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權術，客氣一點的說法叫謀略。筆者在讀史和分析現實政治時，深感作為一位政治領袖，的確需要有一點權術，但又不可有太多權術。舉個例來說，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個老實人，但他在任上便是缺乏了一點點權術，結果是既不能有效統率整個公務員團隊，也被一些權術家耍弄了，終於因施政不暢而下台。
而毛澤東恰恰相反，他卻是一位大權術家。從新中國成立以後，為樹立一己的絕對權威，對不同意自己意見的戰友，一再運用權謀，先用甲打乙，再運用黨內鬥爭，排除異己。繼而更把「政敵」置之死地，鬥爭之狠，史上少見。
從1954年利用高崗鬥爭劉少奇，59年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到67年文革開始打劉少奇、鄧小平，71年逼林彪外逃，76年再次批鄧反右。權力鬥爭，連綿不絕。但是，權術可以立威整人，卻不能利民治國。終於把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解放以後，毛頭腦發熱
在新中國成立後，按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構思，中國應該走一條國營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私有土地基礎上發展合作社經濟共同發展的道路，逐漸使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在政治上則應該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民主聯合政府。在國際上應該合縱連橫，利用矛盾，爭取對我國更有利的國際活動空間。
但毛澤東在掌權以後，頭腦發熱，立即點明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就是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急於要超越新民主主義階級，大步跨進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在國際上，拒絕與西方國家講統一戰線，只是一邊倒向蘇聯，使自己陷於孤立。
這個時候，劉少奇等人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他堅持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論，不宜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大膽提出「今天資本主義剝削是合法的」。這些理論，自然和毛澤東的看法發生劇烈的碰撞。
以高打劉、陰謀未逞
高崗主管東北地區，他當時摸透了毛澤東的「左」的看法，主張土改後立即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毋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雖然高的看法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但他因為有毛的講話精神作底，便公然抵制劉少奇所領導的中央組織部的指示。
1953年中央舉行「財經會議」，時任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積極串連，在毛的默許下策劃倒劉。但劉的威信和他的溫和穩健的看法深得黨心，倒劉在當年並不順利。毛往後察覺時勢不對，翻雲覆雨，反而拋棄高崗、饒石，在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把之打成「高崗、饒石反黨聯盟」。
毛澤東一向認為劉少奇穩健而切合實際的路線是「右」的，念念不忘反右。1955年發起反胡風的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957年更發動一場涉及百萬人的反右運動，其根源都是毛澤東要排除他執行「左」的建國路線的障礙，掃除劉少奇為代表的務實穩健路線。
大躍進、反右，「文革」先聲
1958年的大躍進和所謂「三面紅旗」，終於惹成餓死數千萬人的大禍。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代表人民鼓與呼。劉少奇也指出三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更使毛澤東十分惱火。但大躍進闖禍的確不小，黨內出現不少不同聲音，逼得使毛澤東還不能立即向劉少奇動手，但彭德懷等卻被打成反黨聯盟。
這時，已經種下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禍根，毛澤東為了排除「異己」，善於發動政治運動，來掩蓋黨內的權力鬥爭。
林彪看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欲望和堅持貫徹極左路線，趁勢而起，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功高震主，不能不再引起毛的猜忌，終於難逃折戟沉沙的命運。
毛澤東孤家寡人，無人可用，被迫重新用鄧小平，但又不能容忍鄧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的態度，再度把鄧小平打下去。
機關算盡太聰明
綜觀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到逝世這27年掌權中的權術運用，正應了《紅樓夢》中的說詞﹕「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中國有長期的封建歷史，歷代統治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權術，但心術不正，手段乖惡的，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妒忌有為的將相，當致家國於危險的境地。歷史上，趙王遷冤殺李牧，而自為秦虜；宋高宗殺岳飛，而抗金業；明崇禎獄殺袁崇煥，力而不敵清兵。自長城之舉，必然元氣大傷。從反右到反彭德懷，直至文化大革命清算劉少奇等大量革命元勛，以至林彪、江青等奸計得逞，國家已瀕於崩潰邊緣矣。
毛澤東熟讀史書，應知無數此等歷史教訓。可惜當權者總有迷惘的一面，偏聽則暗，何身邊小人當道。文化大革命中，毛竟只信身邊的幾個如毛遠新等聯絡員，自然發展到局面不可收拾的地步。
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事件，總令人覺得講得吞吞吐吐，不能自圓其說，也許正如《資治通鑑》所說﹕「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乎？
吳康民
hmng@puikiu.edu.hk
2009年12月18日 星期五
2009年12月15日 星期二
吳志森﹕爭論「5區總辭」 政治論述貧乏
【明報專訊】民主黨會員大會，以壓倒性多數否決「5區總辭」，並沒有出乎太大意料之外。
有相當歷史的民主黨，經營超過四分一世紀，太多人跟他們「搵食」，太多資產和包袱要承擔，太多權力和利益要保護，很難瀟灑得像大狀公民黨，即使總辭後輸得一敗塗地，揮一揮衣袖，還有收入豐厚的職業可以為生，也不像根本一無所有的社民連，輸了歸零從頭開始又怕什麼，說不定2012哀兵上陣，可以一舉打下五席江山，除笨有精。政治到底還是一種需要精算的事業，每黨心底裏都有個打得啪啪作響的算盤，這都是正常不過的事。
「5區總辭」，以泛民正式分裂開始，對痛惜民主運動的港人，當然感到無限唏噓，但分裂的代價付出了，但卻未能提升本地政治論述的能力，政治策略的運用也未見深化，單從這層次來看，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前途，無法不令人深深憂慮。
「5區總辭」由社民連提出，公民黨跟進，並提出必要時23泛民議員同時請辭，達到更大的衝擊效果，登時引來了不少掌聲，但卻未能解答不少既是原則又是技術的問題，試舉兩個：一、輸贏的定義，二、然後又如何。什麼才算贏？怎樣才是輸？如此重要的問題，我曾三番四次追問主張總辭的負責人，都支吾以對，沒有清晰答案。公投輸了，是否投票支持政改方案？贏了，特首賴皮不改阿爺不動如山，泛民的下一步策略又如何？問來問去，也說不出任何實質的行動綱領，可能根本心中沒底，只能見步行步，到時才算，如此重大的策略步驟，看來也相當兒戲。
「5區總辭」無法真正改變什麼
總辭方案，吸引了不少較為激進的政治老中青，遊行抗議絕食示威都做過了，舊方式老方法根本沒有效果，在死胡同中苦無出路，如此政治悶局，「做??，好過乜都唔做」「激?，衝擊大?」，這種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奪權的政治號召，沒有什麼實質內容的政治口號，原來也有極大吸引力，反映港人壓力沉重，正等伺機爆發的一天。
否決「5區總辭」的民主黨，也是論據貧乏，無論是元老振振有詞的指摘「總辭」是「冒險主義，逃跑主義」，還是當權領導擔心的「維持不了否決權」，又或口號式的「反倒退，不撤退」，都回答不了「總辭」支持者提出的質疑：「呢個又唔得，?個又唔好，咁你又提出過乜?可行?爭取普選?方案？」整整齊齊留在議會內，即使否決了2012政改方案，那又如何？香港的民主步伐就能寸進嗎？功能組別就會消失嗎？能保證2017、2020會出現真正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嗎？
「5區總辭」無法真正改變什麼，留守議會也無法打破悶局，進退不得，可能，這就是我們無法迴避必須面對的真正困境。
samngx123@gmail.com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15/fad1.htm
2009年12月11日 星期五
2009年12月10日 星期四
葉健民﹕普選與政治特權無法共存
【明報專訊】什麼是普選人大說了算？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架構，她的法律詮釋自然是最權威的理解，這點從法理上毋庸置疑。但假如說，倘若她認為目前的功能組別也是合乎普選原則的話，實在有悖常識理解，也難以為港人所接受。港人大抵不會進行武裝革命，抗爭到底，但硬把這種強詞奪理的歪理說得「合情合理」，說什麼民主普選一直以來原來只是港人的一廂情願的美麗誤會，這無疑會傷透廣大市民的心，也會摧不少人對港人治港原則的殘存寄望。這種做法，不單對解決目前的政治死局毫無幫助，而只會為激進的聲音提供更多彈藥，使政治抗爭衝突不斷升溫，徹底扼殺任何對話談判的可能性。
偷換概念 把兩地間信任徹底摧
自1980年代以來，追求民主理想的朋友自然知道路途遙遠，要說服各界接受政治公平、普及選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大家都願意一步一步走過來，為每次區議會、市政局和立法會選舉費盡心力，以求樹立楷模，希望能以事實說明民主選舉不會出亂子、港人民智具備選舉條件，以說服各方接受民選議會才是制約政府、體現公平、解決分歧的正道。重要的是，一路上中央領導人一再表示這種以政治平等為基礎的制度終會在香港出現。1980年代趙紫陽執筆向香港大學學生會回信，明確表明「港人民主治港」是回歸後「理所當然」的管治秩序。我們也不知道聽過多少次親中陣營煞有介事的告訴我們，《聯合聲明》中沒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的一句，這一條只在附件一的中方基本政策說明中清楚列出，說明北京對回歸後實踐民主的執著與承諾。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第68條的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席是由普選產生的目標」，看來也是十分確切的承擔。這些文獻和言詞都清楚而重複地向我們展示中央在港發展民主的意圖，而港人一直以來接受回歸認同港人治港的理想，正正建基於這一連串的政治信息。倘若今天有人以為只要指鹿為馬偷換概念，便能解決問題，不單是無視中港兩地間這份政治契約，也是要把兩地間的信任徹底摧，將中港間的矛盾推進一個死胡同。
普選就只能有一種定義，就是在選舉安排上體現政治平等的原則，具體地是指在提名權、參選權以至投票權為全體公民所享有，並在這3個環節安排上均須呈現政治平權的精神。這就是說，只要是具備公民身分的人，都不應在提名別人或自己參選時，受到不合理限制（例如膚色、性別、財富、職業），而每位公民手中一票的價值也應大致相同（例如每個選區的選民人數不應存在太大差別）。從這種角度來看，清楚可以看到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與上述的普及而平等選舉原則的鴻溝。功能組別由港英在1980年代引入，是由政府主要按行業分類經濟活動去決定哪些界別對社會特殊貢獻，繼而賦予界別內具代表性組織推選成員進入立法局的權利。合乎這些資格的界別的選民數目大概有20萬，佔全港合資格選民數目5%左右。每個界別的選民人數不同，由幾百至數萬都有，但分區直選每區選民卻為70萬左右。換言之，這批特權分子所享有的一票的影響力較之只有分區直選一票的普羅市民不知高出多少倍。而在提名與參選方面，功能組別選舉整個過程都只限於與其界別相關人士參與。因此，整個制度無論在提名、參選與投票過程都限於少數人士，而非全港公民，也難以談得上什麼普選。
「優化」建議難稱得上真正普選
是非黑白清楚擺在眼前，還有什麼方法在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席是由普選產生」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功能組別？到目前為止，決心要捍衛功能組別的朋友始終沒有提出一個既合乎《基本法》的普選要求、政治上又行得通的建議。坊間一直有流傳一種建議，是把現有功能組別改為一種提名機制，先由有關組織提名候選人，候選人可以是來自界別內或以外，然後交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決定誰人最終能晉身立法會。這種「優化」建議雖然在參選權及投票權下符合普選精神，始終提名過程不能合乎政治公平原則，也難以稱得上是真正普選。更何在政治上，這種方案根本無法討好任何一方，更遑論爭取廣泛支持。對既得利益者來說，由此產生的所謂功能界別議員由於要經過全港市民投票授權，他們的行事準則自然會出現根本變化，會否全心全意捍衛業界利益存在一大問號。對於堅持政治平等的朋友，對功能團體對提名權的壟斷，自然難以接受。政府對能否與這批既要滿足業界又要取悅市民的議員，建立與傳統功能組別議員大致相同的伙伴關係，恐怕也是沒有把握。
近期也出現了另一種意見，是以全體民選區議員作為「功能組別」提名委員會，讓全港市民參與選舉及投票。這較諸分區直選，這個「優化」方案為既得利益者保留了一層「保護」——狹窄的提名機制，而這種「保護」也有異於上面提及的傳統功能組別提名辦法，任何利益團體要取得提名權，已不能再等待政府分派欽點，而是必須首先透過公平開放的區議會選舉去取得控制權。當然，現有的功能組別是否認為這種「保護」足夠，卻是另一回事。這點有機會可以再作詳細討論。
各種平台明顯向工商界傾斜
想盡辦法去保留功能組別，要維持所謂的「均衡參與」的原則，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要保護工商界的決策發言權。中央政府一直深信要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必須保住本地資本家的信心，而他們的政治特權，是維持他們對特區支持的關鍵所在。資本家的個別利益是否一定與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運作完全一致，值得爭議。在市場壟斷、勞資關係、人力資源投資等問題上，清楚可以看到政府過分向商界傾斜可能會出現的各種惡果。而即使保護他們的「發言權」，也應該以一個全局的角度去分析。實情是在立法會以外，我們整個公共決策過程都為工商界設留了大量位置，確保他們有機會參與其中。特首的選舉委員會、行政會議、各種法定組織以及重要的諮詢委員會等可以支配龐大公共資源、具有法定權力的各種平台，實情已明顯向工商界傾斜。
要突破眼前的政改困局，中央以至特區政府既要設法擺脫那種予人千方百計要保留功能組別的感覺，同時也應對如何在未來兩屆立法會中把傳統功能組別的數目和比例逐步減少方法進一步闡述。
明確的功能組別退場安排論述，啟動政治特權的倒數程序，是實質的政治談判與對話的起步點。
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
偷換概念 把兩地間信任徹底摧
自1980年代以來，追求民主理想的朋友自然知道路途遙遠，要說服各界接受政治公平、普及選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大家都願意一步一步走過來，為每次區議會、市政局和立法會選舉費盡心力，以求樹立楷模，希望能以事實說明民主選舉不會出亂子、港人民智具備選舉條件，以說服各方接受民選議會才是制約政府、體現公平、解決分歧的正道。重要的是，一路上中央領導人一再表示這種以政治平等為基礎的制度終會在香港出現。1980年代趙紫陽執筆向香港大學學生會回信，明確表明「港人民主治港」是回歸後「理所當然」的管治秩序。我們也不知道聽過多少次親中陣營煞有介事的告訴我們，《聯合聲明》中沒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的一句，這一條只在附件一的中方基本政策說明中清楚列出，說明北京對回歸後實踐民主的執著與承諾。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第68條的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席是由普選產生的目標」，看來也是十分確切的承擔。這些文獻和言詞都清楚而重複地向我們展示中央在港發展民主的意圖，而港人一直以來接受回歸認同港人治港的理想，正正建基於這一連串的政治信息。倘若今天有人以為只要指鹿為馬偷換概念，便能解決問題，不單是無視中港兩地間這份政治契約，也是要把兩地間的信任徹底摧，將中港間的矛盾推進一個死胡同。
普選就只能有一種定義，就是在選舉安排上體現政治平等的原則，具體地是指在提名權、參選權以至投票權為全體公民所享有，並在這3個環節安排上均須呈現政治平權的精神。這就是說，只要是具備公民身分的人，都不應在提名別人或自己參選時，受到不合理限制（例如膚色、性別、財富、職業），而每位公民手中一票的價值也應大致相同（例如每個選區的選民人數不應存在太大差別）。從這種角度來看，清楚可以看到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與上述的普及而平等選舉原則的鴻溝。功能組別由港英在1980年代引入，是由政府主要按行業分類經濟活動去決定哪些界別對社會特殊貢獻，繼而賦予界別內具代表性組織推選成員進入立法局的權利。合乎這些資格的界別的選民數目大概有20萬，佔全港合資格選民數目5%左右。每個界別的選民人數不同，由幾百至數萬都有，但分區直選每區選民卻為70萬左右。換言之，這批特權分子所享有的一票的影響力較之只有分區直選一票的普羅市民不知高出多少倍。而在提名與參選方面，功能組別選舉整個過程都只限於與其界別相關人士參與。因此，整個制度無論在提名、參選與投票過程都限於少數人士，而非全港公民，也難以談得上什麼普選。
「優化」建議難稱得上真正普選
是非黑白清楚擺在眼前，還有什麼方法在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席是由普選產生」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功能組別？到目前為止，決心要捍衛功能組別的朋友始終沒有提出一個既合乎《基本法》的普選要求、政治上又行得通的建議。坊間一直有流傳一種建議，是把現有功能組別改為一種提名機制，先由有關組織提名候選人，候選人可以是來自界別內或以外，然後交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決定誰人最終能晉身立法會。這種「優化」建議雖然在參選權及投票權下符合普選精神，始終提名過程不能合乎政治公平原則，也難以稱得上是真正普選。更何在政治上，這種方案根本無法討好任何一方，更遑論爭取廣泛支持。對既得利益者來說，由此產生的所謂功能界別議員由於要經過全港市民投票授權，他們的行事準則自然會出現根本變化，會否全心全意捍衛業界利益存在一大問號。對於堅持政治平等的朋友，對功能團體對提名權的壟斷，自然難以接受。政府對能否與這批既要滿足業界又要取悅市民的議員，建立與傳統功能組別議員大致相同的伙伴關係，恐怕也是沒有把握。
近期也出現了另一種意見，是以全體民選區議員作為「功能組別」提名委員會，讓全港市民參與選舉及投票。這較諸分區直選，這個「優化」方案為既得利益者保留了一層「保護」——狹窄的提名機制，而這種「保護」也有異於上面提及的傳統功能組別提名辦法，任何利益團體要取得提名權，已不能再等待政府分派欽點，而是必須首先透過公平開放的區議會選舉去取得控制權。當然，現有的功能組別是否認為這種「保護」足夠，卻是另一回事。這點有機會可以再作詳細討論。
各種平台明顯向工商界傾斜
想盡辦法去保留功能組別，要維持所謂的「均衡參與」的原則，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要保護工商界的決策發言權。中央政府一直深信要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必須保住本地資本家的信心，而他們的政治特權，是維持他們對特區支持的關鍵所在。資本家的個別利益是否一定與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運作完全一致，值得爭議。在市場壟斷、勞資關係、人力資源投資等問題上，清楚可以看到政府過分向商界傾斜可能會出現的各種惡果。而即使保護他們的「發言權」，也應該以一個全局的角度去分析。實情是在立法會以外，我們整個公共決策過程都為工商界設留了大量位置，確保他們有機會參與其中。特首的選舉委員會、行政會議、各種法定組織以及重要的諮詢委員會等可以支配龐大公共資源、具有法定權力的各種平台，實情已明顯向工商界傾斜。
要突破眼前的政改困局，中央以至特區政府既要設法擺脫那種予人千方百計要保留功能組別的感覺，同時也應對如何在未來兩屆立法會中把傳統功能組別的數目和比例逐步減少方法進一步闡述。
明確的功能組別退場安排論述，啟動政治特權的倒數程序，是實質的政治談判與對話的起步點。
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
林和立: 中共強化全天候防控網
2009年12月10日
黨政部門黑箱作業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在眾多機關中最隱蔽詭密的首推國家安全部。所以安全部部長耿惠昌月初在天津市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的會議上高調亮相且發表宏論，特別矚目。遺憾的是，耿部長的講話說明神州正全速演變為「警察國家」，公檢法幹警與特務權力越來越大，法治與人權則加快倒退，令人不寒而慄。
安全部門大量招聘
首先，耿部長與天津市書記兼政治局委員張高麗等高幹證實了自去年藏民騷亂開始，各大中城市紛紛成立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由第一把手掛帥，領導全民進行「反分裂、反滲透、反顛覆、反竊密」鬥爭。天津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組長張高麗強調「國家安全關係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他呼籲幹部與民眾發揮天津作為北京「護城河」作用，加把勁保穩防亂云云。耿部長的講話更充滿文革式語言，他勉勵各情治單位人員要「充份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和政權優勢」，健全「群防群控」機制，並「構築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務必打贏新形勢下維護國家安全的「人民戰爭」。據了解，因為沿海包括京、津、滬地區的外國人與港澳台人士龍蛇混雜，安全部門近年大量招聘人手，包括會英語懂電腦的大學高材生加入特警、特務行列。
同時，在中央政法委、安全與公安部門的督導下，全國大部份城市與縣一級政權正在構建「維持社會穩定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個別富庶城市甚至主要街道都成立維穩綜治辦，目的是防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破壞活動，把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公安部長孟建柱最近透露，全國正建立「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的防控網，包括街道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防控網等「六張網」，除了針對實質的顛覆搗亂外，亦要防止敵對分子在網絡進行打擊國家安全的陰謀，孟部長更宣稱，「網絡已成為反華勢力對中國進行滲透破壞的重要手段」。
黨政部門黑箱作業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在眾多機關中最隱蔽詭密的首推國家安全部。所以安全部部長耿惠昌月初在天津市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的會議上高調亮相且發表宏論，特別矚目。遺憾的是，耿部長的講話說明神州正全速演變為「警察國家」，公檢法幹警與特務權力越來越大，法治與人權則加快倒退，令人不寒而慄。
安全部門大量招聘
首先，耿部長與天津市書記兼政治局委員張高麗等高幹證實了自去年藏民騷亂開始，各大中城市紛紛成立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由第一把手掛帥，領導全民進行「反分裂、反滲透、反顛覆、反竊密」鬥爭。天津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組長張高麗強調「國家安全關係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他呼籲幹部與民眾發揮天津作為北京「護城河」作用，加把勁保穩防亂云云。耿部長的講話更充滿文革式語言，他勉勵各情治單位人員要「充份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和政權優勢」，健全「群防群控」機制，並「構築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務必打贏新形勢下維護國家安全的「人民戰爭」。據了解，因為沿海包括京、津、滬地區的外國人與港澳台人士龍蛇混雜，安全部門近年大量招聘人手，包括會英語懂電腦的大學高材生加入特警、特務行列。
同時，在中央政法委、安全與公安部門的督導下，全國大部份城市與縣一級政權正在構建「維持社會穩定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個別富庶城市甚至主要街道都成立維穩綜治辦，目的是防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破壞活動，把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公安部長孟建柱最近透露，全國正建立「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的防控網，包括街道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防控網等「六張網」，除了針對實質的顛覆搗亂外，亦要防止敵對分子在網絡進行打擊國家安全的陰謀，孟部長更宣稱，「網絡已成為反華勢力對中國進行滲透破壞的重要手段」。
怕有一天人民醒覺
耿部長與孟部長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指示，證明中共雖然表面上孔武有力，且專政機制無孔不入，但實際中南海諸公在高高的紅牆內非常心虛，已草木皆兵。稍微認識中國「反對力量」的人都知道，國內的異議分子，包括北京視為洪水猛獸的維權律師與非政府組織領袖都是非常溫和的「建制內改革者」，他們只要求各級幹部遵守憲法並依法辦事，從未主張推翻中共。至於中共的境外「假想敵」，如美國的中情局等在大陸的活動比起「六四」前已明顯收斂。說到底，全天候防控網的對象是廣大老百姓！中共執政集團貪污腐敗已積重難返，合法性每下愈況，中南海怕得要死的是，有一天人民會醒覺，並高聲向這個拒絕改革的政權說不！
林和立
耿部長與孟部長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指示，證明中共雖然表面上孔武有力，且專政機制無孔不入，但實際中南海諸公在高高的紅牆內非常心虛，已草木皆兵。稍微認識中國「反對力量」的人都知道，國內的異議分子，包括北京視為洪水猛獸的維權律師與非政府組織領袖都是非常溫和的「建制內改革者」，他們只要求各級幹部遵守憲法並依法辦事，從未主張推翻中共。至於中共的境外「假想敵」，如美國的中情局等在大陸的活動比起「六四」前已明顯收斂。說到底，全天候防控網的對象是廣大老百姓！中共執政集團貪污腐敗已積重難返，合法性每下愈況，中南海怕得要死的是，有一天人民會醒覺，並高聲向這個拒絕改革的政權說不！
林和立
2009年12月2日 星期三
大國沉淪
「在這樣的『經濟奇蹟』背後，是制度腐敗的奇蹟、社會不公的奇蹟、道德淪喪的奇蹟、揮霍未來的奇蹟，不僅是經濟成本和人權成本極為高昂的奇蹟，更是社會綜合成本難以估量的奇蹟。」
「中共權貴主導的『強盜式和裙帶式相混合的資本主義』，他們積累的巨額財富不是靠商業智慧、吃苦節儉、發明創造和公平競爭，而是靠特權掠奪全民資源，他們輕易到手巨額財富也不會用於造福民間和回饋社會，而是轉移國外和盡情揮霍。」
想 要引用的同樣精闢的評論極多，事實上，整本評論集，句句話都值得引用，每一篇都一針見血、用極淺白的文字，道出了當今中國的狀況。這是一本中國現狀的通 鑑，讀了它，就能知道現在的中國是怎麼一回事，知道在表面的「進步繁榮」之後，匿藏着如何可怕的實情，明白在錦繡覆蓋下的屍體已經腐爛到了什麼程度！
是誰，有這樣的萬鈞筆力？
劉曉波。記住這名字，他是當代偉人，二十多年，矢志不渝，為救中國而努力。他是一介書生，無權無勇，以文章為戰鬥工具，對抗種種來自極權的迫害，「不識時務」至於極點。以人性的光輝織出他身上的光環，是黑地獄中少見的明燈。
《大國沉淪》，副題「寫給中國的備忘錄」，劉曉波著，允晨文化出版。收錄了五十餘篇評論，值得用所有的美好形容詞去形容。但是只要讀上幾篇，就可以知道，所有形容詞都沒有用，都不足以形容文章的精采。
人人都應該讀這本書，當然，若對中國漠不關心，自作別論。而更要向之特別推薦的，是那些以為真的大國崛起了的人。
「中共權貴主導的『強盜式和裙帶式相混合的資本主義』，他們積累的巨額財富不是靠商業智慧、吃苦節儉、發明創造和公平競爭，而是靠特權掠奪全民資源，他們輕易到手巨額財富也不會用於造福民間和回饋社會，而是轉移國外和盡情揮霍。」
想 要引用的同樣精闢的評論極多，事實上，整本評論集，句句話都值得引用，每一篇都一針見血、用極淺白的文字，道出了當今中國的狀況。這是一本中國現狀的通 鑑，讀了它，就能知道現在的中國是怎麼一回事，知道在表面的「進步繁榮」之後，匿藏着如何可怕的實情，明白在錦繡覆蓋下的屍體已經腐爛到了什麼程度！
是誰，有這樣的萬鈞筆力？
劉曉波。記住這名字，他是當代偉人，二十多年，矢志不渝，為救中國而努力。他是一介書生，無權無勇，以文章為戰鬥工具，對抗種種來自極權的迫害，「不識時務」至於極點。以人性的光輝織出他身上的光環，是黑地獄中少見的明燈。
《大國沉淪》，副題「寫給中國的備忘錄」，劉曉波著，允晨文化出版。收錄了五十餘篇評論，值得用所有的美好形容詞去形容。但是只要讀上幾篇，就可以知道，所有形容詞都沒有用，都不足以形容文章的精采。
人人都應該讀這本書，當然，若對中國漠不關心，自作別論。而更要向之特別推薦的，是那些以為真的大國崛起了的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2009年10月31日
子曰：必也正名乎。所以，「建國六十周年」這個說法，真值得商榷。國，早已在，不是共產黨建出來的。有人稱之謂「建政六十周年」，庶幾近焉。或說，建立新中國六十周年，也差不多。差不多，是因為並非完全對，因為中國共產黨早已建立過一個不同於當時中華民國的新中國。不錯，是兩個中國，國中有國。
那個中國，國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成立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此國成立之日，也有盛大的閱兵儀式，由中國共產黨主持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六十三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
這個國家成立儀式，絕非兒戲，十分正式，成立了中央政府，公佈了憲法，完成了建國應有的步驟。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王明對國家的評價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完全具備有現代國家的一切條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資格稱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國。」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中國的憲法大綱一共十七條，其中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的部份，有這樣的主張：「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
真不得了，比達賴更達賴，也比熱比婭更熱比婭，這或許就是這個中國後來無聲無氣消失了的原因？不然，大可慶祝「建國七十八周年」了，多過癮！
哦，對了，那個中國主要領導人有毛澤東、朱德等等，就是後來又建一次國的那批人，黨也一樣，藥沒換過，湯也沒有換過。
（倪匡）
子曰：必也正名乎。所以，「建國六十周年」這個說法，真值得商榷。國，早已在，不是共產黨建出來的。有人稱之謂「建政六十周年」，庶幾近焉。或說，建立新中國六十周年，也差不多。差不多，是因為並非完全對，因為中國共產黨早已建立過一個不同於當時中華民國的新中國。不錯，是兩個中國，國中有國。
那個中國，國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成立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此國成立之日，也有盛大的閱兵儀式，由中國共產黨主持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六十三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
這個國家成立儀式，絕非兒戲，十分正式，成立了中央政府，公佈了憲法，完成了建國應有的步驟。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王明對國家的評價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完全具備有現代國家的一切條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資格稱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國。」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中國的憲法大綱一共十七條，其中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的部份，有這樣的主張：「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
真不得了，比達賴更達賴，也比熱比婭更熱比婭，這或許就是這個中國後來無聲無氣消失了的原因？不然，大可慶祝「建國七十八周年」了，多過癮！
哦，對了，那個中國主要領導人有毛澤東、朱德等等，就是後來又建一次國的那批人，黨也一樣，藥沒換過，湯也沒有換過。
（倪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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