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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2iixBrwCJ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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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1日 星期六
馬家輝：60年前的國號，60年後的期盼
【明報專訊】10月1日終於過去。各式跟60周年國慶相關的巡遊、晚會、飯宴、特輯以至抗議紛紛落幕，現代城市人的「時間感」向來極度壓縮，才五、六天，彷彿一切都是頗久以前的事情了，唯剩《建國大業》仍在上映，電影廣告海報掛牌仍然高高懸掛於街頭巷尾，似在不斷提醒大家，一甲子的滄桑起伏終究渡之不易，香港人，中國人，切勿輕易忘記。
《建國大業》好不好看？內地輿論當然有褒有貶，但總體而言，似是普遍認為比預期中稍佳，這畢竟是一齣「主旋律」掛帥的賀慶電影，只要拍得場面熱鬧、娛樂性強，不讓觀眾打呵欠或喝倒采，便算贏了，導演韓三平自有他的基本功力，逾百位不管有沒有外國護照的明星演員亦能「搶奪眼球」，所以，可以收貨了。
尚未看過電影，故難評論，可是我看過了角色表，發現有些曾在「建國大業」裏作出或彼或此貢獻的人物似乎未被編進劇內，因此可以想像，這齣百多分鐘的政治大戲必然遺漏了某些或悲或喜的歷史情節，今天國慶雖過，但再來談談，亦是好的，因為特區傳媒對於60年前的建國過程略嫌報道得不夠細緻，忽略了好些血肉故事。
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不妨就從國號談起。
話說1949年6月中旬，新政協籌備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論及國號問題，各有高見淺見歪見怪見，「中華人民民主國」、「民主主義人民國」、「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華聯邦民主國」等名目皆有粉絲擁躉，其中又以「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最為熱門，主因或是毛澤東曾經提此名號，不排除有人「承旨」和議。經過一番爭論，果然，毛澤東的意向得到廣泛支持和通過，一份《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組織大綱草案》出籠了，毛老大亦在會議致詞時領頭高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然而過了兩星期，新政協籌備會分組討論大綱細則，有人提出翻案，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大聲疾呼﹕「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應該去掉『民主』二字。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而且Democracy一詞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後，也很容易明白，我們是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
張奚若的意見惹來了反對，有人認為與其不要「民主」，不如不要「共和」，以便向國人宣示「主權在民」的開明立場，將來國力富強了，更可進一步改變國號為「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兩造見解爭持了一番，最後，「共和」勝出，「民主」退位，大會把通過了國號送交毛大佬和周宰相確認，兩人點頭同意，反正毛澤東早在1948年8月便隨口說過「我們要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面對眾議，既然不違己意，何妨順勢表現一下「民主」風度？
我們今天回頭察看，從「後見之明」的角度讀史看事，難免暗笑當天的國號爭議純屬黑色幽默。「共和」也好，「民主」也罷，60年來的國運進程在在證明了皆只是紙上虛銜，毫無實質意義，歷史發展已對張奚若所感慨的「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作出了最大諷刺。當然，中國並非特例，別忘記北韓的國號全名亦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民主人民共和三者兼備，那又如何？
我猜《建國大業》沒有把這段國號之爭拍進戲內，也更不會把關於國號簡稱的爭議納入其中。
事緣在新政協確定國號、草擬文件時，附帶提出了一個國號簡稱﹕中華民國。主其事者為周恩來，他認為改朝換代以後，至少在過渡期裏，應該照顧到民間社會的稱號習慣，兼容並蓄，保持和諧。此議一如意料引起反對，周宰相乃於9月下旬邀請了廿多位70歲上下的「政壇元老」共聚商討，以一番漂亮話語作為開場白﹕「今天請來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我國有句老話，叫做『請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如此。在政協討論文件時，各位看見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個簡稱，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麼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也許還有點舊感情」。
老人家表態了。黃炎培和何香凝不反對用此簡稱，因為「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用許多烈士鮮血換來的，一旦換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馬寅初、張瀾、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等大哥大則表示不滿，認為「中華民國」只是一塊爛招牌，拆掉無妨，其中以周致祥的意見說得最激動，此公在清末已是進士，辛亥革命後，隱居卅多年，從來不奉「中華民國」正朔，但對中國共產黨支持甚力，他幾乎聲淚俱下地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二十多年來更是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既然反對聲浪是「主流方案」，周宰相便順手推舟，同意把「中華民國」四字從中國大陸上徹徹底底地抹去斫去了。
60年前的建國大業，確有說不完談不盡的細節故事，勝利者共產黨這邊固是如此，失敗者國民黨那邊亦是相同，譬如說在1949年10月1日當天，蔣介石曾經考慮派機從廣州起飛轟炸天安門，因為當時尚有幾個南方大城留有藍色勢力；又如蔣介石在1950年3月曾在台灣對其部下公開講示，「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兩岸政權和人民在60年前的10月分別走上截然不同的歷史道路，一甲子下來，各有另一場成敗，各有另一種榮辱，歷史戲劇之曲折迂迴，顯然不是《建國大業》之類的政治電影所能盡述所能展示所能剖析。
而到了60年後的今時今日此時此刻，唯望兩岸政權皆已明白，不管國號是什麼，也不管大國或小島，「向人民負責」終究是政權存在的唯一意義、最大意義。在這意義下，兩岸政權很明顯皆仍有或寬或狹的努力空間。新中國，舊中國，在千萬年後的歷史厚冊上或許都只變成一行小字，無論如何，中國人最期待的，其實是一個真正擁有文明富強、公義和平的「新新中國」，兩岸政權隔海對峙又隔海合作，應該以此為最大目標和最終目標，因為，有人民才有國家，千萬別顛倒了邏輯次序。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建國大業》好不好看？內地輿論當然有褒有貶，但總體而言，似是普遍認為比預期中稍佳，這畢竟是一齣「主旋律」掛帥的賀慶電影，只要拍得場面熱鬧、娛樂性強，不讓觀眾打呵欠或喝倒采，便算贏了，導演韓三平自有他的基本功力，逾百位不管有沒有外國護照的明星演員亦能「搶奪眼球」，所以，可以收貨了。
尚未看過電影，故難評論，可是我看過了角色表，發現有些曾在「建國大業」裏作出或彼或此貢獻的人物似乎未被編進劇內，因此可以想像，這齣百多分鐘的政治大戲必然遺漏了某些或悲或喜的歷史情節，今天國慶雖過，但再來談談，亦是好的，因為特區傳媒對於60年前的建國過程略嫌報道得不夠細緻，忽略了好些血肉故事。
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不妨就從國號談起。
話說1949年6月中旬，新政協籌備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論及國號問題，各有高見淺見歪見怪見，「中華人民民主國」、「民主主義人民國」、「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華聯邦民主國」等名目皆有粉絲擁躉，其中又以「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最為熱門，主因或是毛澤東曾經提此名號，不排除有人「承旨」和議。經過一番爭論，果然，毛澤東的意向得到廣泛支持和通過，一份《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組織大綱草案》出籠了，毛老大亦在會議致詞時領頭高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然而過了兩星期，新政協籌備會分組討論大綱細則，有人提出翻案，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大聲疾呼﹕「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應該去掉『民主』二字。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而且Democracy一詞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後，也很容易明白，我們是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
張奚若的意見惹來了反對，有人認為與其不要「民主」，不如不要「共和」，以便向國人宣示「主權在民」的開明立場，將來國力富強了，更可進一步改變國號為「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兩造見解爭持了一番，最後，「共和」勝出，「民主」退位，大會把通過了國號送交毛大佬和周宰相確認，兩人點頭同意，反正毛澤東早在1948年8月便隨口說過「我們要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面對眾議，既然不違己意，何妨順勢表現一下「民主」風度？
我們今天回頭察看，從「後見之明」的角度讀史看事，難免暗笑當天的國號爭議純屬黑色幽默。「共和」也好，「民主」也罷，60年來的國運進程在在證明了皆只是紙上虛銜，毫無實質意義，歷史發展已對張奚若所感慨的「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作出了最大諷刺。當然，中國並非特例，別忘記北韓的國號全名亦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民主人民共和三者兼備，那又如何？
我猜《建國大業》沒有把這段國號之爭拍進戲內，也更不會把關於國號簡稱的爭議納入其中。
事緣在新政協確定國號、草擬文件時，附帶提出了一個國號簡稱﹕中華民國。主其事者為周恩來，他認為改朝換代以後，至少在過渡期裏，應該照顧到民間社會的稱號習慣，兼容並蓄，保持和諧。此議一如意料引起反對，周宰相乃於9月下旬邀請了廿多位70歲上下的「政壇元老」共聚商討，以一番漂亮話語作為開場白﹕「今天請來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我國有句老話，叫做『請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如此。在政協討論文件時，各位看見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個簡稱，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麼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也許還有點舊感情」。
老人家表態了。黃炎培和何香凝不反對用此簡稱，因為「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用許多烈士鮮血換來的，一旦換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馬寅初、張瀾、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等大哥大則表示不滿，認為「中華民國」只是一塊爛招牌，拆掉無妨，其中以周致祥的意見說得最激動，此公在清末已是進士，辛亥革命後，隱居卅多年，從來不奉「中華民國」正朔，但對中國共產黨支持甚力，他幾乎聲淚俱下地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二十多年來更是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既然反對聲浪是「主流方案」，周宰相便順手推舟，同意把「中華民國」四字從中國大陸上徹徹底底地抹去斫去了。
60年前的建國大業，確有說不完談不盡的細節故事，勝利者共產黨這邊固是如此，失敗者國民黨那邊亦是相同，譬如說在1949年10月1日當天，蔣介石曾經考慮派機從廣州起飛轟炸天安門，因為當時尚有幾個南方大城留有藍色勢力；又如蔣介石在1950年3月曾在台灣對其部下公開講示，「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兩岸政權和人民在60年前的10月分別走上截然不同的歷史道路，一甲子下來，各有另一場成敗，各有另一種榮辱，歷史戲劇之曲折迂迴，顯然不是《建國大業》之類的政治電影所能盡述所能展示所能剖析。
而到了60年後的今時今日此時此刻，唯望兩岸政權皆已明白，不管國號是什麼，也不管大國或小島，「向人民負責」終究是政權存在的唯一意義、最大意義。在這意義下，兩岸政權很明顯皆仍有或寬或狹的努力空間。新中國，舊中國，在千萬年後的歷史厚冊上或許都只變成一行小字，無論如何，中國人最期待的，其實是一個真正擁有文明富強、公義和平的「新新中國」，兩岸政權隔海對峙又隔海合作，應該以此為最大目標和最終目標，因為，有人民才有國家，千萬別顛倒了邏輯次序。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2009年10月29日 星期四
中共60年：法西斯加黑社會？
「一樣是雄壯威武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眾，一樣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團員，一樣是聲震大地的禮炮，一樣是五彩繽紛的焰火，一切都那麼相似，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就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寫下《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批評中共法西斯化之後一個多月，當時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訪問教授的楊小凱於「中國憲政化道路與國際環境」會上提出：「警惕當今中國的法西斯化！」
法西斯主義鼻祖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早年信仰社會主義，並加入了當時激進的左翼政黨意大利社會黨，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他在思想上從極左轉向極右，一九二一年他建立了國家法西斯黨，稍後建立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獨裁的統治。法西斯主義是一種讓集體（國家、民族、種族或社會階級）凌駕於個人之上的反自由主義與憲政主義的政治哲學、政治運動或政權體制，它的特徵包括建立高於任何制度的以個人為核心的極權體制及嚴厲鎮壓不同聲音與力量，對外則搞侵略擴張等。
中共當政六十年，前半截毛澤東時代是極左，實行階級鬥爭為綱，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總和。後半截鄧小平時代則轉向了極右，不惜「殺二十萬太平二十年」，維護一黨專制已經成為中共的「核心利益」，對不同聲音和力量嚴厲鎮壓，已經法西斯化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縱容各級官吏濫施黑社會手段；在國際關係中則從過去的輸出革命、輸出黨文化意識形態，到眼下的否定普世價值、搶奪話語權，在在構成了法西斯化的中國特色。
剛過去的「國慶」六十周年閱兵是中共法西斯化大圖解。遊行中展出的毛、鄧、江、胡四巨幅畫像凸現的是中共六十年四核心的無上地位。網絡寫手潤濤閻指出：按黨領導排法，毛澤東、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沒鄧小平。按國家主席排法，毛澤東、劉少奇、董必武（代）、葉劍英、李先念、楊尚昆、江澤民、胡錦濤，也沒鄧。照軍委主席排法，毛澤東是第一任，第二任華國鋒，第三任鄧小平，然後是江澤民和胡錦濤。憑什麼把當過軍委主席的華國鋒擠掉？「四畫像現象」當然與中國成文制度無關，它只與法西斯體制的權力崇拜特徵、蔑視制度有關。聽到胡錦濤在城樓上公開宣稱「在這裡，我代表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和中央軍委」，便可更清楚知道中共法西斯體制是如何實行個人為核心的極權體制的。
有觀察家感歎，「國慶」閱兵，天安門前居然找不到一位觀眾，十萬人的三十六個方陣和六個文藝表演隊伍中的人，全是演員。這種只有演員沒有觀眾的「國慶」正說明中共法西斯體制下，個人不是自由與有權利的公民，而是集體（國家）這部巨大機器的螺絲釘零件，眾演員們極端整齊的正步象徵著中共法西斯體制下被集體化、精確運行的螺絲釘般的個人，而「零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和一眾異議人士被活生生趕出生於斯、長於斯的北京城，則代表對成千上萬渴望成為自由公民而不是螺絲釘的公民，中共殘酷無情地維持著高壓。
事實證明，中共正在一步步用法西斯化取代普世價值。
原文： http://www.chengmingmag.com/t290/t290-ed/t290ed.html
2009年10月20日 星期二
謝霆鋒．龍族．黃種人
2009年10月19日
論愛國謝霆鋒不輸成龍，成龍的情感很狹窄，他嫌台灣和香港都「太自由」，所以只愛把人民管得服服貼貼的中國大陸，至於美國則留給他太太和兒子去愛。反觀謝霆鋒的情感比較「寬頻」，他愛國（加拿大和中國）愛港，看來也愛台灣，他更胸懷墨家的「兼愛」，曾為北京春晚獻唱《龍族》，歌詞曰：「龍子龍孫龍燈舞成海，我的愛繫着紅腰帶，你的情恰似飛天來，要讓全世界流行中華派……龍族無處不在！」可見凡是龍族，謝霆鋒都愛。
然而龍族是甚麼族？按人種學區分，世界上只分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並無龍族一說。誠然歌詞只是創作，綜觀世界「龍族無處不在」也不算離譜，但平心而論，五大洲白種人「無處不在」此說更符合科學。世界人口六十四億，白種人佔百分之五十四，黃種人佔百分之三十七，黑種人佔百分之八點五。
人種學將北非、南亞人都劃歸高加索人與土著的混血後代，也就是白種人的一支。這和「政治不正確」的種族主義無關，而是科學。
黃種人的特徵不在黑髮黃膚，而在鏟型門齒。原來我們「龍族」並無斑斕鱗甲，卻有一個絕無僅有的特徵──所有上門牙內側都呈凹狀，此外還有嬰兒出生時屁股有烏青斑，但後者隨年長而消退，不如牙齒形狀那般與生俱來，揮之不去。
謝霆鋒的《龍族》在科學上不正確，此番他在十．一天安門廣場上獻唱的《黃種人》，則是十足的政治不正確，詞曰：「黃種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樣……你說這是我的憤怒我說這是我的態度，奮不顧身勇往直前只有我們中國人。」試想把詞中黃種人換成白種人，這樣的歌能讓人聽得下去嗎？還有謝霆鋒、劉德華都唱過的《大中國》，大陸歌手屠洪剛在十．一晚會高歌：「堂堂中國要讓四方來賀！」試想換成「大德意志」、「大日本」、「大英帝國」，又或「要讓全世界流行美國派」、「堂堂美國要讓四方來賀！」中國人乃至全世界人民聽了是何種感受？不但國比別人優越，連種族都比別人優越，這種國家主義、種族主義曾給人類帶來了幾多災難？
最後說到專為建政六十周年而作的《國家》，此歌由成龍、劉媛媛的壓軸獻唱。原來歌名叫《國．家》，後來創作者覺得「國與家之間是沒有距離的，沒有必要加這個點。」此歌唱道：「有了強的國，才有富的家。」環顧天下，有了富的家和富的民才是強的國，惟獨中國特色之強國夢從不富民，卻有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壟斷了百分之七十的財富，他們才是「富家」。先進國家的國民消費佔ＧＤＰ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中國居民消費比重連年下跌，今年上半年已跌至百分之三十五的歷史新低點，真是令人黯然神傷。
成龍是沒救了，謝霆鋒還年輕，只奉勸一句，下次再唱《龍族》、《大中國》和《黃種人》，毋忘愛中國首先要愛中國人。
孔捷生
2009年10月13日 星期二
分析：为何台湾从没觉得战败过？
蒋介石在台湾政治上不放手，但是大力发展经济。
当年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一甲子也是“盛况空前”。（台湾新闻局提供图片）
中共建政60年，其实也就是国民党政府内战失败、撤退到台湾60年，但是台湾人（本省或外省）却从未觉得自己是败者。
要是问台湾人，有没有觉得过自己是“战败者”？答案几乎肯定是“没有”。
这60年来，台湾人可能只有到最近几年，才觉得有些地方比不上大陆。
洗脑教育
如果把台湾人这60年来不觉得自己战败看成是种主观的“自我感觉”的话，很可能会有点不公平。
蒋介石和蒋经国执政时期，虽然通过种种手法进行“反共大业必胜必成”的“洗脑”，不能否认这种做法多少影响了一些人的意识心态。
台湾长大、旅美多年的时事评论员刘屏说，固然蒋介石也曾经说过“已经亡国”之类的话，但是生前却也一直鼓吹“卧薪尝胆”、“勿忘在莒”等等“反攻大陆”的口号。
不碰政治
也许是因为政治不开明，所以一般人投入了商场，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台湾的经济打下了基础。
在台湾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候，中国大陆却正是大饥荒、“反右”以及“文革”。
刘屏举例说，1949年大陆的人均所得是50美元、台湾则是51美元，当时的富国是菲律宾，台湾人还到菲律宾留学。
但是后来台湾的经济发展交出了耀眼的成绩单，到了80年代末，台湾列名亚洲四小龙，超越菲律宾，人均所得更是大陆的数十倍。
台独看法
很多人认为大陆的经济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台商在其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就台湾本身而言，虽然从国民党军队接收台湾以后，台湾独立的势力一直存在，但是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故而支持台独的人的看法是“失败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强占台湾人的土地和家园”，并不觉得“台湾是战败的一方”。
经济发展
战败的蒋介石统治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经济快速的发展，例如如今大陆制造产品的几个世界第一，都是台湾数十年前的头衔。
刘屏还分析说，就像德国在二战失败，却成为世界强国一样，蒋介石到了台湾必须“痛定思痛”，反而给了台湾发展的新契机。
而且台湾人还觉得在保存中华文化传统、为世界华人立下民主先例、展现创新能力、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等等方面，台湾都有“足以自傲”的成就。
为了撰写这个题目，曾经和多个台湾朋友交换看法，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相同的一点就是“我们台湾人从来不觉得是战败的一方”。
威克
BBC中文部记者
原文：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09/10/091011_taiwan_60s_noloser_vic.shtml
从“党天下”到“人民党”？
胡锦涛发表国庆讲话（新华社图片）
就在北京60年国庆大典尘埃落定，中国人民继续享受国庆加中秋的八天长假之际，新华社周二（10月6日）刊登了一篇名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喊出人民万岁”的网评。
文章说，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发表国庆讲话时除了喊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以外，还喊出了“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的口号。
文章总结中共从建党到建国所走过的道路，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魄，喊出这样的口号。
但曾几何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遍大江南北。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语录牌至今仍然排列在中南海正门的两侧红墙上。
人民万岁
从一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口中说出“人民万岁”的确不多见。
60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60年后的今天，胡锦涛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从字面上看，两个口号都包含了“中国人民”这四个字。
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表现出一个新统治者的十足的自信。他深知此话一出，中国的亿万人民会对他和他领导的政党感恩戴德，三呼万岁的。
胡锦涛的国庆讲话以“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收尾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国内的媒体将此举解读为中共领导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把它归纳为一个“人民观”，予以盛赞。
但回顾中共建国后的历史，人民利益和党的利益谁重谁轻、谁厚谁薄一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
新华社的这篇网评提到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在西柏坡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曾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等等。
接着便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第四代领导核心胡锦涛的“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执政理念。
一党天下
这之间却恰恰忽略了中共建国后的前30年。而正是在这30年里，中共从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逐渐演变为一个唯我独尊的党天下。
这一点从著名党外民主人士储安平在1957年后的遭遇便可看的一清二楚。因为毕竟2009年不仅是中共建政60周年，也是储安平诞辰100周年。
1957年4月30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召见民主人士，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6月1日，时任《光明日报》总编的著名时事评论家储安平在中央统战座谈会上，针对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的现象，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委婉地批评政府已成为一党天下。
此言一出，石破天惊。没过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提法遭到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此拉开反右运动的序幕。
1958年1月，储安平担任的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均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头号大右派的帽子。文革期间再度挨批斗，自杀未遂后神秘失踪，生死不明，至今没有被平反。
党民位置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统治者凡是能够长治久安的大都深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共当初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最终以小米加步枪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夺取政权靠的也是民心。
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夺取政权靠的是人民，而维持这一政权靠的也应是人民。
但问题是，胡锦涛所说的人民是否包含像《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这样的向共产党进谏的异见人士、每逢两会节庆被赶出北京的上访群体、国企改制后下岗的工人以及金融危机大潮下被迫返乡的农民工。
国庆当天，天安门广场上千人歌唱，万人组字，导弹飞机，耀武扬威的华艳绚丽景象足以令国人沉醉，世界惊叹。
但曲终人散后，党依旧站在统治地位、管理地位和支配地位。人民依旧留在被统治的地位、被管理的地位和被支配的地位。
天下依旧是共产党的，但共产党是不是人民的呢？
尚清
BBC中文网记者
原文：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10/091006_china_party_people.shtml
用什么心情来看十·一国庆
北京举行盛大仪式庆祝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
不久前，中国举行十．一国庆大典，除了白天的大阅兵，向世人展现和平崛起的中国，壮盛的军容之外，到了晚上，极尽妆点之能事的国庆晚会以及炫丽烟火秀，更是把北京的夜空，照耀得光彩夺目。
然而在海峡的对岸，台湾又是怎样看待中共的十．一国庆大典呢？或许从当天晚上，台湾两个电视政论节目，可以一窥台湾人的心情。
两种言论
TVBS由李涛主持的政论节目，对于台湾政府施政缺失一向严厉抨击，但是一般认为，该节目的立场仍然倾向泛蓝，当天李涛在节目中就提出一个问题，他问现场来宾说：「看到中共如此强大的军事阵容，很明显台湾与中共在国防实力上，已经落后了一大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李涛的问题，引起了现场来宾热烈的讨论，就有来宾直接了当地说，台湾面对中共的军事实力，现在已经无力追赶了，所以应该调整战略思维，不再以敌对关系与中共从事军备竞赛，反而应该把每年大笔的国防经费，移挪出来从事其它经济发展或是社会福利的事务；也有人对于中共如果真的攻打台湾，台湾是否真有能力「撑」七十二小时，等待美国的弛援，抱着怀疑的态度。
另一个由亲绿的前新闻局长谢志伟在民视所主持的政论节目，并没有把中共十．一国庆的大阅兵，作为讨论焦点，他们把焦点集中在马政府有四位国策顾问赴大陆参加中共国庆，以及在台湾以本土连续剧窜红的艺人陈昭荣，竟然撰文称中国为「祖国」，且以「中国一定强」为题，在自己的部落格中发表媚共言论，而大加挞伐；该节目强烈地批判，台湾竟然有许多人，看到中国强大后，不顾台湾自己的尊严，跑去向中共献媚的心态。
两个政论节目，反映出台湾人看中国国庆的两种心态，虽然他们思考与批判的方向都不同，但或明或暗都透露出「强大的中国，弱小的台湾」的事实，而台湾如此地弱小，却是大部份的台湾人心里并不太想承认的一件事。
优势不再
回溯早年台湾在十月十日举行中华民国国庆时，一样有阅兵，但两蒋时代的阅兵，是把中共视如寇仇，当时政府教育民众说，台湾有朝一日终能反攻大陆；但是当中共自主研发的军事武器一个个出炉量产后，台湾政府不再向民众诉求反攻大陆，改而夸耀台湾的经济实力，于是军事上的落后在经济成就中，找到了台湾人心里的慰藉，然而，现今中国大陆经济起飞了，社会也富裕起来了，于是台湾人的自尊心，又再一次受到打击。
坦白说，要从小到大一直被教育处处优于中国的台湾人，如今承认优势不再，这种心理确实很难接受，于是台湾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赢过中国？」
有人说，台湾在文化创意的能力上优于中国，但连艺文界人士私下都坦言，中国文创人才近几年随着视野的开阔，已有长足的进步，所以这项优势大概没有几年，就有可能被中国迎头赶上；那么，台湾的民主制度呢？
还好，这一项至少是极权统治的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做到的，于是在民视与TVBS两个不同立场的节目中，不约而同地强调这一点，也似乎只有这一点，才能为弱小的台湾，找到在面对强大中国时，得以引为傲的自尊。
吴燕玲
台湾自由撰稿人
原文：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10/091008_twletter_nationalday.shtml
葉健民﹕在「邪惡帝國」與「百年盛世」的夾縫看中國
【明報專訊】對中國共產黨來說，60年國慶是一個對外宣示成就的重要契機。建國頭30年，政治狂熱與權力鬥爭導致國家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大大動搖了群眾對共產黨執政能力的信心。也因為這個原因，中共大有必要藉今天這個機會向世人展示近30年的顯赫成績，以說明自身的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強勁的生命力。但國家是否已步進盛世豐年，對此各方存在南轅北轍的觀點。國家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是無可置疑的，由文革結束時的近乎破產的經濟敗局，發展到今天成為總體實力僅次於美國的經濟體系，其增長速度之快，令人震驚。但從「軟實力」角度來看，國家在維護人權法治的業績確實乏善足陳。改革30年，法制建設雖略有進步，但離法治的理想卻依然相距甚遠。經濟發展確實大致解決了人民基本的生存權、「吃飯權」的問題，但壓制言論思想自由、侵害人性尊嚴的事例卻屢見不鮮時有所聞。因此對中國的評價，逐漸形成了一種兩極思維。
一個極端是把中國全面吹捧為發展典範，把它論述為落後國家步向盛世的理想模式。但另一種觀點就反過來是把中國描繪成一個邪惡帝國，為禍眾生。兩種觀點，都犯上以偏概全、以情害理的弊端，中間也許夾雜了更多的政治偏見、利益考慮，兩者都沒有基於客觀事實去以事論事，其論點對認識中國也沒有什麼幫助。
應該怎樣去看中國的發展，這大概是每個關心國家未來的人經常撫躬自問的問題。在喧鬧不休的「媚共」與「仇共」的謾罵聲中，大家都期望可以找到一個合理的視角去認真理解國家發展。就我個人而言，從事了中國研究一段時間，也一直抱幾個觀點去嘗試認識內地的變化，這裏也許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
首先，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總體上，中國固然已躋身於世界經濟領導地位，而國家也有能力在個別領域上如航天事業等大放異彩。但從人均角度來看，經濟發展要走的路依然相當遙遠，不少地方仍然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態。而事實上，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亦是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所遭遇。例如基層醫療服務不足、城鄉差距、生態危機、社會保障發展滯後等這些一直為外界所非議現象，其實在也是不少落後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到的難題，並非中國獨有。
與此相關的觀點是中國不單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更是一個背負沉重人口壓力的大國。也因為這個原因，國家要扭轉上述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往往需要更高速的增長率以作支持，否則便難以有足夠資源去改變現狀。然而要維持這種高增長，國家在平衡即時經濟成效與長遠社會代價時，往往重視前者而忽略後者。對環境破壞代價的忽視，正是這種急功近利的策思維的例子。龐大的人口數目也會直接令政策考慮變得更為複雜。就以城鄉差距為例，人望高處，農民希望能到城市闖闖，找份更高收入的工作，人之常情。但中國的難處在於這種自然的城鄉流動，是以過億的農民工湧進少數沿海發達城市的嚴峻考驗形式表達出來，這些城市面對這種爆炸性人口暴增，其所承受的管治壓力，非比尋常。以今天的上海為例，當地已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常住人口是外來人口，而其中民工也佔了相當的比例。因此假如單以個人自由去作分析，有時可能把問題過分簡化了。
國家發展過程有「路徑依賴」特徵
最後，我深信國家的發展過程有其「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特徵。這裏有兩層意思，首先是指我們要了解今天的中國，不能忽略國家昔日的發展邏輯的影響。從前國家以計劃經濟為主導，今天中國雖然全力鼓吹市場改革，但政府的角色依然明顯。國家雖然退出了企業的微觀管理，但以持股控股方式仍然對中國經濟起主導作用。國家精簡機構多年，但其行政手段至今依然十分有效。身處其中的企業與群眾，也相應孕育出一種對國家的獨有的期望與對弈邏輯，而這種互動的官民秩序，也難以完全從自由市場經濟的格局去理解。「路徑依賴」的第二層意思關乎我們怎樣評價各種改革的政策選擇。意思就是說去評估個別改革的得失，我們應該超越短期的成效去看問題，重點反而要眼於有關改變有沒有為未來發展訂下一個正確的方向。
任何改變，一經訂立，往往會左右制度的未來發展，而要推倒重來改變這種發展的代價都十分大，因為無論是因為官僚惰性又或者既得利益，不少人都會安於現狀。因此決策者大都對根本性的改革敬而遠之，傾向捨難取易沿現有方向發展。例如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固然尚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以股份制改造為例，股權一旦分到私人手上，群眾嘗到新制度的好處，改革便根本沒有回頭路可以走。這當中的最大啟示，就是我們看待國家的改革措施，沒有必要時刻把它與最佳模式、終極理想去作比較，而更應從具體政策的發展方向眼，細心分析相關改變對表達改革大業的「播種」作用。眼前的政策制度或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但假如今天「退一步」能成就明天的大步前進，這種次優選擇顯然也並非一無是處。
香港享有言論自由，與祖國接觸頻繁，對國家發展的資訊充分掌握，這些都是觀察中國得天獨厚的優勢。善用這些條件去為國家發展作出深入持平的批判，相信是港人對國家可以作出的重要貢獻之一。
作者是新力量發展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本文取材自城大專上學院與新力量網絡合辦的「通識及公共事務課程」，
一個極端是把中國全面吹捧為發展典範，把它論述為落後國家步向盛世的理想模式。但另一種觀點就反過來是把中國描繪成一個邪惡帝國，為禍眾生。兩種觀點，都犯上以偏概全、以情害理的弊端，中間也許夾雜了更多的政治偏見、利益考慮，兩者都沒有基於客觀事實去以事論事，其論點對認識中國也沒有什麼幫助。
應該怎樣去看中國的發展，這大概是每個關心國家未來的人經常撫躬自問的問題。在喧鬧不休的「媚共」與「仇共」的謾罵聲中，大家都期望可以找到一個合理的視角去認真理解國家發展。就我個人而言，從事了中國研究一段時間，也一直抱幾個觀點去嘗試認識內地的變化，這裏也許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
首先，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總體上，中國固然已躋身於世界經濟領導地位，而國家也有能力在個別領域上如航天事業等大放異彩。但從人均角度來看，經濟發展要走的路依然相當遙遠，不少地方仍然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態。而事實上，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亦是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所遭遇。例如基層醫療服務不足、城鄉差距、生態危機、社會保障發展滯後等這些一直為外界所非議現象，其實在也是不少落後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到的難題，並非中國獨有。
與此相關的觀點是中國不單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更是一個背負沉重人口壓力的大國。也因為這個原因，國家要扭轉上述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往往需要更高速的增長率以作支持，否則便難以有足夠資源去改變現狀。然而要維持這種高增長，國家在平衡即時經濟成效與長遠社會代價時，往往重視前者而忽略後者。對環境破壞代價的忽視，正是這種急功近利的策思維的例子。龐大的人口數目也會直接令政策考慮變得更為複雜。就以城鄉差距為例，人望高處，農民希望能到城市闖闖，找份更高收入的工作，人之常情。但中國的難處在於這種自然的城鄉流動，是以過億的農民工湧進少數沿海發達城市的嚴峻考驗形式表達出來，這些城市面對這種爆炸性人口暴增，其所承受的管治壓力，非比尋常。以今天的上海為例，當地已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常住人口是外來人口，而其中民工也佔了相當的比例。因此假如單以個人自由去作分析，有時可能把問題過分簡化了。
國家發展過程有「路徑依賴」特徵
最後，我深信國家的發展過程有其「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特徵。這裏有兩層意思，首先是指我們要了解今天的中國，不能忽略國家昔日的發展邏輯的影響。從前國家以計劃經濟為主導，今天中國雖然全力鼓吹市場改革，但政府的角色依然明顯。國家雖然退出了企業的微觀管理，但以持股控股方式仍然對中國經濟起主導作用。國家精簡機構多年，但其行政手段至今依然十分有效。身處其中的企業與群眾，也相應孕育出一種對國家的獨有的期望與對弈邏輯，而這種互動的官民秩序，也難以完全從自由市場經濟的格局去理解。「路徑依賴」的第二層意思關乎我們怎樣評價各種改革的政策選擇。意思就是說去評估個別改革的得失，我們應該超越短期的成效去看問題，重點反而要眼於有關改變有沒有為未來發展訂下一個正確的方向。
任何改變，一經訂立，往往會左右制度的未來發展，而要推倒重來改變這種發展的代價都十分大，因為無論是因為官僚惰性又或者既得利益，不少人都會安於現狀。因此決策者大都對根本性的改革敬而遠之，傾向捨難取易沿現有方向發展。例如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固然尚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以股份制改造為例，股權一旦分到私人手上，群眾嘗到新制度的好處，改革便根本沒有回頭路可以走。這當中的最大啟示，就是我們看待國家的改革措施，沒有必要時刻把它與最佳模式、終極理想去作比較，而更應從具體政策的發展方向眼，細心分析相關改變對表達改革大業的「播種」作用。眼前的政策制度或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但假如今天「退一步」能成就明天的大步前進，這種次優選擇顯然也並非一無是處。
香港享有言論自由，與祖國接觸頻繁，對國家發展的資訊充分掌握，這些都是觀察中國得天獨厚的優勢。善用這些條件去為國家發展作出深入持平的批判，相信是港人對國家可以作出的重要貢獻之一。
作者是新力量發展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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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取材自城大專上學院與新力量網絡合辦的「通識及公共事務課程」，
2009年10月12日 星期一
【愛國影片】《國父傳》
【作品名稱】《國父傳》
【拍攝時間】1986年
【出品】中影
導演 丁善璽
編劇 丁善璽
演員表 林偉生 劉瑞琪 萬梓良 爾冬昇 王道 王小鳳
01:
02: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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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時間】1986年
【出品】中影
導演 丁善璽
編劇 丁善璽
演員表 林偉生 劉瑞琪 萬梓良 爾冬昇 王道 王小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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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收藏﹞文工會主任宋楚瑜接見國父傳演員
2009年10月11日 星期日
呂大樂﹕在政改爭議前夕 重溫香港公民社會歷史
【明報專訊】今天，在政改爭議一觸即發的前夕，重溫一下公民社會在香港的發展歷史與道路，不無意義。
民間社會成多元意見發表場地
早在19世紀英國殖民初期，香港華人社會已存在民間自發的社團組織。這些組織的工作以互助、慈善為主，但又負起了整合社區內的意見，向港英政府反映及爭取權益之功能。不過，在當時封閉的殖民政治制度底下，它們與政府的關係和互動，自然難與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民間組織相提並論。重要的是，在香港民間自發組織社團，由來已久。而儘管殖民政府並非沒有其高壓、威權的一面，但總體而言，民間能夠有相當程度的自主和自由，有其活動的空間。
戰爭與政治不穩定令大量移民來港。來港的移民初時只以暫時居留的心態來到這處殖民地找生活，在政治動亂的環境裏暫且有處棲身之所，對於身邊發生的事情多不過問。本來這種「難民心態」是會窒息民間組織社團的發展的，但現實的情卻剛好相反。生活困難，再加上當年政府基本上沒有什麼社會福利服務可言，同鄉、街坊之間的互助發揮作用。同時，有見於大量難民來港，海外教會、救濟及志願團體紛紛到來提供服務。雖然，到了上世紀60年代中期海外援助陸續減少，但它們在港所建立的志願團體（後來改歸類為非政府組織）的服務基地、社區網絡，對1970年代以後於勞工、社區等方面的基層組織的發展，影響深遠。更有趣的是，戰後初期，香港身處於冷戰的政治佈局之中，海外政治力量、國共兩黨各自在港進行政治活動，以達其背後的政治目的。它們的活動不限於明刀明槍的政治宣傳，而是還有通過各種文化、藝術、出版、康樂、體育活動來爭取群眾支持。殖民政府似乎亦樂於見到這樣狀，國共之間相互制衡，防止了任何一方的勢力坐大。客觀上，香港的民間社會成為一個多元意見的發表場地，雖有各種意識形態各據山頭，但無阻不同的意見、主張自由流通。
上述社會條件，到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中期開花結果。1966年的九龍騷動象徵了戰後土生土長一代踏足社會及公眾事務領域的開始。他們跟移民背景的父母一輩不同，不再視香港為暫居之地，而是敢於提出要求。而他們所提出的要求，乃屬於一種本地的社會議題，而不是1950年代所見的國共之爭的伸延。接陸續在社會上出現的，是學生運動、居民運動、新興（即獨立於傳統左右派陣營）的工會運動等。在當時仍然是十分封閉的政治環境裏，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除實實在在的表達民眾的訴求之外，還以具體的行動確定了市民的言論、集會結社、以集體行動作為抗爭手段的自由，擴展了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當然，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得以擴展，得來不易。多年的街頭抗爭，時有遇上政府鎮壓，絕非一帆風順。在還未引入代議政制概念的政治環境裏，來自民間的抗爭逐步為市民爭取到更多權益和更多分享權力的機會。
七八十年代的民間抗爭以爭取利益為主。到中英進行前途談判，帶領香港進入了政治的過渡期，新興的議政及參政組織紛紛成立，而當時的抗爭運動和組織成為了它們的重要支持力量。本地爭取民主化的政黨與社會運動之間多年來有微妙的關係，多少是因為有過這一段歷史。而以爭取權益為主的抗爭運動及組織不多久便感到壓力，因為活躍於各級議會的政黨很快便可以將議會上的工作代替民間動員和街頭抗爭。政黨與民間組織社團長期存在既可於某具體事件上合作但又不盡信任的緊張關係，始於這樣的背景。
近年政府不知民眾抱有新訴求
由1990年代至今，民間社會出現了很多重要的變化。新的身分與利益群的出現，令關注的社會事務的範圍大大擴充。而抗爭運動及組織的定位亦跟以前不同，不再只限於權益上的議價，而是更重視提出另類文化價值與關懷，同時亦強調情感的表達。近年不少行動對特區管治造成重大衝擊，皆因政府的領導層還生活在舊有的政治環境裏，不知香港民眾抱有新的期望與訴求。
回顧香港民間社會的發展，其自主與多元的特性多年來都沒有改變。民間社會是香港爭取民主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真正的民主運動不可能容許民間社會缺席。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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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社會成多元意見發表場地
早在19世紀英國殖民初期，香港華人社會已存在民間自發的社團組織。這些組織的工作以互助、慈善為主，但又負起了整合社區內的意見，向港英政府反映及爭取權益之功能。不過，在當時封閉的殖民政治制度底下，它們與政府的關係和互動，自然難與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民間組織相提並論。重要的是，在香港民間自發組織社團，由來已久。而儘管殖民政府並非沒有其高壓、威權的一面，但總體而言，民間能夠有相當程度的自主和自由，有其活動的空間。
戰爭與政治不穩定令大量移民來港。來港的移民初時只以暫時居留的心態來到這處殖民地找生活，在政治動亂的環境裏暫且有處棲身之所，對於身邊發生的事情多不過問。本來這種「難民心態」是會窒息民間組織社團的發展的，但現實的情卻剛好相反。生活困難，再加上當年政府基本上沒有什麼社會福利服務可言，同鄉、街坊之間的互助發揮作用。同時，有見於大量難民來港，海外教會、救濟及志願團體紛紛到來提供服務。雖然，到了上世紀60年代中期海外援助陸續減少，但它們在港所建立的志願團體（後來改歸類為非政府組織）的服務基地、社區網絡，對1970年代以後於勞工、社區等方面的基層組織的發展，影響深遠。更有趣的是，戰後初期，香港身處於冷戰的政治佈局之中，海外政治力量、國共兩黨各自在港進行政治活動，以達其背後的政治目的。它們的活動不限於明刀明槍的政治宣傳，而是還有通過各種文化、藝術、出版、康樂、體育活動來爭取群眾支持。殖民政府似乎亦樂於見到這樣狀，國共之間相互制衡，防止了任何一方的勢力坐大。客觀上，香港的民間社會成為一個多元意見的發表場地，雖有各種意識形態各據山頭，但無阻不同的意見、主張自由流通。
上述社會條件，到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中期開花結果。1966年的九龍騷動象徵了戰後土生土長一代踏足社會及公眾事務領域的開始。他們跟移民背景的父母一輩不同，不再視香港為暫居之地，而是敢於提出要求。而他們所提出的要求，乃屬於一種本地的社會議題，而不是1950年代所見的國共之爭的伸延。接陸續在社會上出現的，是學生運動、居民運動、新興（即獨立於傳統左右派陣營）的工會運動等。在當時仍然是十分封閉的政治環境裏，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除實實在在的表達民眾的訴求之外，還以具體的行動確定了市民的言論、集會結社、以集體行動作為抗爭手段的自由，擴展了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當然，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得以擴展，得來不易。多年的街頭抗爭，時有遇上政府鎮壓，絕非一帆風順。在還未引入代議政制概念的政治環境裏，來自民間的抗爭逐步為市民爭取到更多權益和更多分享權力的機會。
七八十年代的民間抗爭以爭取利益為主。到中英進行前途談判，帶領香港進入了政治的過渡期，新興的議政及參政組織紛紛成立，而當時的抗爭運動和組織成為了它們的重要支持力量。本地爭取民主化的政黨與社會運動之間多年來有微妙的關係，多少是因為有過這一段歷史。而以爭取權益為主的抗爭運動及組織不多久便感到壓力，因為活躍於各級議會的政黨很快便可以將議會上的工作代替民間動員和街頭抗爭。政黨與民間組織社團長期存在既可於某具體事件上合作但又不盡信任的緊張關係，始於這樣的背景。
近年政府不知民眾抱有新訴求
由1990年代至今，民間社會出現了很多重要的變化。新的身分與利益群的出現，令關注的社會事務的範圍大大擴充。而抗爭運動及組織的定位亦跟以前不同，不再只限於權益上的議價，而是更重視提出另類文化價值與關懷，同時亦強調情感的表達。近年不少行動對特區管治造成重大衝擊，皆因政府的領導層還生活在舊有的政治環境裏，不知香港民眾抱有新的期望與訴求。
回顧香港民間社會的發展，其自主與多元的特性多年來都沒有改變。民間社會是香港爭取民主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真正的民主運動不可能容許民間社會缺席。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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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中华民国 生日快乐！！！！！
中华民国 生日快乐
2009-10-10 中国时报 【本报讯】
今天是中华民国九十八国庆日，在此我们要恭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祝福这个诞生于动乱、成长于风雨的国家，未来能更加富足昌盛，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领航灯塔。
今年的双十国庆和以往有很大不同，因为没有例行的庆祝典礼，感觉似乎冷清了许多。这是因为八八水灾刚过，受灾家园未清，灾民安置未定，决策当局认为，如果仍然照例举行各种盛大的庆祝仪式，不只气氛上不太适宜，也会让财政支出又增加若干，可能会招致舆论批评。
台湾今年不庆祝国庆，和对岸的中国大规模庆祝建政六十年，确实有些对照效果。尤其大家才刚看过天安门前的盛大阅兵，庞大的武器阵容刻意彰显出强势军威，而台湾的国庆却无声无息低调处理，比较起来难免引发议论。然而，即使台湾今年照常举行国庆仪式，应该也无意与中国拚场，不是台湾武力差太多，而是台湾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武力，今后要追求的，也不是军事上的毁灭力量。
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经过十次失败后，终于激活新时代的浪潮，迍邅扳倒了腐败封闭的满清王朝，建立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幅员如此辽阔、发展如此落后的国家，竟能在一群知识分子的热血献身下，在一片黑暗中掀起革命长浪，推翻了长达数千年的帝制，在混乱中摸索着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政体。遥想当年万端困难的时空环境，革命成功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目标，而其成就不但空前巨大，更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九十八年间，经历无数波折动乱。从军阀割据、日本侵略、二战到台海分裂，两岸在不同体制与意识形态下，各自经历不同的动荡、痛苦与成长。这段历程，是由无数的眼泪、鲜血与汗水筑成的。最终我们来到了现在，一个和以往比起来都更加进步安定的家园。
因此，虽然省掉了庆祝仪式，但双十国庆仍然是个值得我们欢欣纪念的日子。这一路走来，我们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特而珍贵的存在价值。在中华文化圈里，台湾一直站在领导位置，悠久传统的中华文化、自由开朗的原住民文化以及欧美等外来文化在此交互激荡融合，形成了活泼多元而温柔敦厚的独特文化特质，也建立了深信民主、尊重人权、自由开放的价值理念。
台湾今天也许在经济、军事、国际政治上比不过对岸，但一个国家的成就不能只用数量或硬件来评量，文明发展、生活品质、人民幸福感、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等，也同样重要。因为在国家的框架之下，要谈存在的意义，终究要回归到一个个生命在其中的喜怒哀乐，以及在这个国家框架中缔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与满足。不能让人民微笑的国家，有再多核弹也无足自豪。
由此观之，台湾的确有我们自己的宝贵存在价值。在华人社会里，台湾的文明发展一直走在最前端。我们在动乱中逐渐恢复安定，从威权走向民主体制，虽然其间经历了许多挫折失败，跌跌撞撞得十分辛苦，但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的信念，已经深深刻铸在每个人心中，不曾有任何动摇，也不会在深化民主的道路上气馁退却。
大陆民众近年来参访台湾者众，除了山光水色外，不少人反而对台湾文明之进步、民主人权理念之深刻，都感到既意外又深受启发。虽然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崛起，有些人觉得台湾现在似乎样样都被比了过去，但台湾的力量在于文明，台湾最重要的存在价值也在于此。它虽然无形，却非常重要，再多的钱也买不到，文明是这块土地上无数人一点一滴慢慢携手成长出来的。台湾能有今天在华人世界的领导地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也是未来继续前进的力量根源。
回顾九十八年来的艰辛历程，每一段苦难都为我们的成长作了淬炼。今天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必须重新认识并且继续维持中华民国的价值。在此，且让我们再次光荣地祝福中华民国国庆快乐！
2009-10-10 中国时报 【本报讯】
今天是中华民国九十八国庆日，在此我们要恭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祝福这个诞生于动乱、成长于风雨的国家，未来能更加富足昌盛，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领航灯塔。
今年的双十国庆和以往有很大不同，因为没有例行的庆祝典礼，感觉似乎冷清了许多。这是因为八八水灾刚过，受灾家园未清，灾民安置未定，决策当局认为，如果仍然照例举行各种盛大的庆祝仪式，不只气氛上不太适宜，也会让财政支出又增加若干，可能会招致舆论批评。
台湾今年不庆祝国庆，和对岸的中国大规模庆祝建政六十年，确实有些对照效果。尤其大家才刚看过天安门前的盛大阅兵，庞大的武器阵容刻意彰显出强势军威，而台湾的国庆却无声无息低调处理，比较起来难免引发议论。然而，即使台湾今年照常举行国庆仪式，应该也无意与中国拚场，不是台湾武力差太多，而是台湾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武力，今后要追求的，也不是军事上的毁灭力量。
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经过十次失败后，终于激活新时代的浪潮，迍邅扳倒了腐败封闭的满清王朝，建立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幅员如此辽阔、发展如此落后的国家，竟能在一群知识分子的热血献身下，在一片黑暗中掀起革命长浪，推翻了长达数千年的帝制，在混乱中摸索着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政体。遥想当年万端困难的时空环境，革命成功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目标，而其成就不但空前巨大，更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九十八年间，经历无数波折动乱。从军阀割据、日本侵略、二战到台海分裂，两岸在不同体制与意识形态下，各自经历不同的动荡、痛苦与成长。这段历程，是由无数的眼泪、鲜血与汗水筑成的。最终我们来到了现在，一个和以往比起来都更加进步安定的家园。
因此，虽然省掉了庆祝仪式，但双十国庆仍然是个值得我们欢欣纪念的日子。这一路走来，我们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特而珍贵的存在价值。在中华文化圈里，台湾一直站在领导位置，悠久传统的中华文化、自由开朗的原住民文化以及欧美等外来文化在此交互激荡融合，形成了活泼多元而温柔敦厚的独特文化特质，也建立了深信民主、尊重人权、自由开放的价值理念。
台湾今天也许在经济、军事、国际政治上比不过对岸，但一个国家的成就不能只用数量或硬件来评量，文明发展、生活品质、人民幸福感、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等，也同样重要。因为在国家的框架之下，要谈存在的意义，终究要回归到一个个生命在其中的喜怒哀乐，以及在这个国家框架中缔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与满足。不能让人民微笑的国家，有再多核弹也无足自豪。
由此观之，台湾的确有我们自己的宝贵存在价值。在华人社会里，台湾的文明发展一直走在最前端。我们在动乱中逐渐恢复安定，从威权走向民主体制，虽然其间经历了许多挫折失败，跌跌撞撞得十分辛苦，但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的信念，已经深深刻铸在每个人心中，不曾有任何动摇，也不会在深化民主的道路上气馁退却。
大陆民众近年来参访台湾者众，除了山光水色外，不少人反而对台湾文明之进步、民主人权理念之深刻，都感到既意外又深受启发。虽然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崛起，有些人觉得台湾现在似乎样样都被比了过去，但台湾的力量在于文明，台湾最重要的存在价值也在于此。它虽然无形，却非常重要，再多的钱也买不到，文明是这块土地上无数人一点一滴慢慢携手成长出来的。台湾能有今天在华人世界的领导地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也是未来继续前进的力量根源。
回顾九十八年来的艰辛历程，每一段苦难都为我们的成长作了淬炼。今天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必须重新认识并且继续维持中华民国的价值。在此，且让我们再次光荣地祝福中华民国国庆快乐！
不同的世代 共同的欢庆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2009/09/30
作者: 黄立夫 期数: 348
还记得小时候如何庆祝国庆吗？
记得走进小学建筑的穿堂里，墙上公布栏挂着一幅又一幅的庆祝国庆海报，有国父 孙中山先生的肖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还有国庆最重要的图像─大红色的双十图案。课堂上，老师向小朋友们讲述双十国庆的由来，让学子们得以怀想先烈们拋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
虽然小朋友们不见得能够真正体会开国创业的艰辛，但是从黑白电视机里收看总统府前盛大举行的国庆大典，看到踢着正步、整齐划一的阿兵哥们，还有热热闹闹的游艺表演队伍，心里头也会认知到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日子。家家户户悬挂国旗、张灯结彩，更把街头巷尾妆点得热热闹闹、绚烂光彩，人们都把这一天当成天大的喜事来庆祝。
是的，这的确是个值得欢庆的日子！仿佛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中华民国的诞生也历经许多的沧桑！如果不是国父 孙中山先生怀抱拯救天下苍生的胸怀，如果不是千千万万为了理想献身革命的英雄志士，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岂能在东亚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五千年的君主帝制又岂能轻易被推翻瓦解？
军阀的划地割据、前清的意图复辟、日本的狼子野心及中共的逐鹿争霸，都让中华民国前三十余年的历史走得颠簸。直到政府播迁来台后，政府与人民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中华民国在这块宝岛上终于得以安心的生长茁壮。来自大陆各地的军民同胞与台湾岛上的先住民们一起努力耕耘，在政府睿智的领导下，国人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到高科技产业的转型过程中不断蜕变，累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此外，政治方面的民主、开放与进步，也让中华民国的国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无论是各级的民意代表、地方行政首长到国家元首，历经两次政党轮替，都是由人民手中的选票当家作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荣衔绝非浪得虚名！
即使面临全球性经济不景气及金融风暴冲击，国人数十年来累积的雄厚经济基础仍然提供了衣食无虞的环境，让年轻一代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他们没有先人艰辛的经历，也无须背负历史残存的悲情，但是他们心里都明白：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台湾是我的故乡。无论是在脸颊涂上国旗的彩绘为运动选手们加油、在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展开辛苦背上来的国旗、跟着摇滚的节奏大声唱着国歌、在世界最高的棒球殿堂里奋力投出每一颗好球……，中华民国的新生代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也愿意追随先人的脚步，继续为这个国家努力奉献，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是的，这的确是个值得欢庆的日子！不同的世代，共同的欢庆！让我们一起高喊：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2009年10月9日 星期五
總統正式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及委員名單 / 中華民國98年10月10日
馬英九總統於今(98)年雙十國慶當日，正式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請蕭副總統擔任主任委員，行政院吳敦義院長及立法院王金平院長為副主任委員，同時核聘籌備委員會委員111名，以結合政府與民間，規劃建國一百年相關慶祝活動。總統10月10日之聘書內容為：
敦聘蕭萬長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院長吳敦義、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敦聘總統府秘書長廖了以、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碧端、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臺北市市長郝龍斌、臺北縣縣長周錫瑋、基隆市市長張通榮、桃園縣代理縣長黃敏恭、新竹縣縣長鄭永金、新竹市市長林政則、苗栗縣縣長劉政鴻、臺中市市長胡志強、臺中縣縣長黃仲生、彰化縣縣長卓伯源、南投縣縣長李朝卿、雲林縣縣長蘇治芬、嘉義縣縣長陳明文、嘉義市市長黃敏惠、臺南縣縣長蘇煥智、臺南市市長許添財、高雄市市長陳菊、高雄縣縣長楊秋興、屏東縣縣長曹啟鴻、宜蘭縣縣長呂國華、花蓮縣縣長謝深山、臺東縣縣長鄺麗貞、澎湖縣縣長王乾發、金門縣縣長李炷烽、連江縣縣長陳雪生、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陳武雄、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張平沼、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焦佑鈞、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黃茂雄、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林秉彬、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李嗣涔、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程海東、中華民國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理事長陳振貴、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詹啟賢、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董事長蔡清彥、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曾旭正、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李永然、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理事長王珊、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理事長魏永篤、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總會長吳許巧冬、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理事長張朱仁、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總會長沈伯璋、國際扶輪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汪國恩、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總會長羅清屏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
敦聘施振榮、許文龍、林義守、林百里、張忠謀、郭台銘、張榮發、高清愿、劉金標、王雪紅、何壽川、陳立恆、翁啟惠、李遠哲、朱經武、楊祖佑、陳維昭、吳妍華、郭為藩、陳芳明、朱宗慶、許博允、郝明義、林懷民、丁乃竺、余光中、鍾肇政、侯孝賢、李安、廖修平、林惺嶽、廖瓊枝、林麗花(楊麗花)、孫翠鳳、白雪嬅(白冰冰)、胡德夫、洪文路(洪一峰)、申學庸、陳郁秀、殷允芃、高希均、孫大偉、王偉忠、詹澈、紀政、王貞治、林義傑、張富忠、魏千峰、王蘋、王鑫基、謝創智、陳長文、孫鉞(孫越)、羅文山、蔡詩萍、于金山、崔競乾、蔡國泰、劉東光、吳松柏、黃正勝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
敦聘蕭萬長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院長吳敦義、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敦聘總統府秘書長廖了以、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碧端、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臺北市市長郝龍斌、臺北縣縣長周錫瑋、基隆市市長張通榮、桃園縣代理縣長黃敏恭、新竹縣縣長鄭永金、新竹市市長林政則、苗栗縣縣長劉政鴻、臺中市市長胡志強、臺中縣縣長黃仲生、彰化縣縣長卓伯源、南投縣縣長李朝卿、雲林縣縣長蘇治芬、嘉義縣縣長陳明文、嘉義市市長黃敏惠、臺南縣縣長蘇煥智、臺南市市長許添財、高雄市市長陳菊、高雄縣縣長楊秋興、屏東縣縣長曹啟鴻、宜蘭縣縣長呂國華、花蓮縣縣長謝深山、臺東縣縣長鄺麗貞、澎湖縣縣長王乾發、金門縣縣長李炷烽、連江縣縣長陳雪生、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陳武雄、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張平沼、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焦佑鈞、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黃茂雄、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林秉彬、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李嗣涔、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程海東、中華民國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理事長陳振貴、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詹啟賢、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董事長蔡清彥、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曾旭正、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李永然、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理事長王珊、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理事長魏永篤、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總會長吳許巧冬、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理事長張朱仁、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總會長沈伯璋、國際扶輪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汪國恩、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總會長羅清屏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
敦聘施振榮、許文龍、林義守、林百里、張忠謀、郭台銘、張榮發、高清愿、劉金標、王雪紅、何壽川、陳立恆、翁啟惠、李遠哲、朱經武、楊祖佑、陳維昭、吳妍華、郭為藩、陳芳明、朱宗慶、許博允、郝明義、林懷民、丁乃竺、余光中、鍾肇政、侯孝賢、李安、廖修平、林惺嶽、廖瓊枝、林麗花(楊麗花)、孫翠鳳、白雪嬅(白冰冰)、胡德夫、洪文路(洪一峰)、申學庸、陳郁秀、殷允芃、高希均、孫大偉、王偉忠、詹澈、紀政、王貞治、林義傑、張富忠、魏千峰、王蘋、王鑫基、謝創智、陳長文、孫鉞(孫越)、羅文山、蔡詩萍、于金山、崔競乾、蔡國泰、劉東光、吳松柏、黃正勝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
總統主持「中華民國建國98年國慶典禮」 / 中華民國98年10月10日
相關圖片（總統府機要室提供）
馬英九總統今天上午9時在總統府大禮堂主持「中華民國建國98年國慶典禮」。
總統致詞表示，在今年八月中旬，政府就決定今年國慶日除中樞舉行典禮外，其他慶祝活動全部停止。這是因為「八八水災」有700多位同胞罹難或失蹤，我們感到像失去自己親人一樣的哀痛，實在沒有心情舉辦國慶活動；只希望讓往生者安息，讓家園更為安全，讓悲劇不再發生。這些都是我們對災民以及全國同胞最莊嚴的承諾。
關於兩岸關係，總統表示，過去一年，兩岸關係大幅好轉，臺海出現和平契機，這是兩岸共同努力的成果，不僅符合大多數人民期待，也贏得國際社會普遍的肯定。一年多來，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務實基礎上，簽署了9項協議，從陸客來臺觀光到兩岸三通直航，從食品安全到司法互助，合作範圍日益擴大，善意與互信也逐步累積。我們相信未來包括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內，還有很多有利於兩岸人民福祉的工作，等待我們去開展。
不過，總統也強調，兩岸間的差距與疑慮，有其歷史因素，不可能一步跨越，旦夕消弭。將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仍需雙方抱持信心，正視現實，循序漸進，以擴大互信，求同化異。
總統並指出，再過四百多個日子，就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為了慶祝這個偉大的日子，並告訴我們的子孫，中華民國在狂風暴雨中，永遠屹立不搖；在淬鍊磨練後，更為燦爛奪目，他特別在國慶日今天正式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請蕭萬長副總統擔任主任委員，結合政府與民間，規劃一整年的慶祝活動。
總統98年國慶談話內容全文為：
蕭副總統、吳主席、宋主席、郁主席、五院院長、各位資政、國策顧問、各位首長先進、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以及全國同胞們：大家好！
今天是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國慶。早在八月中旬，政府就決定今年國慶日除中樞舉行典禮外，其他慶祝活動全部停止。這是因為「八八水災」有700多位同胞罹難或失蹤，我們感到就像失去自己親人一樣的哀痛，實在沒有心情舉辦國慶活動；只希望讓往生者安息，讓家園更為安全，讓悲劇不再發生。這些都是我們對災民以及全國同胞最莊嚴的承諾。
近年全球氣候異常變遷，各地大型災難頻傳，在亞太地區尤其顯著。兩個月前臺灣就經歷一場大自然的震撼教育，我們親身學到慘痛的教訓。我們深刻領悟，大地是人類安身立命的居所，面對大自然，人類要學習謙卑，建立順應環境的發展觀念，不再與山河爭地。今年將是我們國土規劃保育工作的轉捩點，我們要儘快通過「國土計畫法」，做到以安全為優先，以生活為中心，以永續為目標，尤其危險地區一定要禁止或嚴格限制開發。未來災區重建，必須考量氣候變遷因素，並且與目前推動中的河川綜合流域治理及國土規劃相結合。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必須遷村的地區，儘可能做到「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讓社區在重建之後，原有的文化脈絡及經濟關係得以永續發展。
「防災重於救災」是「八八水災」給我們的另一個關鍵教訓。只要防災做得好，可以大量減少不必要的傷亡與損失。為達成這個目標，政府已著手改革現有的災害防救體系與運作，強化中央與地方的協調聯繫，落實地方政府各單位平日災防教育與訓練，大幅提高民眾的防災意識，並將災害防救列為國軍中心任務之一。全臺5個作戰區在平日就完成災害防救的兵力部署；災害發生前就主動在危險地區預置兵力，準備隨時援救。事實上，在莫拉克颱風造成災害前，就有21個村落的33位鄉長、村長、警員與土石流防災專員，斷然撤離9,100人到安全地區。如果當時沒有及時撤離，死傷估計還會增加1,046人。正是這些可敬的防災英雄高度的防災意識與正確的情勢判斷，挽救了近千條人命。
這次救災過程也讓我們看到臺灣人的愛心與這塊土地旺盛的生命力。災後政府與各地民眾、慈善團體，熱心積極投入災區服務，踴躍捐輸，捐款總額達178億餘元；國軍出動超過56萬人次，警察、消防與工程人員出動超過41萬餘人次，志工超過14萬人次投入救災行動。他們不畏艱險，不眠不休的搶救安置災民，搶通路橋，搶修堤防，疏通河道，清理家園。這段期間，災區出現了無數的救災英雄，救出了5萬多位災民。這些英雄有的是士兵，有的是飛行員，有的是警消人員，有的是村里長，更有的是志工。我們不一定叫得出他們的姓名，公開表揚的更是少數，絕大多數都是無名英雄，他們默默奉獻心力，把災民當成自己的親人。洪水固然無情，但臺灣強大的內聚力與生命力，卻在艱困時期充分顯現，大家不分彼此，相互扶持，這就是臺灣否極泰來的希望。我們一定要將這股力量，轉化為臺灣未來進步的動力。
從去年五月執政以來，我們深深感受到全球正步入一個快速變動與充滿挑戰的年代，而一個國家如何因應挑戰，將是興衰乃至存亡的關鍵。我們首先遭逢國際金融海嘯，全球許多銀行倒閉，股市狂跌，人心惶惶，伴隨而來的是出口停滯、訂單銳減、經濟衰退、失業大增。政府立即沈穩因應，宣布銀行存款全額保障，並多次降息，穩定了金融；推動擴大內需方案，刺激了消費，提振了信心；鬆綁兩岸經貿，開放陸客來臺，實現三通直航，開創了嶄新機會；規劃六大新興產業，促進產業多元發展，激發了新的成長動力。此外，政府積極推動節能減碳，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成效良好，扭轉了過去八年的頹勢：一年來全國民眾節省電量45億度，相當於臺南縣市187萬居民的全年用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減少了288萬公噸，相當於7,784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
前述這些拔尖築底的工程，讓臺灣安然渡過金融海嘯的衝擊，並邁向低碳經濟。我國競爭力在「世界經濟論壇」(WEF)的排名從去年第17名一口氣上升到今年第12名，進步了5名；也在世界銀行「2010年全球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0)中從61名上升到46名，進步了15名。經建會的景氣燈號已連續三個月呈現黃藍燈，今年第三季的經濟情況又比第二季明顯改善，代表景氣已脫離谷底，經濟開始回穩。俗話說：「打斷手骨顛倒勇」，臺灣不但沒有被金融海嘯擊倒，反而比以前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應付外來的挑戰。
幾個月前，H1N1新流感在墨西哥流行時，又一次引起全球恐慌，雖然它不像SARS那樣致命，我們卻不敢掉以輕心。五個月來，政府與民間的防疫工作，不論是疫苗、藥物的準備與公衛措施的推動，都不輸給先進國家；感染率、致死率目前也控制在較低的水準，而國人在配合上的表現，更令人欣慰。秋冬即將來臨，H1N1疫情可能再度升高，政府已有充分準備，有信心將疫情降到最低。
莫拉克絕對不是最後一個颱風，H1N1新流感也絕不會是最後一次疫情。面對未來可能的天災，我們要有「料敵從寬，禦敵從嚴」的心理準備，將每一個颱風當成莫拉克，把每一種傳染病疫情當成SARS來防範，損害一定可以大幅減少。最近芭瑪颱風來襲，這是繼莫拉克颱風之後第一個入侵臺灣的颱風，由於我們記取先前教訓，災前撤離危險地區7,863位居民，防災的警覺與準備，已有相當進步。幾十年來，臺灣在風雨之中，淬鍊成長；普遍的憂患意識，讓這塊土地的人民，不敢鬆懈，因而渡過各種艱難險阻，這是臺灣屹立不搖的根本原因。如何進一步普及並提升防災意識與行動，將是臺灣面對的嚴厲考驗。
過去一年，兩岸關係大幅好轉，臺海出現和平契機，這是兩岸共同努力的結果，不僅符合大多數人民期待，也贏得國際社會普遍的肯定。一年多來，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務實基礎上，簽署了9項協議，從陸客來臺觀光到兩岸三通直航，從食品安全到司法互助，合作範圍日益擴大，善意與互信也逐步累積。我們相信未來包括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內，還有很多有利於兩岸人民福祉的工作，等待我們去開展。可是兩岸間的差距與疑慮，有其歷史因素，不可能一步跨越，旦夕消弭。將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仍需雙方抱持信心，正視現實，循序漸進，以擴大互信，求同化異。
近來令人感動與鼓舞的是，去年大陸四川地震，臺灣各界踴躍捐輸救援，其金額與志工數，高居世界之冠。今年臺灣「八八水災」，大陸不遑多讓，其物資與捐款，也居世界之冠。兩岸人民這種「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讓我們對未來的兩岸關係充滿信心與期待。
我們也瞭解，和平發展兩岸關係的同時，國內一部分同胞仍有疑慮，擔心國家主權與臺灣利益受損。我們願意經由國會與政黨等各種管道的對話與溝通，凝聚全民大陸政策的共識。臺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政府處理兩岸議題，一定會以維護國家主權與增進人民福祉為最高指導原則，並接受民意與國會的監督，這點英九念茲在茲，絕對身體力行，確實做到。
兩岸關係改善，也有助我國的外交，因為世界各國，不論有無邦交，都樂見兩岸對立的緩和，大多數也樂於同時跟兩岸發展友好關係。一年多來，我們推動「活路外交」，兩岸同時釋出善意，終止長期以來爭取建交的惡性鬥爭，我們邦交國關係漸趨穩定，無邦交國互信增強，而臺灣的國際地位逐步提升。也因此，不論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袖會議、「政府採購協定」（GPA）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的參與，都有突破性進展。我國在今年五月批准聯合國1966年的兩項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也頗受國際人權界好評。在重返聯合國體系的策略上，我們從去年開始調整過去徒勞無功的衝撞，而以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及其活動為優先目標，實質提升臺灣的國際參與及貢獻。這些務實可行的新策略，得到國際社會普遍的肯定與支持，有效提升了臺灣的國際形象與地位。
活路外交是正派外交、人道外交，更是軟實力外交，不僅拓展了臺灣的國際空間，也為我們贏得國際社會的尊敬。今年七月，我國在高雄市舉辦第八屆世界運動會；九月，在臺北市舉辦第二十一屆夏季聽障奧運會。這兩項大型國際賽會，我國都有極為亮麗的表現。不但中華健兒贏得史上空前數量的獎牌，在參賽100多個國家中分居世界第7及第5；而主辦城市的精心策劃，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援，大量志工的熱情投入，臺灣人民的友善好客，更令國內外人士感動。無怪乎，「國際世界運動總會」(IWGA)主席朗佛契(Ron Froehlich)先生公開讚許，高雄世運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世運。「國際聽障體育總會」(ICSD)主席艾蒙絲(Donalda Ammons)女士也頻頻稱道，這次臺北聽障奧運會是八十五年來辦得最好的一次。此外，英九得以主辦國元首身分，在這兩項國際運動賽會開幕典禮中宣布大會開始，這也是歷史上的第一次。由此證明，只要我們有實力，走正路，全世界都會為我們豎起大姆指。
如今兩岸關係雖然大幅改善，我們卻從未輕忽對岸的軍事威脅。我們積極尋求海峽和平，但絕不會犧牲臺灣的國防安全。因此，「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國防戰略仍是我們的堅持。我們要積極發展一支以募兵制為基礎的專業化軍隊，同時也是一支「小而精，小而強」的國防武力，以捍衛臺澎金馬的安全。
各位先進，回顧中華民國九十八年的歷史，令人感觸良深。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三十八年，除了北伐後的「黃金十年」外，多數時間戰亂頻仍，人民生活顛沛流離，沒有充分機會全面實現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建國理想。但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六十年間，卻能落實土地改革，普及全民教育，推動經濟發展，建構社福體系，實施民主憲政。經過六十年的建設，臺灣中產階級茁壯，媒體自由開放，公民社會穩固，環保意識抬頭，社區營造與志工運動蓬勃發展。我們一步一步地創造了一種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這是我們全體國民共同的資產與驕傲。
這六十年來，中華民國與臺灣的歷史與文化早已結合為一。所謂「臺灣精神」，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展現在曾為這塊土地打拼奮鬥人民身上的價值與風範。從日據時代記述臺灣先民歷史的連雅堂，推動民權啟蒙的蔣渭水，抵抗日人壓迫的莫那魯道，播種臺灣文學的賴和，到近代推動土地改革的陳誠，開創經濟轉型的李國鼎、孫運璿，以及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數十年來爭取民主人權的志士。百年來，這些人堅持理想，是「臺灣精神」的代表人物。這種精神延續到今天，有像世運、聽奧那些奮戰不懈的運動選手，有像災難中捐款救人的志工及慈善團體，有像九月間在情況危急下犧牲自己、搶救全車乘客的兩位大客車司機蘇勝裕與侯文田，更有像把臺灣文化帶到世界的優人神鼓、表演工作坊與小西園掌中戲；而朱銘的雕刻、廖修平的版畫及劉國松的創新國畫也深受國際人士重視，在世界藝壇佔有一席之地。臺灣各個角落幾乎時時呈現這種典範，成為「臺灣精神」的象徵，也在悠久博大的中華文化中，注入了鮮活的臺灣特色。
「臺灣精神」凸顯了臺灣人的核心價值，豐富了中華文化的深層內涵，也造就了臺灣，造就了你我，更將造就我們的後代。我們應該相互疼惜，攜手向前，將「臺灣精神」發揚光大，傳承百世。
再過四百多個日子，就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一百年前革命先烈的呼喚，仍在我們耳邊迴響；一百年前建國先賢的理想，仍在我們眼前閃耀。民有、民治、民享依然是我們共同的誓言；民族、民權、民生仍是我們奮鬥的目標。為了慶祝這個偉大的日子，並告訴我們的子孫，中華民國在狂風暴雨中，永遠屹立不搖；在淬礪磨練後，更為燦爛奪目，英九特別在今天國慶日，正式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請蕭萬長副總統擔任主任委員，結合政府與民間，規劃一整年的慶祝活動。
各位同胞，我們的信心堅定不移，我們的腳步踏實不虛，我們將傾全力推動各項國家建設，為中華民國奠定未來百年盛世的堅實根基。最後，敬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隆！各位嘉賓闔家安康！
潘小濤﹕中國人民部分站起來了
【明報專訊】中共建國60年，官方宣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成就斐然，舉行盛大閱兵巡遊去慶祝，本港「愛國人士」也彈冠相慶，以到北京觀禮為榮、留守香港為恥；反共者則以為60年來，共產黨踐踏人權，視老百姓人命如草芥，枉死國民千萬計，因此不僅不能稱為國慶，更應改為國殤日。孰是孰非？
毋庸置疑，今日的中國跟60年前比較，不可同日而語，在人均壽命、國民教育水平、基礎建設等領域，都有長足進步，經濟成就更是舉世矚目；而衛星上天，繼美俄後成為第3個發射載人太空船上太空的國家，這些都足令國人驕傲。這些成績，大可查看官方喉舌，一目了然，不贅。
不過，若仔細分析這些成就的背後，又或認真思考其代價，我們或許會收起面上的笑容，放下心中的驕狂，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反躬自省，以更謙卑態度去面對「成績」。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只看「成績」，不看其過失所造成的罪孽。
中共治下的中國有這些成就，有其歷史軌可尋。縱觀中國歷史，那些二三百年歷史的朝代，文治武功皆臻頂峰的首次「盛世」，莫不出現在最初三數位皇帝在位時：漢朝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是第三及第四位皇帝文帝及景帝開創；唐代首個輝煌「貞觀之治」，是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的功業；宋朝在第三位皇帝真宗治下，擊退遼軍，商貿發達，興水利、重農業，國興民足；明朝第三位皇帝成祖，南征安南、北討蒙古，修《永樂大典》，派鄭和七下西洋宣示武功；清朝頂峰同樣出現在第二至第四位皇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
皇朝之始，國家受戰爭之創甚巨，百廢待興，開國之君因急於建立制度而無暇治國，或因馬上得天下者，坐上龍椅後無法轉換角色，不懂執政，以犯錯不斷。到了繼位的皇帝，只要他不是過於庸碌，自可改前人之短，正前任之非而讓人民休養生息，從而開創盛世，否則那個朝代早像秦朝一樣被推翻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雖行「共和」，實質與歷代皇朝無異，毛澤東也自比秦始皇，其盛衰周期，皆難脫此軌。事實上，毛澤東治下的中國走了很多歪路，歷次政治運動，無數人枉死，文革後期國家經濟更瀕臨崩潰；到了第二代領導人的鄧小平（實質上他是中共第三個「國君」），看到生靈塗炭而痛定思痛，改弦更張「走資」，終成就今天中共口中的「盛世」。這至少說明，鄧小平走對了路，使中共沒被時代淘汰。
「四座大山」壓在人民頭上
不過，今天這個「盛世」距中共建國口號「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還有很大距離。鄧小平只推動經濟改革，確實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其他還沒富起來的人（按國際貧窮標準，中國尚有2.5億人未脫貧）呢？過去10多年的發展說明，中國的貧富懸殊日趨嚴重，而且沒有政改之下，出現制度性缺陷，令到沒權沒關係的基層老百姓，生活更困頓，中共建國時宣稱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到今天竟變成壓在人民頭上的「四座大山」，分別是「復辟的官僚資本主義」，以及「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
相反，那些權貴及既得利益階層，包括各級幹部、公職人員、國企高管及職員，還有商人及部分教授專家、教師等，霸佔所有政治及經濟資源，甚至侵佔國家資產，肆意揮霍，而且還享有很多法律之外的特權。因此，在「新中國」成功站起來的，只是這一部分的中國人民而已！
當然，今天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以前已大幅改善，至少再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餓死人悲劇，大家物質生活也有提升。不過，絕大部分的中國公民，在共和國60年後的今天，仍然無法享受神聖的憲法訂明的結社、言論、宗教自由等公民權利，更不要說一人一票這個中共建國前的承諾了。可以說，中國人民並沒完全站起來，下崗工人、上訪者等，更要半跪半趴的生活！
沒錯，建國60年，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但只是部分的人民、部分的站起來而已！這又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
毋庸置疑，今日的中國跟60年前比較，不可同日而語，在人均壽命、國民教育水平、基礎建設等領域，都有長足進步，經濟成就更是舉世矚目；而衛星上天，繼美俄後成為第3個發射載人太空船上太空的國家，這些都足令國人驕傲。這些成績，大可查看官方喉舌，一目了然，不贅。
不過，若仔細分析這些成就的背後，又或認真思考其代價，我們或許會收起面上的笑容，放下心中的驕狂，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反躬自省，以更謙卑態度去面對「成績」。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只看「成績」，不看其過失所造成的罪孽。
中共治下的中國有這些成就，有其歷史軌可尋。縱觀中國歷史，那些二三百年歷史的朝代，文治武功皆臻頂峰的首次「盛世」，莫不出現在最初三數位皇帝在位時：漢朝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是第三及第四位皇帝文帝及景帝開創；唐代首個輝煌「貞觀之治」，是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的功業；宋朝在第三位皇帝真宗治下，擊退遼軍，商貿發達，興水利、重農業，國興民足；明朝第三位皇帝成祖，南征安南、北討蒙古，修《永樂大典》，派鄭和七下西洋宣示武功；清朝頂峰同樣出現在第二至第四位皇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
皇朝之始，國家受戰爭之創甚巨，百廢待興，開國之君因急於建立制度而無暇治國，或因馬上得天下者，坐上龍椅後無法轉換角色，不懂執政，以犯錯不斷。到了繼位的皇帝，只要他不是過於庸碌，自可改前人之短，正前任之非而讓人民休養生息，從而開創盛世，否則那個朝代早像秦朝一樣被推翻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雖行「共和」，實質與歷代皇朝無異，毛澤東也自比秦始皇，其盛衰周期，皆難脫此軌。事實上，毛澤東治下的中國走了很多歪路，歷次政治運動，無數人枉死，文革後期國家經濟更瀕臨崩潰；到了第二代領導人的鄧小平（實質上他是中共第三個「國君」），看到生靈塗炭而痛定思痛，改弦更張「走資」，終成就今天中共口中的「盛世」。這至少說明，鄧小平走對了路，使中共沒被時代淘汰。
「四座大山」壓在人民頭上
不過，今天這個「盛世」距中共建國口號「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還有很大距離。鄧小平只推動經濟改革，確實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其他還沒富起來的人（按國際貧窮標準，中國尚有2.5億人未脫貧）呢？過去10多年的發展說明，中國的貧富懸殊日趨嚴重，而且沒有政改之下，出現制度性缺陷，令到沒權沒關係的基層老百姓，生活更困頓，中共建國時宣稱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到今天竟變成壓在人民頭上的「四座大山」，分別是「復辟的官僚資本主義」，以及「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
相反，那些權貴及既得利益階層，包括各級幹部、公職人員、國企高管及職員，還有商人及部分教授專家、教師等，霸佔所有政治及經濟資源，甚至侵佔國家資產，肆意揮霍，而且還享有很多法律之外的特權。因此，在「新中國」成功站起來的，只是這一部分的中國人民而已！
當然，今天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以前已大幅改善，至少再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餓死人悲劇，大家物質生活也有提升。不過，絕大部分的中國公民，在共和國60年後的今天，仍然無法享受神聖的憲法訂明的結社、言論、宗教自由等公民權利，更不要說一人一票這個中共建國前的承諾了。可以說，中國人民並沒完全站起來，下崗工人、上訪者等，更要半跪半趴的生活！
沒錯，建國60年，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但只是部分的人民、部分的站起來而已！這又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
2009年10月8日 星期四
港台節目：《薇微語》倪匡專訪 29/09/2009
倪 匡 ， 少 年 嚮 往 共 產 黨 平 等 、 均 富 的 理 想 ， 隻 身 由 上 海 北 上 內 蒙 古 參 加 解 放 軍 ， 但 失 望 地 發 覺 軍 中 生 活 階 級 觀 念 森 嚴 、 特 權 處 處 。 自 己 又 因 在 零 下 四 十 度 ， 被 迫 拆 掉 小 木 橋 生 火 取 暖 而 面 臨 被 指 控 破 壞 交 通 ， 可 能 面 對 判 刑 十 年 之 災 ； 他 走 投 無 路 下 南 逃 他 鄉 ， 歷 盡 有 家 歸 不 得 之 苦 ， 最 後 輾 轉 流 落 香 港 。 抵 港 當 年 他 高 興 地 躺 在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草 地 上 ， 深 深 呼 吸 著 自 由 空 氣 ， 從 此 樂 得 做 一 個 無 災 無 難 的 自 由 人 。
轉 眼 五 十 多 個 寒 暑 過 去 ， 面 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六 十 周 年 國 慶 ， 倪 匡 除 慶 幸 自 己 仍 是 自 由 人 外 ， 對 祖 國 數 十 年 變 化 及 經 濟 成 長 依 然 無 動 於 衷 ， 不 願 「 回 去 」 一 看 ， 亦 沒 有 半 句 建 言 。 受 了 傷 害 的 心 靈 ， 只 希 望 能 夠 保 障 個 人 的 自 由 。 國 家 大 事 ， 自 覺 無 力 挽 … …
倪 匡 的 態 度 不 一 定 為 別 人 所 認 同 ， 但 造 成 他 這 樣 態 度 的 原 因 ， 共 和 國 宜 平 心 靜 ， 細 加 思 考 。
2009年10月6日 星期二
張炳良﹕感動與感慨——人民共和國60年
【明報專訊】毫無疑問，今年「十一」國慶閱兵，場面非常壯觀動人，外國媒體紛紛以「pomp」（壯麗）、「precision」（精密）、「panache」（炫耀）等字眼形容之。閱兵及裝備之陣容，在在展示當今國家軍事力量的壯大和軍隊的現代化；而群眾遊行主題，也在在突出國家從60年前所謂「一窮二白」走到今天「經濟大國」的奮鬥歷程。
有論者批評大會只報喜不報憂，只強調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四代領導集體思想路線的正確性，而對60年來共產黨治國得失予以迴避。誠然，官方慶典往往旨在慶祝讚頌，舉世皆然，但是民間社會與普羅百姓，當然在慶祝之餘，也應同時反思國家之過去。
我個人度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國慶的心情，可以「感動」和「感慨」概括——今天國家的各項成就，真的是得來不易，以幾代人的血與肉及人民無比的鬥志才換取而來，是多年來一個有堅持、有自信的民族排除內外種種困難的結果，作為國人一分子，怎不動容？不過，中國百多年苦難，內戰、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等造成的政治反覆及社會倒退，又豈能輕輕帶過？建政60年，中共治績有有譽，文革後無力再以馬列毛教條去呼喚國民，近年回歸民族傳統、國家利益及愛國主義論述，以強國去維持管治正當性，乃勢所必然。
國際對中國崛起有褒有貶
國際上對中國崛起有褒有貶。有認之為新冒起的全球大國，在金融海嘯後經濟地位舉足輕重、漸次與美國平分春色，預計2030年其GDP追上後者，因此有「G2」的新說法，今年8月10日《時代》周刊更以「中國能拯救世界嗎？」（Can China Save the World?）為封面報道，指出世界經濟動力正由西向東移。一些發展中國家視中國的發展模式為另類現代化路徑，故有「北京共識」之說，以抗衡後冷戰時期美國新自由主義主宰的「華盛頓共識」。
不過，西方亦存在不少「中國威脅論者」，他們視中共為獨裁邪惡，甚至有歐美政客鼓吹當今具強大軍力的共產中國比斯大林時的蘇聯和納粹德國更為可怕，例如一位歐洲議會議員上月在香港一個研討會上便提出要以印度和日本去制衡中國，這是重彈冷戰時代圍堵中國的老調了。
中國處發展道路上的十字口
西方政界中這樣的仇視，一則只會強化內地年輕一代的國家主義情結，二則也可能鞏固領導層中對西方價值和制度的懷疑。21世紀中國的崛起，是全民族奮力所致，不能以中共體制而去否定。事實上，中國以至印度的復興也是亞洲力量終於抬頭的前奏，歐美不能再像19、20世紀時雄霸天下。不過，中國要在全球發揮影響力，不能單靠經濟、科技或軍事力量，而必須展示其在文明制度及人文價值方面的「軟實力」。對於國家近年硬件建設和經濟增長上的成就，國人切忌自我陶醉，正如幾年前溫家寶總理訪問法國時所說——對中國的成就應除以13億人口，對中國的問題則乘以13億人口；可見國家的包袱仍十分沉重，且追溯至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文化歷史。
過去30年開放改革，的確釋放了毛澤東主義下壓抑多年的國民生產力與積極性，但是GDP上亮麗的數字，及沿海發達地區的富裕，掩蓋不了一些內陸地區的貧困和落後，近年知識界及民間社會開始反思高速經濟增長和城鄉失衡與地區差別擴大下所帶來的社會代價——特別是分配不公與腐敗盛行。自由依然受限、地方施政失當導致群體事件日多、而少數民族問題不斷升級，威脅國家之內部和諧；雖然經濟科技猛進，但是法治及制度建設仍然滯後。在肯定「輝煌成就」之同時，也須正視種種缺陷與不足。國際社會一方面讚美中國強勢，但卻不看好其管治體質，例如世界銀行2008年度全球管治指標為其「發聲與問責」只給予5.8分（總分為100分），其他如法治、控制貪污、規管質素及政治穩定均置於50分以下。中國其實正處於發展道路上的十字口。
新一代中國青年肩負重任
不過，中國的未來，並不如一些國際輿論所言，寄望於中共政權的崩潰。在經濟持續發展及社會仍存在基本穩定性及共產黨也在新陳代謝下，預期什麼政權革命（regime change）只是紙上談兵、一廂情願而已。經歷清末以來百多年國運坎坷，中國人均不願再見大亂，難道上世紀革命及內戰所造成的沉重社會代價還不夠嗎？龍應台近作《大江大海》能不令人沉思嗎？體制內改革仍是較少陣痛的轉型之路，但是改革之步伐則不能停下來，改革路途並不平坦，仍會有反覆。
在慶祝國慶60周年招待會上，溫總致辭時說﹕「我們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過40年，將迎來新中國成立100周年。到那時，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將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這乃願景，但國人皆希望見到國家真的有能力能量去兌現。在未來歲月，新的一代具自信和理想的中國青年，將肩負這項重任，真正擺脫長期封建專制文化的枷鎖，迎來新新中國。
原文：http://news.mingpao.com/20091007/fac1.htm
有論者批評大會只報喜不報憂，只強調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四代領導集體思想路線的正確性，而對60年來共產黨治國得失予以迴避。誠然，官方慶典往往旨在慶祝讚頌，舉世皆然，但是民間社會與普羅百姓，當然在慶祝之餘，也應同時反思國家之過去。
我個人度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國慶的心情，可以「感動」和「感慨」概括——今天國家的各項成就，真的是得來不易，以幾代人的血與肉及人民無比的鬥志才換取而來，是多年來一個有堅持、有自信的民族排除內外種種困難的結果，作為國人一分子，怎不動容？不過，中國百多年苦難，內戰、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等造成的政治反覆及社會倒退，又豈能輕輕帶過？建政60年，中共治績有有譽，文革後無力再以馬列毛教條去呼喚國民，近年回歸民族傳統、國家利益及愛國主義論述，以強國去維持管治正當性，乃勢所必然。
國際對中國崛起有褒有貶
國際上對中國崛起有褒有貶。有認之為新冒起的全球大國，在金融海嘯後經濟地位舉足輕重、漸次與美國平分春色，預計2030年其GDP追上後者，因此有「G2」的新說法，今年8月10日《時代》周刊更以「中國能拯救世界嗎？」（Can China Save the World?）為封面報道，指出世界經濟動力正由西向東移。一些發展中國家視中國的發展模式為另類現代化路徑，故有「北京共識」之說，以抗衡後冷戰時期美國新自由主義主宰的「華盛頓共識」。
不過，西方亦存在不少「中國威脅論者」，他們視中共為獨裁邪惡，甚至有歐美政客鼓吹當今具強大軍力的共產中國比斯大林時的蘇聯和納粹德國更為可怕，例如一位歐洲議會議員上月在香港一個研討會上便提出要以印度和日本去制衡中國，這是重彈冷戰時代圍堵中國的老調了。
中國處發展道路上的十字口
西方政界中這樣的仇視，一則只會強化內地年輕一代的國家主義情結，二則也可能鞏固領導層中對西方價值和制度的懷疑。21世紀中國的崛起，是全民族奮力所致，不能以中共體制而去否定。事實上，中國以至印度的復興也是亞洲力量終於抬頭的前奏，歐美不能再像19、20世紀時雄霸天下。不過，中國要在全球發揮影響力，不能單靠經濟、科技或軍事力量，而必須展示其在文明制度及人文價值方面的「軟實力」。對於國家近年硬件建設和經濟增長上的成就，國人切忌自我陶醉，正如幾年前溫家寶總理訪問法國時所說——對中國的成就應除以13億人口，對中國的問題則乘以13億人口；可見國家的包袱仍十分沉重，且追溯至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文化歷史。
過去30年開放改革，的確釋放了毛澤東主義下壓抑多年的國民生產力與積極性，但是GDP上亮麗的數字，及沿海發達地區的富裕，掩蓋不了一些內陸地區的貧困和落後，近年知識界及民間社會開始反思高速經濟增長和城鄉失衡與地區差別擴大下所帶來的社會代價——特別是分配不公與腐敗盛行。自由依然受限、地方施政失當導致群體事件日多、而少數民族問題不斷升級，威脅國家之內部和諧；雖然經濟科技猛進，但是法治及制度建設仍然滯後。在肯定「輝煌成就」之同時，也須正視種種缺陷與不足。國際社會一方面讚美中國強勢，但卻不看好其管治體質，例如世界銀行2008年度全球管治指標為其「發聲與問責」只給予5.8分（總分為100分），其他如法治、控制貪污、規管質素及政治穩定均置於50分以下。中國其實正處於發展道路上的十字口。
新一代中國青年肩負重任
不過，中國的未來，並不如一些國際輿論所言，寄望於中共政權的崩潰。在經濟持續發展及社會仍存在基本穩定性及共產黨也在新陳代謝下，預期什麼政權革命（regime change）只是紙上談兵、一廂情願而已。經歷清末以來百多年國運坎坷，中國人均不願再見大亂，難道上世紀革命及內戰所造成的沉重社會代價還不夠嗎？龍應台近作《大江大海》能不令人沉思嗎？體制內改革仍是較少陣痛的轉型之路，但是改革之步伐則不能停下來，改革路途並不平坦，仍會有反覆。
在慶祝國慶60周年招待會上，溫總致辭時說﹕「我們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過40年，將迎來新中國成立100周年。到那時，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將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這乃願景，但國人皆希望見到國家真的有能力能量去兌現。在未來歲月，新的一代具自信和理想的中國青年，將肩負這項重任，真正擺脫長期封建專制文化的枷鎖，迎來新新中國。
原文：http://news.mingpao.com/20091007/fac1.htm
吳志森﹕權力更替驚濤駭浪 文明現代波折重重
【明報專訊】60年國慶，天安門閱兵，軍容鼎盛戰備先進，洗脫百年恥辱，復興指日可期。溫總理莊嚴宣告：「再過40年，將迎來新中國成立100周年。到那時，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將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炎黃子孫，為之動容。
我們且將視線暫時離開軍力超強的方陣，色迷目眩的巡遊，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仍然千瘡百孔：貪污腐化日益猖獗，民主人權急劇惡化，環境污染愈趨嚴重，缺乏制衡的權力，繼續壟斷橫行，比30年前更肆無忌憚，更難以制約。
舉國體制的國慶盛典，當然有聲有色，卻以犧牲民眾人權自由作為代價。街道戒嚴，武警接管，酒店關門，居民失去自由，呆在家裏看電視直播，更要儲水儲糧，渡過變相「軟禁」的日子。北京列為禁飛區，白鴿風箏模型飛機，絕天空。為怕斬人再演，京城買不到一把菜刀。要確保萬無一失，百萬保安，五步一崗，把首都圍得像鐵桶一樣。千挑萬選忠誠可靠的民眾，才可憑票進場觀禮……試問哪個國家，會將大多數人民當做嫌疑犯，把國慶搞得這樣如臨大敵？繁華盛世的背後，虛怯、愚懦和缺乏安全感，表露無遺。
人民無可選擇，只能全盤接受。在家中看直播，只見一位什麼職務都沒有，退休多年的普通平民百姓，在城樓上，在黨總書記身旁，指點江山，地位比其他政治局常委還要高。總書記顯得謙恭有禮，虛心受教。中央台嗅到政治氣候的轉變，給這位前總書記前主席的鏡頭，跟當今主席幾乎一樣多。翌日黨報，更把握大氣候主旋律，將兩位主席的大幅照片，在頭版並排。中國人民都看得傻了眼，搞不清哪位才是真正的黨中央？
領導人豪言壯語，40年後，「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將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但國家領導人按制度、跟規章、依法律、和平有秩序的權力更替，是文明現代社會最基本的要求。共和國成立60年了，試問哪次權力更替，符合文明的定義，接近現代的要求？
「盛世」之說 也誇耀得太早了
由毛澤東到鄧小平：林彪折戟沉沙，四人幫身繫大獄，華國鋒纏鬥落敗，鄧小平歸位。由鄧小平到江澤民：親手斬掉胡趙，六四腥風血雨，江澤民上位。接替江澤民的胡錦濤，即使由鄧親自隔代欽點，接班時仍然驚濤駭浪。共和國60大慶，赫然出現前總書記高姿態的身影，制度化和平有序的權力更替這個對文明社會最基本的要求，仍然長路漫漫。「盛世」之說，也誇耀得太早了。
香港主流傳媒，也因為閱兵後的非理性亢奮，對如此重要的「新聞」，竟然幾乎集體失聲。香港，愈來愈接近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了！
samngx123@gmail.com
原文：http://news.mingpao.com/20091006/fac1.htm
我們且將視線暫時離開軍力超強的方陣，色迷目眩的巡遊，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仍然千瘡百孔：貪污腐化日益猖獗，民主人權急劇惡化，環境污染愈趨嚴重，缺乏制衡的權力，繼續壟斷橫行，比30年前更肆無忌憚，更難以制約。
舉國體制的國慶盛典，當然有聲有色，卻以犧牲民眾人權自由作為代價。街道戒嚴，武警接管，酒店關門，居民失去自由，呆在家裏看電視直播，更要儲水儲糧，渡過變相「軟禁」的日子。北京列為禁飛區，白鴿風箏模型飛機，絕天空。為怕斬人再演，京城買不到一把菜刀。要確保萬無一失，百萬保安，五步一崗，把首都圍得像鐵桶一樣。千挑萬選忠誠可靠的民眾，才可憑票進場觀禮……試問哪個國家，會將大多數人民當做嫌疑犯，把國慶搞得這樣如臨大敵？繁華盛世的背後，虛怯、愚懦和缺乏安全感，表露無遺。
人民無可選擇，只能全盤接受。在家中看直播，只見一位什麼職務都沒有，退休多年的普通平民百姓，在城樓上，在黨總書記身旁，指點江山，地位比其他政治局常委還要高。總書記顯得謙恭有禮，虛心受教。中央台嗅到政治氣候的轉變，給這位前總書記前主席的鏡頭，跟當今主席幾乎一樣多。翌日黨報，更把握大氣候主旋律，將兩位主席的大幅照片，在頭版並排。中國人民都看得傻了眼，搞不清哪位才是真正的黨中央？
領導人豪言壯語，40年後，「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將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但國家領導人按制度、跟規章、依法律、和平有秩序的權力更替，是文明現代社會最基本的要求。共和國成立60年了，試問哪次權力更替，符合文明的定義，接近現代的要求？
「盛世」之說 也誇耀得太早了
由毛澤東到鄧小平：林彪折戟沉沙，四人幫身繫大獄，華國鋒纏鬥落敗，鄧小平歸位。由鄧小平到江澤民：親手斬掉胡趙，六四腥風血雨，江澤民上位。接替江澤民的胡錦濤，即使由鄧親自隔代欽點，接班時仍然驚濤駭浪。共和國60大慶，赫然出現前總書記高姿態的身影，制度化和平有序的權力更替這個對文明社會最基本的要求，仍然長路漫漫。「盛世」之說，也誇耀得太早了。
香港主流傳媒，也因為閱兵後的非理性亢奮，對如此重要的「新聞」，竟然幾乎集體失聲。香港，愈來愈接近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了！
samngx123@gmail.com
原文：http://news.mingpao.com/20091006/fac1.htm
2009年10月4日 星期日
「十一」的台灣反應值得省思！／文﹕南方朔
【明報專訊】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紀念，但換個角度言，這也是中國國民黨及中華民國在大陸失敗而逃到台灣的60周年。因此，大陸的「十一」閱兵，對台灣，特別是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遂成了既傷感情又很尷尬的難題。
正因兩岸的形勢尷尬且模糊，遂自然而然的出現了一些讓人啼笑皆非，有一點鬧劇但其實也很悲劇的插曲﹕
例如，大陸閱兵，自然會邀請一些台灣人士前往觀禮，像已退休的學者、統派或左派團體的負責人，以及生意人，他們影響力不全面，自然沒有人在意，因此他們應邀觀禮遂被解讀為「那是個人自由」，但有四個人具有「國策顧問」身分，雖然台灣的「國策顧問」對國策既不顧又不問，但好歹畢竟和現實政治沾上了一點邊，於是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遂抨擊說這些人是「親中」、「媚共」、「賣台」；由於風尾巴掃到了馬政府，遂急急忙忙打電話要這些人不可出席觀禮。除了獨派叫罵外，親國民黨的媒體也同樣抨擊不斷，那種冷戰時代漢賊不兩立的國共仇恨又似乎重新回來，由此也可看出，目前所謂的兩岸關係改善，基本上表象大於實象，一談到比較本質的歷史問題或政治問題，兩岸就無話可說，只剩下立場。
台灣紅星支持統一遭圍剿
國民黨出現「四不像」局面
而事情鬧得較大的，乃是所謂「陳昭榮風波」了。陳昭榮乃是小生型的台灣本土電視劇演員。由於賣相不差，在本土掛帥的這個時刻，自然行情大漲，既演戲又拍廣告，號稱「本土小生一哥」。但他雖為本土劇演員，但顯然有極強的中華民族感情與信念，因此在「十一」，他遂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抒感。他指出從念書起，他就深信「中國一定強」，因此對大陸的「十一」遂特別有感，因而遂在部落格裏祝「祖國母親生日快樂」，也盼望中國能夠早日統一。陳昭榮是個演員，他說出自己的感想是他的自由。但對獨派而言，「本土一哥」變成了大統派，這怎麼得了！於是，親民進黨的「民視」遂率先發炮攻擊，接獨派媒體跟進，網民也隨之對陳昭榮展開攻勢，弄得他沮喪萬分。目前的台灣，網民在製造「政治正確」上最具威力。稍早前成龍發表了對民進黨不利的意見，就受到圍剿，他在台灣的票房因而大受影響，而今陳昭榮也受網民圍剿，可能也同樣影響票房。
台灣電視的「小生一哥」因「十一」而受到圍剿，有幾點很值得作深入的探討﹕
（一）陳昭榮因「統派」立場而受到圍剿，首先開炮的是立場獨派的「民視」，但台灣的獨派媒體，其立場極具彈性。以「民視」為例，它就得到北京批准，與大陸電視台合作，享受到對岸的經濟利益。自己可以和大陸合作，卻不准台灣演員發表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主張，這是什麼立場？難道經濟上就可以統，政治就不可以？
（二）就在陳昭榮受到圍剿而孤掌難鳴之際，馬政府的陸委會對「十一」發表聲明；宣稱拒絕一國兩制，因為台灣就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陸委會的表態，其實已將「B型台獨」（即中華民國獨立）的立場再次做了表露。台獨有兩種，民進黨主張的是「台灣共和國獨立」，而國民黨則一直在變，兩蔣時代是「中華民國即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李登輝已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馬英九已變成「中華民國是台灣」。由國民黨修辭上的變化，已可看出此刻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其實已無不同，它們都是台獨，只是在爭台獨的政權而已。在這種政治形勢下，陳昭榮還在談「中國一定強」，他當然不可能得到任何聲援了。由網民對他的圍剿，已可看出台灣的兩黨，只不過是台獨這把剪刀的兩邊而已，它們其實是在以一種反向的合作方式，在剪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因此，面對「十一」，台灣的反應實在值得研究分析。1949年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失去了大陸而偏安台灣。國民黨在台灣的60年裏，基本上是依賴美日的保護，但兩蔣時代至少還能堅持中國民族主義的傳統，也還知道台灣本身必須有一定的防衛力量。但從李登輝以迄馬英九，依賴美日這一點未變，但對中國民族主義這一點卻已放棄，到了現在，由於兩岸經濟及軍事消長已見，加以台灣安逸太久，軍事訓練日益廢弛。已無可戰之兵，面對這種兩岸的消長，台灣既然日益下坡，那麼就和吧。但國民黨面對獨派的威脅，卻又無和的智慧與膽識，於是遂出現了今天這種四不像的局面﹕
（1）它不能和、不敢和、不願和，於是也開始和民進黨一樣，玩「切歷史」的遊戲，1949年以前的歷史，如中國受列強欺凌，被日本侵略而甲午割台，以及國共內戰失敗等都不再談，台灣彷彿是1949年突然跳出來的一樣，它所謂的「承認現實」，就是1949年後的這個現實。這乃是B型台獨的歷史觀。
（2）兩岸經濟消長已見，因此，人民幣還是要的。基於此，兩岸關係必須緩和，俾加強經貿關係；但政治這種基本問題則能拖就拖。為了合理化這種策略，台灣最近這一年來已刻意在塑造一種「扮豬吃老虎」的和平哲學，台灣是愛好和平的，任何非和平手段都是不文明的，都是缺乏善意。北京在任何問題上若不能滿足國民黨所開的支票，就是沒有善意，就是傷害台灣人民感情。國民黨企圖藉「獨佔」「善意」的定義權，來定義兩岸關係。這是B型台獨的政治觀和感情觀。將國民黨的上述這些說辭詳加分析，我們可以說它其實是一種失敗者不承認失敗、但卻又要合理化失敗的奇怪心態。
從歷史角度理解大閱兵：
自我療傷、重建信心的治療儀式
因此，大陸「十一」閱兵，從歷史角度來看並不難理解。中國近一個半世紀歷經外侮，現在國力日增，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也日重，在「建政」60年之際舉辦閱兵，這其實是個自我療傷、重建信心的治療儀式。近代英國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傳統的發明》這本經典著作裏即表示過，歐美自19世紀起，即擴張的國家主義大盛，搞閱兵，搞愛國的符號崇拜及儀式活動不斷，這都是舊帝國主義的源起，而後進國依樣學習，其意義則完全不同，它更像是證明及肯定自己的自保及療傷過程。但台灣由於自己的問題，卻宣稱這是窮兵黷武，是為侵台做準備。台灣談「十一」，有太多讓人不知該怎麼說的感觸。台灣要走出一條有尊嚴、有智慧的兩岸關係道路，還早得很啦！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原文：http://news.mingpao.com/20091005/msa.htm
孔誥烽﹕十一還是雙十
【明報專訊】十一雖過，雙十還未來。現在正是國慶已過，國慶還未到的弔詭時刻。不過今天中共大國崛起，財大氣粗，世上還記得中華民國國慶的人，恐怕所餘無幾。馬英九更以早前風災為由，決定今年不慶雙十。
1949年後中國有兩個國慶，無疑是冷戰的結果。但中國在冷戰中一分為二，過程異於東西德、南北韓分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並非同時成立。兩者之間，其實是繼承與取代的關係。1949年10月1日，本質上是一個新的共和政體取代舊的共和政體的日子。這個歷史，其實與法國自大革命始先後出現多個共和政體的歷史，無本質區別。不同的是，中國第一共和的精英，因冷戰而得以逃到台島偏安一隅，在第二共和的陰影下苟延殘喘。
法國政權更迭 不改國慶日
法國現在的第五共和，乃產生自1958年的一場軍事政變。二戰後法國脫離德國控制，建立行議會民主制的第四共和。第四共和內左派勢力高漲，後來法屬阿爾及利亞發生獨立革命，法國政府原本打算跟阿國革命黨講和，準備放棄殖民地。不料在1958年5月，駐紮阿爾及利亞、不滿政府軟弱的右翼法軍首先發難，奪取了法國在當地的行政權力，更以攻打巴黎、不惜內戰為要脅，要求解散現政府，推舉戴高樂將軍為新國家元首，第四共和隨即倒台。戴高樂成為臨時元首後，應用緊急權力制定新憲法，在議會之上加入總統集約權力。第五共和，於焉誕生。
法國在大革命後200多年，經歷過5個共和政權和數次帝制復辟，但今天的法國，仍是以7月14日為國慶日，以紀念1789年巴黎民眾攻打巴士底監獄。右翼軍頭建立第五共和後，也沒有將其建政日訂為新的國慶日。
1789年7月14日，象徵法國擺脫封建帝制，成為現代國家的開始。在此一史觀下，1789年之後的法國史，無論政權政體怎樣更迭，都是一部連續的現代史。中國歷史中能與法國那一天比擬的，恐怕便是1911年響起武昌起義第一槍的10月10日。由此觀之，中共推翻中華民國後取消雙十，將自己的建政日訂為新的國慶日，便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了。
或者從一個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教條馬克思主義階段論出發，我們可以將1949年視為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當中帶來的歷史斷裂，比1911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應該有過之而無不及。從這個角度看，中共重訂國慶日，便再自然不過。但問題是這種僵化的階段論，就連中共當年也不承認。在1950年代中以前，中共一直強調他們搞的並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要將1911年由孫中山開始而還未成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這一革命的任務，是要建立統一獨立國家和實行民主制度，而1949年後的中國，性質上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些道理，毛澤東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和1953年的《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中，是講得很清楚的。
西方的中國史學界，近年也出現了再思1949是否歷史分水嶺的潮流。不少史家走出冷戰框框，根據新史料，發現在1940和1950年代，國共兩黨在各自控制區域施行的政策，其實都大同小異。兩黨建立自己合法性所用的修辭和背後的意識形態，也是模糊難辨。
例如有研究國民黨重慶時期經濟政策的學者發現，40年代國府已經開始大搞國營企業，更嘗試在農村推行合作化。有學者表示要純粹從文字與政策內容去分辨一份40年代的政府公文到底是來自重慶還是延安，其實十分困難。另一位熟悉50年代台灣土改運動的學者更曾告訴我，當時國民黨討論農村問題的內部文件，經常使用與共產黨幾乎一樣的階級分類法和階級鬥爭的語言。
當年國民黨疑似共產黨，共產黨原來也疑似國民黨。40年代，中國出現了一篇題為〈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的親美文宣，開首第一句就說：
「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裏種下了根基。167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裏的火炬的光芒。」
還說：
「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風度，博大的心懷。」
文章的結論是：
「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
文章的崇美之情，肉麻到令人瞠目結舌，不說還以為是曾留學美國的國民黨權貴（如宋美齡）之傑作。若不說年份，更會令人以為是出自今日香港據說收受CIA資助、時刻想要搞顏色革命的泛民漢奸之手筆。但事實上，這一奇文乃中共黨報《新華日報》在1943年7月4日的社論。
國共兩黨既然如此類近，那麼1949年10月1日，還可以算是一場翻天覆地革命的勝利嗎？說內戰其實是社團兄弟內訌、互爭地盤，最後輸了的一方被趕盡殺絕，草台灣，會不會更適合？
既然1949年發生的只是一次政權易手，是現代中國史在1911年10月10日拉開帷幕後的其中一段插曲，那麼中國可否趁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仿效法國之例，將國慶重新訂在人民與封建皇權決裂的一天，而不是訂在決裂後某個特定政權或政體成立的日子？
倘兩岸同日國慶 和解一大步
如果海峽兩岸能慶祝同一個國慶，這肯定是兩岸和解的一大步。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畢竟是唯一能超越國共衝突，兩邊都認同的符號（台獨死硬派除外）。但要中共重訂國慶日子，肯定與要求它主動放棄政權一樣異想天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最初都是多黨並存的共和體制，但後來都變成是黨天下，再而是家天下（以前的蔣家和今天的太子黨）。當共和國由公變私，子承父業代代相傳，「哪天是國慶」的問題，便變成了「這是誰的江山」這一皇權色彩極濃的問題，萬萬碰不得。
辛亥革命至今，已近100年，但我們仍擺脫不了封建皇權的餘毒，中國仍不是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這不得不說是中國人民的悲哀。
■伸延閱讀：
Paul A. Cohen 2003. "Ambiguities of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de in Chinese history "in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Routledge
William Kirby 1990.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4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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