主義」嗎?恰恰相反,對外打著「反霸」的旗幟招搖過市,對內煽動民族主義狂熱,才是真正要搞霸權主義。如今以「愛國主義」為名的民族主義狂熱,已經是共產主義破產之後響徹中國上空的主旋律。在並無民族危機的情況下煽動這種狂熱,只有法西斯才玩弄這種把戲。

  這種狂熱,在二○○八年達到一個顛峰,那次加溫靠的是體育。中國運動員在奧運賽場上取得好成績,當然值得中國人高興,但為達到異常的高溫,國家的投入和人為的炒作,也太過分了。到了二○○九年,「韜晦」了三十年的中共終於不再遮掩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國慶大典上,主題竟然是向全世界展示軍威,把一些最新式武器裝備都亮出來了。這是要傳達什麼信息呢?這個形象難道不是一隻猛虎,而是一隻白鴿嗎?這種形象是可愛的還是可怕的?是可喜的還是可憂的?

  但願我們對這個信息的解讀是錯誤的,但願我們的憂慮是多餘的!

原文連結: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88/388edit/388editorial.html

2009年6月14日 星期日

【網摘】練乙錚 - 重溫當年中共的民主中國夢

2007 年 12 月 28 日信報

筆者絕不相信,當時中共的所有領導人、所有黨員,都是處心積慮,為了奪權,戴上民主假面具欺騙全國人民的;後來的徹底墮落,是後來的事,原因可能包括蘇俄對中共的錯誤領導和壞影響,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實行軍事、外交、經濟上的圍堵,以及中共自己在權力中腐敗、特別是毛澤東個人在這方面的腐敗。

當年的中共,的確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民主中國夢;他們的愛國情操和內涵與我們並無二致,反而更因為活在那個年代,激情只會比我們更加強烈。可是,在今天香港,面對不民主體制,有同樣這種信念的人士,卻受盡打壓、侮辱、人身攻擊,被指為反華、賣國、英美走狗、反中亂港……

中共的歷史,經常視「鬥爭」的需要而更改,建國前的那一段,早已被翻來覆去改得面目全非;中共原本十分豐厚的人民性,亦隨之而一點一滴流失殆盡,剩下的,幾乎只是五、六十年來內鬥成性的殘酷、因統戰需要而養成的圓滑、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物質慾。

Vic: 練先生斷言當年的中共的確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民主中國夢,其愛國情操和內涵與我們並無二致,此觀點是否成立,恐非那麼簡單。我不是想說:「當時中共的所有領導人、所有黨員,都是處心積慮,為了奪權,戴上民主假面具欺騙全國人民的」,因為我相言,當年投身共產黨的人,的確有很多滿腔熱情、真心想改善國民的生存環境。但正如早年極崇拜毛澤東的北大才女林昭,夢醒後會說:「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

我想說的是,共產黨之所以是共產黨,其核心思想中,是否必然包含與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調解的矛盾?透過暴力革命奪權的政黨有可能創建憲政民主嗎?如果我們把中共早年呼喚民主的文字記錄太當回事,會不會太天真了?即如當年以為真的可以與中共分享權力的各民主黨派?

無論如何,逝者已矣,現實正如練先生所言,中共現在剩下來的幾乎只是殘酷、圓滑以及物質慾。而會對中共是否曾經有過「與我們並無二致的民主中國夢」這一問題感興趣的人,又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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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筆者在海外,受另一張報紙邀請寫了文章,就香港回歸十年發表個人感想。有關香港政制發展部分,當時筆者這樣寫:「早在上世紀初,正統左派便站在反獨裁最前線。可惜,李大釗、陳獨秀等先烈的後繼人,後來竟變成中華史上最大獨裁,到了今天香港,更躲到地產賭博資本家帶頭的行列後面,幫著拖民主運動的後腿。為何如此變化,多年來一直思而未解,但有一點我清楚,香港民主化,不是在二○一二、二○一七或者任何一個年份,而只能在左派終於回頭,重拾那久違的民主中國夢那一天實現。」

  年輕一點的讀者也許覺得奇怪,共產黨搞一黨專政,不僅寫進黨章,還致力打壓一切反對它的人士,哪會有什麼民主中國夢?就算有,他們那種民主,大概就是什麼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民主之類的東西,又怎值得「重拾」?重拾之後,能給予香港人的「民主」又是什麼樣的貨色?

  歷史要比這種想法曲折得多。從前共產黨的民主中國夢,和我們今天在香港爭取的,並無分別;有的話,反而是當年共產黨把同樣的民主訴求表達得更迫切、更有血有肉、更有生命力!筆者六、七十年代在海外求學,曾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閱讀過很多這方面的歷史資料,可以證實這個說法;其實,筆者當年思想上左傾,很大程度就是受那些史料影響。筆者寫上述那篇文章之時,身在「蠻荒」,光憑記憶不能準確引用史料詳加論說,但無巧不成話,今年十月,北京刊物《炎黃春秋》裏的一篇文章,竟引用了相同一批史料。這幾天,正值人大常委審議香港政制發展事,筆者願向讀者介紹一下這些史料,一鱗半爪,足夠說明中共如何從理想走向墮落,亦足以提示它怎樣從那墮落中自救、回升、崛起。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提出實現民主的兩項具體目標: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中共取得政權之後,並未實現此目的或承諾,反共人士因而認為毛的這種開明話語,從第一天開始便是為了統戰民主人士而說的瀰天大謊,但筆者認為中共當年惡不至此,後來腐敗於權力之中,才走上獨裁的路。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題為〈論選舉權〉的社論,指出:「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對於選民的資格、選舉的機制,社論說:「不僅人民都要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當做投票的工具罷了。」毫無保留提倡普選、反對篩選,清楚明白,沒有但書若書!正統左派今天在香港挖空心思去擴大委任制、保留甚或增加功能組別議席、巧立名目搞候選人篩選,看了這一段當年的黨報社論,能於心無愧?

  另有香港的反民主陣營中人,常常說民主不等於一人一票,目的其實就是想繞過一人一票、取消一人一票,找其他代用品。有關這種代用品,一九四五年一月廿八日的《新華日報》文章說:「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這是當年的話,卻說到今天的點子上去了。

  反對一黨專政,並非當時黨報的編輯個人說說而已。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延安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上演說:「孫中山先生的遺囑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於中國的自由平等,對外獨立,對內民主。」周並提出三點達至民主的方法:「一是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這也絕不是周恩來即興之作。一九四一年十月廿八日《解放日報》文章說:「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會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這段話,不僅能夠針對中國大陸現況,對於一心想以「執政聯盟」專制於香港、把其他在野派永遠拒之權力之外的香港當權派和特區政府,更有當頭棒喝之效。關於一黨專政,當年劉少奇有更強烈的反對。篇幅所限,明天待續。


練乙錚 - 批判中共、繼承中共2007 年 12 月 29 日信報

  昨日筆者提到,中共建國之前是堅決反對一黨專政的。毛澤東、周恩來,以及黨的機關報一再強調這點。不是只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而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對此,當時的劉少奇有更清晰論述:「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擇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上海人民1981,頁172-176 )

  當年的中共反對「獨夫民賊」蔣介石,號召建設民主新中國。因此,今天一些香港民主派要求中共「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等口號,聽起來特別諷刺,因為都是中共當年自己的政治綱領。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新華日報》發表題為〈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的社論,指出「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

  筆者絕不相信,當時中共的所有領導人、所有黨員,都是處心積慮,為了奪權,戴上民主假面具欺騙全國人民的;後來的徹底墮落,是後來的事,原因可能包括蘇俄對中共的錯誤領導和壞影響,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實行軍事、外交、經濟上的圍堵,以及中共自己在權力中腐敗、特別是毛澤東個人在這方面的腐敗。三者中,起初尤以蘇俄的影響最為重大。當時蘇共領導共產主義世界革命,勢力如日中天,中共也不得不俯首稱臣,以獲取人力物力各方面的支援;加上當時蘇俄是「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大國,其專制政體已在東歐、外蒙等「後進」社會主義國家翻版,中共不得不「照搬外國」。

  除了口號、綱領之外,當時中共對民主的理解,到底和香港今天的民主派人士有沒有分別呢?讓我們讀一段一九四三年美國國慶日《新華日報》文章:「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裏種下了根基。」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該報又發表社論〈紀念杰斐遜先生〉,指出杰斐遜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早已「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世界上還有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制人民自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例』、『體制』;那麼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重大,也就格外覺得杰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這些話,比照香港民主派的政治理念,毫無兩樣;如果不看出處,讀了這段文字,人們還會以為是張文光或黃毓民罵今天中共的手筆吧?

  至此,讀者應可相信,當年的中共,的確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民主中國夢;他們的愛國情操和內涵與我們並無二致,反而更因為活在那個年代,激情只會比我們更加強烈。可是,在今天香港,面對不民主體制,有同樣這種信念的人士,卻受盡打壓、侮辱、人身攻擊,被指為反華、賣國、英美走狗、反中亂港……。這不是頂荒誕的事嗎?也許錯不在今天的香港正統左派,更不在那些政治尋租的「新愛國」,他們當中,還有誰知道、記得後來的中共,竟有一個如此今人痛心疾首的政治墮落過程呢?中共的歷史,經常視「鬥爭」的需要而更改,建國前的那一段,早已被翻來覆去改得面目全非;中共原本十分豐厚的人民性,亦隨之而一點一滴流失殆盡,剩下的,幾乎只是五、六十年來內鬥成性的殘酷、因統戰需要而養成的圓滑、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物質慾。

  話說回頭,筆者不相信香港二○一二、二○一七年會有中共當年想望的那種民主;循序漸進朝正確方向發展也很困難。下一階段當權派拋出的,頂多是各種「民主代用品」。中國是一個古老國家,觀念變化緩慢,中共的政治思想更是長期僵化,縱有十七大報告中的一點新風,也不能馬上吹進西環。在野派今後的工作,似乎應該多放一些在民主教育方面,最終把香港的民主發展搞好。「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對台灣的示範作用已十分微弱,但就政治體制而言,到底比大陸多走一步;因此,香港的參考作用,反而是對國內比較重要。香港的民主運動,任重道遠。

  按:本文所用原始資料,主要轉引自《炎黃春秋》○七年十月號王鐵群文章。王先生是河北大學馬列教研部教授。
標籤: 練乙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