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8日 星期一

吳志森﹕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

【明報專訊】即使再有一千次煙花璀璨的奧運,即使再搞一萬次耀武揚威的閱兵,即使再花千萬在西方媒體大賣廣告,都不及重判劉曉波11年徒刑,更能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舞台上揚名了。判決前,15個西方國家使領館人員要求集體旁聽,判決後,發表強烈譴責聲明。大賣中國形象廣告的西方傳媒,對劉曉波案,有詳盡細緻令人感動的報道。西方社會,除了對我國廉價產品血汗勞工稍有了解外,對中國以言入罪的中世紀治國模式,肯定印象深刻。

《零八憲章》簽署人北京電影學院的崔衛平教授說得好:「這是一場宗教裁判所的審判。怎麼能判處一個人的思想是有罪的?」另一位簽署者香港著名文化評論人梁文道也說:「從此之後,『聖誕快樂』是中國人的一句暗語,它的意思是記住曉波。」

將異見者關在牢裏,殺雞儆猴,是中國統治者的慣技。三十年前固然無日無之,改革開放後也不知凡幾。即使胡溫新政,強調以人為本,把不同政見人士禁足失聲卻愈見瘋狂,胡佳、譚作人、郭泉、王琦,一個一個判刑坐牢,連「腎石寶寶」爸爸趙連海也以莫須有罪名拘捕審訊,令人髮指!

異見者判刑,偶爾泛起漣漪,但迴響都不及劉曉波案大。審判當天,支持者到法庭要求旁聽,不顧安危打出抗議橫幅。「民間記者」用手機在微博「推特」(Twitter)現場文字圖片直播,國人第一時間掌握審訊判刑的消息。審訊前兩星期,網上流傳《我們願與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的聲明,簽名的,都是《零八憲章》的聯署人:「如果判決劉曉波先生有『罪』,也等同於判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我們只有和劉曉波先生同擔刑罰。」「共同承擔」不是光說,判刑後,一些簽署者主動投案自首,令當局措手不及,尷尬萬分。

內地大學生根本不知劉曉波是誰,對重判也毫無反應,但重慶西南政法大學念書的香港小子樊俊朗,在校園貼起聲援劉曉波的大字報,只一瞬間就被校方撕掉,樊同學也被公安帶走問話,但網絡廣泛流傳,轟動學界。事件也感染香港人傳統的遊行到中聯辦示威請願外,直接行動的「80後」,插「罪‧簽署零八憲章」的籤牌,操向羅湖橋,到內地投案,公安粗暴越境拉人,反響極大,也在內地網絡傳播開去。

七六年天安門事件有詩寫道:「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30年過去了,現狀看似沒多大變化,但「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劉曉波判刑後在內地引起的強烈反應,表明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仍舊用關、殺、逐的老方法來處理不同政見,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只會激化矛盾,自吃苦果。

明報社論:以言入罪不能禁絕異見 民主改革才可長治久安

【明報專訊】內地異見人士劉曉波去年底被公安人員帶走,下落不明6個多月之後,昨日新華社報道,劉曉波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已被北京公安機關逮捕。報道並無提及劉曉波具體涉及什麽違法事項,不過由他去年底參與發起簽署《零八憲章》,即遭當局帶走羈押,因此有理由相信是與《零八憲章》有關.劉曉波這次被捕是另一次以言入罪事件,而從近期種種事態看來,內地愈在經濟領域取得成就,政治尺度卻愈見收緊,對社會的控制也愈見嚴厲,這些做法,絕對不利於國家的進步和發展。 言論自由憲法賦予 何罪之有 要求中共領導改革 何罪之有 新華社的報道說,“據公安機關偵查掌握,近年來,劉曉波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北京市公安機關依法對劉曉波立案偵查,2009年6月23日經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經初步審查,劉曉波已對公安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這個報道內容只列出劉曉波的“罪行”,並無提出具體事項,因此無從判斷劉曉波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是否有確切事據。 從報道看來,當局對劉曉波的指控,並非單指《零八憲章》的事,而是涉及他“近年來的造謠、誹謗”。造謠和誹謗應該屬於言論範疇,因此當局若以此逮捕劉曉波,是徹頭徹尾的以言入罪。如果劉曉波因而罪成判囚,則是文字獄了。 303名內地人士,去年12月10日參與發起簽署的《零八憲章》,主要內容是闡述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等基本概念,主張修改憲法、實行分權制衡,實現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主張結社、集會、言論、宗教自由等。首先,言論自由是現行憲法就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人民就國家的發展提出要求和主張,何罪之有;另外,《零八憲章》的要求,都是溫和、務實、理性的主張,是希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施改革,何罪之有。 《零八憲章》發起簽署後,雖然公安人員帶走了劉曉波,一些參與者也遭到滋擾,個別人士至今還失去聯絡,但是6個多月以來,全球已有超過8600人簽署,顯示憲章的主張得到廣泛認同,有誌一同的人並未因為官方打壓而卻步。 劉曉波現年53歲,20年前的六四事件後期,他與侯德健等4人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支持學生。六四事件以鎮壓告終之後,劉曉波被捕,入獄兩年,1996年又因為撰文支持民運,被勞動教養3年,之後仍然經常發表文章,抨擊時政,關註民間維權。因此坐牢以外的日子,劉曉波是內地當局的重點監控對象,每年一些敏感時期,例如六四周年、兩會、黨代會等,他都會短暫失去自由,不得離家、訪友,甚至切斷其電話、網絡通訊等。劉曉波再次被捕,從新華社報道較廣泛地陳述其“罪行”看來,他再被投獄幾可肯定。 不過,縱使當局關了一個劉曉波,《零八憲章》的訴求不會因而消失。如果中共只是一味打壓異見人士,罔顧他們所提出要求主張的合理性和適當性,則大陸社會只會長期處於“壓力鍋”狀態,就看哪一日炸開來,釀成重大傷亡而已。 “北京價值”不涉打壓自由 高壓鞏固政權不能久遠 經過31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已經躋身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去年美國次按危機觸發金融海嘯,歐美等主要經濟體迄今仍在喘息,中國受到直接沖擊的程度輕微,經濟持續呈現較強勁增長勢頭,因此在西方國家掀起了所謂“北京價值”的探討,對於肯定中國美言之處,不在少見,個別中國領導人對此,言談間也顯得有點誌得意滿.不過,我們認為,西方一些人士就算對中國的經濟成就總結出“北京價值”,認為有值得取法之處,但是這個概念肯定不包括打壓政治異見者。近期西方國家基於有求於中國,調低關註中國人權的調門,不代表他們認同中國打壓異見者,只是他們的現實主義擡頭而已。 以中國現有物質條件和經濟實力,其實給當政者提供了一個主動推行政治改革、建立一個更民主制度的有利空間.不過這些年所見,中國經濟愈崛起,對政治的尺度、對社會的控制,卻愈見收緊和嚴厲,完全看不到當政者利用較好的形勢,主動推動政治改革的象。但是,現有體制無法解決各種各樣的矛盾、貪汙腐敗等愈益深重的局面,卻是人盡皆知,全國人民和國運宛如放在裏面翻滾澎湃的壓力鍋之上,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 藉高壓統治鞏固政權,短期或許可以做到,但是長期而言,肯定會出大問題.歷史上,無一個獨裁腐敗的政權,可以靠高壓保住江山。中共帶領中國經濟改革所取得成就,無人質疑,中國現在需要中共帶領在政治改革方面,建立與經濟格局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我們認為,中共與異見人士溝通、對話、交流,逐步推動某些民主改革,必可獲得廣大知識分子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支援與合作,中國必可因此長治久安。鎮壓不可能解決民運及維權運動的訴求,順應民主化的歷史洪流,才可鞏固中共的政權。但願當政者能夠拿出魄力,開創中國萬世太平的基業.

練乙錚:國家不解釋

【信報-香島論叢】民主人士劉曉波二十五日獲罪判刑十一年,舉世震撼。北京選擇耶誕作此一舉,看來並非為了利用節日氣氛掩人耳目,而是恰好相反,偏要選在西方世界最重要日子高調重判劉君,看他的支持者怎奈何。這個做法,在今天中國「雄」起來了的形勢底下,十分自然。

不過,和在國際上如此張揚不同,北京在國內卻低調之極。如果不是外交部例行新聞發報會上有外記提問、新華社轉載外交部發言人的簡短答覆,判決的消息因而上了網,否則大陸人根本不知道。判決書出來後,筆者試「百度一下」,發覺顯示的一大堆「劉曉波」條,全部另有其人,犯的法與「顛覆國家政權罪」毫不相干,本文所指的劉曉波,早在「百度」消失;再試「谷歌中國」,也只能在少數一些非.cn域名的小道網站上找出判決書,且絕大部分都要「翻牆」才能看到。判決書如是,其中作為劉的主要「罪證」的六篇文章和〈○八憲章〉文本,更早已從大陸互聯網上蒸發;大陸人要明白劉案到底是什麼回事,根本不可能。中共色厲而內荏,此是明證。筆者嘗一再指出,幾十年來,政治始終是中國大陸之死穴,要保持大局穩定,一靠經濟極速增長,二靠蠻不講理的專政機器;若非如此,局面縱有一個「大得不能倒」的黨去支撑,也很難撑得起。(可笑的是,上周還有本地愛國分子提議在內地搞「十三億人民公投」。)

區區一份判決書,在中國這個「法治國家」(外交部發言人姜俞語),搞得如此神秘兮兮,倒引起筆者仔細閱讀的興趣。判決書不長,七、八千字左右,主要分四部分:指控、答辯、證言、判決,其中證言部分最長,是其餘總和的一倍多;此段文字詳細證明劉曉波伙同他人「炮製」〈○八憲章〉,並把六篇文章在境外問題刊物或網站上發表。對這兩點指控及所列證據,判決書指劉完全承認。至於劉的這些行為為什麼構成違反《刑法》一○五條二款,而不屬於《憲法》上列明的公民政治權利的一部分,判決書則一個字解釋也沒有。國家不解釋。

然而,其他文明國家不是這樣搞法治的,筆者舉○五年加拿大一宗涉「挑動社群仇恨」及「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審判過程為例。案中被判有罪、後被加國政府驅逐出境的德國人安宣道(Ernst Zündal),是個納粹主義者,一九五八年移民加國,一直未得該國國籍;七十年代,他開了一間出版社,向全球推銷納粹主義書刊如《六百萬猶太人真的被害嗎?》、《我們熱愛希特拉的理由》等。他的影響據說相當大,單是美國客戶便為數三萬。一九八三年,一名加籍猶太人向加國人權審議庭投訴安氏行徑,安大略省政府接受投訴,並以安氏出版《六百萬》一書干犯蓄意散播虛假消息罪為由起訴他,官司打了五年,安氏二勝一負,案件進了聯邦最高法院;九二年終審結果,認為之前的判決違憲,安氏遂得無罪獲釋,而他出版該書的行為,屬於言論自由,受加國憲法保護。長達九年的法律程序,爭論的便是安氏的憲法權益。同一議題,劉曉波在本月審判中向北京法院提出,判決書答辯部分也提及這點,但審判長根本不談這個問題。

安氏雖然得直,但加國人權審議庭繼續研究他的出版物和網站是否散播民族仇恨、干犯另一法律,他的前妻也主動參加調查。安氏見勢不妙,離加往美,非法在美居留三年,於○三年被美國遞解返加,但此時他因為三年未踏足加境,已喪失加國居留權,甫入境便被查扣。加拿大聯邦法庭最後根據他和加國其他新納粹暴力組織的密切關係,認為他對加國構成治安威脅,不再讓他居留,把他解返德國,德國政府馬上控告他,罪名是「挑動對少數民族仇恨」。長達兩年的審判,爭持非常激烈,結果,安氏被判有罪,入獄五年。無論是加拿大還是德國,審判安氏的法律過程,要點都在於判別他的行為是否違法,而不是他有沒有做出那些行為;後者根本不成疑問,因為都是公開的。劉曉波案也一樣,他的「犯罪行為」公開得不能再公開,問題是他那些行為是否受憲法保護。在大陸,國家不講道理,法庭自然也不方便講什麼道理。中國大陸是個「不講道理的法治國家」。

劉案判決後,本地當權派絕口不談有罪判決的對錯,倒是城大法律學系副教授梁美芬博士有新穎見解:量刑太重是外國政府說三道四的結果。這算是什麼法律理由呢?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本國受審,外國人「說三道四」,被告便罪加一等,法律學者應該認為是這個國家的司法或法制有問題罷,怎會把這個法律過錯委諸別人呢?外交部指摘外國說三道四還可以,但那絕不應該影響本國司法!看來,城大乃至本港其他法律學院師生就梁博士這個理解深入討論一下,會很有意義。

篇幅關係,有關劉案的其他方面,明天續談。

明報社論:關了一個劉曉波 關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

【明報專訊】內地異見人士劉曉波以言獲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入獄11年。在劉曉波刑滿出獄之前,當然不可能再公開地聽到他對專制獨裁的鞭撻,但是人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不會因為劉曉波的身繫囹圄而終止。我們認為,現行政治體制已經不能解決中國面對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而中國目前景,正好給中共推動政治改革提供一個有利空間,以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體制,避免到沉痾難起被迫調整之時,國家和民族都要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

劉曉波以言獲罪四進牢房

諍言惡言只在一念之間

劉曉波這次被投獄,是六四事件之後第四次,也是刑期最長的一次,若他能夠堅持到11年後刑滿出獄,屆時已經65歲。劉曉波一介書生,33歲哪年在六四事件後期參與絕食以示對學生的支持,自此走上異見人士之路,此後斷斷續續因言論被判罪,多次進出監獄,他的情較為罕見。

在內地,過去數十年當局以言入罪,對付異見者,劉曉波並非孤例。例如當年魏京生提倡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也是因為以言獲罪,被判坐牢,1990年代初因為大陸首次申辦奧運,魏京生獲得假釋,被變相流放美國迄今。但是,魏京生只進出監獄一次,劉曉波則是第四次,劉曉波所顯示堅持與執著,是另一種層次。

判決書所披露劉曉波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證」,涉及《零八憲章》和其他6篇文章。其中那6篇文章,是劉曉波寫於2005年10月至2007年7月之間。若這些文章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當局應該早已採取行動,但是到2008年12月劉曉波發起簽署《零八憲章》之後,當局才一併秋後算帳,證明《零八憲章》是令劉曉波與當權者關係白熱化的最後一根稻草。

另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12年前(即1997年)首次出現於刑法條文,當年用以取代過時的「反革命」罪名,被認為是一個進步,因為「反革命」罪的最高刑罰是死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高刑罰則未至於死。不過,從有案可稽而言,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的人之中,劉曉波的11年刑期,是迄今最高的,可見當權者對劉曉波的「高度重視」。

判決書所提及的6篇文章,顯示劉曉波觀點鮮明,對中共和專制獨裁的鞭撻,劍及履及,他的一些遣詞用字辛辣,當權者看在眼裏,本應視為逆耳諍言,不幸被理解為惡性攻擊。其間拿錯失,只在當權者的一念之間。

例如:在題為《多面的中共獨裁》的文章中,說到目前中共採取的「實用靈活的操控方式,……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在題為《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的文章中,劉曉波說「要消除獨裁中共的崛起對世界文明的負面效應,就必須幫助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盡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對於全球民主化的偉大事業來說,中國是整個佈局上的關鍵一環,盤活中國,滿盤皆活。」在題為《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的文章中,劉曉波說到「國人何時嘗到過當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國何曾走出過專制王朝的治亂循環的歷史怪圈?」

這些文字確實火辣辣,對於當權者雖然不中聽,不過劉曉波只是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另外,劉曉波文章的主旨盡皆推動自由和民主化,宣揚和探討非暴力的漸進政治改革,事態性質本屬理性討論,當權者不循真理愈辯愈明處理,而是選擇手執的法律工具和專政機器打壓,誠屬不幸。

從判決書所顯示官方的邏輯理據,關於劉曉波的「罪證」,其實十分薄弱,其中大量列出劉曉波的文章在互聯網的點擊率,以之判處劉曉波「影響惡劣,屬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更使人覺得極其牽強之至。因此,劉曉波的案件,只是當權者意圖以法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主觀臆測,胡編羅織所謂罪證,重判劉曉波。有分析認為,劉案只是當權者以殺雞儆猴手段,禁絕異見者的聲音。但是《零八憲章》有303名發起人,迄今國內外已有逾萬人簽署,如果劉曉波因此以言獲罪,其他參與發起和簽署的人,莫非也觸犯了法律,只待當權者何時動手而已?

劉曉波所宣揚和追求的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全國不會因為當權者關了一個劉曉波而萬馬齊瘖,一定還有其他人前赴後繼,為民主自由而捨死忘生。若當權者的思維是「有多少,關多少」,絕非中國之福,而是民族的災難。

高壓統治不能永保江山

中共應以史為鑑主動改革

按中國的GDP增長,就算今年未能超越日本,晉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相信明年或後年也會實現。經過31年改革開放,中國在中共領導下,經濟上取得劃時代的巨大成就,積弱逾百年的民族復興,已經不是夢想。不過,中國面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問題,現行體制無法解決,例如官場的貪污腐敗狀、各地官逼民反此起彼伏的群體事件等,全國人民和國運宛如放在裏面翻滾澎湃的壓力鍋之上,正等它什麼時候炸開來。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

目前中國的物質條件和經濟實力,其實給當權者提供了一個主動推行政治改革、建立一個更民主制度的有利空間。中國的當權者應該以史為鑑,因為中外歷史上,無一個獨裁腐敗的政權,可以靠長期的高壓統治而保住江山。我們希望中共拿出當年經濟改革開放的勇氣和魄力,順應民主化的歷史潮流,帶領中國人民開拓一條長治久安之路,則中共的政權不但因而更加鞏固,中國亦可確立萬世太平的基業。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26/mra.htm

吳靄儀﹕不要為劉曉波哭泣,哭我們自己!

【明報專訊】劉曉波以言入罪,重判入獄11年。案件向全世界又一次證明,專制的政權容不下言論自由、獨裁統治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6930字的《判決書》,說不出一句法理為何劉曉波的文章是「造謠誹謗」、「煽動顛覆」,為何在互聯網上發表,就是「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罪行」的行為!

《刑法》第105條沒有說明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什麼是「推翻社會主義」,法院依賴的不是法理,而是權力,這種審判不叫做「法治」,這只是假法律之名而行使的強權。

不必辯論,只要打開12月26日的《明報》,讀一遍全版刊載的《判決書》全文,及同頁所載錄的入罪文章的有關段落,讀者就可以自己評一評,究竟這是為國為民,不惜以身犯禁的忠義之言,還是煽動顛覆的造謠誹謗!

是忠義之言 還是誹謗?

普天之世,當然會為劉曉波可歌可泣的言行致敬,為中國政權的落後專橫而憤慨感嘆;《明報》同日的社評宣言﹕「關了一個劉曉波,關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然而,這一切都不足夠,不但不足夠,反而是差不多同等落後的宣示,因為我們仍停留在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而歌泣的年代,「鳴」與「生」不能並存的封建社會,一直就與不惜為「鳴」而捨棄生命——11年生命——的精神共存,我們要爬上劉曉波的肩頭,走出這個輪迴,這個深谷,才是真正不辜負劉曉波的慷慨付出他有限的光陰和自由。

為什麼我們要止於景仰?景仰過去了,我們就返回一貫的生活,忘記了劉曉波?還是寄望於有更多的劉曉波,作出更多的犧性,終能令專政的當權者動容?

為自己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

如果我們真的尊重劉曉波,我們就要認認真真地看看他說了什麼。中共政權重囚劉曉波,不單止於「殺雞儆」,而是因為他們知道劉曉波說得對﹕「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如果我們同意,為什麼我們在行為上仍然是專注於如何博取統治者的青睞,爭取真民主,也只能求諸單方面向當權者「釋出善意」,而不重視轉向民間的「新力量」?為什麼在行為上,我們反而壓抑民間力量的自發、自覺、鞏固、凝聚和擴張?

不要為劉曉波哭泣!為我們自己的不願為民主法治付出努力,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吧!劉曉波知道自己願意看見的民主中國不可能一蹴即至﹕「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這單是指中國大陸嗎?香港特區現相去有多遠?劉曉波的運動談何容易!像滴水成冰於岩石的縫隙,終使岩石分開,要何等耐心和堅毅!然而正因如此,我們便不能再讓歲月蹉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沒有慨嘆的功夫了。

劉曉波警告為利益而到中國來叩頭的各國朝野﹕「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為利益而不顧人權,受損害的不獨是中國的人民,而是全世界的未來!近如切膚,香港人應迴避這個擔子麼?

拭乾淚痕!放下慨憤!要做的事那麼多,千千萬萬人的一輩子也嫌不夠,若不願付出一輩子,那麼我們就每人付出11年吧,難道劉曉波不值得這麼多嗎?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28/fab1.htm

2009年12月24日 星期四

劉曉波: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

國家由它的民眾構成,民眾是一個國家的主體,也是國家主權的來源和國家利益的擁有者。在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下,政治權力來自民眾的授予,政府靠民眾血汗養活,政府或執政黨僅僅是國家的公僕而非國家的主人。政府必須真正地而不是口頭地把民眾當作衣食父母,而把自己當作民眾公僕。所以,政府的首要職能是善待自己的人民和提供公共服務,無論是權力和國家財政,都必須做到「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必須具體化為民眾的利益,最終具體落實為個人的安全、財產、自由和民主等諸項法定權利。
總之,尊民愛民、特別是尊重和保障民眾用和平的方式置疑、批評、甚至反對政府決策的權利,才有資格代表由民眾利益彙集而成的國家利益,也才可以稱之為愛國政府,才有資格倡導愛國主義。

然而,一個獨裁政權的愛國恰恰相反,它高調提倡愛國主義卻從來不尊重不愛護國家的主體——人民。

首先,它的權力不是來自民授而是來自暴力並靠暴力維持,它把本應服務於社會公益的公權力變成政權及權貴的私權力,變成貫徹政權意志、牟取權貴利益的工具。

其次,它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方式是暴力恐怖和意識形態謊言,它剝奪民眾的基本人權,它封鎖公共信息,壓制多元化的價值和不同意見的表達,它不允許自由的思想和信仰,不允許民眾議政、結社、罷工和遊行,不允許民眾用和平方式來表達自身的不滿和對政府的批評。

最後,它靠人民的血汗來養活卻從來敵視民意並以虐待人民為樂,它增進社會福利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恩賜,它用暴力搶掠了全部社會財富,然後從本應屬於民眾的財產分出一小部份恩賜給民眾,非但不覺得羞恥,反而自以為是「皇恩浩蕩」,逼著民眾感恩戴德。

中共掌權後,為了維持黨權對人民和國家的絕對統治,一直在大談愛國主義,也始終強調一種似是而非的統治邏輯——「亡黨亡國論」。六四後,這種論調變種為「穩定論」和「崩潰論」的相互補充。它的正面宣傳是「只有中共才能給中國帶來穩定和繁榮」,它的反面灌輸是「離開了中共政權中國就將大亂甚至崩潰」,這一正一反的雙簧演奏著「亡黨亡國論」的主旋律。

事實上,「亡黨」與「亡國」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任何政黨都是特定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沒有資格宣稱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即便是執政黨,也不能等於國家,更不能等同於民族及其文化。中共政權,不等於中國,更不能代表中國文化;亡黨,只意味著某一執政黨政權的坍塌,而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崩潰和中華民族的沉淪。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替頻繁,但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並沒有「亡國」。

「亡國」,只能是「主權更迭」,即由國與國之間的極端衝突造成,民族被征服,領土被佔領,主權被剝奪,一個國家被另一國家所顛覆並控制(或由佔領者直接統治,或佔領者通過操縱傀儡政權進行間接控制),而絕非「政權更迭」,一國之內的政權更迭與亡國無關。美國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期間由兩大政黨輪流執政的政權更迭定期進行,而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則一脈相承。

在此意義上,冷戰時期的前蘇聯陣營中的東歐諸國,儘管在表面上還是主權國家,但實際的狀態更近於「亡國」,因為這些東毆國家的政權直接受制於前蘇聯霸權的武力操控,以至於,前蘇聯為了達到完全操控這些國家政權的目的,在這些國家發生旨在擺脫蘇聯共產霸權的改革之時,不惜將坦克直接開進這些國家的首都,以赤裸裸的武力來恢復前蘇聯的共產霸權。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古老國家,自從秦始皇通過武力兼併而建立統一秦朝政權之後,經歷了無數次政權更迭,但中國作為一個作家並沒有被滅亡。只有蒙族武力顛覆宋朝和滿清武力顛覆明朝,踏破中原大地的馬蹄和手起頭落的馬刀,將漢人置於劣等人地位的種族歧視制度,還可以勉強稱之為「亡國之恥」。反元復宋和反清復明的鬥爭,還可以稱之為「復國」的反侵略反佔領的鬥爭。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與中國的武力衝突,即便是中國的屢戰屢敗,不得不簽下大量喪權辱國的條約,也始終沒有淪為徹底的「亡國」,甚至包括日本人扶持的「滿洲國」和汪精衛政權,也並沒有取代中華民國政權。

同樣,在中國近代、現代歷史上,內部的頻繁權力更替之中,衰亡的僅僅是某個「家天下政權」或「黨天下政權」,而非國家本身。孫中山和袁世凱合力推翻滿清之功,最終以國民黨的「黨天下政權」取代了傳統的「家天下政權」。毛澤東及其中共打敗了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黨政權,不過是國民黨的黨天下被中共的黨天下所取代,也只是一國之內的改朝換代,並不涉及中國主權的轉移。換言之,中共政權只有五十年,而中國歷史已經延綿了五千年,中共所顛覆的僅僅是「國民黨政權」,而非中國這個「國家」。所以,中共在1949年奪取政權,只是又一個「新政權」的建立,而與「建國」無關;毛澤東也僅是「新政權之父」,而決不是「新中國之父」。即便現在的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但六千多萬黨員與十三億人口相比,也僅僅是少數,怎麼就能那麼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人民和國家」。中共之所以一直自奉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天然代表,絕非真的「替天行道」,而是要維護獨裁強權及其既得利益。

凡是獨裁政權,都喜歡倡導愛國主義,而獨裁愛國主義不過是禍國殃民的藉口而已。中共獨裁政權提倡的官方愛國主義,是「以黨代國」體制的謬論,愛國的實質是要求人民愛獨裁政權、愛獨裁黨、愛獨裁者,是盜用愛國主義之名而行禍國殃民之實。

2005年10月3日於北京家中

劉曉波: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由于中共在政治上的权利自私,也由于民间力量的分散,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官权内部看不到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开明力量,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国向现代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曲折的,时间的漫长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计。
同时,相对于中共政权的强势而言,民间社会仍然弱势,民间勇气不够及其心智还很不成熟,民间社会还处在最初的发育过程之中,因而也无法在短期内培育出足以替代中共政权的政治力量。在此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及其现政权的改变,任何急功近利的计划、纲领乃至行动,只能是难以兑现的空中楼阁。
然而,这并不等于未来的自由中国毫无希望。因为,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天空,不再是极权者一手遮天,而呈现出黑暗与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除了“三呼万岁”的仰望,就是万马齐喑的黑暗,而是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间的权利觉醒、官权镇压与民间反抗的同时并存。制度的独裁依旧,但社会不再愚昧;官权的霸道依旧,但民间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文字狱的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政权的“敌人意识”依旧,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疫”。
在毛时代,个人极权统治之所以得以确立,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大条件:
一是全盘国有化导致了个人在经济上毫无自主性,政权成为国人的全权保姆,国人对政权的经济依附,已经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程度。
二是无孔不入的组织化导致了个人的人身自由的全面丧失,组织成为国人合法身份的唯一证明,离开了组织便寸步难行,国人对政权的人身依附,已经到了没有组织的庇护就是社会黑户的程度。
三是暴力专政机器所施加于全社会肉体的硬性暴政,极端的人治和敌人意识形成了全民皆兵的专政气氛,无孔不入的警惕和无所不在的监控,甚至使每一双眼睛都变成了监控仪器,每个人都被置于单位、街道、邻居、甚至亲友的监控之下。
四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和大规模群众运动所施加于全体国人的精神暴政,极端的个人崇拜和领袖权威形成了一个大脑决定全民思考的精神控制,人为制造的“异见者”,不仅要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受到迫害,而且要在人格上、尊严上、精神上饱受羞辱,所谓的“批倒批臭”,就是施加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暴政。以至于,绝大多数受害者都屈从于这种精神暴政,当众进行没完没了的自我羞辱。
然而,在后毛时代,整体官权社会已经不复存在,社会已经发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变化,官权已经无法完全操控整个社会,不断成长的民间资本蚕食着政权的经济基础,日益分化的价值观念挑战着政权的意识形态,持续扩张的民间维权加大着挑战蛮横官权的力度,不断增长的民间勇气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缩。
特别是六四之后,个人极权得以确立的四大支柱中,三大支柱已经不同程度地腐坏甚至坍塌:经济上的个人依附已经逐渐被个人独立所代替,自我挣得的饭碗为个人提供了自主选择的物质基础,也为社会带来利益主题的多元化;组织上的个人依附逐渐被半吊子的个人自由所代替,中国人已经不必再别无选择地活在组织中,离开组织就将寸步难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中国社会正逐步走向迁移、流动和择业的自由;在意识形态上,个人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导致大一统的官权意识形态的崩溃,价值观的多元化迫使官方只能被动地调整意识形态说辞,独立于官权价值系统的民间价值系统正在逐渐形成,虽然谎言灌输和言论管制在继续,但劝诱力大幅度下降,特别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带来了信息获取和民间发言的渠道多元化,使官权的信息封锁和不准议政的管制手段基本失效。
极权的四大支柱中,剩下的只有政治一元化及其硬性镇压。但由于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的逐渐形成,毛时代实施的既迫害肉体又蹂躏精神的双重暴政已经不再,政治恐怖的效力也大幅度下降。官方迫害对于被迫害者而言,不再具有既用监狱剥夺人身自由又用大批判羞辱人格尊严的双重效应。政治迫害可以让被害者在经济上受损,可以剥夺人身自由,却无法使受害者的社会信誉受损,更无法把受害者置于四面楚歌的社会孤立之中,也就无法在人格上尊严上精神上打垮被害者,反而逐渐变成了对被迫害者的道义成全,受害者被奉为“民间良知”或“真话英雄”,而官方打手却变成了“干脏活”的工具;受害者的多数,非但不再用没完没了的检讨乞求组织上的宽恕,也不再进行当众的自我羞辱,反而大都能在组织高压甚至被告席上大义凛然地自我辩护,把中共的组织和法庭置于道义上的被告地位。
同时,苏东共产极权阵营雪崩之后,全球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大势日益强劲,主流国家的人权外交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压力,致使维持独裁体制和恐怖政治的成本越来越高,官方迫害的有效性和威慑力不断下降,中共现政权也不得不在对内统治和对外应对上大作“人权秀”和“民主秀”。
换言之,无论是非暴力反抗的漫长实践,还是对自由制度将终结历史的预言,最终诉诸的皆是人的属灵本性:人,不只是肉体存在,更是具有道德感的精神性存在,道德感的核心是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对尊严的看重是正义感的天然来源。当一种制度或一个国家让每个人活得有尊严时,它们就会得到人们的自发认同,正如阿奎那对政治美德的理解一样:有德性的善政,不仅在于秩序的维系,更在于人的尊严的确立。否则的话,就将引起各种形式的反抗,良知不服从正是主要的反抗形式之一。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够逐步取代独裁制度,冷战的结束之所以被视为历史终结,就在于前者使人的尊严得到认可和尊重,而后者却不承认人的尊严并使人尊严扫地。
非暴力反抗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人类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之时,居然是受害者用爱面对恨,以宽容面对偏见,以面对傲慢,以尊严面对羞辱,以理性面对狂暴,即受害者心怀谦恭而又尊严的爱意来主动邀请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仁爱的规则中来,以超越“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在没有自由的独裁社会中,在暂时还无力改变政权的独裁性质的前提下,我所理解的自下而上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民间路径如下:
1,非暴力维权运动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即通过改变民间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于奴役的生活方式——来致力于独立公民社会的扩张,首先致力于在官权控制薄弱之处扩展民间社会的空间和资源,其次用不间断的非暴力反抗来压缩官权控制的社会空间,再次通过民间代价的累计来加大独裁官权的统治成本,形成民权进一分、官权缩一分的渐进格局。
2,非暴力维权运动不必追求宏伟的整体改造目标,而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自由,通过生活细节上的思想启蒙、言论表达和维权行动,特别是通过一个个维权个案的持续累计,来积累民间的道义资源、组织资源和博弈经验。当民间力量还不足以改变宏观政治的大环境之时,起码可以依靠个人良知和小群体协作来改变能力所及的微观政治的小环境,比如,资深新闻人卢跃刚、李大同等人对官权新闻体制的反抗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果,端赖《中国青年报》内小环境的健康。
3,无论不准自由的政权及其制度的力量多么强大,每个个体也要尽量争取把自己当作自由人来生活,即力争过一种有尊严的诚实生活。在任何独裁社会中,当自由被自由的追求者们公开声张且身体力行时,只要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做到无所畏惧,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就将变成颠覆奴役体制的基础性力量。假如你还自以为具有人的基本良知并听从良知的召唤,那就把你的良知公开在公共舆论的阳光之下,让你的良知闪光,既让民间看到、更要让独裁者看到。
4, 既要决不放弃自由主义的价值坚持,也要奉行宽容原则,提倡多元对话,特别是在民间出现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选择之时,高调反抗应该把低调周旋当作一种补充,而不是自以为绝对英雄而横加指责。因为,即便是不同于政治强制的道德强制,也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宽容相距甚远。一个人自愿为自己选择的理想而付出巨大代价,并不构成去强制别人也为理想而作出同等牺牲的理由。
5,无论是体制内身份还是体制外身份,也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彼此之间都应该尊重其发言权。即便对那些依附官方的言行,只要不对民间的独立发言及维权运动构成强制,也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对转型策略的有益探讨,并充分尊重其发言权;而那些主张自上而下的转型方式的人士,也要对自下而上的民间探索保持足够的尊重。在相互尊重与平等对待的前提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主张之间的争论和对话,对于形成转型路径的民间共识,将产生更为有益的贡献。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此之谓也。
然而,宽容决不意味着默许暴政,也不意味着堕入绝对相对主义泥潭。自由主义的民间立场的底线,特别要坚决反对官方对民间言行的任何强制性压迫,无论这压迫以何种方式出现——恫吓、收买、整顿、开除、取缔、逮捕和立法——都坚决反对。
6,直面而不是回避独裁权力始终在场的制度常识,把改善民众的无权利地位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寄希望于明主仁君的降临。在民间与官府之间的博弈中,无论官方的政策如何变化,最要紧的是鼓励和帮助民间的维权运动和坚守民间的独立立场。特别是在歌功颂德者众而直面恶政者寡的情况下,致力于以体制外立场对独裁政权的批评和反对。官方决策僵硬时就逼迫它松动,官方态度松动时就乘虚而入,扩张民间的资源和空间,在支持体制内开明决策的同时,仍然要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的批评。
总之,中国走向自由社会的路径,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渐进改良,而很难乞灵于自上而下的“蒋经国式”革命。自下而上的改革需要民间的自觉,需要自发的持续的且不断壮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或民间维权运动。也就是说,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不追求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是通过渐进的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即依靠不断成长的公民社会来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权。
2006年2月26日于北京家中(首发《观察》2006年2月26日)
http://www.boxun.com/hero/liuxb/518_1.shtml

2009年12月18日 星期五

權術可以立威整人,但不能利民治國

【明報專訊】權術,客氣一點的說法叫謀略。筆者在讀史和分析現實政治時,深感作為一位政治領袖,的確需要有一點權術,但又不可有太多權術。舉個例來說,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個老實人,但他在任上便是缺乏了一點點權術,結果是既不能有效統率整個公務員團隊,也被一些權術家耍弄了,終於因施政不暢而下台。

而毛澤東恰恰相反,他卻是一位大權術家。從新中國成立以後,為樹立一己的絕對權威,對不同意自己意見的戰友,一再運用權謀,先用甲打乙,再運用黨內鬥爭,排除異己。繼而更把「政敵」置之死地,鬥爭之狠,史上少見。

從1954年利用高崗鬥爭劉少奇,59年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到67年文革開始打劉少奇、鄧小平,71年逼林彪外逃,76年再次批鄧反右。權力鬥爭,連綿不絕。但是,權術可以立威整人,卻不能利民治國。終於把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解放以後,毛頭腦發熱

在新中國成立後,按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構思,中國應該走一條國營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私有土地基礎上發展合作社經濟共同發展的道路,逐漸使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在政治上則應該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民主聯合政府。在國際上應該合縱連橫,利用矛盾,爭取對我國更有利的國際活動空間。

但毛澤東在掌權以後,頭腦發熱,立即點明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就是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急於要超越新民主主義階級,大步跨進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在國際上,拒絕與西方國家講統一戰線,只是一邊倒向蘇聯,使自己陷於孤立。

這個時候,劉少奇等人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他堅持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論,不宜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大膽提出「今天資本主義剝削是合法的」。這些理論,自然和毛澤東的看法發生劇烈的碰撞。

以高打劉、陰謀未逞

高崗主管東北地區,他當時摸透了毛澤東的「左」的看法,主張土改後立即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毋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雖然高的看法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但他因為有毛的講話精神作底,便公然抵制劉少奇所領導的中央組織部的指示。

1953年中央舉行「財經會議」,時任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積極串連,在毛的默許下策劃倒劉。但劉的威信和他的溫和穩健的看法深得黨心,倒劉在當年並不順利。毛往後察覺時勢不對,翻雲覆雨,反而拋棄高崗、饒石,在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把之打成「高崗、饒石反黨聯盟」。

毛澤東一向認為劉少奇穩健而切合實際的路線是「右」的,念念不忘反右。1955年發起反胡風的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957年更發動一場涉及百萬人的反右運動,其根源都是毛澤東要排除他執行「左」的建國路線的障礙,掃除劉少奇為代表的務實穩健路線。

大躍進、反右,「文革」先聲

1958年的大躍進和所謂「三面紅旗」,終於惹成餓死數千萬人的大禍。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代表人民鼓與呼。劉少奇也指出三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更使毛澤東十分惱火。但大躍進闖禍的確不小,黨內出現不少不同聲音,逼得使毛澤東還不能立即向劉少奇動手,但彭德懷等卻被打成反黨聯盟。

這時,已經種下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禍根,毛澤東為了排除「異己」,善於發動政治運動,來掩蓋黨內的權力鬥爭。

林彪看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欲望和堅持貫徹極左路線,趁勢而起,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功高震主,不能不再引起毛的猜忌,終於難逃折戟沉沙的命運。

毛澤東孤家寡人,無人可用,被迫重新用鄧小平,但又不能容忍鄧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的態度,再度把鄧小平打下去。

機關算盡太聰明

綜觀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到逝世這27年掌權中的權術運用,正應了《紅樓夢》中的說詞﹕「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中國有長期的封建歷史,歷代統治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權術,但心術不正,手段乖惡的,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妒忌有為的將相,當致家國於危險的境地。歷史上,趙王遷冤殺李牧,而自為秦虜;宋高宗殺岳飛,而抗金業;明崇禎獄殺袁崇煥,力而不敵清兵。自長城之舉,必然元氣大傷。從反右到反彭德懷,直至文化大革命清算劉少奇等大量革命元勛,以至林彪、江青等奸計得逞,國家已瀕於崩潰邊緣矣。

毛澤東熟讀史書,應知無數此等歷史教訓。可惜當權者總有迷惘的一面,偏聽則暗,何身邊小人當道。文化大革命中,毛竟只信身邊的幾個如毛遠新等聯絡員,自然發展到局面不可收拾的地步。

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事件,總令人覺得講得吞吞吐吐,不能自圓其說,也許正如《資治通鑑》所說﹕「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乎?

吳康民

hmng@puikiu.edu.hk

2009年12月15日 星期二

吳志森﹕爭論「5區總辭」 政治論述貧乏

【明報專訊】民主黨會員大會,以壓倒性多數否決「5區總辭」,並沒有出乎太大意料之外。

有相當歷史的民主黨,經營超過四分一世紀,太多人跟他們「搵食」,太多資產和包袱要承擔,太多權力和利益要保護,很難瀟灑得像大狀公民黨,即使總辭後輸得一敗塗地,揮一揮衣袖,還有收入豐厚的職業可以為生,也不像根本一無所有的社民連,輸了歸零從頭開始又怕什麼,說不定2012哀兵上陣,可以一舉打下五席江山,除笨有精。政治到底還是一種需要精算的事業,每黨心底裏都有個打得啪啪作響的算盤,這都是正常不過的事。

「5區總辭」,以泛民正式分裂開始,對痛惜民主運動的港人,當然感到無限唏噓,但分裂的代價付出了,但卻未能提升本地政治論述的能力,政治策略的運用也未見深化,單從這層次來看,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前途,無法不令人深深憂慮。

「5區總辭」由社民連提出,公民黨跟進,並提出必要時23泛民議員同時請辭,達到更大的衝擊效果,登時引來了不少掌聲,但卻未能解答不少既是原則又是技術的問題,試舉兩個:一、輸贏的定義,二、然後又如何。什麼才算贏?怎樣才是輸?如此重要的問題,我曾三番四次追問主張總辭的負責人,都支吾以對,沒有清晰答案。公投輸了,是否投票支持政改方案?贏了,特首賴皮不改阿爺不動如山,泛民的下一步策略又如何?問來問去,也說不出任何實質的行動綱領,可能根本心中沒底,只能見步行步,到時才算,如此重大的策略步驟,看來也相當兒戲。

「5區總辭」無法真正改變什麼

總辭方案,吸引了不少較為激進的政治老中青,遊行抗議絕食示威都做過了,舊方式老方法根本沒有效果,在死胡同中苦無出路,如此政治悶局,「做??,好過乜都唔做」「激?,衝擊大?」,這種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奪權的政治號召,沒有什麼實質內容的政治口號,原來也有極大吸引力,反映港人壓力沉重,正等伺機爆發的一天。

否決「5區總辭」的民主黨,也是論據貧乏,無論是元老振振有詞的指摘「總辭」是「冒險主義,逃跑主義」,還是當權領導擔心的「維持不了否決權」,又或口號式的「反倒退,不撤退」,都回答不了「總辭」支持者提出的質疑:「呢個又唔得,?個又唔好,咁你又提出過乜?可行?爭取普選?方案?」整整齊齊留在議會內,即使否決了2012政改方案,那又如何?香港的民主步伐就能寸進嗎?功能組別就會消失嗎?能保證2017、2020會出現真正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嗎?

「5區總辭」無法真正改變什麼,留守議會也無法打破悶局,進退不得,可能,這就是我們無法迴避必須面對的真正困境。

samngx123@gmail.com

http://news.mingpao.com/20091215/fad1.htm

2009年12月10日 星期四

葉健民﹕普選與政治特權無法共存

【明報專訊】什麼是普選人大說了算?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架構,她的法律詮釋自然是最權威的理解,這點從法理上毋庸置疑。但假如說,倘若她認為目前的功能組別也是合乎普選原則的話,實在有悖常識理解,也難以為港人所接受。港人大抵不會進行武裝革命,抗爭到底,但硬把這種強詞奪理的歪理說得「合情合理」,說什麼民主普選一直以來原來只是港人的一廂情願的美麗誤會,這無疑會傷透廣大市民的心,也會摧不少人對港人治港原則的殘存寄望。這種做法,不單對解決目前的政治死局毫無幫助,而只會為激進的聲音提供更多彈藥,使政治抗爭衝突不斷升溫,徹底扼殺任何對話談判的可能性。

偷換概念 把兩地間信任徹底摧

自1980年代以來,追求民主理想的朋友自然知道路途遙遠,要說服各界接受政治公平、普及選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大家都願意一步一步走過來,為每次區議會、市政局和立法會選舉費盡心力,以求樹立楷模,希望能以事實說明民主選舉不會出亂子、港人民智具備選舉條件,以說服各方接受民選議會才是制約政府、體現公平、解決分歧的正道。重要的是,一路上中央領導人一再表示這種以政治平等為基礎的制度終會在香港出現。1980年代趙紫陽執筆向香港大學學生會回信,明確表明「港人民主治港」是回歸後「理所當然」的管治秩序。我們也不知道聽過多少次親中陣營煞有介事的告訴我們,《聯合聲明》中沒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的一句,這一條只在附件一的中方基本政策說明中清楚列出,說明北京對回歸後實踐民主的執著與承諾。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第68條的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席是由普選產生的目標」,看來也是十分確切的承擔。這些文獻和言詞都清楚而重複地向我們展示中央在港發展民主的意圖,而港人一直以來接受回歸認同港人治港的理想,正正建基於這一連串的政治信息。倘若今天有人以為只要指鹿為馬偷換概念,便能解決問題,不單是無視中港兩地間這份政治契約,也是要把兩地間的信任徹底摧,將中港間的矛盾推進一個死胡同。

普選就只能有一種定義,就是在選舉安排上體現政治平等的原則,具體地是指在提名權、參選權以至投票權為全體公民所享有,並在這3個環節安排上均須呈現政治平權的精神。這就是說,只要是具備公民身分的人,都不應在提名別人或自己參選時,受到不合理限制(例如膚色、性別、財富、職業),而每位公民手中一票的價值也應大致相同(例如每個選區的選民人數不應存在太大差別)。從這種角度來看,清楚可以看到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與上述的普及而平等選舉原則的鴻溝。功能組別由港英在1980年代引入,是由政府主要按行業分類經濟活動去決定哪些界別對社會特殊貢獻,繼而賦予界別內具代表性組織推選成員進入立法局的權利。合乎這些資格的界別的選民數目大概有20萬,佔全港合資格選民數目5%左右。每個界別的選民人數不同,由幾百至數萬都有,但分區直選每區選民卻為70萬左右。換言之,這批特權分子所享有的一票的影響力較之只有分區直選一票的普羅市民不知高出多少倍。而在提名與參選方面,功能組別選舉整個過程都只限於與其界別相關人士參與。因此,整個制度無論在提名、參選與投票過程都限於少數人士,而非全港公民,也難以談得上什麼普選。

「優化」建議難稱得上真正普選

是非黑白清楚擺在眼前,還有什麼方法在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席是由普選產生」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功能組別?到目前為止,決心要捍衛功能組別的朋友始終沒有提出一個既合乎《基本法》的普選要求、政治上又行得通的建議。坊間一直有流傳一種建議,是把現有功能組別改為一種提名機制,先由有關組織提名候選人,候選人可以是來自界別內或以外,然後交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決定誰人最終能晉身立法會。這種「優化」建議雖然在參選權及投票權下符合普選精神,始終提名過程不能合乎政治公平原則,也難以稱得上是真正普選。更何在政治上,這種方案根本無法討好任何一方,更遑論爭取廣泛支持。對既得利益者來說,由此產生的所謂功能界別議員由於要經過全港市民投票授權,他們的行事準則自然會出現根本變化,會否全心全意捍衛業界利益存在一大問號。對於堅持政治平等的朋友,對功能團體對提名權的壟斷,自然難以接受。政府對能否與這批既要滿足業界又要取悅市民的議員,建立與傳統功能組別議員大致相同的伙伴關係,恐怕也是沒有把握。

近期也出現了另一種意見,是以全體民選區議員作為「功能組別」提名委員會,讓全港市民參與選舉及投票。這較諸分區直選,這個「優化」方案為既得利益者保留了一層「保護」——狹窄的提名機制,而這種「保護」也有異於上面提及的傳統功能組別提名辦法,任何利益團體要取得提名權,已不能再等待政府分派欽點,而是必須首先透過公平開放的區議會選舉去取得控制權。當然,現有的功能組別是否認為這種「保護」足夠,卻是另一回事。這點有機會可以再作詳細討論。

各種平台明顯向工商界傾斜

想盡辦法去保留功能組別,要維持所謂的「均衡參與」的原則,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要保護工商界的決策發言權。中央政府一直深信要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必須保住本地資本家的信心,而他們的政治特權,是維持他們對特區支持的關鍵所在。資本家的個別利益是否一定與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運作完全一致,值得爭議。在市場壟斷、勞資關係、人力資源投資等問題上,清楚可以看到政府過分向商界傾斜可能會出現的各種惡果。而即使保護他們的「發言權」,也應該以一個全局的角度去分析。實情是在立法會以外,我們整個公共決策過程都為工商界設留了大量位置,確保他們有機會參與其中。特首的選舉委員會、行政會議、各種法定組織以及重要的諮詢委員會等可以支配龐大公共資源、具有法定權力的各種平台,實情已明顯向工商界傾斜。

要突破眼前的政改困局,中央以至特區政府既要設法擺脫那種予人千方百計要保留功能組別的感覺,同時也應對如何在未來兩屆立法會中把傳統功能組別的數目和比例逐步減少方法進一步闡述。

明確的功能組別退場安排論述,啟動政治特權的倒數程序,是實質的政治談判與對話的起步點。

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

林和立: 中共強化全天候防控網

2009年12月10日

黨政部門黑箱作業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在眾多機關中最隱蔽詭密的首推國家安全部。所以安全部部長耿惠昌月初在天津市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的會議上高調亮相且發表宏論,特別矚目。遺憾的是,耿部長的講話說明神州正全速演變為「警察國家」,公檢法幹警與特務權力越來越大,法治與人權則加快倒退,令人不寒而慄。


安全部門大量招聘
首先,耿部長與天津市書記兼政治局委員張高麗等高幹證實了自去年藏民騷亂開始,各大中城市紛紛成立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由第一把手掛帥,領導全民進行「反分裂、反滲透、反顛覆、反竊密」鬥爭。天津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組長張高麗強調「國家安全關係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他呼籲幹部與民眾發揮天津作為北京「護城河」作用,加把勁保穩防亂云云。耿部長的講話更充滿文革式語言,他勉勵各情治單位人員要「充份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和政權優勢」,健全「群防群控」機制,並「構築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務必打贏新形勢下維護國家安全的「人民戰爭」。據了解,因為沿海包括京、津、滬地區的外國人與港澳台人士龍蛇混雜,安全部門近年大量招聘人手,包括會英語懂電腦的大學高材生加入特警、特務行列。
同時,在中央政法委、安全與公安部門的督導下,全國大部份城市與縣一級政權正在構建「維持社會穩定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個別富庶城市甚至主要街道都成立維穩綜治辦,目的是防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破壞活動,把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公安部長孟建柱最近透露,全國正建立「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的防控網,包括街道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防控網等「六張網」,除了針對實質的顛覆搗亂外,亦要防止敵對分子在網絡進行打擊國家安全的陰謀,孟部長更宣稱,「網絡已成為反華勢力對中國進行滲透破壞的重要手段」。

怕有一天人民醒覺
耿部長與孟部長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指示,證明中共雖然表面上孔武有力,且專政機制無孔不入,但實際中南海諸公在高高的紅牆內非常心虛,已草木皆兵。稍微認識中國「反對力量」的人都知道,國內的異議分子,包括北京視為洪水猛獸的維權律師與非政府組織領袖都是非常溫和的「建制內改革者」,他們只要求各級幹部遵守憲法並依法辦事,從未主張推翻中共。至於中共的境外「假想敵」,如美國的中情局等在大陸的活動比起「六四」前已明顯收斂。說到底,全天候防控網的對象是廣大老百姓!中共執政集團貪污腐敗已積重難返,合法性每下愈況,中南海怕得要死的是,有一天人民會醒覺,並高聲向這個拒絕改革的政權說不!

林和立

2009年12月2日 星期三

大國沉淪

「在這樣的『經濟奇蹟』背後,是制度腐敗的奇蹟、社會不公的奇蹟、道德淪喪的奇蹟、揮霍未來的奇蹟,不僅是經濟成本和人權成本極為高昂的奇蹟,更是社會綜合成本難以估量的奇蹟。」


「中共權貴主導的『強盜式和裙帶式相混合的資本主義』,他們積累的巨額財富不是靠商業智慧、吃苦節儉、發明創造和公平競爭,而是靠特權掠奪全民資源,他們輕易到手巨額財富也不會用於造福民間和回饋社會,而是轉移國外和盡情揮霍。」


想 要引用的同樣精闢的評論極多,事實上,整本評論集,句句話都值得引用,每一篇都一針見血、用極淺白的文字,道出了當今中國的狀況。這是一本中國現狀的通 鑑,讀了它,就能知道現在的中國是怎麼一回事,知道在表面的「進步繁榮」之後,匿藏着如何可怕的實情,明白在錦繡覆蓋下的屍體已經腐爛到了什麼程度!
是誰,有這樣的萬鈞筆力?


劉曉波。記住這名字,他是當代偉人,二十多年,矢志不渝,為救中國而努力。他是一介書生,無權無勇,以文章為戰鬥工具,對抗種種來自極權的迫害,「不識時務」至於極點。以人性的光輝織出他身上的光環,是黑地獄中少見的明燈。


《大國沉淪》,副題「寫給中國的備忘錄」,劉曉波著,允晨文化出版。收錄了五十餘篇評論,值得用所有的美好形容詞去形容。但是只要讀上幾篇,就可以知道,所有形容詞都沒有用,都不足以形容文章的精采。


人人都應該讀這本書,當然,若對中國漠不關心,自作別論。而更要向之特別推薦的,是那些以為真的大國崛起了的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2009年10月31日
子曰:必也正名乎。所以,「建國六十周年」這個說法,真值得商榷。國,早已在,不是共產黨建出來的。有人稱之謂「建政六十周年」,庶幾近焉。或說,建立新中國六十周年,也差不多。差不多,是因為並非完全對,因為中國共產黨早已建立過一個不同於當時中華民國的新中國。不錯,是兩個中國,國中有國。
那個中國,國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成立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此國成立之日,也有盛大的閱兵儀式,由中國共產黨主持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六十三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
這個國家成立儀式,絕非兒戲,十分正式,成立了中央政府,公佈了憲法,完成了建國應有的步驟。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王明對國家的評價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完全具備有現代國家的一切條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資格稱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國。」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中國的憲法大綱一共十七條,其中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的部份,有這樣的主張:「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
真不得了,比達賴更達賴,也比熱比婭更熱比婭,這或許就是這個中國後來無聲無氣消失了的原因?不然,大可慶祝「建國七十八周年」了,多過癮!
哦,對了,那個中國主要領導人有毛澤東、朱德等等,就是後來又建一次國的那批人,黨也一樣,藥沒換過,湯也沒有換過。


(倪匡)